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联共产党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唯一执政党，为了实施有效的国家统治和社会治理，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建立起了以党为中心的庞大、细密、严谨的政治权力。从斯大林时期开始，这种政治权力集中表现为以苏共中央总书记为代表，以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等政权机构的“第一书记”为支撑的权力网络体系。“总书记—第一书记”权力体系的形成，是无产阶级专政和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工具的共产党实行有效统治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这一政治主张的实践发展，这一权力机制开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复制并不断膨胀发展。最终，“总书记—第一书记”的权力网络体系不仅成为苏联共产党内部组织权力运行的主要支架，更成为凝聚、粘合苏维埃政权大厦的核心构件。
关键词：苏联共产党；书记治国；苏维埃政权；国家治理
苏联共产党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唯一执政党，为了实施有效的国家统治和社会治理，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建立起了以党为中心的庞大、细密、严谨的政治权力，形成和确立了以“书记治国”为主要政治特征的苏维埃国家治理体系。从斯大林时期开始，这种政治权力集中表现为以苏共中央总书记为代表，以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等政权机构的“第一书记”为支撑的权力网络体系。“总书记—第一书记”权力体系的形成，是无产阶级专政和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工具的共产党实行有效统治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这一政治主张的实践发展，苏联共产党在将党内业已形成且行之有效的以“第一书记”为中心的权力机制，开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复制并不断膨胀发展。于是，“总书记—第一书记”的权力网络体系不仅成为苏联共产党内部组织权力运行的主要支架，更成为凝聚、粘合苏维埃政权大厦的核心构件。可以说，“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自流地实行的，它首先是依靠党的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实行的”。[1](P284)
一、“总书记—第一书记”权力网络体系的政治内涵与形成
作为“总书记—第一书记”权力网络体系的政治核心，苏共中央总书记既是苏联共产党政治领袖的职务化身，更是苏维埃政权的实际最高领导人。按照苏联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是党的代表大会闭幕后的常设性最高权力机关。但是由于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庞大和分管事务的繁复，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作为更高层级的权力机关就应运而生。根据列宁确定的党的团结统一的政治原则和组织纪律，苏共中央总书记既是政治局和书记处这两个党的最高核心权力机关的组织者，又是整个苏联共产党政治形象人格化的集中体现——党需要个人化的领袖来表现党的组织严密和行动一致。与此同时，尽管苏联宪法规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是苏联国家元首，但是就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在苏联共产党“一党专制”的苏维埃国家里，任何一件事情都必须经过中央政治局的讨论之后才能实行。更何况，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一般都是中央政治局成员，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他必须遵守和执行党的集体决议。因而从国家权力的政治实践来看，苏共中央总书记实际上就是苏维埃政权的最高领导人。“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制同个人管理和独裁毫不抵触，阶级的意志有时是由独裁者来实现的，他一个人有时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而且一个人行事往往是更为必要的。”[2](P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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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发展演变进程来看，“总书记”成为苏联共产党的“政治首席代表”这一政治权力角色，其实是一个逐渐演变的政治过程。设立中央书记以为中央政治局提供技术性辅助工作，这是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处理党和国家事务时的政治初衷。最初中央书记的职务是由雅可夫·米哈依诺维奇·斯维尔德洛夫担任。斯维尔德洛夫因组织才能出众被列宁称赞为布尔什维克的“头号组织家”。但是在斯维尔德洛夫于1919年3月因病去世后，繁重的事务迫使列宁扩大了中央书记处的组成。克列斯廷、莫洛托夫等人成为新的中央书记。