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的政治哲学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向，即从“共和”到“民主”的转向。这一转向的直接现实背景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指向政制革命后，民国初年中国政坛的混乱使得陈独秀反思当时中国精英化的政治样态。同时，共和与民主这两个范畴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中的演变，以及从观念出发处置政治问题的思维定式，构成了这一转向的观念来源。质言之，这一转向与陈独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一体两翼，合为其针对中国二元社会政治结构的社会改造进路。这一转向在当时的激进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虽然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有不足，却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乃至整个现代史上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陈独秀前期政治哲学 从“共和”到民主的转向 权威主义 大众民主 中道
一、陈独秀前期政治哲学转向的现实背景和观念来源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在外力的几波侵袭之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表现为一种应激性的过程。此进程的几个阶段与相应的思潮主流相辅相成，可以“西风东渐”来概括。在第一个阶段，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兴起，“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潮成为主流。中国的现代化尝试集中于“制械练兵之术”，即工业和国防体系的层面。在第二个阶段，甲午战争的失败，和日俄战争中日本对沙俄帝国的胜利，令中国的旧式行政体制成为中国智识阶层的众矢之的，遂有之后的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在第三个阶段，客观上维新运动推动的辛亥革命之爆发，暨民国之建立，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进一步推进至根本意义上的政制革命。截止于“五四”运动，在之后的第四个阶段，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智识分子将矛头移向传统中国的思想文化体系。
中国现代化进程大体上是一个赓续的进程，而就今日中国的面貌而言，考虑到此进程中各个阶段的作用和影响，很难断言某阶段是完全失败的。实际上，在上述诸阶段之间，区别仅在于中国智识阶层面向的焦点不同，而在焦点依次递嬗的过程中，之前的焦点并未被取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的现代化更进一步成为一种全方位的现代化，尽管在不同的维度上这一进程的速率不尽相同。
然而，在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初年，在中央，政权由北洋系军人把持；在地方，主政的是各省的军阀。这些以袁氏称帝和张勋复辟等为标志性事件。对此，陈独秀展开了深入的反思。
作为一对政治哲学范畴，在西方政治哲学的谱系中，共和与民主一方面各自经历了内涵的演变，另一方面又在此演变的过程中发生了内涵的交叉和歧异。
而作为舶来品，在近代中国思想界出场的“共和”与“民主”毕竟是“西风东渐”的产物。无疑的是，要考察陈独秀前期在两者之间的转向，对这两个概念的辨析及其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中流变的简要梳理就是必要的。
定理 2.2[8] 令X={x1,…,xn}, A,F(X),→是[0,1]上的正则蕴涵,满足a+a→b≤1+b,a,[0,1],则H是F(X)上的一个度量。其中,F(X)2→[0,1],
就词源而言，在西方，“民主”一词是由古希腊语中的demos(人民)和kratia(统治或权威)衍生出来的。①合二为一，“民主”的字面意义，就是人民作为主体在一个共同体中进行统治。作为一个语词，“民主”是主谓结构。主语是“人民”，谓词是“统治”。作为一个政治哲学范畴，民主的内涵是不断丰富的。但是无论是在古典时代还是在当今之世，“多数统治”始终是民主的一个主要意涵，“少数服从多数”已成为妇孺皆知的民主原则。
