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道建:“日常生活转向”的理论源流探析论文

张道建:“日常生活转向”的理论源流探析论文

摘要:“日常生活”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是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其理论语境是西方哲学传统中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没落,社会语境是现代化进程中时间和空间经验的转变。“日常生活转向”发生在上述语境之下,是西方思想-理论形态的重大转变。“日常生活批判”和英国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是西方思想和学术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

关键词: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源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现象学

“日常生活”作为一种社会存在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但作为一个学术范畴,它却是伴随现代性而来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现代化”过程中,“日常生活”的时间和空间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和断裂,逐渐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场域进行斗争、碰撞和融会的空间,从而引起众多思想家的关注,以至于产生了“日常生活转向”这样重大的学术模式转型。由于“日常生活”成了多学科关注的交汇点,其源起相应地也是一个范围较大的领域,包括哲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等诸多学科。为了清晰地描述日常生活转向的发生,我们把其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马克思主义、韦伯和西美尔的社会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出现等,是其理论的准备与奠基阶段。当然也可将之推到更久远的年代,比如到黑格尔甚至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处,但笔者认为,真正的日常生活理论的缘起应该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此当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现象学的兴起为其始点。第二、日常生活理论的繁荣,当以20世纪40年代起为界,欧陆以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法国的列斐伏尔和东欧的赫勒为代表,在英国则有雷蒙·威廉斯。这一阶段持续到二十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第三、日常生活理论的扩展与对各学科的渗透。从80年代起,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对日常生活的研究也开始向各个领域渗透,进入其全面兴盛的阶段。

综上所述,“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和英国文化研究的“日常生活”理论是西方学术思想转型即“日常生活转向”的两大重要成果。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中的反对本质主义的倾向、对时间和空间的极大关注、对文化的高度重视等等都可以被视为后现代主义的先声,而作为“后起之秀”的英国文化研究则对批判理论既有呼应又有扬弃,最终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完成了对各种理论资源的整合,形成新的学术范式,因此二者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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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日常生活转向在何种学术转型的推动下实现的呢?简而言之,这是在西方哲学传统的形而上学本体论衰落、现代性兴起的大背景下多学科、多领域发生深刻转变的过程中共同促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三种理论推动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出现、社会学的兴起和哲学领域中现象学及存在主义的产生。在这种理论语境下,关于“日常生活”的理论研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萌芽,到了30年代以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研究为标志,“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正式登上学术舞台。当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并不是一个学术派别,而是对某种学术和理论思潮的总称,因此可以说被划归到这一名称之下的思想家们对日常生活有共同的学术旨趣,他们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态度并非是一致的。二战后,随着英国文化研究的兴起,另外一种与“批判”相对应的“抵抗”式日常生活理论也逐渐形成。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探寻这一转向过程中最主要的理论推动力及其影响,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现象学三者的合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认为它们是三大源头,这是本文所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一、马克思主义作为“日常生活转向”理论源头

马克思主义是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产生和发展的最直接也是最有力的推动力量,其中异化理论、唯物辩证法和实践批判成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三大基石。

但符号互动理论显然还无法真正使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它还要和现象学社会学的思想相结合才能完成这个任务:“现象学与最近发展起来的日常生活方法论学派,与符号互动论一致,都侧重研究产生社会现实的共同主观定义的主观过程和微观层次的互动过程。但是,符号互动理论是在微观层次上分析主观意识和互动模式之间依赖关系的主要的、最一般的现代观点。”[2](p372)如加尔芬克(Harold Garfinkel)吸收了舒茨的现象学方法,发展出了“常人方法学”研究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活动。

很显然,这个“生活世界”与后来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中的“日常生活”还是有区别的,胡塞尔说:“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4](p58)他这里用“日常生活世界”定义“生活世界”,但它所对应的是“自然世界”及科学中的实证主义倾向,因此与“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概念还是存在区别的,后者将“日常生活”当作社会生活的客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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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是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重要源头,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说后者是对前者的发展,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非是“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家”,因为他们的著作是从宏观的角度对社会各阶级的生活状况进行过剖析的,比如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对资本和货币的剖析等,与后来的“日常生活”仍有一步之遥。换言之,虽然他们论述到了日常生活的多个方面,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明确的“日常生活”概念。