但是这些中央书记们缺乏政治战略意识，往往埋头于具体的技术服务工作，不符合列宁提出的“搞政治”的要求。在对中央书记处工作不满的情况下，斯大林成为当然的不二人选。事实上，在斯维尔德洛夫逝世后，斯大林就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内最擅长于组织工作的领导人。选择斯大林担任中央书记并成为领导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关键原因还在于斯大林是跟随列宁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无论从革命资历还是政治眼光抑或是组织能力，斯大林都符合列宁的政治要求。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1922年4月3日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斯大林被正式选举为中央总书记。
正是从斯大林担任中央总书记职务起，中央书记处开始发生深刻转变：一方面，在具体的政治操作层面上，中央书记处逐步摆脱了单纯为政治局提供技术服务的秘书处角色，开始拥有在党内具体事务上的组织话语权。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着布尔什维克逐渐稳固了政权后，日益增多的机关部门和工作事务迫使政治局把一些决策权让渡给书记处，以减轻政治局的工作压力。在这种权力让渡过程中，中央书记处对中央委员会下设的各个部门开始具有了直接的指导权。另一方面，中央书记处职能的转变以及中央总书记政治内涵的丰富拓展，还得益于斯大林的多重政治身份。事实上，中央总书记最终成为党的领袖的政治化身，就在于斯大林兼具的多种政治身份和他对党的机关所蕴含的巨大政治能量的深刻洞识。从政治身份来讲，斯大林是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时期的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高居党内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对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重大政策拥有决策权力。因此，与此前担任书记处“责任书记”但却仅仅是中央委员的莫洛托夫(1921)和作为政治局委员但很快就被取代的克列斯廷斯基(1919)相比，作为政治局和组织局双重委员的斯大林在兼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后，中央书记处在党中央各机关的地位就得到了迅速提高，中央书记处的权力就迅速得到扩张。
正是赫鲁晓夫，这个看似粗鄙无礼的人，重新接续了从列宁时期开始，经过斯大林时期强化并确立起来的以党治国的政治传统和权力信条，并在革命浪潮消减的和平新时代向世人宣布，在苏联这个党—国体制下，总书记就是党——这个时代的智慧和良心——的形象的集中体现和政治代言。于是，整个官僚系统和社会的制度性服从就被培养出来了。“一把手说了算的制度使这些上层人物养成了只能服从和恭维的习惯。”[5](P170)就像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顾问切尔尼亚耶夫说的那样，在苏联，党和国家的很多事情都取决于“领袖”个人，取决于他的思维方式、他的情绪、他的爱好与不爱好。在勃列日涅夫年代大家都已习惯于接受一种思想，即总书记“按定义”就是伟大活动家，不管他是谁。在勃列日涅夫之后，如果不算某些知识分子和对情况十分了解的机关干部的话，所有人即使是在“头脑”中，都没有对在此之前从未显示出领袖气质的安德罗波夫的个人威信有过任何怀疑的想法。情况就将会是这样：谁当选，大家第二天就会毫无二话地服从他(就像沙皇传位那样，那里是由上帝授位，这里是由“党”授位)。再过一个星期，大家除了“最近几次中央全会”决议外，就都将执行“xx同志的指示”。[6](P5-6)
众所周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进步知识分子，自觉担负起了思想启蒙的社会责任。然而，许多人以往总是将眼光专注于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先驱者身上。其实，在“五四”激潮中走出的魏金枝，虽然还是一个学生，但也自觉投入到了思想启蒙的热潮中。经过“一师风潮”的洗礼，魏金枝开始了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批判。从一定意义上说，批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进行社会革命的启蒙，是“五四”时期的魏金枝自觉承担的一种社会责任。他从无政府主义思想立场出发，批判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家族制度，提倡婚姻自主，主张民主自由，显示了一个“五四”青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第一书记”的政治分权，既是苏联共产党一党执政组织权力发展延伸的必然要求，又是金字塔型的科层管理体制在国家治理上的必然反映。从苏共的组织权力级差来看，“书记治国”体系的核心，就在于“第一书记”是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党组织的第一政治负责人。在1919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中，俄共(布)的组织结构从中央到地方分别是：中央层面上是全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加盟共和国层面上是区域代表会议和区域委员会；省、县、乡等地方层面上是相应的代表会议和地方委员会；在企业、乡村、部队、机关等基层组织，则是相应的支部党员大会和支委会。[8](P591)根据党章规定的民主集中组织原则，“第一书记”实际上被授予了对本地区所有重大事务的管理责任。