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詹道传《四书纂笺》采用笺证形式，对《四书集注》作出了正其音、明其义、考制度、辨名物、究本末、补未言、列异说、辨错谬诸方面的考察，被称为“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门”。该书还就《四书集注》注音、字义、引文、史实、袭用古注、未及修改、两说冲突、与朱子它书说冲突等多方面之误提出中肯批评，体现了批判修正朱子的一面，四库馆臣认为詹道传“于《集注》舛误之处讳而不言”的论断实属不当。此正反映出“羽翼与修正”兼备这一元代朱子四书诠释特色为人所忽略之处。作为元代四书考证类晚出著作，该书对前人成果裁择颇丰，堪称元代疏证《四书集注》的汇编之作，它展示了《四书集注》对汉唐学术的继承，显示了元代朱子学者“学有根底”的笃实学风。研究该书对掌握朱子《四书集注》、理解元代朱子学、认识朱子四书诠释的考证路向，皆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詹道传;《四书纂笺》;朱子;《四书集注》;羽翼
元代朱子学围绕朱子四书的诠释获得全面而深入的展开，这种诠释有侧重异同问答的“经疑”体、义理疏通的“发明”体、训诂考辨的“纂笺”体、概念阐发的“通旨”体等，堪称百花齐放，各有千秋。考辨《四书》的作法渊源于朱子本人。朱子早在《语孟集义序》中即提出“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的看法[1](P3 631)，故《论语集义》《论语训蒙》特别注意音读训诂考辨之学，这一特色在《四书集注》中仍得到保留。不过较汉唐注疏更为简明而已。詹道传《四书纂笺》即秉承朱子思想，对《四书集注》作了一番全面的训诂考辨。《四书纂笺》对《四书集注》作出了正其音、明其义、考制度、辨名物、究本末、补未言、列异说、辨错谬诸方面的考察，被称为“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门”。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还就《集注》注音、字义、引文、史实、袭用古注、未及修改、两说冲突、与朱子它书说冲突等方面提出中肯批评，体现了批判修正朱子的一面，四库馆臣认为詹道传“于《集注》舛误之处讳而不言”的论断实属不当[2](P201)。此正反映出“羽翼与修正”兼备这一元代朱子四书诠释特色。作为元代考证类晚出著作，该书对前人成果裁择颇丰，堪称元代疏证《四书集注》的汇编之作，它在笺证《四书集注》的过程中，亦很自然地展示了《四书集注》深厚的汉学知识，体现了朱子四书对汉唐学术的继承，同时显示了元代朱子学者“学有根底”的笃实学风。
该书卷帙较繁，全录朱子《四书集注》，四库萃要本尚录有《大学或问》《中庸或问》，计28卷之多。著者詹道传生平未详，仅知其为元代江西临川乡间一读书人。詹道传对《四书纂笺》有明确定位，“藏于家塾以授其徒”，帮助初学朱子四书者扫除文本障碍。因《四书集成》《四书纂疏》诸书对朱子四书的义理问题已有详细研究，故该书不再费辞于此，以求各有分工也。“笺事及音读欲便初学耳。义理之训，则《集成》《纂疏》诸书详矣，是编奚庸赘辞。”[3](P175)该书“凡例”指出，本书仿朱子《论语集义》之例，对《四书集注》作一番追源溯流的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究本末工作。鉴于朱子四书“务从简明，于制度器数之本末，经史子集之事实，钩玄提要，不复致详”的特色，该书采用笺证体，对朱子之说“各笺证据于下方”。浙江胡一中称该书“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门”[3](P174)。
该书在参考前人著作基础上形成，句读“用王文宪所定及温州点本参订为之”,字音“参用诸儒所定经文”。笺证于元人杜瑛《语孟旁通》、薛引年《四书引证》、金履祥《语孟集注考证》、许谦《读四书详说》、赵悳《四书笺义》诸书成果采用颇多，分类纂入，故称为纂笺。它书所论有得者，亦采入之。选材甚广而裁取颇严。“所笺如杜缑山《旁通》、薛秋潭《引证》、金仁山《考证》、许益之《详说》、赵铁峰《笺义》等书，颇加裁择，随类纂入。或他论有所补益者，间亦一二附焉。”[3](P175)故该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元代疏证《四书集注》的汇编之作，代表了元代疏证《四书集注》的水准，这也提升了研究该书的必要性。以下分别从正其音、明其义、考制度、辨名物、究本末、补未言、列异说、辨错谬等方面展开论述。
一 正音