“共和国”一词出自希腊文politeia，而后古罗马人西塞罗以拉丁文译为res publica(意谓公共事务)，再后来由共和国的本义衍生出两个引申义：一是共和制，即与君主政体相对立的政治体制；二是指共和主义，指一套旨在建立强调平等、政治民主、政治参与和公共精神的政治范式之政治哲学。就“共和”的第一个引申义而言，其与君主制的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与自诩“君权神授”的君主政体相区别，共和制下国家元首由权威的宪法赋予权力和地位，同时，国家元首不同于世袭和终身在位的君主，而是有一定的任期；其二，共和制下政府的职能限于法定的公共领域②。相对于民主主义，“共和主义”有几个基本的意涵：第一，共和主义强调政治上的自由。根据以赛亚·伯林所划分的两种意义上的自由，自由包括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共和主义强调共同体成员的政治参与，就这个意义上说，共和主义强调的是政治上的积极自由。第二，共和主义以公共善(common good)作为所有参与政治的共同体成员之共同鹄的。第三，共和主义倚重爱国主义信念。第四，共和主义的一个主要特质，在于以“质”的范畴而言，其对公民道德水准提出了较高要求。相形之下，民主主义则更多地在“量”的意义上强调政治参与。这就使得，在共和主义框架下，公民在身份上被赋予了相当的“排他性”③。正因如此，共和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流派，就具有天然的精英主义取向。第五，共和主义理念的另一个主要元素是混合政体。古罗马共和制作为共和政体的古典范式，是共和一词制度意涵的主要来源。
分析陈独秀前期从“共和”到“民主”的转向，仅仅对“共和”与“民主”在西方政治哲学光谱中的内涵及其演变作辨析和梳理是不够的。这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共和”与“民主”的理念虽然滥觞于西方，但在近代中国“西风东渐”的过程中删除也不可避免地经历了语境的转化，从而被赋予带有“中国特色”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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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家很容易成为理想主义者，但是，没有“认识世界”的指导作用，也就无所谓“改造世界”。因此陈独秀前期从“共和”到“民主”的转向，对于当今治国理政，具一定的的借鉴意义。
⑨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34、29页。
林毓生将这一文化心理机制称为“中国意识”。以孟子、程朱再到王阳明为例，他扼要分析了儒学谱系中的一个思维定向，将其称为“一元论和惟智论的思想模式”，即在面对道德和政治问题(实际上如我们所知，中国传统政治就是一种伦理政治或者说道德政治)时将思想置于优先的地位⑦。这里要补充的一点是，在“四书”之首、儒家核心经典《大学》的开头，就已出现这一文化心理机制的总纲：“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其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⑧这段话首先强调在认识中辨明优先性即辨明因果联系对于追求真理的意义，然后明确指出，表现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思想观念对于“平天下”即构建秩序良好的理想社会具有根本意义和优先地位。
如果说在甲午之后，维新和立宪运动中国人聚讼的焦点是“共和”，或者说是要不要反对君主制，那么，民国初年共和政治的乱象则迫使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智识阶层反思“共和”。正是从此时起，作为这场集体反思的结果，“民主”开始在意识领域隆重登场。而作为当时的“意见领袖”，陈独秀从“共和”到“民主”的转向是具有典型性的。
上文已经简述“五四”运动中陈独秀由“共和”转向“民主”的现实背景和观念渊源。不仅如此，“五四”运动中陈独秀政治哲学从“共和”到“民主”的转向，也萌蘖于传统中国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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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山地与平原高差太大，河流出山口之后，于山麓地带形成大大小小的扇状地形，成都河流冲积平原实为联合扇状平原。
要强调的是，在“五四”运动中，陈独秀从“共和”转向民主，是在经验层面的现实因素和先验层面的观念因素之双重作用下发生的。首先，从洋务运动到维新运动、立宪运动到辛亥革命，中国志士所勠力效仿泰西的焦点，从物质(生产方式)转向具体制度，再由具体制度(政治权力的运行方式)转向根本体制(政治权威的确立和政治权力的分配方式)，最终转移到观念体系。毫无疑问，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端赖诉诸经验的现实求索。但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又无法回避主观因素的客观存在——中国的现代化既然是在中国人以传统观念系统为基础的主观意识指导下进行的，受到传统文化心理机制的左右就是顺理成章的。
另外，1919年来华讲学的杜威实用主义的政治哲学与其说是对陈独秀的这一转向产生了直接影响，毋宁说是其理论系统恰好与陈独秀的总体思路一拍即合。陈独秀化用杜威的“民治主义”，试图将其嫁接在中国的现实之上：他按照杜威对自己学说的解释，首先肯定了立宪政治和代议制度；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实行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他认为，以地方和行业的有组织的自治等为形式的公民自治，是保障共同体获得善治的必要条件，否则将一方面造成大众政治义务和权利的悬置，一方面为专制和腐化铺设温床：“凡是笼统空洞没有小组织做基础的大组织，等于没有组织；这种没有组织的大组织，消极方面的恶结果，就是造成多数人的冷淡、涣散、放弃责任；积极方面的恶结果，就是造成少数人利用、把持、腐败。”⑨
