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方社会工作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但是有关它的理论基础仍然认识不清，总是面临“浅显”的质疑。显然，对“深度”社会工作的探究不仅是理论发展的要求，而且对于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以及本土理论体系建构来说，更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通过对西方理论流派的百年历史考察发现：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从早期开始就一直处于“深度”的探究中，又无法摆脱“浅显”的质疑，尽管自20世纪60年代起从自然生活场景和历史社会场景两个维度抗争“浅显”的挑战，但仍然由于其一直站在个人的立场理解环境变化的原因，无法超越个人当下实践的经验。因此，需要提倡一种从环境立场出发的“深度”社会工作，在不断变动的场景实践中实现人们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深度自觉，提升人们的实践理性。这对于场景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社会工作来说，既是实践的要求，也是本土理论体系建构的核心，它为中国社会工作走向国际舞台提供了平等对话的空间。
关键词：深度社会工作；社会工作理论；社会工作历史
一、问题的提出
对现象内在关联的深度分析和考察是每一个专业成熟的标志之一,社会工作也不例外。[1]尽管从里士满在1917年正式发表《社会诊断》一书算起[注]① 作为社会工作的创始人，玛丽·里士满(Mary Richmond)也是社会工作理论的开山鼻祖，她在1917年出版的《社会诊断(Social Diagnosis)》一书被认为是第一本系统阐述社会工作服务逻辑的论著。，社会工作理论经历了整整一百年的探索，但是到目前为止，对社会工作理论基础的认识仍然众说纷纭。[2]在理论开创的早期，为了帮助社区贫困人群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困难，社会工作就开始关注服务对象在生活中的问题解决的能力，并且把这样的能力视为社会工作理论建构的核心，特别是哈特曼提出自我可以独立于无意识的观点之后，更是把意识层面的自我作为社会工作理论逻辑建构的基础，认为社会工作理论只关注如何促进人们更好适应环境，是一种不涉及心理结构层面改变的支持性心理辅导(supportive psychology)。[3]这样的理论定位，在注重心理结构改变的心理治疗来看，自然是一种“浅显”的理论。[4]更为致命的“浅显”批评，来自于对社会工作学科基础的质疑，发现社会工作过分依赖心理治疗的理论，没有自己的理论基础，而一个没有自己理论基础靠模仿其他学科理论的学科，显然是走不远的，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学科位置。[5]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察和分析，社会工作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专业理论基础，把社会因素引入到社会工作的逻辑框架中与心理因素结合起来，形成心理社会双重视角。[6]这样，社会工作似乎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基础，既区别于心理学，又不同于社会学，正好介于两者之间，是两者的结合。
然而，心理社会双重视角只是把庞杂的心理与社会因素连接在一起，并不意味着这样的连接就具有现象背后的深度分析和考察，导致社会工作要么依赖其他学科的深度分析，要么依赖日常的生活经验，无法让人们感受到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和作用，以及与其他专业的区别。尤其对于专业化和职业化快速发展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来说，明确专业的价值和作用迫在眉睫。因此，有必要对社会工作的心理社会双重视角的理论基础进行重新审视，借助西方理论流派的百年历史考察和文献梳理，找到深度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和逻辑框架，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理论的指引，也为理解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逻辑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
二、 自然生活场景中的“浅显”抗争
从20世纪20年代起一直到60年代，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学派占据着社会工作的主导，几乎成了社会工作理论的代名词。[7]但是，到了60年代，由于种族冲突的加剧和民权运动的兴起，让人们看到专注于个人心理治疗的社会工作理论存在弊端，它不仅没有自己的理论基础，也无法承担起服务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工作宗旨和关注社会环境的要求。[8]因此，从60年代起，社会工作开始转向社会环境因素的探索，以对抗“浅显”社会工作的质疑。
