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梦雅（重庆三峡学院，重庆万州404000）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码：1003-2738（2012）02-0123-01
摘要：现代小说的大力发展之际，正是中国处在内忧外患的格局之中，社会因此异常的动荡。从当时的很多作家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很多生动的人物形象，当然这不可能是无目的的描写。很多作家会写文人、百姓或资产者，也有一些会写到留学生，但从他们身上总会反应出一些社会现象，或能从中感悟点什么。作为笔者下的留学生，他们中不管是正在外面留学的亦或是已归国的，在那段时间，能被作者重点写的，大约都是挺悲剧性的。不过，也可能是我看到的如此，但总归是有点依据的。
关键词：小说；留学生；悲剧
中国现代文学没有统一的“留学生文学”。中国的留学生出洋，始于1847年容闳一行的赴美，但这只是一种个人行为。政府有意派遣留学生出国是从1872的“留美幼童”开始的。随后，由于国门的洞开，国际间的交往逐渐频繁，出使官员和留学生人数日渐增多，先是留学欧美，甲午战争之后则纷纷归国，当然也有继续留读的。
而作品中有关“留学生”这一话题的主要是在五四之后，从中我们大多看到的都是些“愤激颓废型”、“怯弱型”、“西崽型”等类型的留学生形象。可我们不能说这些便代表了这段时期留学生的普遍形象，毕竟很多大家都是留过学的，但作家却为什么在作品中写得大多是那些悲剧性的人物呢？显然，这并不是无意识的描写，相反，我们从中却能看出当代的社会现状，以及其中存在的很多弊病。在此，我便以《围城》和《沉沦》两部小说为主要论述对象，浅析一下现代留学生的形象。
一、《围城》中主人公方鸿渐形象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所著的长篇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这本书花了他两年的时间，“锱铢积累”地创作着。并在“序”中的一段开场白，“在书里面，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还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中暗示本书具体而超迈的批判锋芒和言近而旨远的分析思路。没阅通篇，但从这开头我们便可大概了解到，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必是个可悲的对象，因为社会的存在的弊端，因为自身存在的弊病，都会造成一个人不幸的原因。
整部小说中，作者所塑造的主人公——方鸿渐是一个出国留洋而后归国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对西方的“现代”和中国的“摩登”有丰富的阅历。他的生活本应与当时的很多人都有所不同，他可以有激情的为救国事业做一番贡献，可以凭借他优越的身份及丰富的学识为当时的社会吹来一股新思想的风，即使在当时成效不会很大，可无论从社会还是他自身起码是有一定意义的。
从文中可以看出他是被动的、无能的、意志不坚定的、经不住诱惑的人，更是一个失败的人。他的失败原因来自各个地方，有主观也有客观因素。从客观的角度看，文中从一开始就集中披露了他教育梦想的破灭，从他发现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西方正处在普遍的精神危机中，现代教育不能给人提供可以安身立命的精神信仰和人生意义，西方人曾经引为骄傲的理性已经破产。他选择了“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的四年留学生活。紧接着就是恋爱的失败，使他觉得难以靠近光明，使他深刻体会到个人自由是最难驾驭之物。进而他又在现代人生的竞技场上遇到生存的危机，他发现在摩登的洋场和职场上，他似乎成了一个“孤独者”，不能融入现代社会，这是他感到迷惘、虚无和荒诞。这类种种的生活体验，使他深陷存在困境和精神危机之中。