二、陈独秀前期从“共和”到民主的转向
在中国社会政治的现实状况、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思潮和传统文化心理机制的共同作用下，陈独秀开始质疑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结构。恰如“哲学起于怀疑”，他前期政治哲学中从“共和”到“民主”的转向也肇始于这一质疑。具体而言，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陈独秀意识到分别统领当时中国社会中公领域和私领域的共和政制与文化传统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他指出，这个双轨式社会政治结构在运行逻辑上是不能自洽的：“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受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⑩即便在早已转向共产主义的个人思想发展史后期，陈独秀仍将共和制奉为实现共产主义之前政治的最高范式。因此，循着“存其一必废其一”的思路，陈独秀必然将矛头指向传统伦理文化。这正是“五四”何以高举“打倒孔家店”的大纛，全盘地反叛传统的根本逻辑。
仓库的一摞麻袋上横七竖八地摊着些湿透了的衣服,男知青们把身上能脱下来的衣服都脱下来拧干。上海知青徐进步连裤衩也脱下来拧,被一穗不知道从哪里飞过来的干苞米击中面门。
事实上，在“五四”运动中，陈独秀真正的纲领不仅仅是“存其一而废其一”——不是要铲除作为政治信念基础的旧思想文化，同时保全原有“共和”的政治安排，而是双管齐下，“废其一而易其一”——一方面，要全盘消解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另一方面，还要改造“共和”。也就是说，针对当时中国双轨式的社会政治结构，陈独秀要从文化和政治两方面以双轨式的革新进行社会“改造”。
具体地说，在文化一端，陈独秀意图废除传统文化结构中的道德化(因而是是精英化)的政治文化观念。首先，正如前文所引，在儒家的政治观念系统中，“格物致知”奠定了作为“诚意正心修身”的道德实践的认识基础，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又是“诚意正心修身”的道德实践之鹄的。因此，在儒家政治哲学的传统中，政治的本质属性是道德的。同时，从儒家经典《孟子》中的一段话，我们又可以管窥到在儒家学说中道德的精英属性：“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结合起来看，我们可以说儒家政治哲学的传统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政治在根本上具有精英属性。也许，《孟子》的另一处陈说更为直接：“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这样一来，在民初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中，共和政制内潜伏的精英政治因子(公领域)就与传统文化观念系统中的精英理论(私领域)形成了“合谋”，而造成了社会政治样态的“实然”。然而，这种精英化的“实然”并不是“可欲”的，民初共和的混乱迫使陈独秀反思这种精英化的社会运作，而确认了共和主义中混合政体的原则，从而走向了诉诸多数的大众民主。
陈独秀的前期政治哲学转向产生了重大的时代影响。陈独秀的民主主义或者说“平民主义”，在五四后期迅速地与同样标榜平等的共产主义合流。在此过程中，作为一个“意见领袖”，陈独秀富有战斗性和感染力的观念表述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形成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该推动作用的深层逻辑在于，既然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最高价值都是实现人在完全意义上的解放或者自由和平等，而民主主义的路径是如此漫长，一旦受到一战后中国成为“强权战胜公理”受害者的刺激，追求“直接和迅速地解决问题”，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向即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向就变成顺理成章的事情。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党的领导人如瞿秋白和毛泽东的民主论述都与之密不可分。
在此基础上，陈独秀将“民主”推上意见的舞台。陈独秀改造“共和”的进路确实指向了民初“共和”的问题。这种政治样态的症结有两个：一是缺乏监督；二是倾向专权。如陈志让在所著《军绅政权》中指出的，民初政治是“军绅政权”下的精英政治和派系政治，他们固守张之洞阐发的“中体西用”原则，以伦理关系和效忠原则来统率政党和议会的组织关系，以私人意见来决定公共事务，这体现了作为“法”的新制度与作为“统”的旧文化之间的扞格。正因如此，民初政坛上出现了腐败和复辟的现象。陈独秀的改革进路是，针对当时政治的精英化、派系化，让在传统政治理念中缺位的大众出场，以监督和钳制精英，这实际反映了陈独秀对共和主义混合政体理念的认同。就这个意义上讲，陈独秀从“共和”到“民主”的转向，绝不是否定共和，而恰恰是保卫共和、匡扶共和。他的理想是：通过扩大民主，以民主主义调和共和主义，从而凭借均衡的混合政体获得共和下的善治。
