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四大发明”为什么首先产生于中国，它的产生与中国大一统的社会有无关系？经梳理“四大发明”的起源发展传播的历史脉络，发现“四大发明”的诞生、使用在很多方面都在为统治阶级服务，受统治阶级的支持和严格管理，在某些方面成为统治阶级控制社会的工具。它的发明、发展无不打上大一统社会的烙印。
关键词：四大发明；古代科技；大一统性
一、四大发明产生的历史背景
造纸术作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在古代中国文化传播甚至世界文化传播过程中占据了独一无二的位置。关于造纸术的发明，普遍认为是东汉蔡伦于公元105年改进而成。古书记载：“自古书契多编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初奏上之，帝善其能，天下咸称蔡侯纸”[1]1025。实际上，纸张在东汉前已有雏形，蔡伦只是成功改进其生产技术从而流传于世，被称为“蔡侯纸”。不少文献都说明了纸张早已在东汉之前就出现的事实。如《汉书·赵飞燕传》中有一段关于宫廷中用纸包裹毒药毒死人的记载：“中有裹药二枚，赫蹄书”[2]1513。东汉人应劭注“赫蹄”为“薄小纸也”；晋人孟康注为“染纸素令赤而书之”。据此可认为“赫蹄书”是书写染红了的薄小纸。《后汉书·贾逵传》记载，建初元年贾逵应诏入宫讲《左氏春秋传》，“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高材者二十人，数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13]482同书卷十的《和熹邓皇后传》记载邓皇后喜好经典，永元十四年立为皇后，“是时，万国贡献，竟求珍丽之物；自后既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可见，纸在中国社会的运用形式普遍且多样。
原来她家里还有近亲，于是我们坐待事态的发展。起先没有动静，随后我们得到确讯，他们即将结婚。我们还听说爱米丽小姐去过首饰店，订购了一套银质男人盥洗用具，每件上面刻着“荷默·伯隆”。两天之后人家又告诉我们她买了全套男人服装，包括睡衣在内，因此我们说:“他们已经结婚了。”我们着实高兴。我们高兴的是两位堂姐妹比起爱米丽小姐来，更有格里尔生家族的风度。
印刷术分为两种：雕版印刷术与活字印刷术。雕版印刷术产生于隋代，“开皇十三年，上敕佛经，雕版行世，是刻板书，隋已有之”[4]73。活字印刷术产生于宋朝庆历年间，由毕昇发明。宋代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有对活字印刷术的详细记载：“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保藏”[5]75。可见，活字印刷术因其印刷效率高、印刷成本低等特点在民间广为流传大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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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针在古代亦被称为“司南”，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司南最早出现于先秦时期。《韩非子》中就有如下记载：“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司南即指南车也”[6]11。还有许多史料都能看到关于司南或指南针的身影，如公元3世纪的《鬼谷子•谋篇》中：“郑人取玉，必载司南，为其不惑也”；东汉王充《论衡》：“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等。成书于宋代的《诸蕃志》中写道：“渺茫无际，天水一色。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17]30，《诸蕃志》是一部记载海外风土物产以及自中国沿海至海外各国的航线历程的地理著作，由此可见至迟在宋代，指南针已成熟地运用于航海事业了。清代的《时务通考》中也有指南针的记载：“指南针罗盘所行之路计行若干里，核对前一日内日记簿所载是否无误，又查该船或因罗经有偏向不敢依直线前行…”，其中，“指南针”、“该船”这些字眼都将指南针与航海联系起来。有学者专门梳理了宋代以来指南针用于航海的文献记载，其中有北宋朱彧的《萍洲可谈》（1119年）、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1124年）、南宋吴自牧《梦梁录》（1274年）、元代周达观《真腊风土记》（约1312年）、《海道指南图》（约1331年）、《大元海运记》与《岛夷志略》、《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收录于《武备志》）、巩珍《西洋番国志》（1434年）、张燮《东西洋考》（1618年）、清代徐葆光《中山传信录》（1720年）、周煌《琉球国志略》（1757年）等[8]329。可见，指南针已成为在海上航行时必备的工具。
打糍粑，是我们长兴从古至今的春节习俗。有些人以为，糍粑就是年糕，其实不然。年糕是糯米和其他品种的米混合制成的，而糍粑是纯糯米制成的。糍粑比年糕更软、更糯，更具一方风味！
二、四大发明的社会影响
再以印刷为例。在印刷术出现后，尤其是宋代出现了活字印刷术后，印刷效率大大提高，因此，政府对印刷也开始严加管理。“宋代统治者对政府主办出版事业都很重视，把它作为宣扬封建思想、维护封建秩序、巩固政权的一件大事来办，并多次运用国家雄厚的人力、物力，编辑出版了一批大部头的著作”[20]29，方厚枢的这段记载一方面可看出统治集团对于印刷出版事业的重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印刷对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作用，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宋会要辑稿》中有一段宋仁宗关于印刷的诏令：“今后如合有雕印文集，仰于逐处投纳，附递闻奏，候差官看详，别无妨碍，许令开板，方得雕印。如敢违犯，必行朝典，仍候断遣，迄收索印板，随处当官毁弃”[21]8404，诏令字里行间都可看出对于印刷的严格审查、管制，对于有违规现象的，坚决予以处罚。同书还有一段诏令：“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徒二年，告者赏缗钱十万。内国史实录仍不得传写，即其他书籍欲雕印者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板候印，讫送秘书省…”[21]8404，联想到宋代是“重文轻武”的文官政府，读书考科举在当时颇受重视，这段诏令中印刷为学者服务，有益于学者的才允许印刷，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印刷为国家的科举制度服务。印刷术本是一项当时的科学技术，然而政府的介入，使之具有了一层浓厚的为专制阶级服务的色彩，即本文所言的大一统性。