《四书集注》需要正音的字无外乎多音多义字、难读生僻字、通假通用字，它们皆影响对文本的理解。注音采用的方式是直音、反切、同音、标明声调(此类尤多)。以《大学章句序》注音为例，多音多义字如：适(音的)子；夫(音扶)百家；否(部鄙反)塞；充塞(先则反)；间(如字)亦；圣经贤传(去声)；鲜(上声)矣；少(去声)仪；使之治(平声)；性分(去声)，与(去声)有闻；为(去声)之。难读字如：颓(徒回反)败；余裔(余制反)；泯(音闵)焉；辑(音集)之；沈痼(音固)。通假字如：蚤与早通；唯与惟通；帑与孥通；说音悦；翅通作啻。因“四声别义”为古书中非常重要的别义手段，故该书对区分四声特别重视，涉及的相关字有“王、好、语、劳、来”等。正音工作通常不标明所据音书，但有时列出所引书名者，常引的有《经典释文》《广韵》《礼部韵略》《玉篇》等。如“法语”，“陆音鱼，鱼据反”。此处“陆”当指陆德明《经典释文》。有时引《朱子语录》来指明读音，并以《广韵》印证之。如关于“果”字，“《语录》赵氏以果为侍。《广韵》从女从果者亦曰侍”。有时引《广韵》等来判定音义，如关于“殍”。《四书集注》“莩，饿死人也”。《四书纂笺》引《广韵》说：“《广韵》四纸殍注，音圯，草木枯落也；三十小殍注，饿死曰殍，亦作莩。十虞莩注，音敷，亦曰饿死。皆一义也，则莩死者，取草木枯落之义也。”凡例指出：“句读用王文宪所定及温州点本参订为之。”但笔者所见本未有断句，可知非原本。
二 训诂
《四书纂笺》采用《尔雅》《说文》《礼韵》等字书、韵书对《四书集注》展开了正文字、通训诂的考证。
其一,正字。《四书纂笺》指出有些文字存在差异，表现为正本与俗本之别。或指出俗本有误，如“邦无道能沈晦”之“沈”，俗作“沉”，“非”[3](P99)。或指出字的通用，不同的字在某个意义上可通用，如“陷于‘阱’通作‘穽’”[3](P250),“予通作与”“赈通作振”。或考察字形演变史，如“景即影字，古只作景，至晋葛洪始加氵”[3](P164)。或从音变的角度分析字体，如“勾吴，吴言勾者，夷之发声”[3](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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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考制度
四库馆臣在明陈士元《论语类考》的提要中指出:“张氏、詹氏皆于《集注》舛误之处，讳而不言。”此说不确，詹道传虽笃信《四书集注》，于其误处却不乏批评。上文所列各种异说，已多少表明《四书纂笺》对《四书集注》的不满，不过未直接批评而已，但《四书纂笺》还是直接对《四书集注》展开了多方面的批评辨正。
四 辨名物
《四书纂笺》还常提供与《四书集注》不同之说，为读者理解原文提供多种参照，亦表明《四书纂笺》对《四书集注》采取理性分析的态度。
其二,释义。一是近义词辨析。《四书纂笺》在“吾有知乎哉”章指出:“‘吾’‘我’二字，就已而言则曰吾，因人而言则曰我。如此章及‘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此类皆不可不辨。”[3](P135)或引《说文》区别义近词，如“《说文》种曰稼，敛曰穑”[3](P135)。或引历史事实作为字义之例，如“偾，覆败也”，“左隐三年郑伯之车偾于济”[3](P13)。引《说文》对字展开综合解释，包括字形、造字法、字义、文献用例。如“博，《说文》作簙，局戏也。六著十二棊也。古乌曹作簙。《说文》弈从二十，言竦两手而执之，围棊谓之奕”。或引《尔雅》由某字之阐发进入一组词义的阐发，如“屋漏”，《四书纂笺》引《尔雅·释宫》作对应之解。“《尔雅·释宫》文云：室西北隅谓之屋漏，西南隅为奥，东北隅为宧；东南隅为窔宧，东北阳气始起，育养万物，为饮食之所。窔音杳，深也。”二是据字书判定歧说。如关于镒存在24两、20两不同之说，《四书纂笺》据字书判定20两说更确。“镒，二十两也。《丛说》《国语》二十四两为镒。孔注、赵岐皆云二十两。按：《字书》曰：镒益同数，登于十则满，又益倍之为镒，则二十两者为有义。”三是结合韵书解义。《四书集注》“纟昷，枲著也。”[4](P115)《四书纂笺》引《礼韵》解，认为贮、著可互通。“《礼韵》贮字亦作著，通作禇。”
五 究本末
考《四书集注》说之来源为詹道传此书的重点，把握《四书集注》说的出处本末，显然有助于对《四书集注》的了解。《四书纂笺》或指出《四书集注》字义训释的出处，如指出《四书集注》“暴虎徒搏，冯河徒渉”此8字为《尔雅》训释文。或涉及人物出场活动的背景。《四书集注》曰：“师尹，周太师尹氏也。”《四书纂笺》指出:“按《诗传》尹氏盖吉甫之后，周大夫。家父作此诗以讥王之用尹氏也。”[3](P14)或关于书名。如《四书集注》“《秦誓》，《周书》”。《四书纂笺》则引春秋说阐发《秦誓》之来由。“《春秋传》僖三十三年，秦穆公袭郑，晋襄公率师败诸殽，归而作《秦誓》。”[3](P17)有些是《四书集注》已提供线索，隐而未发，《四书纂笺》则对其本末详加引述。如《四书集注》云“《楚书》，《楚语》。言不宝金玉而宝善人。”《四书纂笺》则引《国语楚语》相关原文，佐证此说。
比如，他说古河的水清澈见底的时候，我就不忍心纠正。事实上，古河上已经招商引资建了好几家化工厂，古河变成了灰白色，不要说鱼，连草都不长了。
杨志勇 男,1982年12月出生,河南开封人,中山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物联网、室内定位、智能监护、压缩传感.