欧陆日常生活批判的主要流派大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但是也不能将其归于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流派或者分支,这是因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对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而言是一个距离不等的源头,即它对各理论家的影响存在程度差别,并且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在名称上是统一的,在具体内容上是有区别甚至是有矛盾的;另一方面,社会学和现象学等学科的发展也影响到了该理论的产生与进程,比如韦伯、西美尔、海德格尔等都对日常生活持批判态度,并且影响到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家。因此,仅仅把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下可能会将其他元素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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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学作为“日常生活理论”的范式和源泉

社会学的兴起使原来处于被遮蔽状态的“日常生活”概念逐渐浮出水面。与传统哲学所关注的形而上学不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形而下”的具体社会现实(当然在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其观点和方法也未能完全摆脱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影响)。社会学的主要奠基人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的社会行动理论,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的文化日常生活批判维度和乔治·H·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社会行为理论都在方法和观点上为后来的“日常生活社会学”提供了研究范式和理论源泉。

韦伯的《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一书为社会学中的“行为主义(behaviorism)”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他把行为(behavior)和行动(action)区分开来,虽然二者均为日常生活中的事件,但前者是人们不太经过思考就做出的举动,而后者则是有意识的过程。韦伯所关注的是在日常生活中思考是如何介入到刺激和反应的行动之中的,他将社会学定义为研究行动主观意义的科学,注重的是人的意识历程。相比之下,米德的“社会行为主义”和齐美尔的“异化”与文化理论对社会学中“日常生活”理论影响更大,尤其是后者,简直可以被称为“日常生活理论”的创始人。

1.米德的“符号互动论”与“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发展。

米德的基本假设是:心灵、自我与社会通过互动而产生与发展。他认为离开社会就不可能有自我,也不可能有自我的意识和交流,人类使用公共意义的声音符号——语词,语言是理解它们的共同基础。人还使用抽象的概念符号,这种能力就意味着人类世界不仅仅是自然世界,还是被设计出来的符号世界。对米德而言,语言是“各种衍生的符号体系的实际源泉;也是心灵的源泉。”[1](p16)米德的这种“社会行为主义”后来发展为“符号互动论”,这一派别的著名人物有布鲁默(H.G.Blumer)与库恩(G.Kuhn),他们都强调人类创造和运用符号的能力。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成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内核也是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核心概念,对“异化”的批判是所有“批判”的共同重心,因此可以说没有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就不会产生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acs)、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法兰克福学派和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等人都是以“异化”概念为中心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视角谈论异化,并将其视为必然过程,认为“异化”的根源在于“异化劳动”,从而将异化看成是人类所创造的状态之一,而日常生活理论家们则是在此基础上对其发展、引申,将其从劳动领域逐步扩展至日常生活领域的。因此,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中的“异化”概念和马克思原来使用的概念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2.西美尔的“日常生活”研究。

西美尔关于“文化”的论述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日常生活批判更是影响巨大。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文化也断裂了,从而造成了“文化危机”。文化形式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规则,“在它们刚刚成型时,也许他们还与生命(life)非常相配,但随着生命的发展演变,它们就倾向于变得固定并远离了生命,甚至与其敌对”。[3](p76)西美尔认为,“生命”与“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形式最终超越了生命,结果是“生命的目的屈从于手段”,从而造成了生命的“异化”。西美尔所认为的“文化”不仅仅是指“形式”,也指活生生的文化,即日常生活层面上的文化。他对“时尚”和“城市”“休闲”等后来被称为“大众文化”现象的研究都足以证明他的洞察力和前瞻性。他发现“时尚”潮流不断更新的心理学基础在于模仿,并且认为时尚总是阶级时尚,较高层次的时尚与较低层次的时尚截然有别,而且在后者养成较高层次的时尚时,前者就会抛弃这种时尚转而寻求其他。由于货币的通行和文化生产的增殖,高层次者想维持其文化地位的难度越来越大,而同时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也越来越“碎片化”。

那么,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英语life-world)”是什么?我们还得先考察胡塞尔创建“现象学”的初衷谈起。西方的理性和科学精神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造成了严重后果,因此反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思潮也前仆后继地涌现。但胡塞尔认为,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理性和科学本身,而是因为“科学”地不彻底,他要把“现象学”建设成为一种“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他认为,欧洲科学危机和哲学危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科学过度地强调“主-客观”的二分法,从而把科学研究的对象当作“自然世界”,在方法上要求实证主义,结果反而造成了“意义”的缺失。因此,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是一个“由人所构建的、实践的周围世界,这个周围世界作为许多周围世界中的一个处在历史及其传统的视域之中”。[5](p274)总之,胡塞尔所谓的“生活世界”是一个存在主体的、动态的、在时间和空间中流动的世界。这个主体性的存在,就要求我们从自身出发去认识世界,而不是用原有的构造物理解世界。

