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内在关系哲学
——如何用可研究和解决的“矛盾”取代神秘的“悖论”
[美]伯特尔·奥尔曼1/文，刘建江2，王 晶2/译
（1.美国纽约大学 政治学系；2.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哲学系）
摘要： 大多数人在理解马克思时所遭遇的问题，不仅源自马克思理论本身的复杂性，而且源自其概念内涵的多变性。这种特别的做法可归因于马克思的“内在关系哲学”，它是马克思辩证法和他对抽象化过程（将我们内在的有关联的世界分解为最适合研究的“部分”）运用的基础。马克思语言运用的“灵活性”体现于那些他所认为的必要的用以捕捉资本主义复杂运作的不同的抽象的语言对应物之中。马克思的辩证法的范畴，尤其是“矛盾”范畴，是这一（抽象化）过程的好的范例。
关键词： 内在关系哲学；外在关系哲学；抽象化的过程；范围的抽象；一般性程度的抽象；视角的抽象；已发表的马克思（论著）与未发表的马克思（论著）；悖论与矛盾
一
希腊神话中有一个意义深远的故事，即斯芬克斯问俄狄浦斯“什么东西早晨用四条腿行走，午后用两条腿行走，晚上用三条腿行走？”在生命垂危之际，俄狄浦斯做出了正确回答：“答案是人，这个婴儿时期用四肢爬行，成年时期用两条腿行走，老年时期借助拐杖行走的生物。”像吸引当时的人们一样，这则寓言故事吸引我们的地方正是在于它的答案之显而易见，而它要求我们所回答的问题却隐晦不明。当然，人会行走；但是，正如我们所熟知的（也正如问题本身似乎表明的）那样，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就在于只用两条腿行走。有了这一假定，我们的关注点就指向了动物世界的其余部分。但是，这一假定以另一假定为基础，即人们本质上就是他们现在所呈现出来的样子。他们过去如何以及他们老去后将会成为什么——我们每个人一生中所经历的各个阶段——在确认我们是谁和我们是什么时被忽略了。
斯芬克斯的问题与它得到的回答所揭示的是，俄狄浦斯将一个人在婴儿期、成年期和老年期行走方式的真正差异看作是与我们是谁、作为人类的我们应该做什么内在相关的方面。他的答案——“人”不仅被斯芬克斯而且也被我们大多数人所接受，这表明将“人”的概念内涵延伸至包含生命的各个不同阶段这一做法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常识，同时也表明将（人生中）相邻阶段之间的关系从作为外在的关系向它们之间真正的（狭义的）关系的转换，并将它们视为同一整体中内在相关的各个方面是相对容易的。但是，大多数人在接触这个问题时所感到的困惑也表明，虽然以这种方式重新界定这一问题并不是特别困难，但意识到何时该这么做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认为，各种神话、谜题和悖论中所蕴含的大量智慧都源于承认它们首次呈现出来的要素之间有一种“同一性”。这些要素不仅彼此各不相同，而且在逻辑上也相互独立。我们都曾听过这样一个谜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理解为要求在这二者中做出选择，并且将我们对“鸡”和“蛋”的理解限定在它们当下所显现的方式上，那么，这个问题就没有答案。知道鸡生蛋、蛋生鸡这样的常识，会让我们很容易就拒绝谜题所提供的两个选择，但代价是也会让我们很轻易就略过这个谜题，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答案。然而，如果我们把鸡视为蛋的一种后期状态，把蛋视为鸡的一种前期状态，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解答这个谜题的正确答案了。答案就是“另一个”。一个看似关于两个独立“事物”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关于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问题。
对于任何一个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来说，资本主义所显现出来的、或许最令人费解的实例，就是我们周围存在着的各式各样的悖论。所谓悖论，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看似不兼容的事物，却设法做到了同时共存。在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当中，查尔斯·傅立叶（Charles Fourier）是第一个将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一些主要问题作为一系列使人困惑的悖论呈现出来的人。傅立叶问道：“（资本主义社会）如此巨额财富的生产怎么会伴随着贫困的增加而发生呢？”他同时注意到，创造力的飞速发展，使人们比以前生活得更加舒适，但这似乎与人们的工作时间比以前更长久、工作条件比以前更艰难，以及战争比以前更血腥有关系。他还发现，要使人们每周日在教堂里所听到的催人奋进的布道与在一周的其余时间里所发生在商业世界中的大量谎言、欺骗和盗窃相协调一致，是极其困难的。
小学数学课程是以学生探究为核心，数学教育的本质在于使学生逐步领会数学的价值，乐于探究，热爱数学，并树立数学意识，学会用数学的思维方式解决自身学习、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本文以一年级数学教学中的真实案例，从注重培养数学兴趣、注重有效思考和反馈、注重课堂合作学习、巧用多媒体及注重家校合作等五个方面，梳理了基于小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数学教学策略。
然而，资本家从来都没有受这些悖论困扰，或者说，他们至少没有像傅立叶所预料的那种方式被困扰，并且他们和他们的“雇佣工人”（马克思的术语）已经找到了处理那些悖论的其他方法。与设法解决这些悖论相反，资本家们总是最大限度地遮蔽、掩饰或否认它们，或者将它们视为“进步”所不可避免的代价，或者将它们视为一种自然现象。但是，他们最有成效的策略是推广一种将一个悖论的两个方面彼此区分开来，并将这两个方面从它们显现于其中的较大的（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情境中分离出来的思维方式。如果没有这一较大的社会历史情境，伴随着资本主义而来的财富的增加，似乎与同一时期所发生的贫困的增长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然而，如果将资本主义发展而导致的各种碎片化样式结合起来，我们甚至会注意到，能让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变得更加舒适的科技进步，实际上对大多数工人的生活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内在关系哲学是一种能使我们纠正隐藏在这些悖论（以及上文所述的神话与谜题）中的特定扭曲和变形的较大的准则兼世界观。
二