而关于2019年新的排放政策可能对V10和V12自然吸气发动机造成的影响，Francesco表示，未来随着环保的规管可能会越来越严格，或许有一天自然吸气发动机就不再合规了，但这一天还不会那么快到来，兰博基尼现有技术完全符合新规的要求。听他这么说，我倒是开始期待下一次兰博基尼Esperienza驾驶体验活动了。
70年代初，结构视角[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结构视角有两个取向：一个主张从现有的社会层面的因素理解个人的困扰；另一个主张对现有的社会制度采取批判的态度，主要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来发展成批判社会工作。正式向“浅显”社会工作提出挑战，认为以往的服务逻辑太关注个人心理因素的影响，而实际上，许多社会弱势群体的问题并不是由个人因素造成的，是因为社会环境缺乏必要的机会和条件，使得个人的成长要求无法得到满足，从而出现问题。如果社会工作只关注个人内部的心理因素，就会忽视外部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服务就会流于“浅显”的形式。而且，一旦社会工作强调这种问题的个人责任，就会不自觉地把问题中的社会责任转嫁给个人，根本无法使问题的讨论深入到问题背后的社会结构的分析。[9]尽管结构视角为社会工作引入了社会环境因素的分析，甚至还直接要求社会工作者从面临同样问题的人群或者因个人问题而关联在一起的社会支持网络等社会结构角度理解服务对象的问题，跳出从个人视角界定问题的局限，但是仅仅关注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显然，只是走了与个人心理治疗逻辑相反的分析线路，并没有摆脱心理与社会的二元分割，仍然继续沿用着“浅显”的类型化分析逻辑。
[3][7]E. G. Goldstein,Egopsychologyandsocialworkpractice(2nded.).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5, pp.8-9,39.
与系统视角相类似的是生态视角，它在80年代走进社会工作的服务领域，它也倡导循环逻辑，只是更注重个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转换，而且还把个人的成长改变要求也放入社会工作的理论逻辑框架中，[11]特别是到了90年代之后，它还通过生命历程概念的引入把个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个人成长改变的要求结合在一起。[12]可以说，生态视角是比系统视角更为复杂，也更有“深度”的理论，它揭示了生活困境中个人与环境相互影响的横向关系以及个人成长改变要求的纵向关系两个维度上的循环逻辑。
2017年，在学校领导下成立了几十个社团，其中DIY创新科技社团是最受学生和老师关注的社团之一。其实在社团成立之前，学校就高度重视校园科技的发展了。在2016年和2017年连续两年里，学校都选派徐军副校长和王佐老师参加了全县的科技创新和辅导员培训。
[14][26]L. Dominelli, “Anti-oppressive practice in context”,In R. Adams, L. Dominelli, & M. Payne (2nd eds.),Socialwork:Themes,issuesandcriticaldebates(pp.3-19). New York: Palgrave, 2002, p.4.
三、 历史社会场景中的“浅显”抗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种族冲突中发展出来的增能视角，可以说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工作思维逻辑和理论发展取向，这一理论视角改变了以往社会工作把服务对象作为被动的帮助对象的想法，把服务对象作为自己生活的主角，认为增能不是他人给予的，而是自己给自己的，为此，还提出自觉意识(self-awareness)的概念，它是指人们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生活状况的自我觉察。[14]这样，社会工作的理论关注焦点就从服务对象的问题分析和指导转向了服务对象自觉意识的培养，而整个理论的逻辑就是围绕着如何提高服务对象在特定社会生活场景中的自觉能力，即增能视角所说的增能过程(empowerment)。[15]与此相对应，在对社会生活环境的理解方面，增能视角第一次尝试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人们的社会生活状况，把权力和资源分配不公等社会环境的特点引入到社会工作中。[16]这样，社会工作的理论探索从此走向了与系统和生态视角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发展取向：历史社会场景中的自觉意识提升。