火药的发明与炼丹术有紧密的联系，早期火药二字大多出现在有关炼丹的古书中，《神仙九丹经》、《皇帝九鼎神丹经诀》等书中皆可见到火药的字眼。虽然炼丹这项技术并不现实，但是这个与化学有关的技术，却与火药的发明直接联系了起来。最早见到火药配方的是北宋曾公亮所著的《武经总要》，其中详细记载了制作火药需要的十种配方以及制作方法[9]98。火药发明之后，便被广泛运用于军事战争，同时火药也出现各种变体。赵万年撰写的《襄阳守城录》中：“并带霹雳炮火药箭等”[10]11，“霹雳炮”、“火药箭”等字眼，都说明了唐宋以降火药武器的运用已趋于多样化和普遍化。《皇明名臣经济录》中：“今之火药用焰硝硫黄柳炭为之”[11]250，“今”一字也可看出火药的制作配方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亦可看出火药在古代社会早已存在。到了宋代时，火箭等各式形态的新式火药武器均已出现，《武经总要》就有关于火箭的记载：“又有火箭，施火药于箭首，弓弩通用之。其传药轻重以弓力为准”[9]103。
古书《公羊传》中提到“大一统”：“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15]14。古人所言大一统，并非仅指地理上的统一，更有被统一于统治阶级之含义。换言之，大一统性是指一样事物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意思。笔者在本文所要论述的四大发明之大一统性即是这一性质。
以火药为例，火药虽然如前文所述，在中国古代社会早已存在，但是古代政府对火药的制造严格控制，明清以降设立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制造火药。明代的王在晋撰写的《三朝辽事实录》记述了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到天启七年（1627）的辽东战事。在其卷十一中，有关于火药局的记载，“一郭家园盖火药局厂房十一间，一龙王庙盖火药局厂房十三间，一新建北火药局开工伊始止先造完房九间”[16]270，数量不小的新建火药局也可看出当时这一机构存在的普遍性以及地位的重要性。《督蜀叔草》中“设有军器火药局，内则支应城守外则分发各边从来常例也”[17]15也显示了火药局对内对外的作用。到了清代，《八旗通志》中“空出房四间作为制造火药局”[18]1341这段话也可看出当时已有专门管理火药的机构。《中西兵略执掌》中有关于火药局制造火药的记载：“余至武昌火药局看造火药之法，以铜为轮，以铁为辗，圈地为大磨盘，以牛碾之。盘大径二丈三尺，周围七丈许。每盘用四牛，每牛连曳两轮…”[19]61，从中可以看出，火药局制造已成系统化，“二丈三尺”、“七丈”这些数量词也可看出制造火药规模之大。这样的规模阵势，背后必须得有拥有雄厚财力的政府支持，民间自然是没有这么大的能力的。据笔者了解，不仅制造火药在当时受到严格、专门的管理，就连调运火药或者使用火药时都要经过申请。因此，整个火药的生产、使用过程，都离不开官府的掌控。生产出来的火药，也直接运用于国家的军事战争。因此，大一统性在这里就清晰地体现出来了。
四大发明出现之后，除了在中国社会开始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还开始了各自的西传。火药由蒙古传入阿拉伯再传入欧洲，欧洲由冷兵器时代进入了热兵器时代，结束了以骑士阶层为象征的中世纪。指南针的出现，欧洲得以开始了探索世界，争夺海洋霸权，征服世界的进程。造纸术和印刷术相辅相成，让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和观点得到了大力的宣扬。
三、四大发明的大一统性
火药被运用于军事战争，大大改进了作战方式，提升了队伍的军事威力。唐昭宗天佑元年（904年），杨行密的军队围攻豫章，部将郑璠“以所部发机飞火，烧龙沙门，带领壮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体”[14]22，这里“飞火”，就是火炮、火箭之类，火药的出现使古代军事战争由冷兵器时代转变为热兵器时代，“焦灼被体”也看出火药威力之大，并受当时战士们的青睐。
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影响更加不言而喻。轻巧便捷的纸张，大大避免了使用者使用竹帛的不便。印刷术的传播，尤其是雕版印刷术，提高了印刷效率。这两样发明无疑给当时社会，尤其是这样一个科举社会的文化事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四大发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它的用途上。毫无疑问，四大发明由于其创新性和实用性，在当时社会广泛运用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以指南针为例，毋庸置疑，指南针被运用于古代的航海、交通方面。《瀛崖胜览》是曾随郑和三下西洋的明代通事马欢所著。此书中，有一段关于指南针的记载：“设遇风、水不便，舟师失针，船损”[12]15，“失针”即“舟损”，言简意赅地揭示了指南针在当时航海事业中的重要性。无独有偶，曾随郑和四下西洋的费信也在其《星槎胜览》中写到指南针的重要性：“上怕七洲，下怕昆仑。针迷舵失，人船莫存”[13]2。其他关于郑和下西洋运用指南针的记载还有许多，由此可见指南针在当时航海事业中的重要性以及带来的巨大影响。
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水是极其重要的意象，如《阿黑小史》中的雨、《长河》中的辰河和《三三》中的溪水。从原型层面探究水意象，是原型视域下研究沈从文小说的另一个热点话题。
