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根据人类文明发展趋势，描绘了不同于所处时代的大同社会愿景和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在对现实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应承担苦难风险责任，并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回顾并评价康有为大同思想中的社会保障思想，能为建立和完善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康有为；社会保障思想；《大同书》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具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家。在中西文化撞击、社会危机加深的历史背景下，他反思传统、批判现实、面向世界、展望未来，不仅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而且写出了气势恢弘的《大同书》。在该书中，康有为根据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描绘了一幅不同于现实的大同社会愿景，不仅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社会的向往，还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保障思想。正确认识和评价康有为的社会理想和其中蕴含的社会保障思想，挖掘我国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渊源，对于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康有为对现实的批判和对大同社会保障制度的设想
康有为生活在一个社会急剧动荡的年代，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如何审视西方、振兴中华是许多仁人志士都在探索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康有为“上览古昔，下考当今，近视中国，远揽全球”［1］36，在进化论历史观的影响下，反思传统、判断当今、展望未来，认为“苍苍者天，抟抟者地，不过一大杀场大牢獄而已”［1］34。他以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历史使命感，“陈诗聆国政，讲易剖天心”，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和社会理想。康有为认为，人类处于苦海之中，并将人类之苦分为“天灾之苦”“人道之苦”“人治之苦”“人情之苦”“人所尊尚之苦”等几个方面。他认为，虽然有些自然灾害给人类带来的苦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各种差别与对立的消失，可以减少自然灾害给人类带来的苦难。因而，他更多地把人类的苦难归结为社会方面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
康有为以广阔的视野审视人类文明发展，不仅从中国历史和现实中探讨社会不公等给人类带来的苦难，还通过对西方各国的观察而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在谈到人之老病时，他说：“老人精力已惫，筋骨已疲，脑髓日枯，土性盐质，又弥满之，故耳目不聪明，手足不灵便，行步不捷疾，身体不强健，于是风露、雨霜、寒暑得以乘之。而又多哀怒、困苦、忧感，因以中之。 内外交迫，疾病易作”［1］83，更增加了他们的苦难。在论及西方社会的问题时，他又说：“试观东伦敦之贫里，如游地獄，巴黎、纽约、芝加哥贫里亦然。菜色褴褛，处于地窖，只为丐盗。小儿养赡不足，多夭者。聚成大团，风俗愈坏，监獄愈苦，病须医愈多。 ”［1］65文明的发展为消除人类的苦难创造了日益丰富的物质条件。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创造了许多奇迹，出现了此前“数千年未有之奇境”。康有为认为：“文明日进，诚过畴昔。然新业虽瑰玮，不过世界之外观，于民生独人之困苦，公德之缺乏，未能略有补救也。”［1］279他提出了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础之上的大同社会的美好设想。
在康有为所设想的大同社会里，实行财产公有，人人平等自由，社会为发挥人的聪明才智提供良好的条件，劳动不再是人们的沉重负担，而是犹如“逸士之灌花，英雄之种菜，隐者之渔钓，豪杰之弋猎而已”［1］294。更重要的是这个社会形成了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保证残疾人和老年人拥有幸福生活。当然，在任何社会都有好逸恶劳的游手好闲之人，大同社会也不例外。康有为认为，对于这些懒惰无业以至无所衣食者，必须把他们送进恤贫院进行强制性劳动，以改造其思想。在恤贫院里，除了进行体力劳动之外，还要对他们进行教导和劝善，有病者则由专门医生进行治疗。这些人的衣食虽粗简但不污秽，也有游乐设施满足他们的精神和健康需要，如已改正则回归社会。对于那些屡次入院且不改正者，则改变其衣服的颜色以令人不耻。因为人们生活幸福，“不患无所养，则有恃无恐；然则人之大恶至于懒惰，乃入恤贫院；故必须重罚以微惩，以劝勤也”［1］264。
崔仁浩的家庭让我自惭形秽。复式楼，凡尔赛宫的风格，实木家具，精致的雕花，酒柜里说不上名字的洋酒，客厅里穿着西服打着领结的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以及手上端着的红酒。这似乎不是一个家长见面会，而是大型企业的年会。
首先，他在对中国和西方社会的批判中提出了理想社会愿景。在19世纪末期的“西学东渐”过程中，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对康有为的思想有很大影响。他既看到了西方的进步和中国的落后，又发现了西方社会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弊端。如何使人类脱离“苦海”走向光明，成了他苦苦思索的一个重大问题，于是，他在对现实的批判中以超越的方式提出了大同社会的未来愿景，并在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给人类造成的种种苦难的批判中，规划了一整套社会保障制度。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以乌托邦评价康有为的大同理想，认为其是脱离现实的空想，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体现，甚至有人认为是一种蒙蔽人民的手段。其实，乌托邦是理想主义的代名词，它不仅是在理想与现实的对照中批判现实，而且还为人们树立了一个超越现实的远大目标。没有这种批判和超越，人们就不能打开自己的视野，并形成一种对未来的追求精神。这就如卡尔·曼海姆所说：“如果摒弃了乌托邦，人类将会失去塑造历史的愿望，从而也会失去理解它的能力。 ”［2］