哲学家是一个坚信其学科涉及“基本”问题，并且不羞于承认对于这些问题几乎没有一致意见的人。据此，我绕过了诸如（各种不同形式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语言学分析、实证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实用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传统的哲学喜好，而将我们是否能以外在关系哲学或内在关系哲学为基础进行思考视为当下最重要的哲学问题。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我们采取何种立场，其他哲学传统所涉及的几乎所有的主题都深受我们所关注的关系的本质问题的影响。人们所偏爱的关系学派同样也会仔细权衡我们应当如何诠释、批判和运用借助于关系的本质问题而建构起来的任何哲学，以及各种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理论。这样的理论实在是太多了；但是所有进入这些领域中的东西都涉及一种或另一种关系。所有的这些关系，要么被理解成“外在的”，要么被理解成“内在的”；并且这两种方式中的一种或另一种所产生的影响——当然，与物质条件和阶级利益（它们本身是根据外在关系哲学或内在关系哲学组织起来的）一起——对于人们如何构建他们的世界（观）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主导着我们时代的常识和学术话语的外在关系哲学主张，“物”（社会科学术语，即“因素”）与关系同时存在，但二者在逻辑上是相互独立的。因此，原则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甚至完全消失，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认识这些事物的性质，以及我们界定这些指代它们的术语。而且，同样的方式可被应用于任何事物所经历的各个不同阶段。正如关系一样，对于事物本身来说，变化被视为某种已经发生过的（或即将发生的）外在的东西。因此，它的新形式被视为独立于先前的事物，而不是作为事物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或阶段。以这种方式组织现实，感觉和观念往往都只专注于小的、相对孤立的静止的事物，它们的多种关系和变化只有在“碰上”我们（或者我们遇见它们）时才会引起我们的重视。但是，变化和关系是这一“较大的社会历史情境”在现实的每个领域中的基本建制。如果把它们降为类似于一个整体情节不太受关注的戏剧中的小角色，就会导致大多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非全局性的、静止的和片面的思维特征。
相反，内在关系哲学主张，被认为是一个“物”的东西，无论其是否经历变化，也无论其是否与其他物有关系，就其本身来说，它是一个“过程”和一种“关系”。外在关系哲学所谓的物，变成一种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展的一种关系（或者是一个不断地与其他过程相互作用的过程）。外在关系哲学的追随者们所赋予的物的性质并没有被否定，而是被转化为某种可作为观察和研究事物之间的关系和变化视角的特征或时刻，被理解为事物的重要方面。
叶晓晓当天晚上回到了租住的房子。摄影的活接得多了，住在宿舍里就不大方便了，她和涂当在校外合租了一个小套间，说好是合租，所以一人分摊一半的房租。
当然，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理解部分与它所在的整体之间的关系。对于外在关系哲学而言，整体只不过是它已经存在的各个部分的总和，这甚至适用于那些结构主义者和主张其中某些部分可能与其他部分有内在联系的这一观点的系统性形式。如果把关系延伸至它们最远的极限时，内在关系哲学在将它的关系性部分视为整体的多种形式（尽管是片面的形式）时会更进一步。片面性是人们开始考察部分间的相互作用和变化，以及它在建立秩序、可见性和其余看得见的相对重要性方面作用的一个产物。这同样意味着，只有通过“充分”地研究构成任何一个整体的更多重要的关系，我们才有希望充分地了解它是什么、功能如何、有何趋向，以及我们如何影响它等问题。
但是，当整体从其关系性部分间的相互作用和变化中获得大部分独有的特征时，整体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作为构成其自身的成分模式的增长而获得一些附属于它的和单独的特征。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整体可以说是大于其部分之和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对其产生过主要影响的进程再次产生重大影响。① 对于马克思的内在关系哲学的探讨，详见[美]伯特尔·奥尔曼：《异化：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王贵贤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三、.树干涂药，防治果树的蚜虫、红蜘蛛和介壳虫等。可在距地面2米高的树干上涂抹氧化乐果农药。药液被树木吸收后能运输到树体各部位，害虫一旦取食就会中毒死亡，防效可达85%以上。如果在涂药部位包扎绿色或蓝色的塑料薄膜，药效更好。
看见我们视野范围内的所有东西与看见视野范围内我们所感兴趣的部分东西之间，有着关键性的不同；听见离我们很近的所有声音与听见一种独特的声音或嗓音之间，也有着关键性的不同；其他通过我们五官所感知到的东西也亦是如此。在感知任何东西时，我们通常专注于（特别注重作为关注的一种薄弱形式的隔离，或者简单地注意）该领域中那些向我们敞开的特定的感觉。我们都是这样做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到了抽象化的过程之中，这一过程对于我们学习和理解任何事物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所有的精神活动都会发生类似的事情。记忆、梦想、希望、畏惧、计划、构思——实际上，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思考任何事物——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专注于一些已经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可以用这些方式进行的东西。通常来说，我们只记得事情所发生的一部分，梦想也只是我们幻想的一部分，等等。
三
马克思是否赞同一种内在关系哲学？这样一种内在关系哲学又能为马克思带来什么？我们可以从马克思所赋予的“资本”概念的多重意涵谈起。在我们的社会中，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都用“资本”概念指代一个东西（用于商品生产的物质方式）或者至多两个东西（投入于商品生产的货币以及以盈利为目的的投资于相关商业活动的资金）。这些东西都被卷入于许多不同的关系之中；但从外在关系哲学的视角来看，资本是一种逻辑上独立于它所有关系的存在。
从另一方面来看，马克思是从如下几方面来描述“资本”概念的：
以上我所展示的关于资本的部分，同样也适用于价值。上文所示的那种“吮吸创造价值的力”的“价值”也是资本的一种形式；但商品、货币、利润、利息、地租和工资也被视为价值的形式，这使得价值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关系与“资本”一起共同拓展。
“社会生产条件与实际生产者分离而在资本家身上人格化的独立化过程……”[1]（p293）
“吮吸创造价值的力的价值”[2]（p658）
“不仅是若干物质产品的总和，并且也是若干商品、若干交换价值、若干社会量的总和”[3]（p725）
马克思还把工人称为“可变资本”，并且还指出“资本的概念中包含着资本家”。[4]（p167）他甚至还指出劳动与资本是“同一种关系的表现，不过是从这种关系的不同的两极出发而已”。[5]（p350）所有这些，以及还有许多被其他多数人视为外在于资本的关系，在这里都被视为资本本身内在相关的部分。
“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1]（p996）