指南针的应用就更加体现其大一统性的色彩了。指南这项技术出现后，就被运用于军事战争以及航海事业。最早的如《古今注》中描写黄帝和蚩尤的战斗：“蚩尤作大雾，士皆迷四方。于是作指南车以示四方，遂擒蚩尤”[22]1；《宋书》记载的指南车：“指南车其始周公所作…宋武帝平长安始得此车”[23]230，同卷中也可看出指南车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得到改进：“拓跋涛使工人郭善明造指南车”。随着大一统国家政权越来越稳固，指南针技术的运用也从战争转移到了航海上。明代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写道：“而海人习知海道者率用指南针为其导向…”[24]1756。航海作为古代政府与国外交流的重要方式，指南针是其必须的设备无论是军事用途抑或航海用途，在当时王权至上、封建专制的国家社会里，指南针的这些用途无不体现出它的大一统性。
造纸术亦然。纸在古代社会的运用更能体现其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特点。纸张的发明与完善主要是为了通讯的需要，国家要控制四方，必须要加强对周边命令的发布，纸质材料比较方便，各地为了了解中央及皇帝的意旨也需要及时把京城的命令、动态传达到地方。早期社会用竹简，竹简厚重，极为不便。据《史记》记载，秦始皇每天批阅的奏章“以衡石量书”[25]135。由于纸张尚未出现，堆积起来的竹简奏章就有一百多斤重，可想而知竹简有多不便。随着隋唐出现了科举制度，读书成为仕进的重要途径。读书人备考科举考试，也离不开书本和纸张，从这一角度看，造纸术也可看成是服务国家政策的一样技术。
结语
纵观中国历史发展轨迹，贯穿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规律，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在其中必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要保持整个国家大一统的连续性，古代科技发明也要随着时代赋予它新的科技含量才能让国家立于不败之地。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科技文明的创新更是维持和巩固中国大一统性关键所在，重中之重。最后，应当指出，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对社会存在着强有力的控制，四大发明因此被赋予了大一统性这一特殊的性质，它的发明、使用，在很多方面，实际上都在为统治阶级服务，甚至严重点说，它在某些方面成为了统治阶级控制社会的工具。但是，即便如此，四大发明为当时社会作出的贡献和影响依然是不容忽视的。研究其具有的性质，对了解古代社会，也具有帮助。
参考文献：
[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第六十八[M].百衲本景宋绍熙刻本.
[2](东汉)班固.汉书•卷97下•赵飞燕传[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36•郑范陈贾张列传第二十六[M].百衲本景宋绍熙刻本.
[4](清)郭麟.灵芬馆诗话•诗话卷八[M].清嘉庆二十一年刻二十三年增修本.
[5](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M].四库丛刊续编景明本.
[6](战国)韩非子•卷第二[M].四部丛刊清景宋钞校本.
[7](南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下[M].清学津讨原本.
[8]潘吉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
[9](北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二[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宋)赵万年.襄阳守城录[M].清钞本.
[11](明)黄训.皇明名臣经济录•卷十七兵部四[M].明嘉靖二十八年刻本.
[12](明)马欢.瀛崖胜览[M].明亦政堂刻本.
[13](明)费信.星槎胜览•卷一[M].明嘉靖古今说海本.
[14](宋)路振.九国志•卷二吴[M].清守山阁丛书本.
[15](东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卷第一[M].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
[16](明)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一[M].明崇祯刻本.
[17]督蜀叔草•卷一[M].清康熙五十九年朱人龙刻本.
[18](清)鄂尔泰.八旗通志•卷一百十七营建志六[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清)陈龙昌.中西兵略执掌•卷一营规[M].清光绪东山草堂石印本.
[20]方厚枢.宋代政府主办的出版事业[M].北京:中国出版,1997.
[2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二[M].稿本.
[22](晋)崔豹.古今注•上[M].四部丛刊三遍景宋本.
[23](梁)沈豹.宋书•卷十八志第八[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24](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不分卷[M].稿本.
[25](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16-0133-03
作者简介：吴方意（1995—），男，汉族，江苏苏州人，单位为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为区域社会文化史。
（责任编辑：李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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