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超:新时代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探析论文

刘华超:新时代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探析论文

[摘 要]群众组织力是指党坚持群众路线、群众观点和群众工作方式,领导人民群众有效推进治国理政、维护长期执政地位、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能力。它是党领导能力体系的坚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也更为迫切需要着力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党只有通过不断强化基层组织建设、凝聚民心汇聚民智,锻造高素质的干部、纯洁队伍增强本领,完善群众工作制度、彰显权威注重实效,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统筹兼顾尊重多元,发挥网络媒体效能、组织群众强化服务等途径,才能不断提升党的群众组织力,不断扩大和厚植党的执政之基,巩固和维护来之不易的长期执政地位。

[关键词]群众组织力;领导能力;中国共产党

新时代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要始终坚持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这是党的十九大鸣出的最响亮的号角。党的长期执政能力蕴含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这个双重一体的能力构成。新时代首次提出要“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的重大论断,“四力”是融合互进的整体,共同构成了党的领导能力体系。党的血脉在于群众、根基在于群众、力量在于群众。弄清群众组织力在领导能力体系中的地位,发掘增强群众组织力的有利因素和主要问题,探寻增强群众组织力的有效路径和努力方向,对于提升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领导党和执政党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时代党的群众组织力的基本内涵与重要地位

群众路线、群众观点和群众工作方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传家宝”与政治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领导群众,是群众路线、群众观点和群众工作方式在党执政实践中的基本要求和具体体现,实现长期执政、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则是党的执政使命和奋斗目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成败”[1]309。换句话说,脱离群众,党必将难以跳出政党执政兴亡的“历史周期率”,进而丧失来之不易的长期执政地位。由此看来,党的群众组织力就是指党坚持群众路线、群众观点和群众工作方式,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领导群众,有效推进治国理政、维护长期执政地位、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能力。群众组织力既是党长期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组成党领导能力体系的坚实基础和力量源泉。因此,在新时代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破解党开展群众工作的难题、化解党脱离群众的风险、践行党的执政使命、实现党的执政目标,就需要综合施策、多措并举,持续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进而不断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2]。

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是党的领导能力体系的四大构成要素。在“四力”当中,群众组织力是党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社会号召力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建党近百年来党领导群众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巨大成就的根本保证。群众组织力强调了党的“两个先锋队”性质,并蕴藏着党的根本宗旨。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才能凝聚力量。回顾党的近百年建设历程,可以发现,无论是环境异常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改革开放年代,人民群众始终是党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动力之源。立足新时代,以组织群众、动员群众、领导群众的群众工作视角来看,党的政治领导力主要体现为组织动员群众大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党的思想引领力和社会号召力主要体现为继承和发展党的优良传统,坚守为民、务实、清廉、高效的群众路线,汇聚党心民心,增强党和国家团结统一。这也即是说,进入新时代,党若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要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汇聚13亿多人的磅礴之力,稳步向着伟大梦想迈进。正如列宁所说:“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判断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3]347因为,群众觉悟的提升,国家力量的凝聚,关键在于党的正确领导和组织得力。由此看来,党的群众组织力是党领导能力体系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其本质是党的基础领导能力。

2.6 989名孕妇中户口属地和文化程度对口腔知识的了解及口腔健康行为情况 城市户口和高学历孕妇对口腔知识的了解及口腔健康行为优于农村户口和低学历孕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5、表6。

二、新时代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的有利因素与主要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也更为迫切需要着力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因为新时代为提升党的领导能力积聚了丰富的经验、物质、组织、技术和人员保障,但同时也面临着基层组织领导能力弱化、社会需求多元、干部队伍腐化、制度权威缺失等诸多问题。

(一)新时代增强群众组织力的有利因素

坝坡抗滑稳定计算采用刚体极限平衡法,土体抗剪强度指标采用有效应力法计算,滑裂面按圆弧面考虑,抗滑稳定安全系数计算公式采用简化毕肖普法,计及土条间作用力,浸润线以上按湿容重计,浸润线与边坡外水位之间按饱和容重计,边坡外水位以下按浮容重计,地震惯性力考虑水平向及垂直向。