六 补未言
《四书纂笺》在阐述《四书集注》时，对《四书集注》略而未言的史实、背景多有补充、阐明。如《四书集注》言“自文武至此七百余年。”《四书纂笺》则具体列出文武至此的周代历王年限，分为春秋前、春秋、春秋后三个阶段，证实《四书集注》所言“至此700余年”说当属于周烈王、显王时。如《集注》言，“文子……又不数岁而复。”《四书纂笺》引杜预注指出文子“自出奔复反于齐”仅隔了二年。再如“司城贞子”，《四书集注》仅言“亦宋大夫之贤者也。”《四书纂笺》则进一步解释宋国司城实际为司空。“宋以武公讳，改司空为司城。”[3](P374)关于耦而耕，则引顾氏说论述牛耕制度之产生。“新定顾氏曰：古未用牛耕，《易》只言‘服牛乘马，引重致远’。最可考者，古人于蜡祭，迎猫迎虎，凡有功于田者，无不报祭，独不及牛。可见古未知以牛耕。自汉以来，方有卖刀买犊之说。”[3](P226)
《四书纂笺》也尽量地表达一些自身看法。或对《集注》反复重复的诠释内容表示关注，指出:“《集注》引程子慎独凡三章。仲弓问仁章云‘惟慎独便是守之之法’。子在川上章云‘其要只在慎独’，及此章为三。”[3](P233)或分析四书对五经的引用。如概括《孟子》对《诗》《书》的引用次数。“《孟子》援《书》凡二十九，援《诗》凡三十五。”[3](P261)讨论《大学》引用《尚书》的“活引”特点，指出《大学》“康诰曰克明德”及“天之明命”较原文皆少引数字，这种引经之法很灵活，而《章句》并未提及此点。“《康诰》本文云：‘克明德慎罚’，此只取上三字；下文引《太甲》‘顾諟天之明命’，亦去‘先王’字，皆引经之活法。”[3](P7)推测古注来源的存佚。引辅氏说指出赵氏不孝有三说，当源于今已不存的古传记。“辅氏曰：此必见于古传记，赵岐时其书尚存，故引之。”
考察《四书集注》说的根据。如《四书集注》引洪兴祖说，认为《论语·季氏》篇是《齐论》，《四书纂笺》则引胡氏说，指出洪氏说根据所在，认为其说并不是很充分。“胡氏曰：疑为齐论，以皆称‘孔子曰’，且三友三乐九思等条例与上下篇不同，然亦无他左验。”[3](P210)指出《四书集注》说的演变过程。如对《大学》开篇“子程子”加以说明，首先提出大、小程子之字号，进而指出《四书集注》对“程子”的处理有一个从分到合的变化，即最初以大程子、小程子来分别二说，其次以伯子、叔子区别之；最后则认为二者学同，不需要加以区别，故统称程子。詹道传还指出“子程子”之说乃仿效《公羊传》“子沈子”之例，“子”好比“先生”，是对有德之人的称呼。“《集注》初以大程子、小程子为别，次称伯子叔子，最后以其学同，通称程子云。子者，有德之称，犹今称先生。然子程子仿公羊传子沈子之例也。”[3](P6)为此，本书不区分二程说，而金履祥《论孟集注考证》则对二程详加区别。
七 列异说
名物是《四书纂笺》笺证的重点。此处仅举两例以窥一斑。对某些不好解释的名称问题，《四书纂笺》在《四书集注》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申发。如“小童”，《四书纂笺》引王柏之说，认为男贵女贱的价值观决定了对有地位女子的称呼，女子只有尊贵者方可比于男子。夫人之所以自称为“小童”，就是自比于小男子的意思。至于“孺人、夫人、后”皆是类比男子而得到的称号。“王文宪曰：天地之间男贵女贱，女子贵者方得比于男子，故夫人自称小童，比于小男子也。大夫之妻曰孺人，亦比小男子也。公侯之妻曰夫人，则比男子矣。至为天子之妻，始曰后，则在男之上而比于继体之君矣。”[3](P215)关于“五谷”，学者有不同看法，《四书纂笺》则引傅寅说。认为黍是穄，稷是鲜粟，稻是晚禾，梁是糯粟，豆是黒豆。傅氏还引王氏说指出，有人从五行的角度理解五谷，从三农的角度理解九谷，从种类众多的角度理解百谷。“傅杏溪《九谷考》云：黍，今穄也。稷，今鲜粟也。稻，今晚禾也。梁，今糯粟也。豆，今黑豆也。小豆，今菉豆也。麻，今油麻也。苽音孤，《周官太宰》释云：‘雕胡也’。王氏曰：‘有言五谷者，以五行所属而言；有言九谷者，以三农所生而言。有言百谷者，号其多而言。’”[3](P227)
在日常教学中，鼓励跨学科的融合式教研，在各学科研究课活动中，参与听课、评课的教师未必是本学科教师。课程改革中综合性课程的开设、实施、推进，势必需要学校和教师开发并利用跨学科的综合性主题，发展学生的综合素养，不断提高课程的育人实效性。
其一,注音方面，指出《四书集注》注音与韵书的差别。如：“胫，按《韵书》形定反。《四书集注》云‘其定反’，音小异。”《四书纂笺》还对《四书集注》未注音者提出质疑。如指出“屏”有上、去二声，据音义一致原则，“屏四恶”之屏当读去声，旧读上声可疑。“按：《韵书》屏字上声者注云：‘蔽也。’去声者注云：‘除也’。屏四恶之屏，当去声读而旧音丙可疑。”又如“鹤鹤”的读音，《四书集注》认为“鹤《诗》作蒿，户角反。”《四书纂笺》则引许谦《丛说》提供另一种读音，“《丛说》禽名之鹤音涸，在铎韵。鹤鹤之鹤音学，在觉韵”[3](P245)。当然，《四书纂笺》对《四书集注》的叶韵说并无怀疑。
其二,人物方面。如关于公冶长，《四书集注》仅言“孔子弟子”。《四书纂笺》引《弟子传》说为齐人，既而又引《家语》说为鲁人，两说并存。“《弟子传》名苌，字子长，齐人。《家语》鲁人。”[3](P90)又如漆雕开，《四书集注》言“字子若。”《四书纂笺》指出《家语》《史记》在漆雕开的字与国上皆不同。“《家语》字子若，蔡人。《史记》云：字子开，鲁人。”[3](P92)关于公子纠与管仲孰兄孰弟。《四书纂笺》指出，《荀子·仲尼篇》言“齐桓公杀兄而争国”，此说为司马迁、杜元凯、韦昭所采用。独程子从义理上据春秋笔法以子纠为弟[3](P190)。关于“达巷党人”，《四书集注》认为，“其人姓名不传”。《四书纂笺》则提出:“《董仲舒传》孟康注云：项槖。”[3](P133)
