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4月至1934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江西瑞金沙州坝的旧址。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新中国像一棵参天大树，根深叶茂地扎根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大树参天植自根基，江河万里流有源头。88年前，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交通管理局是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组织机构。
交通管理局的诞生
中央苏区所在的赣西南和闽西地区，地处山野，原先没有一条公路，更没有汽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各地道路狭窄不平，河道阻塞难行，交通十分落后。为加强对苏区交通运输业的领导，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即在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设立了交通管理局（在省、县两级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都设立了交通科）。
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交通管理局成立后，立即发出训令，制定出修筑苏区道路桥梁的八项原则和竞赛办法。此后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又陆续发出了几个训令，要求各地加紧修筑道路桥梁、疏浚河道。这几个文件发出后中央苏区修建了较多的桥梁、道路，疏通了运输河道。特别是1933年10月，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名义发出的第十号训令（修路计划）是对中央苏区城乡主、干线公路的全景式规划，对解放后苏区范围内的县（市）公路的修建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1933年10月，苏区的交通运输工作划归中央国民经济委员会负责，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颁布了《运输管理局暂行简章》，该简章不仅规定了全国运输管理组织机构，设立了运输管理总局及其地方分局（内设四个科室：总务科、调查登记科、介绍科、检查科），而且还加强了国家和私人船只及某些陆上运输工具生产、登记及使用的管理，保证了以国家货物运输为主，国家货物运输和私人货物运输相辅相成的运输格局。苏区党史资料显示，为了发展苏区水上运输，苏区的造船业也得到迅速发展，除原有2000艘私有木帆船外，造船工人又赶造了300余艘新船下水，壮大了水上运输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人民委员会1932年6月20日召开常委会，通过了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暂行组织纲要，规定交通管理局（或科）的职责为：计划和建筑并检查道路桥梁之修理与改善，船只的管理，航路的疏通和航路标的建立，陆上运输的管理与改善，铁道航空运输的管理，及其他有关交通的事宜。2001年11月3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交通局旧址揭幕仪式上，时任原交通部部长黄镇东参观了苏区交通陈列馆。陈列的史料中，记载了苏区各级交通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责。看到这里时，黄镇东深有感触地说：“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交通管理局成立到今天，党和国家的交通工作，就是遵循这职责走过来的。”
确定瑞金及周边县（市）干线公路基本构架
笔者注意到，1933年11月12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的《人民委员会训令第十八号——发布修路计划，动员群众修筑二十二条干路及各县区乡支路》，该文件中所列的22条干线公路的修建计划涉及瑞金、于都、兴国、宁都、会昌、石城、宁化、长汀、永定等县（市），其中以瑞金为起点所修的5条干线公路就是解放后瑞金境内国道206、323、319线的基本构架，当时计划修建的以瑞金为起点的5条干线公路是：
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训令（第十八号）中可以看到，组织修路队，各乡苏维埃政府要在保证不影响扩大红军队伍、动员夫子、演习野营、帮红军家属生产、参加钨矿生产等前提下进行，按照各人家事闲忙程度，每10天编一次。如在第一个10天内家闲的，编为第一队，第二个10天内家闲的，编为第二队……以此类推，以不妨碍生产为原则。修路队员自己吃了早饭到乡队集中，各带一餐午饭，并带修路器具，待修完路后，回家吃晚饭。从以上规定中可以看出，当时修路要兼顾工农业生产工作和拥军优属工作，三者不可偏废。利用生产工作之余修路，采用满负荷工作法。没有报酬，完全是为共和国无私奉献。据说，当时苏区修理河道及沿河两岸道路的经费来源于各船主的募捐，而苏区的2000艘私有船只都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心甘情愿日夜不停地为苏维埃共和国运输各类物资，他们完全是一心为公，以国家利益为重。正是由于苏区军民团结一心，才能打破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使中央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
瑞金—长胜—博生（宁都城）—洛口—东陂（宜黄）