由80年代第二代女性主义总结提出的“人际关联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的观点，对社会工作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7]依据这样的观点，人们的自觉意识就不是对自己生活状况的静态察觉，而是在人际动态关联中对自己生活状况的审视，是一种无法脱离周围他人影响的动态考察。这样的动态考察还有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权力关系的分析。在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看来，人之间不是平等的，总是存在着权力关系的相互作用。[18]90年代兴起的批判视角则是继承了结构主义社会工作的社会结构分析的概念，认为人们之间的交往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内化为人们个人的价值标准。[19]因此，批判视角的社会工作提出批判思维(critical thinking)这个概念，强调社会工作不应走服务技术的线路，而应帮助人们在特定社会处境中对自己的社会处境进行批判性审视，改善主流意识中存在的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提升人们在社会处境中的自觉意识。[20]90年代还出现了反压迫视角社会工作(anti-oppressive social work)，[21]它是女性主义社会工作和批判社会工作的结合，并且在此基础上引入了社会位置(social position)和反身性(reflexivity)这两个重要概念，假设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不平等是多方面的，与人们所处的社会位置有关，当人们在确定自己的社会位置时，也就在影响其他人的社会位置。[22]这样，对自己所处社会位置的掌控就与周围他人以及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而人们需要把自己投入其中并且在与周围他人关联中审视自己的社会位置，这就是反压迫社会工作所倡导的反身性。如果说女性主义社会工作是把个人的自觉意识与周围他人连接在一起，那么批判社会工作则是把个人的自觉意识与社会结构结合在一起，而反压迫社会工作则是直接把个人的自觉意识与社会处境中的不同关联整合在一起，实现个人在特定社会处境中的“深度”的自觉意识，既涉及个人不同层面的关联(人际和社会结构)，也涉及个人不同方面的整体关联。
80年代之后，由于全球化和国际化步伐的加快，种族矛盾和国际冲突不断加剧，如何摆脱以往单一的解释逻辑从多元的思维方式出发理解多元文化的交流，就成为社会工作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由此出现了从多元文化角度解释社会工作的理论模式，以弥补社会工作一直以来对历史文化维度的忽视。其中影响最广的包括种族文化敏感的社会工作(the ethnic-sensitive social work)和多元文化社会工作(the multicultural social work)。[23]种族文化敏感的社会工作把种族文化的交流与权力关系的分析结合在一起，强调种族文化的交流总是伴随着主流文化的影响，而且两者之间存在着价值冲突，甚至歧视和排斥。这样，人们在多元文化交流中就需要借助种族文化敏感这个概念，才能够识别其中存在的社会歧视和排斥，保持文化自觉能力。[24]多元文化社会工作则直接把多元文化视为人们所处的社会场景的基本特征，认为在这样的场景中只有通过历史成长经验和社会处境经验的自我反思，人们才能超越特定历史社会的局限。[25]显然，无论种族文化敏感的社会工作还是多元文化社会工作，它们都把社会场景中另一重要的历史文化维度引入到社会工作服务中，这样，特定社会场景中的“深度”自觉意识也就有了文化价值反思和历史经验总结的要求，是特定历史社会处境的“深度”自觉。
显然，历史社会场景中自觉意识提升这种方式对个人心理的考察与弗洛伊德心理动力学派的无意识分析逻辑框架完全不同，它需要人们把自身放置到特定的历史社会处境中，通过对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的觉察提升理性把握环境的能力。[26]这样，个人的心理就不是脱离社会环境的内部心理结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中的自觉意识，通过自觉意识的提升超越当下环境中个人的意识局限。可见，弗洛伊德心理动力学派追求的是抽离具体场景的普遍化的实证理性，它的“深度”来自于内部心理结构的深入分析，回答心理困扰是什么的问题。在这样的实证理性面前，注重问题解决的社会工作自然显得过于“直白”和“浅显”。实际上，社会工作追求的是一种在特定场景中如何有效行动的具体化的实践理性，它的“深度”来自于对自身所处的历史社会处境的深入洞察，回答场景中如何实践的问题。[27]
四、从“浅显”社会工作走向“深度”社会工作
尽管从20世纪60年代起，一方面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对个人生活的重要影响，把环境因素引入到社会工作的理论逻辑框架中，从生态环境的强调延伸到历史社会环境的讨论，不断深入挖掘环境对个人成长改变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又始终站在个人的位置上理解环境的作用，无法超越个人当下的生活经验理解环境的变化，环境成了个人意识中的环境。这样，无可避免地使社会工作理论出现内在的矛盾，不是社会工作的理论逻辑模糊不清，找不到一致的理论基础，有时偏向个人，有时又偏向环境，就是模仿其他学科的理论逻辑，无法深入挖掘场景背后的“深度”原因，最终也无法摆脱“浅显”的逻辑。显然，从“浅显”社会工作走向“深度”社会工作的关键就是转变观察立场，真正从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出发理解社会环境与人之间的复杂动态关联，超越个人自我经验的局限。