二、对康有为社会保障思想的评析
当前，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中国社会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科学技术及其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改变着社会的面貌，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速度不断加快，在打破传统封闭体制的同时人口也在大范围里流动，人们的自主创造意识空前增强。与之相联系，经济社会发展也取得了长足进步，综合国力得到了全面增强，所有这些都是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形成的。市场经济是以利益为轴心运转的，竞争、优胜劣汰是它的动力源泉，这就很容易形成单纯注重经济发展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强调效率而不顾公平、重视财富积累并导致贫富分化、张扬功利主义但没有人文关怀、激励强者并无视弱者。这就使财富成为强者的骄傲，而贫穷成为无能的代名词，从而导致制度约束力和道德约束力不能有效规范人们的行为，造成了许多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使社会保障问题显得更加突出。
社会为人们提供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医疗服务，即使人们身体强壮，疾病较少，但医生每月也要为人们进行巡诊服务。医院则建在空气清新、环境幽静的地方，在为人们治病的同时，根据病人的情况，还为他们讲解卫生保健知识，并开展相应的娱乐活动，以尽快恢复健康。医院设特医治疗盲、哑等残废之人，并有特别器具供其娱乐。对生而盲哑者由专门人员进行看护和教育，并学习掌握一种手艺维持其生活。对有遗传性精神病者则集中在岛屿由社会养之，教其耕作，不准男女同居以乱人种。五官废疾者除由公家赡养外，亦不许男女交合以淘汰其种。有传染病之人则隔离治疗或迁异地，费用由公家支付。医院要择环境较好的地方而建，以养生得宜为主。凡60岁以上老人均入养老院，以终极人生之乐。老人在养老院的生活差序有别，对曾有殊功大德者实行特殊优待，以倡导“尊贤、崇德、尚智、量功以示众人壮年之奋勉”［1］270。普通人也能享用公共养老设施并保证他们的生活快乐，使之安度晚年。养老院设于气候适宜、风景绝佳之场所，置琴棋书画，设戏场、乐场、舞场，以使老人们有怡情之乐，且男女可自由同居。院中设讲堂，每日讲道，谈古今天下名理。老者每日有医生诊视，并可以自由外出旅游，以健体怡心、慰其终身。
（八）做好后期扶持工作 做好规模猪场发展后期扶持，保证有序建设、规范管理是稳定发展，抗御养殖风险，有效解决生猪养殖投入大，周转期长，市场风险高的必要条件。
最后，他以“不忍之心”宣传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康有为的哲学是依据“仁”即普遍的仁爱精神建立起来的。他强调人“皆有不忍之心”，由于大家皆为同胞，因此，要依人以为道，实现博爱、平等。他批判“存天理，灭人欲”的传统礼教是“悖人性之至”，认为平等是“天赋人权”“人道者，依人以为道。依人之道，苦乐而已。 为人谋学，去苦以求乐而已”［3］240。 在无力改变现实的情况下，他不仅用人道主义精神批判现实，追求人的自由解放，而且以诗人般的浪漫主义情怀，在平等、博爱的基础上建构起了大同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从政治革命的角度讲，这种人道主义的博爱精神也许没有现实意义，但从扶贫济困和社会保障的角度讲，这种人道主义的博爱精神却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人道主义可以唤起人们的同情心，实现“老安少怀”，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美国学者赫茨勒在评价乌托邦思想家的时候说：他们都是思想上富于独创性和建设性想象力的人，人们“会感受到这些思想家内心深处的痛苦及蕴藏的强烈同情心，了解到他们力图把人们从目光短浅或苦难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迫切心情，以及为了实现他们长期以来苦苦追求美好的未来而精心设计的新方案。他们是面对着一片荒野却看到了一座乐园的人”［4］。
2013年水利部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6]。《意见》明确了水生态文明建设包括八个方面的主要工作内容：一是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二是优化水资源配置；三是强化节约用水管理；四是严格水资源保护；五是推进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六是加强水利建设中的生态保护；七是提高保障和支撑能力；八是广泛开展宣传教育。随后水利部分两批挑选了105个基础条件较好、代表性和典型性较强的城市开展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其中长江经济带49个），探索不同类型的水生态文明建设模式和经验。
其次，他在对西方文明的判断中重新阐释了传统的大同理想。中国有历史悠久的济贫扶弱的文化传统，先秦时期在《礼记·礼运》中就有对“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社会的描述，“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康有为借助经学史上的今古文之争，批判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政治文化，又从“轴心时代”的命题中汲取智慧，他把《礼记·礼运》视为“孔子之微言真传，万国无上之宝典，而天下群生之起死神方哉”［3］236。 他认为西方社会虽然文明发达，但是，造成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局面，进而根据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和肇始于西方的现代文明的判断，重新阐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内涵，提出了超越西方的大同理想主义。中国思想史上有歌颂古代而反对和批判现实的传统，认为人类的“黄金时代”已经逝去。康有为以历史乐观主义的态度，抱着一种对未来的信心，打破了这种传统，把人们的社会理想从歌颂过去转向了追求未来，启发人们在理想之灯的照耀下发现现实中的黑暗，进而在理想与现实的对照中不断探索走向未来的道路。正是在这样一种大思路下，他把扶贫济困的思想从“劫富济贫”和“乐善好施”转向了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这就在中国社会保障思想史上形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而有着不可否认的重要意义。