《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第十六条规定，“从属关系、工作报告、党的一切决议的上行下达和批准否决，其次序(从上级到下级)如下：全俄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区域代表会议，区域委员会，省代表会议等等”。[8](P591)1920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规定：“每一个下级组织每月一次或两月一次向相当的上级组织呈交一份包括该组织5-10%人员的名单，注明他们过去担任过什么工作，该组织认为这些同志适于做什么工作。这样的名单应当定期地由工厂支部呈交区委员会，区委员会呈交省委员会，省委员会呈交中央委员会。各个组织在编制这种名单时必须细致和慎重，组织的成员对于自己的推荐要负连环责任。”[9](P27)上述规定表明，共产党就是通过党的各级委员会行使对该行政管理区域的管理权力(尽管常常是通过政府决议的形式来实现的)。作为各级党委员会的负责人，“第一书记”享有上述规定的最终决策权。
可以说，作为各级党组织的政治负责人，上述组织原则和政治规定在事实上确立了“第一书记”在苏联共产党组织结构中的权力角色，也为总书记的政治权力提供了组织权力保证。“第一书记是一种特殊现象，是政权体制中的关键人物。他的职位和巨大权力不是人民给的，也不是差额选举的结果，而是莫斯科——苏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总书记本人给的。这就是第一书记地位的薄弱环节和自相矛盾之处。每个人都很清楚，只要上面对他的看法有所改变，他就立刻失去权力和职位，立刻失去总书记的信任。”[10](P133)
这一政治转变进一步丰富了苏维埃政权以党治国的政治内涵和原则要求。“总书记不仅体现了列宁主义的规章，而且也体现了贯彻执行这些规章的办法。”[4](P618)即便斯大林在逝世后遭到其继任者赫鲁晓夫以秘密报告的方式进行的政治清算，但是赫鲁晓夫从来没有对斯大林塑造的以党的领袖——苏共中央总书记为核心构建起来的权力体系进行过哪怕是细微的触动。即便赫鲁晓夫在后来的改革中，对干部任职时间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但他的根本目的还是要通过削弱部门和地方党组织权力割据化的倾向来强化苏共中央总书记(当然指的是赫鲁晓夫自己)的政治集权。事实上，在1953年到1957年间混乱而复杂的苏联政局中，正是赫鲁晓夫用政治斗争的方式再次确认了斯大林死后差点被遗忘的苏维埃政权的核心政治原则——以党治国。无论是掌控了秘密警察的贝利亚，还是掌握了行政部门的马林科夫，在当时都没有把仅担任苏共中央主席团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放在眼里。在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看来，赫鲁晓夫不是斯大林那样的强权人物，他只是维系三驾马车的过渡性象征人物——作为党的代言人被高高供起，但却不能像斯大林那样直接插手具体事务。然而，深谙苏联党—国体制精髓的赫鲁晓夫很快就向这些蔑视苏维埃政权党治原则的人展现出强大的政治力量。尤其是在1957年6月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和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正是在党的力量——中央委员们的支持下，赫鲁晓夫成功挫败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要他下台的政治企图。正是从这个时候起，赫鲁晓夫通过党的力量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苏共中央主席团第一书记；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从1953年到1957年曾经被忽视的党治原则再次被确立并前所未有地加强起来。
尤其是当斯大林开始发挥中央书记处在干部人事配备方面的核心功能的时候，他和书记处的权力迅速得到了巩固和扩大。这是斯大林得以战胜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等党内反对派的组织原因。通过遍布于苏维埃政权各个关键领导岗位上的书记们，斯大林无论是在党的上层还是在基层组织，都拥有了强大而雄厚的政治基础。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只能通过舆论来开展政治反击时，斯大林却用书记们组成的强大组织体系很轻松地化解了政治反对派的努力。因为按照党的章程关于组织纪律的要求，当党的组织作出决议后，任何党员都必须无条件服从。斯大林的意志通过各级书记们直接体现在组织决议之中，身为党员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等人，只能在组织纪律和政治原则的要求下服从于党的整体利益。
在苏维埃国家治理体系中，“总书记—第一书记”的权力网络体系集中体现了苏联共产党是组织、团结和凝聚苏维埃国家社会各个领域的政治纽带。事实上，苏联共产党的政治纽带作用，不仅是由苏联的宪法规定的，而且也是由苏联的政治生活实践决定的。具体来说，这种政治纽带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铲除了党内政治反对派以后，斯大林的政治权威就在全党确立起来了。1929年12月21日，苏联掀起了庆祝斯大林50寿辰的纪念活动。《真理报》出版专号刊登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撰写的颂扬斯大林的文章。其中有卡冈诺维奇的《斯大林和党》、奥尔忠尼启则的《坚定不移的布尔什维克》、古比雪夫的《斯大林和国家工业化》、伏罗希洛夫的《斯大林和红军》、加里宁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舵手》和米高扬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钢铁战士》等。