对于“劳动”，情况也是如此。正如我们所见，马克思把劳动作为与资本“不同的两极出发”的“同一种关系的表现”；但他同样也说过“价值是劳动”。[1]（p922）所以，价值同样也是劳动的一种形式，通过经济主体间的等价交换，劳动的所有形式——商品、资本、货币、利润、利息、地租和工资——都成为价值的变形。因此，资本、价值和劳动——我们也可以增加商品、货币和阶级，鉴于它们对于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性——是一种包含了作为它们本质方面的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的所有关系，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各自提供的用以查看和联结它们所属的更大模式的独特“极点”或视角。① 关于马克思独特的语言实践，详见[美]伯特尔·奥尔曼：《异化：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王贵贤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一章；[美]伯特尔·奥尔曼：《马克思“阶级”概念的运用》，载《美国社会学杂志》1968年第73卷第5期，第573—580页。
在基于射频的无线能量传输系统中，部署了能量发射器或能量接入点(Energy Access Point EAP)以向分布式用户广播射频信号。为了收获由射频信号携带的能量，每个用户包含能量接收器以执行能量收割，通过该能量接收器将接收到的射频信号转换为能量。接收到的射频信号由整流器转换为直流(Direct Current DC)信号，整流器由二极管和无源低通滤波器(Low-Pass Filter LPF)组成。二极管通常是具有低导通电压的肖特(Schotty)二极管。然后使用得到的直流信号给充电电池充电，存储能量以备将来使用。
1.2.3 听力测定的测量方法 听力检查参照《声学 纯音气导听阈测定听力保护用》(GB7583-87),在本底值噪声<30d B(A)的隔音室内,由经过培训的专业医务人员使用美国GSI-61纯音听力计对所有对象进行左、右耳语频频段(500Hz、1000Hz和2000Hz)和高频频段(3000Hz、4000Hz和6000Hz)共6个频率的纯音气导听阈测试。
我在这里并非要阐释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而是意在阐明他用于分析的范畴之间的关系性特征。如果没有充分领会马克思取得其研究成果的概念性“工具”的话，那么，我们几乎不可能卓有成效地运用他所教给我们的东西。不幸的是，作为马克思独特语言实践基础的内在关系哲学，被广泛地批评为错误的和不可能的。
四
我在本文得出的马克思思想中内在关系哲学的重要性这一观点与我个人的一些经历有关。当我在撰写关于“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概念”的博士论文时，我越来越关注我现在所说的“帕累托问题”（Pareto problem）。意大利社会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曾经写道：“马克思的话语就像蝙蝠。你从中既可以看到鸟又可以看到老鼠。”[6]显然，许多人对马克思频繁地使用一些主要概念意指从稍有不同的东西到完全不同的东西感到非常震惊。当我在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首次认真尝试研究马克思主义并撰写主题为“英语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意批判史：从1870年到1940年”的硕士学位论文时，我可以说是上述问题的见证者，同时也是受害者。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旨在详述那几十年中每年都吸引最多批判目光的马克思主义与当时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之间的联系。然而，由于我那时很少读马克思本人的著作，所以我不能不赞同那些作者关于马克思所使用的概念内涵的看法，特别是由于他们都有一个或者多个引自马克思本人的言论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但是，对于马克思所使用的概念内涵的具体所指，那些作者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不同意见。
理智地看，正如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所指出的那样，上述立场是站不住脚的。若干年后，当我开始撰写关于“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概念”的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我决定要弄清楚“帕累托问题”的真相。我最初的做法是依据马克思的关键性概念将一个笔记本简单地划分为几个独立的部分，目的是为了用任何看起来像是定义性的语句来填充这些概念。我同样也用这种方法涉及了一些篇章段落，在这些篇章段落中，马克思以某种特定的意义使用了其中的一个关键性概念，使得它们的意思变得非常清晰。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我收集的评论越多，我着手解决的问题就变得越来越大，并且越来越神秘。我指的并不是现在流行的所谓的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区别，也不是指他针对不同主题、不同读者而写的不同作品的区别，而是他在同一作品中所使用的诸如“资本”“劳动”“阶级”等概念内涵的重要差异。虽然这些差异不像黑与白那样相去甚远，但它的重要性和高频度足以让任何一个对马克思著作的认真研读者产生重大问题。
自人类产生以后，我们思考现实的形式和模式获得了一种既来自我们自己又来自于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的形态和组织。我们对这一过程的最主要的贡献，源自我们感官的特征和限制，我们在与自然（包括彼此作为自然的部分）的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多重需求与利益，我们在我们的文化中所接收的不同类型的社会化（尤其是在学习一门语言的过程中，将现实划分为部分），我们的生活经历（特别是那些重复的生活体验）和我们在研究任何主题时的目的。在创造多样性的工作中有如此多的“主观的”因素参与，令人感到惊讶的并不是不同的人“看”世界的大量方式，而是他们在这些问题上有很多共识。
COPD多为高龄患者，其本身存在运动潜在风险，康复治疗时在获得良好疗效同时需要考虑患者的生命安全[8]，因此治疗前，需了解患者的病史，排除禁忌证，再行心肺运动试验获得患者的心肺功能，在患者训练时需要密切监测患者血压、心律失常、心肌缺血、血氧过低等运动受限因素。
我不记得我在何时第一次听说过“内在关系哲学”，但那肯定是在我早已进行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写作之后，我才开始认真研究它。我的兴奋感很快就来了；但是，当我告诉我的导师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我的研究内容时，他最初的回答是：“最后一位对内在关系哲学感兴趣的英国哲学家是因在莫顿学院（Merton College）屋顶练习手枪射击而臭名昭著的弗朗西斯·赫伯特·布拉德利（F.H.Brad⁃ley）。你真的想让你的名字跟这个疯子联系在一起吗？”这不是伯林经常所说的让我感到习以为常的哲学论点，但这些哲学论点也都随之而来了，同时也伴随着频繁的反对学术自杀（如果我坚持的话）的警告。正如熟悉《异化：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这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的人都知道，我确实坚持下来了，并且把内在关系哲学作为我之后所有关于马克思思想研究的不可或缺的框架。