三、康有为社会保障思想的现代启示
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是建立在对西方社会批判基础之上的，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理想主义色彩。如今的中国与百年前相比，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开拓前进，但是，还有许多历史命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因此，有必要重新回顾和评价康有为大同理想中的社会保障思想，为建立和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障制度提供借鉴。
康有为的大同社会设想为人类提供了一个美好的未来愿景。在很长的时期里，这种设想被人们认为是一个海市蜃楼般的乌托邦，并没有什么实际的现实意义。但是，如果将它放到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批判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中看，会发现它比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主义具有更加深刻的社会意义。
历史合理性与道德合理性的关系问题，曾经是困扰人们的一个重要问题。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无疑取决于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因而发展生产力具有优先性。改革打破了束缚生产力的旧体制，使经济社会生活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计划经济体制带有很大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但当人们把价值规律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准则时，又造成了工具理性主义的普遍发展，从而导致了人际关系的冷漠、社会道德的滑坡、精神家园的荒芜和理想主义的失落。这就提出了正确看待历史合理性和道德合理性关系的问题。
康有为社会保障思想的突出特点是强调道德合理性，他只是提出了一种社会目标而没有关注到过程。如果把未来才能实现的目标放到条件还不具备的当下，那么，必然会带来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使社会失去应有的活力或造成不良的后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道德在现实社会的发展中没有意义。社会进步并不单纯是由经济力量推动的结果，而是在客观必然性和主观能动性、物质发展和精神追求的相互作用下实现的结果。这不仅是说必然性的实现和物质的发展需要通过人的努力和追求才能实现，而且是说远大的理想和良好的道德更强调经济发展的社会合理性。抽象的人道主义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什么意义，但与社会变革过程中对民生关怀相联系的人道主义则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要求。正义、公平、博爱、互助和人道关怀都属于道德评判的原则和道德追求的目标。社会的道德状况不仅由经济状况所决定，而且，和谐的人际关系和人们的道德信仰也决定着经济发展的质量。因此，不能片面强调一个方面而否定或贬低另一个方面，而是要在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采用三种测量工具收集研究数据；(1)The Quick Placement Test(QPT),(2)The Vocabulary Levels Test(Nation,1990),and (3)The Productive Vocabulary Levels Test(PVLT)(Laufer&Nation,1999)。
社会保障是制度化的正义、公平、博爱、互助和人道关怀，它应当体现目标与过程的动态统一。只有树立了以人为本，“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才能统一人们的思想，并且使之在不断完善中体现出自己的生命力。就我国而言，在城乡二元化社会的影响下，建立了城乡完全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养老保障问题将日益突出。这就需要以人道主义精神来评判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确立民生保障水平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同步提高的理念，加快建设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并着眼于未来建立长效机制。市场对这种机制的建立和有效运转是无能为力的，它是由政府、公益团体和公民个人在统一意志和共同目标下共同努力的结果。
参考文献：
[1]康有为.大同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2]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M].张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9.
[3]康有为.孟子微·中庸注·礼运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M].张兆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51.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19）03-0014-03
作者简介：凌文豪（1972—），男，博士，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王晗（1992—），女，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养老保障理论与实践。
收稿日期：2018-11-19
基金项目：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体系研究”（17BSH044）。
（编辑：文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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