斯大林在答谢祝贺他50寿辰的一切组织和同志的信中写道：“我把你们的祝贺看做是对按照自己的形象诞生了我和培育了我的伟大的工人阶级政党的祝贺。”[3](P125)从这个时候起，斯大林对中央总书记进行了内涵性的政治转变。中央总书记从原来的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一变而成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这一转变的背后表明这样一种政治意象：中央总书记从原来中央委员会内设的中央书记处的机关领导人，变成了经党的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选举出来的党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说，无论从党内选举程序还是党内政治原则上，中央总书记就是全党的政治代表，就是全党意志的体现者，就是全党的权力执行者。
同时，“第一书记”的政治分权，又是管理俄国这样广土众民国家的制度需要。从俄国国家治理的角度来讲，用党的分级组织来管理广袤的国土，又委托党的各级组织“第一书记”担负起对该区域的整体责任，实际上就是沙皇俄国时期“总督制”的一个政治翻版。为了有效统治俄国的边疆区域，沙皇往往会委派自己的亲信大臣担任该地区的总督，负责该地区的治安、征税和军事行政管理。在武力夺取政权后，缺乏国家管理经验的布尔什维克很自然地把目光转向旧俄时期的政权组织经验上。于是，代表革命的“第一书记”取代了象征军事征服的“总督”就成为布尔什维克组织国家政权的当然选择。就像总督必须是沙皇的亲信一样，“第一书记”也必须忠诚于党组织。正是因为“第一书记”在“书记治国”体系中发挥着关键枢纽作用，因此对于“第一书记”的挑选有着严格的政治要求。其中，为了保证“第一书记”的政治服从，特别注重维护上级组织的政治权威。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对“第一书记”的组织人选提出了特别要求。会议认为：“党组织应当特别注意省委书记和县委书记的成分，应选派1917年十月革命前入党的同志担任省委书记，选派有三年以上党龄的同志担任县委书记。如有例外，须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同时，代表会议建议，省和县的党委会书记应由上级党机关批准。”[9](P145)
1.5 评价标准 无压红:受压部位皮肤与其他皮肤无变化;轻度压红:受压部位皮肤有红晕，解除压力后30 min可以自行消退;瘀红:受压部位皮肤瘀紫，解除压力后也无法消退，判定为压疮1期。
二、“总书记—第一书记”权力网络体系与苏维埃国家治理
在“总书记—第一书记”的权力网络体系中，来自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边疆区委员会、区委员会、市委员会等党内各个层级的“第一书记”，既是苏联共产党实现组织内部顺畅运转的政治节点，也是苏联共产党实现对苏维埃政权全面控制的政治支柱。在相当意义上讲，“第一书记”就是以“总书记”为代表的苏共中央权力在苏联社会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的政治代言人和具体执行者，是政治权力与组织效率综合考量下的政治分权。“第一书记”的政治分权，既是苏联共产党肩负的政治使命的要求，也是适应一党执政在组织建设上的必然结果。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工具”，[7](P43)共产党必须建立强大而有力量的组织作为政治依托，才能实现和保持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体系中的核心领导地位。
一是对国家政权的政治垄断。苏联共产党的政治纽带作用最直接地体现为苏联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政治垄断。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工具，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只能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和对国家政权的完全垄断，才能真正建立起专政的权力体系。应该说，只能通过共产党才能实现完全彻底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既是革命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列宁主义在政治建构上的实践体现。对布尔什维克来说，革命的首要目标就是夺取政权。当布尔什维克通过革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政权后，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政权的生存问题。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地缘战略上，西方国家对苏维埃政权的围堵、封锁和扼杀就是一种具有持久性的政治战略。于是，在政权时刻面临颠覆的革命危机状态下，用革命专政的方式来保护革命成果就成为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当然选择。只要布尔什维克认为这种敌对的危机状态没有消除，那么无产阶级专政就会一直存在下去。事实上，无产阶级专政除了是对现实主义政治的策略反应外，其实还是布尔什维克用列宁主义构建政治权力的现实试验。巴黎公社的失败及其教训并不足以为布尔什维克提供足够的政治经验。当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创建无产阶级专政时，遵循的还是列宁关于革命家组织的政治逻辑。给我一个革命家组织，我能把俄国翻个转儿。这是列宁非常著名的一句革命名言。十月革命的成功验证了一个职业革命家组织的极端重要性。