当时，在文化改造和政治改造的关系上，陈独秀以前者为本。又如前所述，在政治改革上，陈独秀只是笼统地呼吁扩大民主，肯定代议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承认宪法的权威。但是，在如何实现和保障民主，如何以制度安排获得一个诸元素相平衡的混合政体的问题上，陈独秀并未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因此，在政治改革上，陈独秀从“共和”到“民主”的转向，可谓是只“破”不“立”。另一方面，加之陈独秀试图以新文化运动掀起观念革命，考虑到他实现中国自立和自强的功利目的，本文认为，陈独秀的“双管齐下”其实发生了统筹上的错位——观念的更新往往是滞后于制度的革新的。而如前所述，这一错位或不免基于陈独秀身上的传统文化基因。在儒家政治哲学中，君子即“道德精英”的“人治”是天经地义的，而诉诸制度的“法治”并非原则而是手段，恰如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三、陈独秀前期政治哲学转向的影响和启示
陈独秀将民初“共和”判为“伪共和”：“……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以其于多数国民之思想无变更，与多数国民之休戚厉害无观感也……”这就取消了民初“共和”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陈独秀这样解释他当时说所抱持的大众民主的内涵：“我们政治的民治主义的解释：是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用宪法规定权限，用代表制照宪法的规定执行民意；换一句话说：就是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人民自身同时是治者又是被治者；老实说：就是消极的不要被动的官治，积极的实行自动的人民自治。”对陈独秀而言，共和的第一要义在于实现统治主体与统治客体的同一性，而非聚焦于分权体制和宪政体制的制度建构。他所追随的是近代马基雅维利和卢梭侧重民主的共和主义进路，而非孟德斯鸠、康德和西耶斯诉诸宪政的共和主义进路。
在陈独秀完成这个转向时，同样是对共和进行了反省，部分智识阶层的结论却截然异趣——在权力制衡的维度上，他们不是诉诸民主，而是主张重建君主专制。这里要指出的是，对这部分智识阶层而言，一个事实是心照不宣的——民初的共和是一种精英民主，而他们所反对的是民主模式，不是精英政治本身。而这就是他们与陈独秀的异趣之处。恰恰相反，陈独秀反对的是精英政治本身，而非民主模式。前者的理由是，共和试验的不成功，归根结底是因为失效的民主模式，而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依赖政治文化素质有限的大多数中国人是不现实的。一句话，他们认为，民主在当时的中国并不现实。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表现得更为“理想主义”，所以他采用了“双管齐下”的方案。但是，“理想主义”的航船无不以价值为灯塔。当我们给陈独秀贴上理想主义者特别是政治理想主义者的标签，必须承认的是，他对政治本质属性和价值规范的表述并不属于政治科学的畛域，而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哲学。他讨论的是政治的“应然”，而不是“实然”。明确这一点，是透视陈独秀前期从“共和”到“民主”转向的必要条件。如前所述，陈独秀这一转向的实质调整混合政体的结构，以政体中民主政治元素平衡精英政治元素。换句话说，陈独秀在此是从精英主义转向了精英主义与大众民主间的“中道”。虽然现代精英主义的代表人物莫斯卡、帕累托和米歇尔斯等人普遍强调精英主义理论的价值取向中立和政治科学属性，但是显然精英主义不仅仅是描述政治的“实然”，也蕴含了作为政治价值的“应然”。并且，精英主义早已在古人意识中萌生——在中国，古人抱有“明君贤相”、“清官”善治的贤人政治情结；在西方，“君权神授”、骑士维护秩序和正义的观念也不出精英主义的藩篱。同样作为一种政治价值取向，民主主义则是与权威主义相对而存在的。单纯的、缺乏民主牵制和监督的精英主义就是权威主义甚至专制主义。同样，单纯的、极端的大众民主就是民粹主义，而民粹主义所导向的道路同样是极权政治。在此问题上，陈独秀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强调“多元”的路径。
基于大量的文献统计工作，金观涛和刘青峰在《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中辟出专章，以“共和”与“民主”观念为例，分享了他们在中国对西方现代政治观念的选择性吸收和重构上的研究成果。下面首先对此进行勾要。就词源而言，“民主”在中国和西方的原初意义本是相抵牾的：在中国，“民主”的本义是“民之主”，这是一个偏正结构；而在西方，“民主”的本义是“民作主”，这是一个主谓结构④。显然，两者恰恰相反——前者以“民”为统治的客体；后者以“民”为统治的主体。在19世纪的中国，“民主”有四种含义，分别是“民之主”、“民作主”、民主制和民选领袖④。而从清末到民初(截止到1915年)，被作为中性词使用的、指称民主制的“民主”用法居主要地位⑤。事实上，当时“民主”与“共和”都可以用来笼统指称典型的西方现代政制，但是，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相较于“民主”，“共和”更受青睐，而占有压倒性的优势。首先，结合上文所述，我们已经知道，在西方原初语境中，共和主义对大众的道德水准和政治素质要求较高，这样，共和就“更容易落入精英主义的引力场”⑥。