著作权法为戏仿设置权利例外规则,是基于创作的基本规律;而为商标戏仿设置权利例外规则就不仅如此。这一点主要是由著作权合理使用与商标合理使用规则的差异所导致。如前所述,广义的商标戏仿包含对商标的符号性戏仿,但该种戏仿一般属于对商标符号的描述性使用,并未真正使用商标的指示功能。也就是说,著作权法上的合理使用必须以构成作品性使用为前提,而对商标符号的合理使用则并未涉及商标性使用。至于狭义的戏仿行为,则建立在他人商标性使用被戏仿商标的基础上,其是否侵权则需要进一步考虑是否有具有导致混淆或淡化的可能性,该种正向的侵权认定逻辑亦不同于著作权法对于戏仿的权利例外设计,下文将进一步阐述。

一是党的基层组织和部门由于长期以来存在领导虚化、弱化和边缘化的问题,部分党的基层组织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有所减退,人民群众与部分基层组织疏离感、冷漠感不断增强,出现了一些邪教组织、宗族恶势力、基层黑势力等与党争夺群众的不良现象。如以邪教组织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邪教组织受多重因素影响也在不断发展。1995年以来,中国政府先后认定了23个邪教组织。其中,除法轮功外,冒用佛教名义的邪教组织4个,冒用基督教名义的邪教组织18个[7]20。上世纪80年代,邪教势力大多在偏远地区活动,上世纪90年代新生邪教多以中心城市为基地扩张,进入21世纪,当代邪教势力开始出现国际化的趋势[8]。

三是网络信息技术更加发达,联通渠道更加广泛,联系方式更加方便快捷。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8.5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1.2%;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8.47亿,占总体网民的99.1%。我国网民的人均每周上网时间为27.9小时,且网民数量和上网时间总体呈上升趋势。我国10-39岁网民群体占网民整体的65.1%,其中20-29岁网民群体占比最高,达24.6%;40-49岁网民群体占比由2018年底的15.6%提升至17.3%;50岁及以上网民群体占比由2018年底的12.5%提升至13.6%,互联网持续向中高龄人群渗透。我国互联网政务服务整体水平持续向好,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5.09亿,占网民整体的59.6%。其中,297个地级行政区政府已开通了‘两微一端’等新媒体传播渠道,总体覆盖率达到了88.9%”[5]。这标志着中国社会已经进入网络新媒体时代,为党组织和动员群众提供了新的选择路径和便捷方式。

经过八年的开发式扶贫,国家贫困人口极大减少,剩余贫困群体主要分布在自然条件恶劣的老、少、边、穷等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扶贫工作进入攻坚阶段,这是“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出台的历史背景。“八七”扶贫攻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具有明确目标、对象、措施、步骤的系统化的扶贫行动纲领,它在扶贫开发的基础上,采取了东西协作、部门定点、劳动力转移、国际合作等多样化、多元化的扶贫模式,划定了592个国家级重点贫困县,标志着扶贫思路由全面性转向重点性,扶贫范围由全国性转向区域性,显示了我国的扶贫事业日渐成熟。在这些贫困县中,农村贫困人口依然是主要的贫困群体,扶贫攻坚自然成为这些地区“三农”工作的主旋律。

二是新时代有着更好更丰厚的物质保障和经济基础。“截止到2018年底,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突破90万亿元,外汇储备保持在3万亿美元以上,货物进出口总额超过30万亿元,实际使用外资1383亿美元,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4],人均收入已接近1万美元。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经济总量和物质基础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为实施党的全面领导,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厚物质保障。

(二)新时代增强群众组织力面临的主要问题

大学生创业基地的发展要重视与资本市场进行对接,才能让有市场前景的大学生创业项目得到成长和持续发展,这些大学生创业项目的成功将会促进其他学生创业意向的提升,对大学生创业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这也是大学生创业教育环节中一个重要环节。然而与资本市场的对接在大部分湖北省属高校的创业教育中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这种情况希望能够引起学校的重视,学校可以主动与各种风险投资公司进行接触,双方可以建立起常态化的联系。