当布尔什维克要想在旧俄政府的废墟上重建国家时，在以党治国原则的指导下，以布尔什维克这样的革命家组织为政治躯干，通过各级党组织将政治触手深入到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编织起了无所不包的权力网络。无产阶级专政就有了坚实而无处不在的组织基础和遍布全国的强大权力支撑。“整个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活动都以共产党一个党做骨干。整个国家的公共生活是停滞或前进，是倒退或转向，完全由党的会议决定。”[注]〔南斯拉夫〕密洛凡·吉拉斯著《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第91页，陈逸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1981年印。列宁毫不讳言地说，俄国政治实践表明“我们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11](P27)因此，“共产党不和而且不应当和其他政党分掌领导”。[12](P91)
二是对社会生活的组织控制。苏联共产党作为苏维埃国家政治纽带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对社会生活的组织控制。这种组织控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建立各种社会组织把分布于各个领域的群众组织起来，使之成为以苏联共产党为核心的国家机器的有效组成部分，这是苏联共产党发挥政治纽带作用的一种实现方式。“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13](P78)但是，这并不是说共产党就是工人阶级的唯一组织。更加准确地说法应该是，在苏维埃政权中，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唯一具有政治主体性的组织。其它诸如工会、合作社、妇女团体、共青团等，主要是根据社会人群在职业、性别、年龄等方面的差异化标准建立起来的社会团体和组织，它们实质上是共产党在社会管理方面的有益助手。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不允许也不可能存在任何独立于共产党的社会团体和组织。正是通过这些社会团体和组织，社会大众被广泛吸纳进来并被组织起来进行政治化的教育管理。这些社会团体和组织的存在，其实就如学校、出版机构所发挥的作用一样，都是服从服务于统治需要而对社会大众进行的有组织的社会化过程，也就是政治规训。除了通过各级各类的社会团体和组织实现对社会大众的再组织再教育再管理，苏联共产党对社会生活控制的另外一个最基础性的政治工具就是遍布于各个基层组织中的党支部。党支部是苏联共产党在社会基层组织的政治核心，是苏联共产党科层制架构的政治基础。可以说，在“书记治国”体制下，党支部就是学习贯彻落实苏共中央决策的组织终端，就是组织、教育和管理基层群众的战斗堡垒。“如果说不需要共产党，那就等于说无产阶级的斗争可以不要有专门研究斗争条件和拟定斗争方法的司令部和领导核心，就等于说没有司令部比有司令部要战斗得好，这样说是愚蠢的。”[14](P78)更加明确地说：“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任何一个重要决定都非有党的指示不可。”[13](P139)
随着创客教育的实施，教师通过合理使用各种多媒体设备，融合声音、图片或者视频，使其知识点更加形象化，将这些难度较高的教学内容逐一分解成单独的教学活动，从而帮助学生突破重难点，达成学科核心素养。例如，在开设创客教育的过程中，教师以“小小创客，快行动”为主题，设计生物创客大赛，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来制作细胞分裂过程的模型。即课堂上先利用多媒体展示细胞分裂过程，让学生先在脑海中形成初步的制作流程，另外，教师可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为学习“减数分裂”的相关知识奠定基础。
可以说，正是以“总书记—第一书记”为核心的政治纽带作用保证了苏维埃政权的团结和稳定。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作为执政党，我们不能不把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融为一体，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16](P11)这不仅是由在实际的政治运行过程中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关系决定的，更是由党的阶级性所决定的。“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提出——象你们所听到的那样——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时，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因为这是一个在几十年内争得了整个工厂无产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地位的党。这个党还在1905年革命以前就取得了这种地位。这个党在1905年领导了工人群众，从那时起，在1905年以后的反动时期内，即当工人运动在斯托雷平杜马的条件下历尽艰辛恢复起来的时候，它一直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因而只有这个党才能领导工人阶级去深刻地根本地改变旧社会。’”[17](P125-126)