想起自己连晚饭都没吃，霍铁实在气不过，大声说：“哼！我竟然会跟你到这种地方来找什么‘幽灵’！我看我们还是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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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钢纤维混凝土浇筑施工完成后，为了能够减少钢纤维混凝土产生裂缝等问题影响整体桥面结构的性能，需要在浇筑后及时进行养护处理，在养护过程中，需要采用养生覆盖膜进行保温，并且在强度达到一定要求进行洒水养护，养护周期不少于2周，养护结束后方可拆卸养护措施。
但遗憾的是，由于受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影响，这个修路计划未能完全实现。笔者曾经采访过瑞金八十多岁的老同志杨先生和退休养路工，得知中央苏区时期瑞金至宁都、于都、会昌的路都修通了，路面较窄，均为黄泥路，但瑞金至石城的路当时没有修建，直到1958年才开始修建，3年后建成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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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西江—梓山—于都—江口—茅店
大学士是明代的核心官职。学界对此官职的研究众多，然而对明代大学士的排名规则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清代大学士的排名则有一定研究［1］。它受到军机大臣的挑战，作用大大不如前代；而且，清代官场的民族因素突出，排名规则具有特殊性。相对而言，明代的大学士更重要，排名规律更具普遍性。
当时的苏区，正处在战争年代，加上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生活非常艰苦。广大干部，从中央政府主席到乡村工作人员，除少量技术人员外，大家都没有薪饷，只有少量的伙食尾子（即每月少量的伙食节余）。工作条件也十分困难、简陋。内务部和临时中央政府的其他工作部门一样，全部集中在瑞金叶坪的一个大祠堂办公，每个部只有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当时实行的全民修路办法，条件也是十分艰苦。修路队的成员全为普通的工农群众，用军事化的办法组织起来，形成集体，民为兵，义务修路。
计划修建的其他十几条干线公路也构成了其他县的国、省道基本构架。中央苏区构建的干、支线公路线形为解放后这些地区修建国、省道和县乡公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且当时实行的修路办法与解放后政府发动群众的修路办法十分相似。在“第十八号训令”第（十）部分修路的办法第一条写到，凡干线公路经过县内之区，县责成各区各自修好那一段路（最大的桥梁工程与山石工程，须两区以上合力），县苏维埃政府派人巡查宽度、工程、土地、期限与动员方法等，有问题的随时纠正。区苏维埃政府再将路线分为若干段。这与1949年至1957年江西全省党政领导组织广大干部群众按属地原则新建、修复公路的方法极为相似。所以说，苏区交通是新中国交通的雏形，是新中国交通的源头和起始点。
在瑞金沙州坝的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长办公室兼卧室
瑞金—武阳—会昌—门岭
2001年11月3日，时任原交通部部长黄镇东为交通管理局旧址揭幕。
建成红色地下交通线
瑞金—壬田—石城—唐坊—建宁—黎川
瑞金—古城—汀州—河田—红坊—新泉
中央苏区水、陆运输员工具有很强的为人民利益、为工农革命牺牲的精神。中央苏区主要运输工具为独轮车、扁担、箩筐、木船。由于对外贸易是以货易货，用粮食、钨砂、豆子、樟脑、纸张、木材交换食盐、布匹、军工材料、医药器材、无线电器材，人力运输不但艰辛劳累，而且进出白区贸易，要冒生命危险，一些交通员因此牺牲。
苏区红色地下交通线是苏区交通人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的集中体现。苏区的交通事业，最具代表性的是周恩来亲自领导建立的从上海通往中央苏区和其他各苏区的红色地下交通线。中央苏区与上海、香港等城市及其他红色区域之间，主要靠地下红色秘密交通线进行联络。1930年10月，为便于与各苏区交通联络，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交通局。1930年年底，在香港建立华南交通总站，在汕头、闽西、大埔建立交通站，建立起一条从上海到中央苏区的红色地下交通线。这条地下交通线的线路是：上海—香港—汕头—潮安—大埔—永定—长汀—瑞金。此外，还有上海—浙江—衢州—赣东北—中央苏区线路；上海—香港—广州—韶关—赣南—瑞金线路，但这两条线路较少使用。
红色秘密交通线的主要任务是，安全护送上海中共中央与苏区间人员往来和重要文件、物资的输送传递。通过上海—香港—汕头—潮安—大埔—永定—长汀—瑞金线路到中央苏区来的干部共有200多人，包括周恩来、张闻天、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叶剑英等。秘密交通员承担的每一次秘密护送任务，都异常艰苦危险。当时的地下交通员熊志华回忆：“在中央苏区的边境线上，对苏区的封锁是很严密的。我们每次到大埔县时，住在离县城十多公里的一个村子里。敌情严重时，就跑到后面大山上的草棚里隐蔽起来。每次过封锁线都在晚上9点之后，翻山越岭走小路。我们随身带着手枪，遇见敌人来不及躲避就冲过去。一些交通员因此英勇牺牲……”
交通线工作人员严格执行交通纪律，在长达6年（1930年至1935年）的时间里，虽然历经了许多危急情况，但始终未出一次差错，确保安全畅通，出色、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十分难得。
新中国的人民交通事业，从红都瑞金开始。正如2001年11月3日，黄镇东在瑞金举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交通局旧址揭幕仪式上所说：“这里是先辈战斗的地方，是我们交通事业发展的起始地！”原交通部部长张春贤也称“瑞金是我们交通部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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