①② [美]韦农· 波格丹诺(英文版)、邓正来(中译本)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4、572页。
③萧高彦：《西方共和主义思想史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第12页。
④⑤⑥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254、258、266页。
⑦[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第75页。
⑧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21、258页。
在陈独秀“五四”前期的笔墨中，“共和”概念频频出现。至于“民主”的粉墨登场，则是“五四”中期的现象。正是在“五四”中期，陈独秀从“共和”转向了“民主”。易言之，陈独秀从默认共和主义转向宣扬民主主义。具体而言，陈独秀之所以拿“民主”置换“共和”，首先是为了择取民主概念中多数统治的要义；其次是因为他对共和主义的混合政体观念之认同。
⑩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179、178页。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第88、89、93、107、162页。
在小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虽然倡导以学生的学习为主体，但是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能局限于让学生学习课本中的内容，要采取启发式的教学来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然后指导学生学习写作，让阅读和写作有效结合起来，互相补充。这样的教学方法能够改善学生阅读过程中遇到的障碍，更能够激发学生养成好的学习习惯，从而提高小学语文的教学质量，让学生能够更好地全面发展。
尤小立：《陈独秀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关联与分野》，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203页。
对于学生来说，他们的好奇心很重，在课堂教学中物理教师可以适当的设置一些课堂疑问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设计问题的时候，切记太难或者太容易，掌握好问题的难度，做到难易适中。问题经过学生的思考和探究是可以解决的，这样才能让学生参与其中，确保学生学习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共享型生活服务平台实施“众包物流”，社区的消费者也可以注册成为配送员，在空闲时间赚取配送费。配送员与消费者也将产生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互动。在线上，消费者在平台通过“打赏”方式，感谢配送员的辛苦配送，配送员回复消费者，表达对消费者的感谢，在此过程中消费者获得良好的服务体验，配送员获得劳动报酬和内心充实感，双方营造出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在线下，配送员为消费者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服务，消费者收获良好的体验，配送员得到顾客肯定后获得一种满足感，双方增进了彼此间的信任，除收益增加外，也促进了文化和社会资本的形成。
朱志敏：《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平民意识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北京：《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64页。
(2)针对电子邮件作者身份分类特征的维数较高，并且训练集的样本数量较少的特点，采用支持向量机做分类算法，得到了较为理性的结果。
杨国强：《民初政治的挫窒和中国人的反思——约法、议会、政党的因名而起与以实而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15～65页。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9)04-0088-06
作者简介：彭耘夫，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48；韩璞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23
[责任编辑 林 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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