公元638年（贞观十二年），唐太宗李世民给群臣出了一道思考题：“创业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因曾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故而认为：“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而侍中魏征却有不同见解，他说：“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资治通鉴·唐纪》）
基于实践阅历、理论水平、思想角度的不同，一道思考题当然可以有若干不同的解答。但面对两位宰相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又该如何评判呢？李世民坦然亮出了自己的观点：“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征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如果话仅至于此，不过是半斤八两，不偏不倚而已。关键是他后面的话：“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
这番循循善诱，令我们不得不承认李世民的辩证思维，至少对创业与守成的理论认识是符合辩证法的。创业固然不易，但守成更难。通常情况下，大多数帝王创业之初，没有骄奢的资本，没有享乐的条件，要想改变现状、出人头地，自古只有一条路——干，想让他停下来也不能够。这种境况下，创业虽“出百死”，却始终处于升势。而守成却不一样，有着“锦绣珠玉不绝于前”，有着“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还有着足以让其“精神麻痹”的吹捧逢迎。这种境况下，守成可谓“祸乱”四伏，稍有疏忽，便可能陷入万劫不复。
纵览历朝各代，从创业到功成名就，真正能守住“初心”者的有几人？商纣王帝辛，今日人人知其为暴君，但他即位之初亦曾十分节俭，粗茶淡饭、麻衣布履、勤于政务，因而万民乐业、八方宾服。后来得了臣下献的一只金碗，从配象牙筷开始一发而不可收，穷奢极欲、纵情淫乐，结果众叛亲离、百姓怨恨，在姬发大军面前，只好独登鹿台，“自燔于火而死”。
无论上述争论的结果如何，双方显然已在某种程度上达成共识：文化因传播而生。可见，一味否认和割裂文化生成与传播之间的关系是不负责任的。人们无法离开传播去探讨文化，无法离开媒介来探讨文化，也无法离开信息交流和社会交往来探讨文化。因而，传播活动是文化得以生生不息的必要途径。
唐明皇李隆基，登基之初，励精图治、刻厉节俭，颇有明君之范：生活上，他“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玉锦绣”。政治上，他虚心纳谏、勇于接受臣下监督，并重用“为人峭直，不干荣利”的韩休为相，从而创造了著名的“开元之治”。但执政后期，他也如商纣王一样，整日游乐于“花柳繁华地”，沉醉于“温柔富贵乡”，到头来落得个“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的结局。
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系。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监测制度是提升食品安全检测水平的关键所在，政府部门必须要设立从食品原材料到最后食品上市的全过程监督管理机制，利用法律来规范各个环节的质量审查，以此来降低食品安全问题出现的概率，进而提升我国食品的安全性。
其实，守成与创业相比，之所以难，就是因为在成功面前，人们大都选择了安逸，而不愿继续奋斗，不愿再过苦行僧式的生活。从本质来讲，最终是在安逸面前吃了败仗，自己打败了自己。“胜人者力，自胜者强。”创业之难，本质上属于“胜人（他）”；而守成之难，克制自己“行恣睢之心”的欲望，过好“权力关”“金钱关”“美女关”，本质上属于“自胜”，乃自己与自己过不去，往往会生出一种心理不平衡。因此，没有一种“以苦为乐”的境界，是决然做不到的。李世民本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虽然他深谙“骄奢生于富贵”的道理，并发出了“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的号召，但自己最终也没有跳出“失之于安逸”的怪圈。公元648年（即其临终前一年），他亲自为太子李治撰写了《帝范》十二篇，其中明确写道：“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显然，他要儿子不要学爹。这至少说明，他那个“守成”的号召，“自身硬”是不足斤两的。
而今，李世民早已走进历史，但“创业与守成孰难”的启示，迄今仍然鲜活。概言之：抑制安逸惰性，没有休止符；破解守成之难，须得终生防微杜渐。
图：刘昌海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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