西美尔对日常生活的兴趣更为浓重。首先,他明确了琐碎的“日常生活”与“宏观结构”之间的关系。西美尔认为,社会学要在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上进行分析,社会过程与日常生活不可分离,因此在日常生活的内部详细记录琐碎的事务,其目的仍然在于反映出社会的整体性。西美尔认为,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要素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交往一起构成了社会的特殊结构和功能,所以必须要抓住日常生活的碎片,将其与宏观社会结构和机制联系起来。

总之,西美尔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侧重于“文化”的方面,无论是货币哲学还是日常生活观察和体验,都能感觉到他对现代性给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异化现象的焦虑不安。卢卡奇对“异化”问题的关注、本雅明对“都市生活”的观察都受到西美尔的影响。

三、现象学、存在主义与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1.胡塞尔的“现象学”与“生活世界”概念。

“现象学”是对西方“本体论”哲学的反动,意在突破传统西方哲学关于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的二元论。胡塞尔认为哲学在追求存在(being)的意义时把方向弄反了:自从近代以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左右着西方的哲学走向,比如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对象与意识等等,因此世界的本质被认为存在于彼岸、存在于经验之外的抽象领域,需要通过特定的方法如抽象、思辨、归纳、综合、辩证法等才能得到。胡塞尔认为事物的本质只能通过直观才能把握,“朝向事物本身”才是正确的。需要研究的是现象本身,是现象自身的显现。为此就需要回到“前理解”的阶段“看世界”,而不要被束缚在概念、结构、体系之中。胡塞尔晚年的“生活世界”概念标志着欧陆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一书中,胡塞尔严厉批判实证主义,认为它把主体和客体当作分离的而非统一的关系,他说:“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对科学的总估价出现了转变,我们就以此为出发点。这里涉及的不是各门科学的科学性,而是各门科学或一般科学对于人生已经意味着什么,并能意味着什么。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在整个世界观中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成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4](p5)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的意义和价值判断问题,只有回到生活世界才是科学的唯一出路,离开了这个活生生的世界去追求其他的“本质”无异于缘木求鱼。他认为生活世界是被自然科学遗忘了的意义基础。

“唯物辩证法”是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方法论基础。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大都认同辩证法,既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已经被普遍异化,又认为在其中蕴含着创造性的抵抗力量,这是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所蕴含的理论能量,也是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与社会学、现象学的“日常生活”理论的显著区别。“实践批判”使多数理论家接受马克思主义要用哲学“改造世界”而不仅仅是“解释世界”的思想,认为社会存在就是实际的生活过程,而意识不过是在生活过程中所产生的东西。这种观点无疑会使作为社会存在直接表征的日常生活处于较高地位,因为改造世界必然与日常生活相关。

西美尔论述了日常生活中的“异化”现象,他在《货币哲学》中认为,货币“异化了”(reification,此词的英文翻译与“物化”为同一词,根据上下文之间的关系,此处译为“异化”)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进而整个社会关系都被“异化”了,因为货币生产了统一的价值标准测量办法,事物之间的差异就在某种程度上被取消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空间距离,人逐渐疏远了生活的物质性内容,因而也疏远了自然,而这些都是以货币为经济基础的都市生活强加于人身上产生的后果。货币由是而构成了一种异己的力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要通过这一由货币所罗织而成的网络才能表达出来,使“日常生活”成为全面异化的领域。同时,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更是加深了工人的异化。西美尔所谈论的“异化”强调货币的符号性作用所造成的社会关系的异化,引起后世日常生活理论家们的共鸣,因为“货币”与“消费”和“符号”等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异化”的日常生活是一种社会现实从而无从改变的话,那就没有必要对其进行“批判”了。批判的意义在于揭示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并最终消除问题,“异化”状态既是日常生活批判的起点,也是日常生活批判的目的,是以剖析异化为起点、以消除异化为目的。理论家们之所以有如此的自信,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中的“唯物辩证法”和“实践批判”。