这样，环境就不是个人意识中的环境，也无法完全由个人的意识来把握。尽管批判视角和反压迫视角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它们仍然认为，人是不可能跳出自己的生活经验站在“客观”的立场审视自己面临的困扰的，而需要通过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或者意识提升(consciousness-raising)等手段揭示主流描述中所隐藏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提升人们的自觉意识。[28]但是，实际上，环境之所以成为环境，它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总是超出人们的预计和经验。如果转到环境来理解就会发现，人们在场景中首先需要面对的不是反思或者审视自身的经验，而是学会面对和接纳场景中出现的意外。人们如何面对场景中的意外，如何开放自己，也就意味着人们站在什么位置反思或者审视自身的经验。而人们对自身的反思和审视与对未来的开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关注自身的反思和审视必然导致“为了反思而反思”，并不能够帮助人们超越当下场景中的个人经验的局限。
有意思的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有些社会工作学者已经发现，对个人理性盲目乐观并且认为可以无所不及的实证理性实际上忽视了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矛盾性，要求社会工作重新理解人与环境的关系；[29]甚至有些学者直接称社会工作为场景实践(contextual practice)的学科，强调这种学科首先需要关注的不是个人的理性，而是环境本身的特征，即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30]实际上，兴起于90年代中后期的正念治疗从21世纪初开始在社会工作领域流行，由于受到东方佛教正念(mindfulness)思想的影响，这一流派一改以往西方社会工作注重改变的服务逻辑，转而关注对当下生活中的矛盾方面的接纳，认为环境的改变总会超出人们的预期，如果仅仅关注如何改变，就会陷入“为了改变而改变”的怪圈中。[31]因此，人们首先需要做的是停下改变的脚步，学会开放自己，坦然面对即将面临的挑战，接受当下生活中的不确定性，[32]在场景化的经历中理解现实的本质。[33]
显然，只有确立了从环境的立场理解环境与个人的关系时，社会工作才能真正放下实证理性的包袱，走进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挑起实践理性的责任，让人们能够勇敢面对生活场景中的意外挑战，并且通过与当下场景的对话审视自己意识的局限，延伸场景理解的广度和深度，逐渐从普遍化抽象化的“浅显”现象分析走向历史社会场景的“深度”实践探究。
参考MEWS标准中的相关规定，在MEWS评分表上相关的项目上添加数值和评分，数值资料均来自于临床。评分3分以下患者建议医生给予Ⅱ级护理，6分以上患者建议给下病危或填写《医患沟通说明》，与患者家属详细交代病情和可能发生的病情变化。对于新入院患者，每周评估一次，直至出院， 有病情变化患者，随时进行评估，病情平稳后，每周进行评估，向医生报告获取指示；分值≥3分，立刻通知相关医生进行处理，对于分值≥6分的患者，需要紧急通知相关医生进行处理，并做好抢救准备，给开通静脉、吸氧、严格交接班、并将急救车在放于床边[4] 。
五、“深度”社会工作的基本理论框架与中国本土理论体系的建构
正是在环境的立场上，“深度”社会工作有了自己的出发点，假设场景是复杂、多样、不确定的，它与以往“浅显”社会工作有了明显区别，两者之间存在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因此，对“深度”社会工作的考察也就需要以此为基础，重新审视人们在这种变动的场景中的实践逻辑，考察人们是如何在这种变动的场景实践中觉察自己的状况、选择自己的实践策略以及明确与场景的关联，即场景实践中针对个人自己的意识自觉、针对行动的实践自觉以及针对环境的场景自觉。[注]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以“变”为前提假设的逻辑在中国哲学的讨论中比比皆是，本文的讨论也受到中国哲学思维逻辑的影响。有关中国哲学思维逻辑的讨论，详细请参见蒙培元：《中国哲学主体思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就个人自己的意识自觉而言，如果从环境的立场来理解人们的场景实践就会发现，此时的场景实践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场景的变动性，场景总会出现人们无法预料的情况。这样，场景的变动性就成为场景实践的基本假设。而面对一种不断变动的场景，人们首先要做的不是明确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希望达成的目标，而是学会接纳生活的不同方面和矛盾之处。这意味着原来处在意识之外或者意识边缘的内容，因为受到变动场景的挑战，让人们不得不关注它们的存在，转变成人们的自觉意识。可见，在变动的场景中人们的自觉意识不仅仅来自于对自己经验的反思和批判，这种意识层面的探索，同时还涉及直接面对意外挑战的勇气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无意识层面的探究，是两个层面的交错。它不同于弗洛伊德心理动力学派的逻辑，除了不再是一种心理结构的静态分析之外，同时还把个人回归到自己的生活中，与场景的变动紧密结合在一起，使无意识真正扎根于日常生活之中。