二是部分领导干部“四风”问题严重、宗旨意识淡薄、权力观政绩观错位、腐败问题突出、特权思想浓厚。这些问题体现在工作和作风上即表现为联系群众、沟通群众、宣传群众、服务群众的能力严重缺失。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党的群众组织力下降或缺失的严重性。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被立案审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党的各级领导干部153.7万人,其中厅局级干部8900余人,县处级干部6.3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5.8万人。全面从严治党尽管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仍旧任重而道远。

一是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联系、依靠、组织、动员、教育和领导群众的经验。“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1]765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肌体的“神经末梢”,是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重大战略部署落到实处的“战斗堡垒”和“桥头堡”。它直接与广大人民群众接触,天天与人民群众打交道。因此,党的战斗力和生命力、凝聚力和号召力的强弱,根本在于党的基层组织是否建设得坚强有力。在武装革命时期,党通过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宣传群众,极大地汇聚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通过组织动员全国各族人民踊跃投身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党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组织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破除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对于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唯有不断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才能真正发挥党强大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进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实的执政基础。

四是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出现了重大变革。当前,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和新业态,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社会主体的职业选择和就业岗位取向越来越具有灵活性、多元化、多变性。于是新兴社会阶层和新型利益群体不断涌现,社会阶层结构逐步由“两阶级一阶层”转变为更为多元的阶层结构。如有的学者以利益分配为标准把社会阶层分为“特殊获利者集团、普通获益者集团、利益相对受损集团、社会底层集团”四个社会利益集团[10];有的学者则以职业分类为基础,把社会分为“十大阶层”[11]7-10。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固定职业者将变为自由职业者,“单位”对个人的约束作用在迅速下降,个人越来越具有自由的选择空间和余地。“新的职业在不断涌现,新的社会阶层规模在不断扩大,四处传播着各种信息和能量,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党的社会凝聚力正在下降。”[12]

三是党开展群众工作的体制机制不完善、不健全、执行不力。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强调政治宣传意味的宏观制度较多,由人民群众参与制定、突出刚性约束、具体易操作的中观和微观制度较少,开展群众工作体制机制的权威性不足。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要立足当前,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建立健全促进党员、干部坚持为民务实清廉的长效机制”[9]379。因为,建立健全群众工作制度,注重发挥制度实效,彰显制度权威是增强群众组织力的根本性保障。

四是党员队伍不断扩大,党员构成日趋合理,基层党组织覆盖率不断提升。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059.4万名,比上年净增103万名。党的基层组织461万个,比上年增加3.9万个。党员队伍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4493.7万名,占49.6%;女党员2466.5万名,占27.2%;少数民族党员664.5万名,占7.3%。城市街道、乡镇、社区(居委会)、行政村党组织覆盖率均超过99%;机关、事业单位和公有制企业党组织覆盖率分别是99.7%、95.2%和90.9%;全国有158.5万家非公有制企业法人单位建立了党组织;26.5万个社会组织法人单位建立了党组织”[6]。这些都为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提供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组织保障。

五是中国加速进入“个体化社会”,“去组织化”趋势日益明显。随着网络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全球化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信息资源的获取和利用将更加快速、便捷,中国正在并将加速进入“个体化社会”,党组织的凝聚力将会呈现“离心化”态势。因此,怎样有效利用新媒体和网络信息技术做好群众组织工作,对党提出了新的考验。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通过多种途径予以积极应对和解决,这样才能不断凝聚党心民心,重塑党的领导形象和执政权威,巩固和维护党的长期执政地位。