五
如果一项关于马克思如何运用他的概念的实证性研究提供了一个关于马克思是否将其归因于内在关系哲学（作为唯一能解释其弹性含义的世界观）的答案，那么这仍然会带来一个问题，即是否任何人都可以真正思考和运用这样一种哲学。我似乎已经把这两个问题翻转过来了，但实际上第一个问题是比较容易回答的，一旦承认马克思（和黑格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赫拉克利特、怀特海、卢卡奇、马尔库塞、布拉德利以及在这一传统中的其他人物，也包括我对于异化概念的分析在内）有内在关系哲学的思想，并对其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作用，那就不能认为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同时，这一特刊① 《资本与阶级》（Capital&Class）2015年第39卷第1期是以“马克思主义与内在关系哲学”为主题的特刊——译者注。 末尾所列出的关于“内在关系哲学的参考书目”也提供了更多的例子。然而，至少有一个关于从事内在关系哲学研究的不可能性观点是值得被更充分地回应的，即如果把所有的东西都视为内在相关的，那么就没有任何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决定一种关系从哪里开始或结束，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对于任何无限期进行下去的事物的研究。
对于上述批评主要有两种回应，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形式的内在关系哲学。第一种和较为普遍的回应是，现实不仅包含让我们据以了解万事万物的性质，而且也使我们知晓一组性质不同于其他性质的界限。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把这些“组”设想成一种关系，并把它们视为包括它们在内的整体的其他一些这样关系的一个方面。简而言之，在这种解释中，部分不是问题，并且知道一个部分在哪里结束、下一部分在哪里开始——当然，也和每项研究的目的以及它们对相关方面的影响一起——使决定对任何一组关系的调查该延伸至多远，变得相对容易。这也使得那些持这种观点的人尽量贬低，如果不忽视的话，上文所提及的我特别关注的帕累托问题。
虽然另一种形式的内在关系哲学同样重视将各部分之间的内在关系与整体联系起来，但它始于追问“这些部分是从何而来的”。由于它们并不是被规定好了的在社会或自然中的截然不同的“部分”：这里所讨论的并不是物质现实问题——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内在关系哲学都是“唯物主义的”——而是这种内在关系哲学的组织方式和多种形态的问题。如果说本体论是指在人类认识现实之前，现实所固有的本质；认识论是指我们如何认识现实以及认识现实有何意义。那么，这一主张便是，本体论与认识论（相结合）有助于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认识一个事物并不是一个在我们头脑中反映它的问题，因为学习与它相关的东西——这是我们如何认识它的方式——涉及主要关注一些在我们面前的东西，并且以多种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它。这样，不仅有助于我们形成“存在什么”的观念，还有助于我们将其区分为不同的部分，并将这些部分以一种或另一种模式组织起来。对于人们如何分析现实的主要影响，也许来自现实本身所固有的本质；但在我们人类出现以前，它仅仅只是瞬息万变的和相互之间彼此交互作用的大量的物质特性而已。当然，这些特性之间也存在着许多相似与不同之处，它们注定要在帮助人们构建思考世界的元件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它们只是以多种可能性的方式存在着（由于上文所指出的相似与不同之处，一些方式会比其他的更加明显）。所以，自然，就是自然本身，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特性，依据这些特性人们今后将可以认识自然。
“有爱不一定就能维持住婚姻，再说了谁能说清楚什么是爱？你问何东他明白“爱”和“性吸引”之间的区别吗？”
在概念语义的使用上，马克思是随意的？还是漠不关心的？或者甚至像他的反对者所说的那样，是不诚实的？大多数马克思思想的追随者似乎都专注于马克思通常所赋予的一个概念的含义，或者他们自己所认为的对于马克思理论的最重要意义，或者最好地服务于作者本人对其理论的阐释。尽管这一阐释并不是很尽如人意；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找不到其他合理的解释。由于马克思使用大量的“带有弹性含义”的概念，我便开始问自己，问题的答案是否就隐藏在他的“世界观”之中。但是，在世界观中，什么可以使概念的弹性含义成为可能……甚至是必要的？
抽象的这三种模式在构建马克思辩证法的范畴中所有更一般的模式方面，如“数量/质量互变”“同一与对立”“矛盾”“形式”；“现象与本质”“调解”“对立两极的相互渗透”“质变”“前提/结果”“否定之否定”等等，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虽然自然和社会都包含许多这种关系的例子，但它们只有通过马克思的三种抽象模式的抽象化过程，才能取得稳固和可见的形式。这也使得马克思能够在一般的所有五个层次上运用这些范畴。这些范畴都是更好地关注不同层次——以及从每一层次上采取可行的不同视角——的观点变化和/或关系中更为重要的模式的方式。在这些范畴的帮助下组织事实，对于马克思如何以及采取怎样的模式思考、研究和理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红楼梦选读》《香菱学诗》一章的教学为例，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也会创设一些情境来调动学生学习兴趣，比如播放红楼视频、介绍香菱其人等，固然这样的情境创设对引出学习内容也有一定作用，但至多只是教学内容的一个引子，无法给学生以具体的教学任务引导。而如果通过《香菱学诗》的文本阅读，完成“香菱为何由黛玉而非宝钗教授学诗”“通过香菱学诗，你获得了哪些学习诗歌的启示”等学习任务，那么学生势必要带着这些具体的学习任务进行阅读，反复揣摩咀嚼品味。而这一过程，恰是学生素养形成和提升的过程。
六
那进献钓竿的部下难免有些不悦，但还是强打精神讨好说：“下端重才稳得住，用起来更顺手。”说着就将握把那一截拧下，使劲在地面方砖上敲打，笃笃有声，这还不算，他还高高举起那一截，朝地上摔去。一声脆响之后，那一小截钓竿完好无损。