其三，制度方面。制度方面颇多异说，如车乘制度，马融主张800家出车一乘，包咸则主张80家，二者差别甚大。朱子倾向于马融说，马融所据为《周礼》。《四书纂笺》指出包咸所据为《孟子》《王制》，并指出时人傅寅倾向包氏说。《四书纂笺》并未明确表明自身态度，仅客观列出二说，其实已显示其不专主《四书集注》的立场。“马说八百家出车一乘。包氏说八十家出车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歩卒七十二人，牛马兵甲刍粮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给也。马融千乘之说，依《周礼》……包云：……盖依《王制》《孟子》大国地方百里之说，而傅杏溪《百考》是之。”[3](P60)关于乡党邻里，《周礼·地官·遂人》与《大司徒》看法有异。詹道传认为,二者所指对象不同，分别指郊外之制与郊内之制，并以郑氏说为据。“愚按：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此郊内之制也；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图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此郊外之制也。郑司农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与国中异制’。故亦异其名。”
其四,其他方面。其他方面异说也不少，如指出《孟子·离娄》下“子濯孺子章”存在异说，《四书纂笺》所引“古疏”说与《孟子》之描述不同。“孟子之言与此不同，是二说必有取一焉。”[3](P356)《中庸》篇章的异说。《四书纂笺》指出,《史记》《孔丛子》皆言子思困于宋作《中庸》，《孔丛子》且言作四十九篇。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子思子》一卷，提出“所谓四十九篇，岂非混《子思子》与《中庸》为一书与？”[3](P452)历法的古今差异。《四书集注》提出夏代历法斗柄建寅之说，《四书纂笺》引金氏说指出《四书集注》所言乃古代历法，进而引沈括说指出今历与古历有别，不主建寅说。“金氏曰：‘此古历也’。沈括云：‘今正月斗柄指丑矣，盖岁差也。但以冬为亥子丑，春为寅夘辰，不必因斗建也。’”[3](P203)
八 辨错谬
考证《四书集注》所涉礼制，为《四书纂笺》中心任务之一。具体涉及面甚多，大略言之，或关乎古代官制。如司徒之职、典乐之官。引书交代其来源，“《书·舜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又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又如《四书集注》言：“士师，狱官。”[4](P183)《四书纂笺》详细交代此官制来源及其构成。“舜命臯陶汝作士，士之名始见于刑官，《周礼》秋官司寇之属有士师之职。刑官曰士，其长曰师。”再如《四书集注》云：“陈，国名。司败，官名，即司宼也。”《四书纂笺》指出此说源于《左传》，但在《程氏职书》中未见，且史料中亦未有据。“《左传注》陈楚名司寇为司败，《程氏职书》未见陈之司败，若楚之司败，见于文十年宣四年。”或关乎教育制度，如《章句》提及“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四书纂笺》引熊氏说对此详加解释，多达200余字。也有的关乎历法。如指出《孟子》七八月之说所用为周历，相当于夏历五六月。“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孟子》内并以周月言，与《春秋左传》同。”[3](P250)因礼制讨论最多,故引《周礼》《礼记》《仪礼》说甚多，如引《坊记》论述祭礼“七日戒三日齐”；婚礼“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等。对礼的重点疑难处讨论颇详。如引孔颖达疏、金履祥注对伐冰制度详加解释。引吕氏说详细述期之丧的两种类型：正统之期与旁亲之期。引胡氏及傅寅说详论《四书集注》所言“饮、射、读法”。涉及古代重要的赋税、俸禄、军队、土地制度方面的，亦详加解释。如《四书集注》言:“大国地方百里，次国地方七十里，小国地方五十里。”《四书纂笺》首先指出“《集注》三说皆本《王制》”,并以一页半篇幅对此详加引证。
其一,字音之误。《四书集注》曰：“子贱，姓宓。”詹道传据韵书指出，此“宓”字读“密”不确。作为人姓当作虙，音伏，虙、伏相通。“考之《韵书》，此字音密。子贱之姓，当作虙，音伏。《家语》宓音密，《史记》宓与伏通，济南伏生即其后。”《四书集注》对“齕”的注音有误。“齕下没反，《四书集注》音核，乃下革反。恐误。”[3](P251)对《集注》“盻”的注音提出质疑，“盻”，《四书集注》据《经典释文》五礼反，认为普苋反不对。《四书纂笺》则引《纂疏》说，主张《礼部韵略》的胡计反、吾计反，认为《释文》五礼反误。再如“懥”，《四书集注》“勑值反。”《四书纂笺》提出《广韵》《玉篇》说与之不同。“懥，《广韵》《玉篇》并陟利反。”