三是对社会思想的高度统一。保持苏维埃政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致性，是苏联共产党发挥政治纽带的又一种重要方式，甚至是区别于其他一切政治集团的最为显著的特征。吉拉斯指出：“共产党所以有其独特的性质并不只是因为它是革命的，中央集权的，遵守军纪的，以及其他确定的目标，或有什么别的特性。其他政党也有类似的角色，虽然共产党的特色要比它们强烈些。然而，唯有共产党要求其党员必须具有‘意识形态的统一’或在世界观和社会发展的观点方面具有一致的看法。”[注]〔南斯拉夫〕密洛凡·吉拉斯著《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第95页，陈逸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1981年印。事实上，之所以特别强调意识形态的思想统一，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这是因为这种意识形态实质上反映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根本观点。“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11](P332)从这个意义上讲，强调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实际上是判断一个人在阶级立场、政治态度和行为规范上是否符合无产阶级要求的最主要标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绝不允许有公开质疑甚至是否定党的意识形态理论的个人或团体存在。在这里，意识形态扮演的就是一个政治试金石的作用。当然，强调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是无产阶级政党实现组织统一的必要条件。“没有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统一是没有意义的；这种组织上的统一我们从来没有寻求过，而且也不可能去寻求。”[15](P247)从治国实践来看，保持社会思想的高度统一，这是任何一个阶级在实行统治时都会采用的治国铁律。只不过在苏联共产党这种高内涵的意识形态政党身上，这一点表现得更加鲜明而已。从这个角度来讲，苏联共产党对苏维埃社会大众思想的高度统一，实际上是其实现有效统治的必要条件。无论从组织逻辑还是政治逻辑，当苏联共产党成为苏维埃政权唯一执政党时，对党内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要求很自然地越过政党的组织边界而成为社会的普遍性规范要求。“党内意识形态的一致，使得共产主义制度内以及社会本身以内都不能产生独立的运动。一切行动都依靠党，因为党对社会的控制是全面的。”[注]同上，第97页。
三、“总书记—第一书记”权力网络体系与苏维埃国家命运
“总书记—第一书记”权力网络体系的确立及其在苏维埃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苏维埃政权的稳固首先并且决定性地取决于苏联共产党。“只要把党动摇一下，把党削弱一下，无产阶级专政马上就会动摇和削弱。”[1](P284)因此，苏联共产党在苏维埃国家治理实践中始终坚持和精心维护三个基本政治原则：苏联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党对国家的全面治理原则和党对政权的人事权力原则。
一是苏联共产党的组织原则。苏联共产党作为高度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党内活动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无产阶级政党“一致公认的原则”。[18](P214)斯大林明确指出：“我们本来需要一个统一的灵活的集中的党，这个党的中央委员会能在瞬息间发动全俄工人，并领导他们向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作坚决的冲击，可是有人却硬塞给我们一个畸形的、分散成各个政党的‘联邦式的联盟’！他们给我们的不是锋利的武器，而是生锈的武器。”[19](P34)列宁在1919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就严厉批评党的无组织性。他说：“在交给我的资料中，有关于哪些组织向中央委员会送报告和怎样送报告的统计数字，在这里我们俄国的无组织性真使我们丢脸。定期报告的有4个省的组织，不定期报告的有14个省，偶然报告的有16个省。”[20](P134)因此，加强党的组织性建设就成为迫切任务。1934年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对党章规定的“党的组织机构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一“锋利武器”作出了明确解释：“(一)党的一切领导机关从上到下都由选举产生；(二)党的机关定期向自己的党组织报告工作；(三)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四)下级机关和全体党员绝对服从上级机关的决议。”[21](P398)正像1939年日丹诺夫在俄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在党组织的活动中实行严格的集中制，要有内部自觉的纪律，意志统一和行动统一，不容许有小组织和派别”。[22](P105)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按照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要求，在严厉的组织纪律的监督下，苏联共产党有效克服了政党规模过大带来的政治分散主义、地方党委会权力过大带来的组织分离倾向，为自上而下的权力传导机制的通畅运转提供了政治保证。
