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不是折中，不是中立，不是首鼠两端，也不是“既要、又要”式的全面，而是做出抉择。
史家小学的教育理念和中国古代书院的教育理念是契合的，古代书院追求的最大的目标就是成人的理念，演化到今天就是我们的人格教育。史家书院不仅仅是对古代书院这一形式的传承，更重要的是对古代书院教育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史家书院也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基地。
“中庸”之“庸”，通“用”，中庸即“中用”，也就是“用中”。“中庸”是在“两端”之间，做出最优的抉择。《中庸》里“择乎中庸”之语，一个“择”字，道出其义。
因此，“中庸”是“用”的，用于抉择——有判断、有衡量，有取舍、有决断。
什么是“中”呢？程颐以“不偏”释“中”，偏矣；朱熹以“不偏不倚”释“中”（朱熹《中庸章句集注》），更偏。
目前，实验室环境检测数据普遍是化验人员依据化验室分析的原始数据，进行检验项目结果的手工计算，经互审、实验室负责人审核后，进行汇总上报，再由相关部门的技术人员对汇总数据进行分析评价后对外报告．从原始数据的手工计算到互审、负责人审核并汇总上报共三审，其目的是消除人工计算、汇总及分析评价过程中产生的错误．但是，这个过程不仅浪费了人力、物力，还会因过程中某环节的疏忽出现计算误差、重复工作多，甚至有计算错误而导致决策的失误等问题．由于分析人员技术经验不足及结果报错，结果单位报出有误等造成样品测试结果随机误差较大[4]．由于检测业务的快速增长，人工处理过程也会引起检测报告延迟率上升．
首先，“用中”要兼顾“两端”。“用中”的目的，不是为了一方战胜另一方，而是做出对双方而言都是最优的选择。这意味着“用中”，不是斗争哲学，而是基于“和”的理念。这一点上，它与西方的“博弈论”大有不同，“博弈论”追求的是对己方最优的策略，为的是战胜对手。
中庸，就是在“两端”之间的无数可能性中做出一个“适中”的抉择。
其次，“用中”不可“执一”。“适中”的选择，要权衡“两端”之间各种可能性，不可执于“一端”；对于所做出的选择，也不可“执一”，还要考虑到因地制宜、应时而变。“适中”不是不变，而是必变，此时此地的“适中”，未必是彼时彼地的“适中”。《中庸》有言：“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礼记·中庸》）这“时中”之语，说的正是此意。
中者，“两端”之间，未必“两端”之“中”，以“适中”解释更为妥切。“适中”者，不是正中，可能偏左，可能偏右，只是其时其境，对“两端”而言，都是一个可能的最好选择。
如何才能在“两端”之间做出“适中”的抉择呢？
“权”的含义是，某些极端情境下，变通之举，也是“适中”之选。孟子举过一个有名的例子来说明：“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嫂子落水了，以伸手相救，虽有违“男女授受不亲”之礼，此时此地，却是合情合理的行为——这是一种“权”。
缺陷阶段指明缺陷是在哪个阶段引入的。指明是原来版本存在的或者新发现的，是重写函数时引入的还是修复之前缺陷时引入的。
孟子在“权”上，也多有论述，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孟子·尽心上》）不懂得“权”，人的思维方式就会从“执两”堕入“执一”。
第三，在极端情境下，变通也是一种“用中”。这里涉及“中庸”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权”。“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30》）意思是说，有的人，可以一起学习，未必能一起求道；有的人，可以一起求道，未必能一起成事；有的人，可以一起成事，未必能一起“权”。可见，学习之上，是求道；求道之上，是成事；成事之上，就是“权”。“权”，显然是更高的智慧。
钱锺书在《管锥编》中，于“权”有长论，说“‘权’乃吾国古伦理学中一要义”，其结论是：“‘权’者，变‘经’有善，而非废‘经’不顾，故必有所不为。’”（《管锥编·左传正义》）此处，“经”是原则，原则可变通而不可废，变通是为了“善”。“权”者，仍有“有所不为”的底线。
“中庸”之用，就是以“用中”做出“适中”的抉择，并在特殊情境下，以“权”应变。
那么，如何判断“适中”与否？又如何衡量“权”的对错？这就是“度”了。
水土保持监测对工程建设引起的扰动情况、开挖情况、水土流失的变化情况、各类水土保持工程的实施情况及防治效果等，做了相应的调查、记录，为实施监督管理提供了一定依据。通过水土保持监测，本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设计的各项措施，因地制宜的布设了水土保持防治措施，防治效果基本达到了方案的设计目标。目前已采取的防治措施对于防治人为及潜在的水土流失起到了有效防护作用，使项目区的水土流失强度减弱，落实了责任范围内水土流失防治任务。
（常朔摘自《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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