其二,字义之误。詹道传引邵氏批评《章句》“盘，沐浴之盘”说，邵氏认为就事理及经典记录言，沐浴非日日之事，此盘当是盥洗之盘而非沐浴之盘也。“新定邵氏曰：日日盥頮，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内则》篇记子事父母，不过五日燂汤请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铭也，其殆刻之盥頮之盘欤！”[3](P8)引金氏说指出《四书集注》“五十字”当为“吾字。”“金氏曰：五十字当是吾字之误。”[3](P118)又如“贼者，切害之意。金氏曰：当作窃。”
其三，袭古注之误。《四书纂笺》引郑玄《考工记》注指出，“纟取”并非《四书集注》所言的绛色，而是黑色；再引饶鲁说指出《四书集注》之误在于沿用《檀弓》古注说。“郑注：染纟熏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黒，则为纟取，如爵颜色也。再染以黒，则为缁矣。饶氏曰：《檀弓》练衣纟原纟录，古注误以纟原为纟取。”[3](P145)批评《四书集注》对《孟子》“九河”的理解沿袭郭璞说而误，郭璞认为“九河”包括“简、洁”二河，《四书纂笺》据蔡沈《书集传》指出，简洁为一河而非两河，《孟子》实仅列八河，此外一河则为河之径流。“蔡氏《书传》云：《尔雅》九河……其一则河之经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经流，遂分简洁为二。然则朱子亦因郭璞注而误也。”[3](P313)指出《四书集注》沿袭古注，把“策”释为“简”，过于简单，不够准确。“《丛说》：《春秋传序》‘大事书于策’，小事简牍而已。《正义》云：‘简容一行字，数行者书于方，方所不容书于策。’……今但训策为简，从古注也。”[3](P467)
其五,引文之误。《四书集注》在颜渊死章引胡氏说，认为君子用财视义之可否而非吾之有无，《四书纂笺》引金氏说反驳之，认为胡氏说用意虽善，但会造成寡恩之弊。“金氏曰：考其时则颜渊之死且葬，适当厄陈蔡之后，自反陈之余，此正夫子之穷也。夫丧事称家之有无，夫子既以此处其子，安得不以此处颜渊乎！夫子遇旧馆人之丧，尝脱骖以致赙矣，而不能为颜子之椁。彼一时此一时，贫富不同也。胡氏之说虽善，然不考于事而其流少恩矣。”[3](P154)《四书纂笺》指出,《四书集注》所引《家语》夫子讥伯子有误，此说见于刘向《说苑》，且“欲同人道于牛马”并非夫子之说，乃刘向评论之语。“刘向《说苑·修文》篇，孔子见子桑伯子……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于牛马，故仲弓曰太简。按：《家语》无其文，《集注》误也，而‘欲同人道于牛马’一句，亦非夫子所讥。”[3](P101)引文理解之误。《四书集注》认为,《大学》“瞻彼淇澳”章“如切如磋”等以下文字，是“引《诗》而释之”。詹道传提出质疑，认为此非《诗传》所释，而是《尔雅》所释，其别仅在于少一“者”字，“疑非《诗传》所释，《尔雅·训释》篇已载其文而无‘者’字。”[3](P9)
日间巡护时，周家喜会对虾笼、迷魂阵、丝网、三层网和违规建造的钓鱼浮台进行清缴。夜间是偷捕高峰期，周家喜和队员们加大了巡护执法，他们使用地锚在水底拖曳，既收缴了网片，又避免了直接冲突，有效打击了偷捕。“协巡队成立以来，共收缴网片1100余具，虾笼260余具。”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李春盛介绍，周家喜和巡护员们巡护里程达14360多公里，共发现江豚1150余头次，发现制止非法捕捞343次，有效遏制了保护区内非法偷捕、非法垂钓等行为，保护了江豚的生存环境。“只要我身体还行，大家还瞧得起我，我会一如既往地干下去，守护这片江，守护江豚的微笑。”周家喜59岁了，他离不开这片水，这水也需要他。
其四,未及修改之误。《四书纂笺》引金氏说，认为《四书集注》“史迁所谓农家者流也”有误，盖太史公并无农家说，农家说始于《汉书·艺文志》，并委婉指出《四书集注》之误是未及修改之故。“金氏曰：太史公《六家指要》无农家，至班固《艺文志》分九流，始有农家者流。此《集注》未及改。”[3](P311)
其六,史实有误。《四书集注》云魏“亡其七邑。”《四书纂笺》则据《史记》指出“七邑”当为“八邑”之误。“按：《史记》魏襄王十二年，楚败我襄陵，不言邑数。楚怀王六年得邑八。《四书集注》作七邑者，恐误。”引《春秋世谱》说批评《四书集注》“子产公孙侨”说。“按《史记索隐》子产，郑成公少子也。按《春秋世谱》乃公子发字子国之子，以其出于公族，故氏公孙。”[3](P95)《四书集注》据《春秋传》认为武子在文公有道之时无所表现，可证武子知之可及处。《四书纂笺》引杜注指出，武子之父死于成公二年，此后武子方为大夫，由此可推武子在文公时并未出仕，故《四书集注》之说证据不足。“以此考之，宁庄子当死于成公二年左右，而后子俞为大夫，则武子未尝事文公。《集注》云然，未知何据。”[3](P98)《语录》说不合史实。《孟子集注》金声玉振章，《四书集注》云“倪宽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极，兼总条贯，金声而玉振之’，亦此意也。”《语录》指出，倪宽之时尚无《孟子》书，推定金声玉振之说乃古语。《四书纂笺》认为《语录》说不确。盖《孟子》书已经见于文帝时也。“然《孟子》之书出于文帝，而董仲舒亦尝辩孟子性善之说，况倪宽又在后。乃未详《语录》之意。”[3](P377)