三、新时代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的有效路径

(一)强化基层组织建设,凝聚民心汇聚民智

欲筑室者,先治其基。对于党来说,落地才能生根,根深才能叶茂。党的基层组织就是党得以实现长期执政的大厦根基。鉴于此,习近平在2018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要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指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要健全基层组织,优化组织设置,理顺隶属关系,创新活动方式,扩大基层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13]。基层党组织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首先,基层党组织任何时候都要成为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先锋,切实贯通党治国理政的“最后一公里”。基层党组织做到人民群众在哪里,党的方针政策就要落实到哪里;人民群众在哪里,基层民主建设就要扎实推进到哪里,以充分保障基层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其次,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约束,提升基层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的理论水平和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动员群众的能力,为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排除基层政权干扰、净化修复基层政治生态、打赢脱贫攻坚战并最终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不断积蓄力量。再次,基层党组织要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式方法。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凝聚民心汇聚民智,这是一个系统过程:集中群众分散意见——系统分析研究——形成政策输出——工作实践检验——再次集中群众意见,如此循环往复,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14]899。这就要求党的基层组织和领导干部在群众工作中要放下架子、扑下身子,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深入基层、融入基层,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凝聚民心汇集民智集中民力,把群众的智慧和诉求变成党的主张和政府决策的有效依据,把党的正确主张和政府的科学决策坚决贯彻落实到位,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锻造高素质的干部,纯洁队伍增强本领

为政之要,贵在得人。育才造士,为国之本。新时代要做好党的群众工作,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关键在于要锻造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符合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数量充足、充满活力、高素质和专业化的群众工作干部队伍。打铁必须自身硬。一是要做好群众工作队伍的培养、选拔、管理、使用的整体规划并提供坚实的基础保障。即要“建立源头培养、跟踪培养、全程培养的素质培养体系;建立日常考核、分类考核、近距离考核的知事识人体系;建立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人事相宜的选拔任用体系;建立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的从严管理体系;建立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彭劲的正向激励体系”[13]。二是要严格执行党的群众纪律和畅通违纪反映渠道。党的群众纪律绝不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留在口头上的一种形式,而是全体党员领导干部开展群众工作必须严格遵守的刚性约束。全党要坚持不懈地整治“四风”问题,巩固和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持之以恒开展反腐败斗争,强化党员领导干部的宗旨意识,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用严格的纪律约束和纪律监督纯洁优化党的干部队伍。不断“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的群众基础”[15]65。三是在群众工作中决不能犯“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的错误。“要群众信任,决不仅仅依靠权力,更主要是你的人格魅力和工作能力,靠你做群众工作的做法和本领。”[16]“命令主义”的错误在于超前于群众的觉悟程度,“害了急性病”;“尾巴主义”的错误则在于滞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害了慢性病”[14]1095。在群众工作中党要树立服务意识、增强服务理念,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群众关切,拜群众为师、向群众学习。“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雪中送炭,纾难解困,扎扎实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最困难最忧虑最急迫的实际问题。”[17]264只有这样,群众才愿意跟党走,党才有号召力和组织力。否则,就会出现“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16]的状况。“很多场合,我们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失语的状态,怎么能使群众信服呢?”[16]

(三)完善群众工作制度,彰显权威注重实效

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绝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持续抓、长期抓。制定和执行科学完善的群众工作制度,注重发挥制度实效,彰显制度权威则是开展群众工作的根本性保障。完善群众工作制度,一是必须要有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反映群众意愿。只有这样制定出来的制度才“接地气”,才能突出制度权威性、现实性和可操作性,才能发挥长久的制度效力;“拍脑袋”制定的群众工作制度,必然会流于形式、变成口号,缺乏可操作性和刚性约束,疏离党群关系,削弱执政之基。二是要畅通人大、政协、各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等民意沟通渠道,建立健全群众沟通和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强化群众沟通,全面反馈民意,充分释放民怨,积极回应民众诉求。具体来说,就是要将群众法治教育制度化,把群众利益诉求完全置身于法治化范畴;就是要构筑制度化的协商平台,多维度、多层次、多渠道充分表达群众利益诉求;就是要推进政务公示公开制度,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话语权和知情权,保护群众合法权益免受伤害;就是要建立社会风险事件预警评估制度,切实解决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防患于未然[18]。只有这样才能充分释放民怨,全面反馈民意,辅助党和政府尽快解决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为建立和谐稳定的党群关系构筑坚实的基础。三是完善群众工作评价制度,健全干部考核激励机制。习近平指出,“干部业绩在实践,干部名声在民间。要带上‘望远镜’‘显微镜’,对干部近距离接触、多角度考察,多到基层干部群众中、多在乡语口碑中了解干部,使选出来的干部组织放心、群众满意、干部服气”[13]。具体就是要充分发挥党在干部考核评估中的主导作用、人民群众的监督主体作用和第三方评价机构的中立客观作用。充分激发干部联系群众、沟通群众、服务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改过去群众工作“唯上”不“为下”、“公仆”变“主人”、脱离群众、损害群众利益的工作方式和工作行为。