在这种变动的场景中，人们的行动就不只是涉及如何做这样的技术操作问题，而同时涉及如何回应变动场景提出的挑战，是如何确认变动场景中的真实需要并且将这些需要转变成现实的过程。可以说，是在特定场景中对真实的探究过程，是一种真实的实践。这样，作为社会工作者就无法站在生活之外，给服务对象技术的指导，而需要融入到服务对象的生活场景中，协助服务对象进行真实的探索。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场景处在不断的变化中，人们在真实的探究中还需要面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的行动同时具有了伦理的要求，是一种伦理的实践，需要承担起伦理的责任风险。因此，这种变动场景中的实践自觉也就具有了三个方面的要求：了解怎么做、事实是什么以及承担什么责任，将人们的行动与真实和伦理的探究结合在一起，不再像以往社会工作那样“各自为政”、相互割裂。
[17]D. Miehls, “Relational theory and social work”,In Francis J. Turner (5th ed.),Socialworktreatment:Interlockingtheoreticalapproaches(pp.401-41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404.
[6]E. G. Goldstein, “The knowledge base of clinical social work”,SocialWork, 1980, 23(3), pp.173-178.
实际上，变动场景实践中的意识自觉、实践自觉和场景自觉三者是紧密关联的，它们一起构成具体场景的实践过程，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变化都会带来其他两个方面的改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场景实践的理性不同于实证理性，以实践自觉为主线，强调人是特定场景中回应场景要求和挑战的人，如果对个人自己进行审视，就是意识自觉；如果对环境进行审视，就是场景自觉，而人就是在这样的审视中不断超越当下场景实践经验的限制，延伸理性的光芒，实现心理和社会的深度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场景实践中探寻实践理性逻辑的“深度”社会工作给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因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是在社区的场景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它与西方社会工作在机构服务的实证主义技术理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道路形成鲜明的对比，有着自己独特的因改革开放而出现的社区服务缺失的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契机。[34]正是在这样的独特历史社会处境中，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有了自身发展的现实条件和内在逻辑，它探寻的是场景实践中的实践理性。这既是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实践要求的体现，也是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建构的核心，表明中国本土社会工作者的历史和社会自觉意识的提升。可见，“深度”社会工作不仅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找到了现实发展的理论依据，而且也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理论体系走向国际舞台创造了平等对话的空间。
就历史文化维度而言，这种强调以变为前提假设的中国文化注重的恰恰是生活场景中的实践，它关注的也是人们的实践理性，无论对“知行合一”的推崇，还是对生活背后“道”的体察以及生活境界的提升，都始终围绕着生活场景实践中的实践理性。[35]显然，在“深度”社会工作的理论框架下，中国文化成了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建构源源不断的精神资源，而这一精神资源也正是通过社会工作者的实践与反思深深扎根于现代社会的弱势人群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推动和保障改革深化的重要力量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深度”社会工作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的建构找到了文化自信的精神根源。