所以,胡塞尔所论者并非“日常生活批判”,但是他的重要意义在于改变了西方哲学的走向。虽然“生活世界”与“日常生活”尚有差异,但毕竟把研究的重心朝这个方向调整过来了。欧陆诸日常生活理论家在认识论方面多少会受到现象学或跟随现象学而来的存在主义的影响,朝向“日常生活”本身或从“日常生活”本身为起点进行批判。

2.海德格尔的“日常生活”批判。

像胡塞尔一样,海德格尔也承认生活世界的重要地位,但却在态度上发生了转向,对当时社会的“日常生活”进行了批判。他还认为,哲学应该考虑的是“存在(Being)”的问题,但西方哲学却一直在“存在者(Beings)”那里打转,现象学“回到事情本身”的方法使他认为人的存在的意义和本性体现于人在日常生活的活动之中,从而把日常生活提到了哲学的高度,但同时他悲观地认为,日常生活是一种人在非本真的沉沦与异化中的状态,因为“此在”是被抛入到这个世界的。

海德格尔的批判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批判,他的推论是,1、存在本身应与存在者分开,“此在(Dasein)”是存在“在此”显现的途径。他把人称作“在者”,强调人与其他动物的特殊性,“在者”能对自己的存在有所领悟,“在者”怎样存在,存在就怎样显现,因此“此在”指的就是人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他与存在互相依存。动物也是“存在”,但它不是“在者”,因为它要始终处于存在的过程之中。2、“此在”的存在就是生存,日常生活就是它的世界。因此,要在日常生活中显示“存在者”。但海德格尔认为问题在于,“此在”在世不是作为自己而是首先作为常人而在世的,而常人没有主体性质。平均状态是常人的一种生存论性质,任何优越状态都被不声不响地压制住了。海德格尔将这种庸庸碌碌、毫无个性的状态称为日常的“常驻状态”,并斥之为“沉沦”,它无疑是一种全面异化的状态,海德格尔用失去“本真”形容这种状况。要发现自身、从沉沦中走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提出了“畏”的概念,“畏之所畏者就是在世本身。”[6](p216)但这似乎并不是解决日常生活中异化问题的方法,而是在解释一个现象,因为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畏”同时也是使生活沉沦的一个原因。即便是“向死而生”,恐怕也只是给我们提供一种生活的态度以克服异化,是一种妥协而非真正的救赎之道。最后海德格尔同样走入了审美的乌托邦,正如他的名言“诗意地栖居”所表明的,从诗和艺术中发现本真才是真正的救赎之道,“语言是存在的家”,通往诗歌之路就是归家之路。

利用我院自制的调查问卷对两组孕妇进行调查,主要包括:(1)孕妇的基本信息,如:年龄、民族、身高和体重,同时还包括文化背景、职业、孕产次和收入水平等。(2)孕前半年至孕前3个月的日常生活、工作、居住环境,同时还包括是否发生负性生活事件和感冒[3]。孕前期是否发生以下感染性疾病,如:慢性疾病和生殖系统感染,还需对孕妇的药物服用史进行和饮食状况进行掌握。营养摄入为:乳制品、蔬菜、肉、水果,在此基础上还包括叶酸和维生素。(3)对围产儿的具体状况进行了解,如:胎儿状况、分娩情况和诊断结果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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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的日常生活批判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主的日常生活批判存在着性质上的不同。从上面的论述可知,他主要是从“常人”的平均状态入手而批判“异化”现象的,是一种思辨性的哲学批判。而马克思主义对日常生活的“异化”批判,则主要以文化工业、消费和政治压迫为切入点,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政治性,因此二者差异甚大。但是由于海德格尔在西方学术界的巨大影响和他在存在主义、现象学中的崇高地位,无论后人对他态度是继承还是批判,都无法忽视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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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是以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为指导、以马克思的实践观和异化理论为理论基础对现存的异化世界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世界进行批判的一种哲学理论形式。”[7](p2)这种观点对“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定义虽然有其依据,但是笔者认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主要载体的话,社会学和现象学等“新兴学科”都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提供了方法论和理论资源,是其有机的、必要的组成部分。正是三者在关注日常生活方面所形成的合力,才最终促成了这个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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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9)09-0101-05

作者简介:张道建(1974—),男,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讲师。

责任编辑 高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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