(四)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尊重多元统筹兼顾

当前,传统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方式已被打破,新的组织结构与组织规范还未完全形成。同时,利益群体主体多元化、个性化、原子化、去组织化趋势日益明显。因此,党必须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和新业态需求,积极融入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密切联系、强化服务。另外,还要增强组织认同以提升群众组织力,实现对整个社会基层的再组织化,不断维护和稳固党的执政之基。一是要转变思维观念,密切与新兴阶层主体间的联系。新兴阶层主体是市场经济和社会结构不断变迁的产物,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他们的集体意识逐渐弱化,个体意识逐渐觉醒,利益需求更趋于个性化和多元化。由于“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9]187,所以在开展群众工作时决不能搞“一锅烩”“一刀切”,而是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人施策,因群施策,尊重多元,统筹兼顾。二是要注重探索在新兴的社会阶层和多元的利益主体中创建党的新型组织。重新聚合因各种从业从岗原因与组织处于脱离、半脱离状态的老党员,同时还要注重发展、吸收更多的新型人才入党,强化党员的动态教育和管理,进而充分发挥好党的基层组织在他们中间的影响力和组织力。三是要着力改善民生,满足群众多元化的合理利益诉求。解决民生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依靠发展来解决,发展要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不断扩大经济发展总量的同时,要重点兼顾社会公平,多途径关注和解决群众主体多元化的合理利益诉求,着力解决城乡、地域、群体和个人差异,让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的“第一要义”和根本动力源泉所在。

(五)发挥网络媒体效能,组织群众强化服务

随着智能手机、PC的普及和广泛应用,以微信、QQ、微博、空间论坛等为代表的网络媒体平台已经在深度影响着公众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国已跃入网络新媒体时代。网络新媒体具有平台隐匿开放、主体瞬时互动、信息深度聚合、资源丰富共享、便捷不易控制等特点。结合其特点,我们应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充分发挥网络新媒体效能,服务群众、组织群众。对于网络新媒体,各级党和政府部门一定要改变观念,转变思路,创新方式,积极变革,适应时代,综合运用网络媒体平台,传递主流声音,主动、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调查显示,虽然当前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设有官方的微信、微博宣传平台,但并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舆论引导效能和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作用,这个问题必须要下大力气解决。今后党要充分融合运用微信、微博、QQ空间、网络论坛、公众平台app等网络自媒体平台,积极开发创建群众喜闻乐见的官方主流宣传网络平台app、网络党务政务空间和网络党务政务平台,让信息多流动、让群众少跑动。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的优势,扩大网络办公,服务方便群众,把“党的声音”及时准确无误地传达到群众那里,同时,及时把民怨民愤、民意民声全面准确地反馈给党和政府决策部门。以便党和政府能够及时调整政策、解决问题,满足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利益诉求,真正做到党群手挽手、心连心,不断提升党的执政形象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服务群众的能力与水平。同时,还要积极利用网络媒体及时公布不涉密的党务政务信息、工作进展情况和预期工作目标等,增强党务政务的公开化、透明化,自觉接受群众的全程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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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307(2019)05-0054-06

[收稿日期]2019-06-23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19JZD005)、2018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升研究”(18BDCJ02)、2018年度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18RWZD1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华超(1985—),河南淮阳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信阳师范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发展研究;臧秀玲(1963—),山东诸城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党政治比较、党的建设研究。

[责任编辑:栗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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