二是党对国家的全面治理原则。苏联共产党作为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核心，实质上确立起了以行政工作为中心的国家管理模式。不论对官僚主义有多么地痛恨，为了能够有效管理国家，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建立起科层式的官僚管理体制。列宁指出：“官僚主义一词可以在俄语中译成地位观念。官僚主义就是使事业的利益服从于向上爬的需要，就是一味追求地位而忽视工作，为增补进行争吵而不进行思想斗争。这种官僚主义确实根本不是党所希望的，并且是对党有害的。”[23](P363)这种危害突出表现在“具有党证的官僚，是最危险和最坏的一种官僚，因为他拿着党证，以为他可以不顾党的法律和苏维埃法律，不顾劳动群众的需要和利益”。[22](P118)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指出：“被派去担任这种国家工作的许多党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脱离群众，沾染上官僚主义，许多工人——苏维埃委员也很经常地发生这种情况。”[8](P565)可是即便认识到官僚主义的危害性，但也不可能进行彻底铲除，只能通过经常性的清党来保持党的肌体的纯洁性。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共产主义制度是以行政工作为基础的，所以它必然是一种具有严格层次组织的官僚政治”。[注]〔南斯拉夫〕密洛凡·吉拉斯《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第107页，陈逸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1981年印。事实上，管理国家产生的官僚政治其实就是苏联共产党内部组织官僚化的必然反映。“为了起这样的作用，就必须有一个按等级制建立起来的机关，它由企业、县、区、州各级书记处以及作为官僚组织最高权力机关的整个联盟的中央书记处所组成。这些书记处的工作人员有数千人，较大的州书记处工作人员甚至上万人。这些书记处的管理干部，由上一级的官员选拔、任命和支配。县一级书记任命企业的书记，而自己本身的职务由地区一级书记任命，地区书记最后由中央书记处任命。”[24](P97)但是也必须承认，正是通过苏联共产党的“书记治国”体系，这种高度集权的国家管理模式才得以确立起来，才能有效克服苏联宪法赋予各加盟共和国拥有退出联盟的政治权利不被滥用的政治风险，才能保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政治经济的完整统一。
由于时代、处境和个性的差异，李白和鲍照诗作的情感取向、艺术风格和寓义也不同。《诗品》感慨鲍照“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才秀人微”指鲍照一生未取得高官显爵，“由鲍照的仕历看，我们可以推测，他的门第大约属于九品中正制中的三四品”，“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很大一部分实权既已转到寒门新贵手中，他们直接参与用人赏罚大事，而鲍照的‘遇’或‘不遇’已经和他们直接相关。他们把鲍照视为仕途上的竞争对手。”[2]21“鲍照本人也有门第观念，而性格决定了他不屑于钻营，耻于与寒门新贵同流合污，那么他必然受到这些人的排挤和打击。”[2]215
三是党对政权的人事权力原则。苏联共产党通过垄断国家权力树立起了联盟中央的绝对权威，保证了中央集权制的顺畅运行。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力量。从政治原则上讲，“我们的党是一个执政党，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定，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17](P55)从领导技术上讲，则是通过共产党员进入苏维埃政权担任各种职务以管理国家。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指出：“俄国共产党既然执掌了政权，掌握了全部苏维埃机构，自然应当使自己数以万计的党员去管理国家。”[8](P565)这种领导力量则是通过对党、苏维埃、政府和军队等各种国家政权机构的职务控制，以及镇压体系的建立和实施来保证联盟的稳固和统一。“只有党员才能任警察、军官、外交官及类似的重要职位，或者只有党员才能真正行使权威，这是共产主义国家特有的不成文法。”[注]〔南斯拉夫〕密洛凡·吉拉斯《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第94页，陈逸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1981年印。1919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决定：“党的工作人员的全部分配工作由党中央委员会掌握。它的决议大家都必须执行。在每个省，省的力量由党的省委员会分配，在首都——在中央委员会总的领导下由市委员会分配。”[8](P568)1920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规定：“必须在对党员进行确切登记的基础上，力求做到更有计划地分配党的力量，使越来越多的党员能够逐渐从比较不重要的、范围比较小的工作被提拔担任比较重要的、范围比较大的工作。”[9](P26-27)而以契卡为代表的镇压体制的建立，更是成为保证苏联共产党维护党和国家统一的强力工具。列宁说：“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肃反委员会在直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它在这方面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要解放群众，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别无他法。肃反委员会就是干这个的，它对无产阶级的功绩就在这里。”[25](P169)这种镇压体制“强大得好像钟表的构造一样，各种机件是互相衔接的，它可以用各种方法使各种各样的不满沉默起来，它是各种镇压方式的综合体”。[24](P110)强大的威慑和事无巨细的职位控制，强有力地保证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和联盟政府中央的权威。“党中央召集一次会议或者发表一纸文告就足以推动整个国家和社会机构。如果有任何地方发生困难，党和警察就会很迅速地纠正‘错误’。”[注]同上，第95页。因此，在对国家政权的政治分配中，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明确决定：“责成中央委员会最坚决地反对这些问题上的各种地方主义和分立主义。”[8](P568)