总之，对社会工作的“深度”强调是为了让社会工作从普遍化、抽象化的“浅显”讨论转向特定场景实践中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深度”考察，重新回归生活、回归实践理性这一生活中的成长改变的核心，真正实现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目标。
六、总结
通过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发展的历史回顾可以发现，尽管在理论发展的早期，社会工作就已经与弗洛伊德深度心理结构分析有所不同，关注服务对象生活中的问题解决，开始了自己的“深度”理论探索，提出心理社会双重视角，但是实际上，由于社会工作仍然沿用弗洛伊德心理动力学派的实证理性的“科学”逻辑，即使引入了系统和生态视角，也依然无法实现心理社会的“深度”结合。为此，社会工作还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把人放回到历史社会场景中，考察人们在历史社会场景中的实践理性，强调通过实践、反思和批判提升人们的社会场景、历史经验和文化价值的“深度”自觉意识，以便挑战“浅显”社会工作的批判。可惜，这样的历史社会处境考察依旧停留在个人意识的层面，把环境简化为个人意识中的环境。
显然，实现“深度”社会工作的关键是转变人们的观察视角，从环境立场出发，假设环境是复杂、变动、多样的，重建变动场景中的实践逻辑，围绕实践自觉这条主线，通过对特定场景中的场景要求和挑战的回应，以及对个人自己和环境的审视，将意识自觉、实践自觉和场景自觉三者紧密结合起来，不断超越变动场景实践中当下经验的限制，使个人的成长与社会的改变相互促进，真正实现心理社会的深度融合。值得一提的是，“深度”社会工作给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它推崇一种在社区场景实践中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道路，与西方建立在机构服务基础上的实证主义技术理性根本不同，倡导场景实践中的实践理性，这不仅构成了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的核心，而且也为这一理论体系建构找到了文化自信的精神资源。
注释：
[1]E. Greenwood, “Attributes of a Profession”，SocialWork,1957, 2 (3),pp.44-55.
2.4 两组围生儿并发症发生情况 羊水过少组围生儿共77胎，正常组围生儿共78胎。羊水过少组新生儿窒息、足月低体质量儿、胎儿宫内窘迫、吸入性肺炎等围生期并发症发生率均明显高于正常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2]D. Howe,Abriefintroductiontosocialworktheor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3-6.
进一步明确村（社区）第一书记主要职责，下发第一书记任务清单。一是严格执行全脱产担任第一书记工作的政策，派员单位及时做好工作交接，第一书记在下派期间不再承担原单位的各项工作任务。二是正确处理好第一书记与支部书记的关系，二者应是相互依靠、相互帮衬、相互合作、内外结合的关系，第一书记在工作中充当好参谋和掌舵人的角色，支持支部书记的正常工作。三是乡镇党委、政府不能将与第一书记职能职责无关的乡镇日常工作强加于第一书记，应确保第一书记工作有序进行。四是注重工作实绩，减少各种重复性表格填报和资料收集，统筹精简开会时间，真正让第一书记有更多时间深入到群众中开展工作。
在70年代，社会工作还引入了系统视角，它与结构视角不同，不是放弃个人心理因素的影响寻找社会环境因素的解释，而是把不同的影响因素通过系统这个概念连接起来，关注不同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转化。[10]这样，个人心理因素的影响与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就紧密结合在一起，不存在谁主导谁，而是一种崭新的相互影响的循环逻辑。借助系统视角的循环逻辑，社会工作就可以对人们生活困境中的不同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找到表面现象背后的循环逻辑，做出“深度”的介入，使社会工作既可以避免因只关注心理影响因素而导致的“浅显”质疑，也可以找到对复杂社会现象进行“深度”分析的理论依据。
对一个相对稳定的表面温源，根据其示值稳定性情况，对其重复性分段做重复性观测，在相对稳定的低温段（50～100）℃取100℃，波动稍大的中温段（100～200）℃取200℃、波动较大的高温段（200～300）℃取300℃，波动最大的400℃，在各温度点分别做10次独立重复观测，具体数据及计算如表2。
[4]M. E. Woods & F. Hollis,Casework:Apsychosocialtheory(4theds.). New York: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 1990, p.85.