理解“抽象”概念的主要困难在于，马克思是在四种完全不同而又密切相关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第一，马克思用“抽象”这一概念指代专注于世界某一部分的精神活动，或者是因为发生了引起我们注意的事情（例如噪音）；或者——如果我们有意识地选择抽象的话——是为了对它进行思考或采取行动。第二，它也被用来指代以（抽象）这种方式所分离出来的部分现实。如果说“抽象”在第一种意义上是作为一个动词来使用的话，那它在第二种意义上就是作为一个名词来使用的。第三种意义上的“抽象”是第二种意义上的抽象的一个子集合，其中由于分离出来的部分所包含的内容太少以至于人们无法充分理解其主题，考虑到运用“抽象”的人希望用“抽象”去理解它（的主题）是什么。一个仅限于没有约束或者没有摆脱约束，也不包含任何条件能让人们去做他们想做或愿做的事的“自由”概念，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所发现的大部分扭曲都来自这种有限的抽象。第四种意义上的“抽象”，即马克思称之为“真正的抽象”，与前三种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来自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的频繁重复，如买和卖，并在我们思考这种活动时注入了一种特定的模式。这种意义上的“抽象”不是取代了其他意义上的“抽象”，而是仅仅强调现实世界，特别是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的重复经历。它在确定我们思考其意识形态的和非意识形态的抽象中，以及在我们塑造这些抽象的抽象精神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果说人类生活中这一无所不在的（抽象化）过程，并没有导致大多数人理所当然地把它视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的一个基本方面——什么是人类活动所不涉及关注的？——并从未把它视为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独特的精神过程而单列出来（将抽象化的过程从它的许多用途中抽象出来）的话，那么，上述四种意义上的“抽象”，也不足以使马克思主义学者放弃探究抽象化的过程。但是，在忽略马克思的方法的这一重要时刻，大多数马克思的读者是无法认识到，马克思所给予他们的马克思的理论到底是什么。
意识到人类在将世界塑造和组织为我们所认识的部分和模式，以完成在对世界的认识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马克思异常积极地将他的主要问题进行抽象和再抽象，以符合他的学术和政治意图。结果是一种，与解释一样多的揭示，展现资本主义制度如何看起来和它运转与进展得一样好，以及为什么大多数人难以把握到这一点的分析。马克思任务的极其复杂性要求他对这一制度进行分解，使其能够随着（关注）重点的频繁改变而从不同的角度和以不同的时间尺度来审视它，同时也不忽视这一制度产生的过去以及它即将去往的可能的未来。这也要求马克思改变他主要抽象的规模（每当这些抽象或多或少地包含一些既定的互动时），以澄清那时它们在其分析中是如何出现或运行的。马克思的理论和他用来表述这些理论的概念都受到这种实践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他所有的理论不止一种阐释方式，且用以表述这些理论的概念也具有“弹性含义”的原因。内在关系哲学和马克思对于抽象化过程的运用，是我在本文第四部分中所提及的重新改变了我对于这一领域的全部思考的帕累托问题（“马克思的话语就像蝙蝠。你从中既可以看到鸟也可以看到老鼠”）的答案。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个被忽视的问题，我还没有听过有比这更好的答案。
七
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把抽象化的过程单独分离出来也会让我们看到马克思给他的研究“对象”绘制的三种不同边界，它们分别发生在现实的三种不同位阶上。这三种抽象化的过程分别是：范围的抽象、一般性程度的抽象、视角的抽象（我对它们的称谓）。范围的抽象与空间中和/或时间中的任何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到底有多大有关，在任何情况下，马克思都想把它们包含在同一中心（这样它们就作为同一“事物”的各个方面而出现）中。到目前为止，我对抽象化的过程的描述所使用的大多数例子都来自其延伸模式。
通过范围的抽象确立了任何事物的“规模”，一般性程度的抽象使马克思将其注意力局限于这一延伸至那些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般性的性质上，其范围从独一无二的东西（只有唯一的一个——我把它列为“第一层次”）到最一般的东西（对于马克思来说，它通常是指人类的处境，以及我们所有的相同处境——我把它列为“第五层次”）。马克思关于帕默斯顿爵士或拿破仑三世的新闻作品是前者（第一层次）的例子，马克思对于人的需求和力量的探讨（不仅仅是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出现在马克思晚年的许多作品中）是后者（第五层次）的例子。
但是，由于马克思的主要研究兴趣，他主要关注的一般性程度是阶级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历史上所有的阶级社会——我所说的“第四层次”）；一般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与其他阶级社会或我所说的“第三层次”区分开来的是什么）；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当前阶段，一个特定资本主义国家最近的20至50年（拥有一些条件，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都不同于普遍适用于一般资本主义的一般性特征——我所说的“第二层次”）。一般性程度的区别被视为从属于不同的“层次”，因为这些是随着连续体从独特到最一般逐渐布展开来的五个地方，在那里所发现的不同性质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一种独特的运动，使得其中的一切都被把握。马克思意图在其主要工作（《资本论》）中“揭示”的正是这样一种一般资本主义层次的“运动规律”（第三层次），[2]（p10）并且在他开始从事《资本论》写作的时候就把它作为目标，这表明抽象的方法对于他全面理解资本主义是多么的重要。
正如人们可能从较一般层次的历史相对于较特殊层次的历史更长久一些的事实中所期望的那样，所有这五个层次的抽象在现在可以共存（相互重叠、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而不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个接一个的交替出现。这就使马克思有必要单独对每一个进行抽象（使它们尽可能地从彼此中脱颖而出），以便研究其独特的运动规律。例如，许多对于一般资本主义（第三层次）运作方式的困惑都源于混合了其他层次（尤其是对于非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是源于混合了第一层次独特的东西和第五层次人类的处境；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是源于混合了第二层次资本主义的当前阶段和第四层次阶级社会）的要素。只有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单独对待每一个层次，才有可能研究它们独特的运动规律对于彼此，或其部分，尤其是对一般资本主义及其对于其他层次的影响。因为在最后的分析中，这些重叠的动态都不能在它们所属的更大的整体（最终模式）之外被充分的掌握或处理。
在抽象的三种模式之中，一般性程度的抽象可能是最不易被理解的。如果我不得不在辩证法中挑出一个值得马克思主义学者更多关注的要素的话，我会选择一般性程度的抽象。