其七,两说冲突之误。如《孟子集注·滕文公上》“惟尧则之”，注：“则，法也。”《四书纂笺》指出，《论语集注》则将“则”注释为“准”，二说不同，当以“准”说为是。“《论语》注：‘则，犹准也。’当以为正。”[3](P314)再如“仞”，《论语集注》是七尺，《孟子集注》是8尺。《四书纂笺》考之《周礼》，认为当是《孟子集注》的8尺。“八尺曰仞。《四书集注》于夫子之墙数仞云：‘七尺曰仞。’今按《周书》‘为山九仞’。孔安国云：‘八尺曰仞。’郑玄云：‘七尺曰仞。’《集注》两存其说欤？……愚证之《周礼》……‘寻，八尺也。仞亦八尺也。’以此观之，则孔说为是。”[3](P428)
《四书集注》用语甚精，善于锤炼经典已有之文，用作注文。《四书纂笺》常采用“某字(句)出某某书、本某某说、见某某书、所引乃某某说”等点出其出处。如“齐之为言齐也，所以齐不齐而致其齐也”二句出《礼记·祭统》篇，“固其肌肤之会筋骸之束”见《礼运》。从《四书集注》所引之书见其引三礼为多，如“勤苦难成之患”“躐等陵节”皆出《学记》；“所谓起予则亦相长之义也”出《学记》“教学相长也”。“可谓能继其志矣”出《学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或交代《四书集注》两说之来源。如关于八佾，《四书集注》保存了两说：一是每佾人数不定，与佾数相同；二是每佾人数固定不变，皆为8人。詹道传引《左传》注疏为证，指出“人如佾数”说出自杜注，而服虔疏则主张每佾八人说。关于五霸说，《四书集注》分别采用赵氏与丁氏说，《四书纂笺》指出二说最早来源分别见于《国语》《春秋》，杜预注采用二说，故《集注》亦采用之。《四书纂笺》有时提出在面临两种解释时《集注》之取向。如关于公子赤还是公子恶的问题，《四书纂笺》引倪氏说指出《四书集注》取《公羊》说而放弃《左传》说:“左氏以为恶，公羊以为赤。《集注》曰子赤，本《公羊传》也。”[3](P213)
(2)跨机器移动工序和同机器移动工序分开考虑[15-20] 邻域结构的实现方式是分开考虑跨机器移动工序和同机器移动工序，在同机器移动工序方面，可以借鉴JSP中已有的邻域结构。该类邻域结构在对工序的跨机器移动方面存在一定盲目性，包含对工序的无效移动，其有效性和实现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在同机器移动工序方面，借鉴了JSP中已有邻域结构，典型的有Nowicki[2]、Balas[4]、Zhang[5]分别提出的N5、N6、N7邻域结构。分析发现，这些邻域结构存在的问题是工序的移动范围受限制，仅局限在所在工序块的内部、紧前、紧后位置，遗漏了对工序的有效移动，工序移动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展研究。
其八,《四书集注》与朱子他书相冲突而误。如关于“不舍昼夜”之“舍”的读音，《四书集注》是上声。但朱子晚年著作《楚辞辨证》则批评“舍”读上声。此两种看法相互冲突，詹道传认为当以晚年说为准。“不舍昼夜，‘舍’上声。《楚辞辨证》骚经‘忍而不能舍’也。洪氏注引颜师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义。《论语》不舍昼夜，谓晓夕不息耳。今人或音舍者非是。’按：《辨证》文公著于庆元己未三月，明年庚申四月公易箦矣。《四书集注》舍上声者旧音，读如赦者，定说也。”[3](P138)又，詹道传还据《朱子格言》对《孟子》“浩然之气”章的“非义袭而取”作出与《四书集注》不同的新解。“按《朱子格言》云：‘非义’当一读，盖非义则是袭而取之者。若三字连读则不成文理。今按《集注》与此不合，谩记于此。”[3](P279)关于谅阴之说，《四书集注》言“天子居丧之名未详其义”。但《四书纂笺》引蔡模说，指出朱子晚年主张谅阴是“居丧于梁闇”之义。“蔡氏模曰：《丧服四制》谅闇三年。郑注云：谅古作梁楣，谓之梁闇，……《书》云：‘王宅忧谅阴’，言居丧于梁闇也。模按：谅阴之义，先人得于先师晩年面命者如此。”[3](P197)
其九,《四书纂笺》有时以罗列诸说的方式来质疑《四书集注》说。如《四书集注》言“鲁地七百里”。《四书纂笺》先后引《王制》《孟子》《周礼》说为证，表明公侯之地皆不足700里，唯有《明堂位》言700里。《四书纂笺》对此不同看法的态度是“当详之”。“《王制》《孟子》为三等之地，公侯皆方百里，……《明堂位》云‘周公致政于成王，成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当详之。”[3](P210)
(1)建立地下水水质评价矩阵：设地下水水质待评价样本有x件，则有M1，M2,…Mi(i=1,2，…，x)，评价指标有y种，则指标数列为N1，N2,…Nj(j=1,2，…，y),设样本Mi在评价指标Nj下的检测值为Pij，将地下水质量的5种分类标准对应的评价指标也作为实测样本，由此建立了x+5个样本与y种评价指标构成的初始评价矩阵(Pij)(x+5)×y。