[5]J. Taft, “The function of a mental hygienist in a children’s agency”,InProceedingsoftheNationalConferenceofSocialWork(pp.396-40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7, p.396.
妇产科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由于手术过程中胃肠道内产气过多，并且气体在术后无法从肛门排出，术后产妇易出现腹胀现象[1]。术后患者出现腹胀，对其正常进食及休息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严重者可导致患者合并出现肠粘连、肠梗阻等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的术后恢复[2]。因此在妇产科手术患者术后腹胀中采取有效的护理干预对促进患者术后恢复有重要意义[3-4]。本文选取我院产科收治的94例接受手术治疗后出现腹胀的患者，将其随机分为两组，分别给予常规护理干预与中医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护理措施的临床应用价值，现取得的较为满意的临床效果，具体内容如下。
[8]H. Specht,Newdirectionsforsocialworkpractice.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88, pp.42-43.
[9]R. Middleman & G. Goldberg,Socialservicedelivery:Astructuralapproachtopract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11.
[10]A. Pincus & A. Minahan,Socialworkpractice:Modelandmethod. Itasca, IL: Peacock Publishers, 1973, p.3.
[11]C.B. Germain & A. Gitterman, “The life model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revisited”,In J. Turner (ed.),Socialworktreatment:Interlockingtheoreticalapproaches(pp.618-644).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6, p.619.
[12]A. Gitterman & C. B. Germain,Thelifemodelofsocialworkpractice:Advancesintheoryandpractice(3rded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2008, p.57.
[13]E. G. Goldstein, “Issues in developing systemic research and theory”, In Diana Waldfogel, and Aron Rosenblatt (eds.),Handbookofclinicalsocialwork(pp.5-25).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83, p.24.
近年来，化石能源的广泛应用使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但也引起了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等危机。随着可再生能源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单纯依赖传统能源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能支撑我国可持续发展。以建立更安全以及可持续的能源利用模式为目标，一场新的能源变革已经拉开序幕。虽然我国关于能源互联网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获得了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家在“互联网+”智慧能源、电能替代、可再生能源等方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明确了未来我国能源的发展方向。
琵琶仙得知事情的原委，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对灯草老爹如此这般交待一番。灯草老爹仍有些怕，琵琶仙说：“你只管照我说的去做，日本人那边我自有办法！”
尽管系统和生态视角提出了与弗洛伊德心理动力学派因果分析逻辑完全不同的循环逻辑，把个人影响因素与环境影响因素结合在了一起，但是系统和生态视角采用的仍然是一种类型化的“客观”观察的逻辑，关注人的“客观”理性分析能力。这样的分析逻辑框架在弗洛伊德心理动力学派看来，是“浅显”的，因为无论人的“客观”理性分析多复杂，它只是人的意识层面的现象，而意识层面的现象就会受到人的内心更深层次的心理结构的影响。[13]显然，系统和生态视角并没有关注到人的“客观”理性分析的心理依据，它所要求的改变仍然只是支持性的，并不涉及心理结构层面的“深度”调整。
[15]P. Parsloe, “Empowerment in social work practice”,In P. Parsloe (ed.),Pathwaystoempowerment(pp.1-10). Birmingham: Venture, 1996, p.8.
大学生作为校园贷款的当事人，解决问题应从根源出发，对症下药．各高校应将大学生的理财教育和风控教育纳入教学安排之中，开展相关的公共必修课，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风险意识，避免大学生盲目消费，盲目贷款．作为当代大学生，也应主动学习金融知识，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培养正确的消费观念．
[16]J. A. B. Lee,Theempowermentapproachtosocialworkpractice:Buildingthebelovedcommunity(2nd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34.