最后，马克思用以建立他研究主题的第三种抽象模式是视角的抽象。每一项调查——而且对调查结果的每一项说明——都是从某处开始的，并且确立了一个视角，遵循这个视角每个东西都可以发现其处所、秩序、规模、限度、相邻物，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其重要性（或无足轻重）。如果范围的抽象发生在可量化的实体位阶（或多或少有东西存在的空间和时间中）上，一般性程度的抽象发生在以从独特到最一般的不同一般性程度为标志的位阶上，那视角的抽象则发生在大量竞争性的观点之中。个人和群体的观点主要基于他们的社会阶级地位及与之相伴随的问题，而这通常会导致他们为审查或呈现任何事物而抽象某些视角。但是，确立视角的是后者而非前者，且所有的视角都为他们的主题提供了一个片面性的观点。由于认识到这一点，马克思经常改变他审查和呈现这些模式的视角，尤其是这些模式之中和这些模式之间，以及它们之间与整体形式——通常指一般资本主义——的运动，是他主要的研究对象。① 对马克思的抽象化的过程的探讨，详见[美]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田世锭、何霜梅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五章。
八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要关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它是如何运作的；它究竟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它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是如何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它看起来要朝哪个方向行进；以及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工人阶级所不得不扮演怎样的角色。所有的这些，包括资本主义的过去和可能的未来的相关部分，都包含在他对“资本主义”的定义之中。因为马克思可以用这个概念指代它更完整意义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在上文中所看到的“资本”概念一样，他所有的重要概念都是如此。马克思显然认为，他所研究的主题是允许进行这样处理的；并且，进一步说，以这种方式进行处理是他阐明他所发现的（资本主义的）主要关系和变化的必要途径。将我们所感知的世界划分为我们所理解的特定元件，是抽象化的过程的工作。
作作为Festo在阀、阀岛与电子技术领域的领先厂区，Scharnhausen技术工厂内的全自动装配线可谓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线之一，无论是大批量生产还是小批量个性化定制，Festo都能够保证快速的响应速度以及高度灵活性。基于制造价值链的整体优化贯穿工厂建设和生产全过程，数字化创新在厂房布局、工件加工、高效物流、精密装配和能效管理等多方面得到全面应用。高效节能的流程、产品的最高质量、突出的客户导向性以及可持续的环保生产便是该厂区最突出的特点。
但是，这些辩证法的范畴，尤其是“数量/质量互变”“矛盾”“前提/结果”和“否定之否定”，可能是在使马克思确定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内在关系时，发挥了它们最重要的作用。因为，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都不向我们借以获得关于现在的大部分认识的那种直接感知所开放。马克思并没有被这个问题吓倒，而是分五个步骤提出了这三个时间维度（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内在关系：第一，他指出，被理解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对于当今社会各部门之间持续进行的交互作用具有重要影响。第二，他把他在那里发现的主要关系追溯——通过它们必要的前提条件——到它们过去的起源，实际上他是在问过去发生了什么使得我们的生产方式得以出现并且发挥作用。如果这是“经济决定论”的话，那它也是一种基于实际上所发生过的事情的决定论的后验形式，而不是一种基于先验条件而不得不发生的事情的决定论的先验形式。这种演绎的方法可能最好被描述为“向后审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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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马克思随后颠倒了他追问的顺序，并回顾了把他从现在带回到问题的起源的步骤，他返回到了现在——但是这个现在是一个将其自身起源和早期发展作为内在相关部分的再抽象的现在。所有上述第二和第三方面所做的重要停留，都是作为这两阶段调查的前提和结果。因此，“前提/结果”作为一个辩证法的范畴的重要作用在于使马克思把相反的过程集中于一个单一的焦点之中，并允许我们把它们看作同一种关系的两个同等重要和必须同等对待的方面（提供检视同一历史的两种视角）。“数量/质量互变”和“矛盾”（其时间方面通常是经历数量/质量的变化而导致其最终的解决）为马克思更为经验地研究过去事实上是如何演化成现在这一问题提供了同样的帮助。
同时，这些辩证法的范畴，使反思整个资本主义变得更容易，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其逐渐生成的时候，保持其对生产方式的强调，使其性质成为它的核心特征。但是，资本主义并没有中止以使我们从过去返回到现在的同样的辩证法的范畴（和同样的过程）来组织其自身，这样的辩证法的范畴在马克思的第四步中被用来扩展其对未来的探究。随着资本主义现在被抽象为包含其自身的前提，马克思设想以更大的因而也更容易的方式去观察从这个更长的时期到他们似乎行进的位置中出现的趋势。在一个像资本主义一样迅速发展的体系中，强调相互依赖的过程与它们最终的解决之间日益增大的张力的“矛盾”范畴占据了中心位置。马克思指出，“从资本的本性中产生出来的资本的各种生产条件是互相矛盾的”，[7]（p548）并且“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一切看来都是对抗的，而事实上也是这样”。[8]（p258-259）因为，一旦资本主义的关系性特征与其过程性特征（实现上述第一至第三个步骤）彻底相结合，矛盾就会无处不在，包括在看似严格的“同一性/差异性”“调解”和“质变”的有机运动中。
资本主义虽然包含许多有助于马克思对一种未来共产主义设想的其他条件，但现在没有对它们进行深入研究的空间。共产主义的“萌芽”，或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的特性以及资本主义对人的潜能——例如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规划技术、公共教育和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与他们分享必要的工作，让每个人都享有更多的自由时间）——的占有，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统治形式被共产主义取代之后才能完全被认识。在这里，“矛盾”的范畴也有助于我们掌握将这些萌芽变为一种选择和斗争的对立方式，尤其是在作为共产主义替代品的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逐渐成为共产主义的补充的证据越来越明显的时候。