其十,《孟子》《史记》之误。如提出《孟子》“中古棺七寸”所说未见得可靠。《四书纂笺》先引《礼记》棺4寸椁5寸说，再引丧礼棺有8寸、6寸两种不同尺度说，证明古籍并无《孟子》所谓“中古棺7寸”，又引古注说天子与平民棺材厚度一样，反驳《孟子》之说。“《记·檀弓》‘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而《丧大记》云：‘君之棺八寸、上大夫棺八寸、下大夫棺六寸、士棺六寸’。注云：‘皆周制，舍此未见有七寸之文’。此章旧注云：‘天子至庶人厚薄皆然。’乃未详。”[3](P295)指出《史记》的孔子弟子传有所失载，陈亢在《孔子家语》中已记为弟子，《史记》却失之，“《家语》亢在孔子弟子中，《史记七十二子传》却无之。”[3](P62)与之类似失载的还有林放。“林放，鲁人，《史记弟子传》不载，《礼殿图》有之。”[3](P74)《四书纂笺》还引金氏说批评《史记》所记伯夷叔齐名字关系不对，乃出于纬书附会之名。“《史记列传索隐》：‘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齐名智，字公达。夷齐其谥也。’金氏曰：《史记》载夷齐名若字，出《春秋少阳篇》，古无此名字之例，乃纬书附会耳。”[3](P99)
其十一,引时人说以批评古书之误。如引曾以德说批评《礼记》王霸不分。“曾以德曰：《春秋传》昭三年郑子大叔曰：‘文襄之霸也，令诸侯三岁聘，五岁朝，则此乃霸者令诸侯以事已尔’。《记》以为诸侯之事天子，则误矣。”[3](P471)批评许谦《读四书丛说》“沽”音之误，许谦提出沽有平声、去声两种，分别指向买、卖。《四书纂笺》认为此与《论语》不合。“《丛说》：‘沽去声训卖，若平声则训买。’于此义不相当。”[3](P138)辨通行本断句之误。引金氏说指出“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中“然”有两种断句法，金氏认为“然”应当作为下句开头而非上句之结尾。“金氏曰：俗连‘然’字句者非。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于未死之前，期词也；则已死之后，断词也。‘然’字唤起下文，便见尚徳之意。”[3](P185)
从图5可以看出，胃蛋白酶在2 h酶解产物的降血糖功能达到最高水平，抑制率达到41.3%，随后保持稳定；中性蛋白酶酶解产物的降血糖功能随时间变化波动较大，在3 h达到最高。三种酶中胃蛋白酶酶解产物降血糖功能显著高于其他两种酶，而中性酶和碱性酶产物降血糖功能没有显著差异。这一实验结果与酶解鲢鱼蛋白的降血糖功能研究结果稍有不同，其结果为中性蛋白酶解产物降血糖功能最强[18]，这一差异可能与实验原料的氨基酸组成有关。
终身学习是指每个社会成员为适应社会发展和实现个体发展的需要，贯穿于人的一生的持续的学习过程，学习不分年龄和人群，每个人都应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只有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才能使自己适应新时代图书馆工作的新需求。腹有诗书气自华，只有多读书才能让自己成为做人做事具有大格局的人，因此,抓住机遇,与时俱进,树立终身学习理念,追求终身学习目标,才是新世纪每个图书馆员的不二之选。[4]
九 结语
综上所述，《四书纂笺》具有两个鲜明特点：羽翼朱子而不乏批评，汇聚众说而断以己意。该书所有的考证几乎皆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尤以元人著作为主，体现了集元代《四书集注》考证之大成的特点。虽詹道传极少自出己意，然诸说之选取裁定，则体现了著者的学识与眼力。该书虽以羽翼朱子、疏证朱子为目的，但并未遵守“疏不破注”的原则，而是对《四书集注》作出了多方面的批评，而态度则表现得很委婉。这表明四库馆臣论其讳言《四书集注》舛误的论断实属偏见无稽之谈。以清人汉学的眼光看来，该书考证仍有不够精密之处。尽管如此，该书已充分显示了著者深厚广博的知识，亦充分展示了朱子四书之学对汉唐学术实有着深刻之继承与发展，同时为清代汉学的产生亦埋下了伏笔。故此，《四书纂笺》对于准确掌握《四书集注》、深入理解元代朱子学、切实把握朱子四书诠释的考证路向，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朱熹.朱文公文集[M]//朱杰人，等.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2]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
[3]詹道传.四书纂笺[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5.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AssistingtoZhuziandContributingtotheConfucius——TheAcademicCharacteristicsofExplanation&CorrectiononZhuziintheFourBooksCompilation
XU Jia-xing