就环境的场景自觉来说，在这种变动的场景中，人们通过意识自觉和实践自觉逐渐超越当下经验的限制，不断延伸场景理解的广度和深度，使个人的成长不仅能够与社会的改变紧密结合起来，而且还能够与历史的经验融汇在一起。这样，个人的成长就不只是个人的改变，它同时也是社会改变和历史发展的必要构成部分，是个人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的自觉。此外，在这种个人的成长中还涉及在地文化的审视，是个人对生命意义的文化探究，使个人拥有了文化责任的自觉。可见，场景自觉涉及个人对场景理解的延伸，它包括个人成长与社会责任、历史责任和文化责任三个方面的深度结合，可以弥补人本主义社会工作、存在主义社会工作以及灵性社会工作对个人成长和生命意义探究的不足，将个人成长和生命意义的探究融入到特定的场景实践中。
[18]C. Weedon,Feministpracticeandpoststructuralisttheory. Oxford: Blackwell, 1987, p.108.
[22]D. Clifford & B. Burke,Anti-oppressiveethicsandvaluesinsocialwork.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14.
[20][28]K. Healy,Socialworktheoriesincontext:Creatingframeworksforpractice(2nded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2,217.
[21]T. Okitikpi & C. Aymer,Keyconceptsinanti-discriminatorysocialwork. London: Sage, 2010, p.61.
由于改造施工是在既有线上进行的，且每日施工仅有不到4 h 的“天窗”时间，当日施工结束后必须恢复线路并保证轨道状态稳定，不影响线路运营安全。因此，改造方案需重点考虑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19]J. Fook,Socialwork:Criticaltheoryandpractice. London: Sage, 2002, p.70.
[23]M. Gray & S. A. Webb,Socialworktheoriesandmethods. London: Sage, 2009, p.104.
其中f表示档案的特征信息，mt表示t类型下档案实体Ai的特征信息数量。在关联模型G中，节点∀v∈V可以表示为档案实体A或者特征要素fi，若节点vi,vj∈V，且vi可以通过某条路径与vj相联，则表示节点vi和vj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24]W. Devore & E. G. Schlesinger,Ethnic-sensitivesocialworkpractice(fifth eds.).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9, p.27.
[25]P. Sundar, “Multiculturalism”,In M. Gray and S. A. Webb (eds.),Socialworktheoriesandmethods(pp.98-108). London: Sage, 2009, p.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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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J. Gorman, “Postmodernism and the conduct of inquiry in social work”,Affilia,1993, 8(3),pp.247-264.
[30]J. Fook, “Challenges and directions for critical social work”,in S. Hick, J. Fook and R. Pozzuto (eds.),Socialwork:Acriticalturn(pp.231-237). Toronto: Thompson Educational Publishing, Inc., 2005, p.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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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杜维明、黄万盛：《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意义》，《求是学刊》 2005年第4期。
这天下午，易非陪着妈带着李倩倩去产检，李倩倩刚进到B超室，妈就在外面唠叨：“这孩子是怀上了，不知道能接进来不？”她指的还是房子。
DeepSocialWork:RevisitingtheTheoreticalBaseofaCenturyofSocialWork
TONG Min, XU Jia-xia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Social Work,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How to carry out deep social work is not only a practical problem, but also a theoretical topic, reflecting the widespread recognition of the profession.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 on social work has been going on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we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before reaching a consensus on the theoretical base of social work and often face challenges in terms of its depths of analysis. Thus, it is imperative to discuss how to carry out deep social work, especially in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al work.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a)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Western social work also faced the challenge of how to carry out deep social work; (b) since the 1960s, Western social work gradually has formed two schools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of how to carry out deep social work: one is to adopt ecological and systemic perspective, and the one is to use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 but they still suffer from limitations because of their personal stance; and (c) deep social work focuses on the promotion of individuals’ sense of practical reason, which is to raise self-consciousness in specific contextual practice. The conclusion provides a new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Western social work the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al work.
Keywords:deep social work, social work theory, social work history
中图分类号：C9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9)03-0113-08
收稿日期：2018-06-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的场景实践与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理论体系建设”(18BSH151)
作者简介：童敏，男，浙江永康人，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许嘉祥，男，福建厦门人，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社会工作实务研究助理。
[责任编辑：陈双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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