当有了关于共产主义的足够概述（由于这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所以从来就没有完全的“足够”）后，马克思采取的第五个步骤是再一次颠倒自己，并用他已经部分地和暂时地放在一起的作为资本主义“结果”的共产主义去审视其在资本主义中的必要“前提”，正如他早先对资本主义所做的一样，将资本主义视为它的前提的一种“结果”。视角再一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正如资本主义的前提在其发展资本主义过程中的作用得到阐明（例如，使其中的一些东西比它们原来显得更加引人注目）时所获得的更深层次的意义一样，同样的事情也发生于资本主义，当它作为共产主义的主要前提在其发展共产主义过程中的作用被阐明的时候。从这五个步骤中产生的关于资本主义的更详细的形式，现在还包括许多它真实的过去和可能的未来，这些形式也能成为对相同种类（的情况）进行另一种更深入分析的开始。① 对于马克思如何在资本主义的现在去研究共产主义的未来的方法的探讨，详见[美]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田世锭、何霜梅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九章；[美]伯特尔·奥尔曼：《共产主义：空想的“马克思主义愿景”与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载香侬·布伦凯特（Shannon Brincat）编：《共产主义在21世纪》第1卷，美国普雷格出版社（Praeger）2013年版，第63-81页。
九
行文至此，许多读者可能会疑惑《共产党宣言》（184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和《资本论》（第1卷）（1867年）——这些读者可能很熟悉的著作——中的马克思与本文所发现的马克思有何关系。我的回答是，我在这里所展示的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内容是本体论、认识论、探究或研究、自我澄清或他对自己的研究成果的理解，以及——但只是轻微的——阐述，或他如何将他所理解的东西确切地阐释给他选择的读者，基于他相信他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和他们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吸收辩证法。共同构成“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最后一步就是马克思所认定的并进而把它融入于他的余生中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个问题直到目前还没有被讨论过，但是在本文的结尾部分我做了简单的阐释。
这些步骤中的每一步都会影响其他步骤的发生，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他步骤可能会发生什么。例如，马克思本体论思想中关于内在关系的假设，就极大地扩展了所有这些步骤的合理适用范围。马克思所做的作为他认识论部分的抽象，对于他在探究过程中所发现的东西以及在自我澄清过程中所形成的更大的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回应，与认识论中持续进行的抽象化的过程会导致新的抽象的产生和对原有抽象的重塑（对我们上文所提到的概念的含义产生影响）一样，马克思的探究和自我澄清工作也是相互影响的。
豆蚜采于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绿豆试验地，带回实验室以盆栽蚕豆为寄主，在（25±1） ℃、光照周期 L∶D＝16 h∶8 h、相对湿度（RH）70%～80%饲养条件下形成稳定种群备用，期间不接触任何农药。饲养用作物为蚕豆新品种鄂蚕豆1号。
将马克思的总体方法分解为这些不同的步骤（抽象）也会使我们发现，马克思注定要为他的读者而撰写的著作，亦即他为了发表而精心创作的作品，与那些他不打算发表的（以供自我弄清问题用的）著作相比，存在着许多重要的差异。例如，同属于后一类别的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个早期作品）和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个相对晚期的作品），就广泛地运用了他的辩证法的范畴，并且包含了大量关于异化理论的内容。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认为，这两个方面对于他掌握他所着手研究的世界的全部复杂性是至关重要的。虽然这种信念永远不会改变，但在为他选择的读者而撰写的作品中，他同样关心的是被理解和被信服，以及——鉴于那时（和现在）大多数学者所持的“科学”的实证主义概念——被重视。
目前信息化技术主要应用在工程施工前的招标、投标、预算、设计等，在工程施工建设以及安全管理方面并没有得到有效应用。项目工程管理人主要还是依靠管理者的经验以及能力进行现场管理，缺少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
如果——正如中国古代圣人所说的那样——“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那么，马克思为了让人们更容易迈出理解他工作的第一步，似乎更愿意对他的一些立场做出让步。这就使他在对一般读者进行演讲的时候会稍有涉及——即并不是对其进行驳斥，而是对其进行轻描淡写的叙述——辩证法和异化。这也影响了他所做的那种抽象：它们作为一个群体包含甚少且不常变化（可以对比《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语言）。同样的担忧也影响了马克思论述的起点、他所强调的重点、他所选的例子，以及他更加简单而直接的写作风格。这有时甚至允许他在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将他所知道的以一种看似片面的方式呈现为一种辩证的关系，如果这有助于那些不通世故的读者在一个复杂的情况下更为关注其重要影响的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其学术旅程的简短概述被无数批评者和不少他的追随者曲解为一种“经济决定论”。他们狭隘地认为，经济因素似乎对一切都负有责任。① 对于在马克思的辩证法中，本体论、认识论、询问、自我澄清与阐述之间关系的探讨，详见[美]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田世锭、何霜梅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八章。
虽然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可能在满足探究和自我澄清以及阐述说明的竞争性要求上达到了适当的平衡，但现在对于马克思理论的广泛误读（“帕累托问题”“经济决定论”等等）和滥用使我确信，必须要做更多的事情以整合马克思的全部信仰和他为别人所撰写的东西，即把已发表的马克思作品与未发表的马克思作品相结合。因为这两种作品是内在相关的，并且当其中一种被完全脱离于另一种进行对待时，每一种都会遭受各种各样的曲解。所以，我的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著都致力于介绍马克思的辩证法和异化理论，尤其是从马克思未发表的作品进入到通常基于其几乎全部已发表的作品材料的探讨——例如，我关于他的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就是如此。② 我对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论述综合运用了马克思已发表和未发表的作品材料，其中他的辩证法和异化理论——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得到右派或左派经济学家太多的关注——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详见[美]伯特尔·奥尔曼：《异化：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王贵贤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二十四至第二十八章。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卓越的理论会带来成功的实践，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因此，运用各种手段和资源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应该也有助于我们发展更有效的政治实践。