(Center of Value and Caltuae Stndies,School of Philosoph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Zhan Daochuan’s FourBooksCompilation uses the form of commentary to make an examination of the FourBooksVariorum,including correcting its pronunciation,clarifying its meaning,investigating system,discriminating the name and description of things ,exploring ins and outs,supplying the unmentioned,putting up the different ideas,analyzing the errors,being called “assisting to Zhuzi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Confucius”.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book also puts forward pertinent criticism on the mistakes of “Notes”,such as phonetic,meaning,citation,historical facts,the reference of ancient annotations,no revisions,conflicts between two different ideas,and conflicts with Zhuzi’s opinions in his other books.All these things show the side of criticizing and correcting on Zhuzi.The judgement of the editors of Si Ku Quan Shu that Zhan Daochuan avoid the errors of FourBooksVariorum is not appropriate,which just reflects the neglected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support and corrections of the FourBooksoftheYuanDynasty.As a later study of the FourBooksinYuanDynasty,the book has made a lot of collection for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predecessors,which can be called the compilation of the FourBooksVarioruminYuanDynasty.It shows the profound knowledge of the Han school of classical philology of FourBooksVariorum,and embodys Zhuzi’s inheritting of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scholarships,and at the same time shows the solid scholastic style of the scholars of the Yuan Dynasty.So researching of the book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mastering Zhuzi’s FourBooksVariorum and understanding the Zhuzi in Yuan Dynasty learning and the textual criticism way of interpretation of Zhuzi’s Four Books.
Keywords：Zhan Dao-chuan;FourBooksCompilation;Zhuzi;FourBooksVariorum;assisting
收稿日期：2019-03-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朱子门人后学研究”(14ZDB008);中共中央组织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项目。
作者简介：许家星(1978-)，男，江西奉新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从事朱子学与四书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24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9)03-0024-08
(责任编辑王能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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