而从主观的角度看，他的失败是因为他面对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也因为他还不算是个卑鄙的人，还有点自知之明，有时候还想保持一点做人的尊严。这不上不下的位置是尴尬的。很多学者把他与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的形象联系起来，但“多余人”的悲剧在于思想上开始觉醒而缺乏行动的勇气和历史条件，而“围城人”的悲剧在于他的庸常。“多余人”会给人以时代的前卫和英雄的感觉，而“围城人”却跟我们一样，作为普通人徒劳于找寻解脱或依附。所以，方鸿渐所说是留学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但当他没有脱离束缚之时，作为“围城人”的他结局注定可悲。
二、《沉沦》中“零余者”的形象
《沉沦》的作者郁达夫，他的经历是伴随着孤单、寂寞和颓唐情绪的一种艰苦挣扎的，所以他创作时紧紧抓住这些情绪，加上他有生以来固有的忧郁和悲观，及在生活中因不满和困顿无限膨胀的忧郁和悲观，在小说中尽情宣泄“忧郁”、“悲苦”、“色情”、“感伤”、“自杀”、“孤独”等情绪，让小说中的主人公在浓郁的悲剧氛围中苦苦挣扎，这形成了他的小说独具氛围的悲剧风格。而《沉沦》这本小说恰恰都包含了这种种情绪，因而塑造出了一位让人同情且感叹的主人公。
主人公“他”是一个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只有二十一岁，却博览群书，才华横溢，不但写小说还精通旧体诗，而且外语还十分的好。从这些方面看“他”似乎与现实中的作者很相像，或说在作品中的形象就是按照作者自己量身打造的，那这就可以看做是一篇自述性的小说了。但细看来也不能说两者完全一样，他留学时的同学郑伯奇在回忆录里说，“达夫笔下的人物往往是忧郁的化身，但他本人却是非常活泼、爽朗。”
主人公“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得了忧郁症，使原本多愁善感、孤僻自卑的性格愈演愈烈。他喜欢跑到人迹罕至的山腰水畔去顾影自怜；而当他被挤在人群中，却感到格外的孤独。日本同学在欢笑，他总以为是在笑他，而“一霎时的红起脸来”；路上遇到日本女同学，他也会因为自己是“支那人”而不敢向他们打招呼。这种性格让他痛苦不已，就像一只被困在牢笼中的野兽不断的向四周冲撞，却怎么也无法摆脱，心中的那份“积欲”不停的膨胀，就要把自己都炸裂了缝。他没有办法去排解心中的郁结，所以只能用变态的方式得到安慰，从“被窝里的犯罪”到偷看少女洗澡，到偷听男女幽会，到走进妓院。虽然身体感到到了一定的解脱，但还是冲不开道德的封锁，觉得自己不断的在沉沦，最后实在无法再说服自己的良心，只能选择投身海洋，用无尽的海水来洗涤污秽的心灵。
可他的忧郁症是怎么得的，他的“性变态”又是谁逼的。他在跳海前，喊出了撕裂人心的声音：“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我们看到的似乎是祖国的软弱使得主人公身陷囹圄无从得救，最后郁郁自杀。但从主人公的自身来看，他的命运似乎与他自身性格有很大关系，毕竟作为与他各个方面都那么相似的作者，人生的结局是与他完全不同的。他的落寞，他的忧郁一直充斥着他的整个生活，整个心灵，这使他必将走向悲伤的结局。
三、留学者的悲剧成因
从《围城》、《沉沦》中的两名留学者身上，我们无不看到“无所作为”，“无能为力”的现状，尽管他们都是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但社会现实却清楚地把他们归入无用武之地，可以说这是国家衰弱所造成最直接的状态，就像民族不能独立，实业救国也是没有用的意义是一样的。但我们不可否认自身的原因，在那段时间，很多著名的学者都是留过学的，他们没有碌碌无为的过一生，没有把自己排在社会之外，他们以一种积极地心态去感悟人生，并通过其他方式去唤醒别人。而小说中的留学生可以说是因为悲哀所以悲哀，首先他们自身的心态都是处在消极中的，在经受挫折后就一蹶不振，那往后的生活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呢。再者人生的失败经历都是他们一步一步走向悲剧的推助力量，这些都使得他们最终的结局是以悲剧收场的。
参考文献：
[1]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6。
[2]郁达夫《沉沦》【M】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3]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