十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将进入他分析视野中的所有元素都视为是彼此内在相关的，并把它们视为理论（他所进行的所有分析）和实践——革命的实践——之间的一种纽带。将马克思著名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观点视为内在关系哲学的一个例证，其好处在于，容易使流行的悖论概念与马克思对于“矛盾”范畴的运用之间的差异凸显出来。
正如在本文第一部分中所指出的，一个悖论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看似不兼容的事物，但同时又设法做到了同时共存。马克思的“矛盾”范畴也是如此。然而，一个悖论的各个方面——例如，少数人财富的不断增长与多数人贫穷的大幅蔓延并存——是彼此完全独立的，而一个矛盾的各个方面彼此之间却是内在相关的，并与它们所从属的那个整体内在相连。悖论通常被视为静止不变的，而马克思所谓的“矛盾”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从它们的原初状态到它们的当下状态，然后——从当下的条件中积累潜力——再到可能解决它们问题的未来状态，逐步显现其自身。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矛盾利用过去和未来的元素，帮助我们以一种它们所关注的更明显的互动形式去理解现在。这两者之间的第三个主要区别是，人们通常认为他们自己站在他们所察觉到的悖论之外，但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他们自己生活在矛盾之中，并且每当他们注视任何重要的矛盾时，他们也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他们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矛盾的状况。
简而言之，如果一个悖论的形式使人感到非常震惊的话，它就会使人们——犹如黑夜中被迎面驶来的汽车灯光照射而不敢动弹的小鹿——感到无助和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一个矛盾的形式——主要由于我们“身在其中”的缘故——使我们能够理解它所关注的特定问题，以及我们和我们所属的阶级如何被它的运作方式和它可能的结果所影响。通过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展现自身的矛盾中的对立过程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我们做或者不做的事情（这也是“做”的一种形式）将如何影响最终的结果。在这里，实践成为矛盾本身和理解它的理论的一种延伸，正如理论，只要它能成为人的意识的一部分，就能作为一种引导力量进入人们的实践领域中一样。
当我们对马克思的这一观察，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一切看来都是对抗的，而事实上也是这样”进行补充时，显然，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以便帮助那些只能“看见”悖论的人，让他们认识矛盾，并让他们在理论中把握矛盾和在实践中意识到解决矛盾需要什么。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大多数工人而言，当他们开始把他们生活中主要的悖论视为矛盾时，他们成为有阶级意识（的工人）的过程才算真正开始。① 对于辩证法在阶级意识的研究和发展中的探讨，详见[美]伯特尔·奥尔曼：《如何研究以及我们为什么应该研究阶级意识……》，载《辩证的审查：辩证法的意义》，美国罗德里奇出版社（Routledge）1993年版，第147—179页。 为此，——对于上文所讨论的马克思学说的其他领域（更不用说对于本文开篇时所讲的神话和谜语的解释来说，需要的是什么）而言——，辩证法与作为其基础的内在关系哲学，以及抽象化的过程和主要的辩证法的范畴，应该发挥主导的作用。【本文（“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internal re⁃lations；or，How toreplace the mysterious‘paradox’with‘contradictions’ that can be studied andre⁃solved”，in Capital&Class，Vol.39，No.1（February，2015），P.7-23.）原载《资本与阶级》（Capital&Class）2015年第39卷第1期，经作者授权翻译发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6]Vilfredo Pareto:Les Systeme socialistes，Vol.2，1902，Paris:V.Girad&E.Briere.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77（2019）03-0013-11
作者简介： 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1935—），男，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当今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美国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政治学系教授。
译者简介： 刘建江（1989—），男，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哲学系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王晶（1988—），女，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哲学系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术团队“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理论研究团队”（1101413000040）的阶段性成果，得到“双一流”学科经费资助。
责任编辑 张 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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