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却从根本上破坏和抛弃了苏联共产党进行国家治理的上述政治原则。作为最后一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发起和组织的“来自上面”的革命与“来自下面”的革命相结合的改革运动，彻底改写和终结了布尔什维克自十月革命以来创立的革命政治图景。他在为苏维埃政权寻求新的政治合法性以取代传统革命正义性的努力中，拆除了苏维埃政权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由党、军队和秘密警察构建起来的政治稳定器。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政治愿景下，戈尔巴乔夫试图重建一个获得人民真正拥护和支持的共产党政权。无论戈尔巴乔夫是否意识到他的做法可能带来的政治危险性，而事实上在用“民主政治”替换“阶级专政”的政治价值转轨中，恰恰是“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的身份赋予了戈尔巴乔夫足够的政治权力和政治行动能力。在制度性服从的政治传统下，戈尔巴乔夫充分利用这一身份所蕴含的布尔什维克革命领袖的巨大政治能量，分化和孤立了党和军队内部的政治保守力量，既使他本人避免陷入1964年中央十月全会上赫鲁晓夫的政治处境，又使他所主张的“不使用武力”的政治理念在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面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苏联军队保持了政治上的“中立旁观”。伴随着“总书记—第一书记”权力网络体系的瓦解，苏联共产党及其缔造的苏维埃政权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如果想仔细探究其中的关键性因素，那么也只能从“总书记—第一书记”权力网络体系之中寻找。事实上，在这想一体系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正是戈尔巴乔夫这位最后一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就像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指出的那样：“我们的社会体制，就像事实所表明的那样，有其最致命的弱点：对政权高层人物的背叛绝对无能为力。如此以来，现在只好向西方领袖交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西方在选择手段方面是正确的。”[26](P159)
让我们把时空拉回到三年前的南京。1946年盛夏的一个晚上，素有火炉之称的南京城闷热难当。国民党空军第五大队的飞行员林雨水和他的四位同伴来到位于新街口的一家冷饮店消暑。进屋后，林雨水就发现在里屋的一张桌边坐着两个人，“那不是周恩来先生和邓颖超女士嘛”，他脱口而出。是的，那儿坐着的正是率领中共代表团在南京与国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周恩来和邓颖超。林雨水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民主的真诚态度非常敬佩，早就想见中共代表周先生，不想在这里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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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PowerNetworkoftheCommunistPartyoftheSovietUnionandSovietStateGovernance
XUE Xiaorong
(School of Marxism，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implement effective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governance，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as the only ruling party of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established a huge，meticulous and rigorous political power with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as its core in domestic political life.From Stalin’s era on，the power network system of this centralized political power represented by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SU Central Committee and supported by the first secretary of the regimes of the allied republics，border areas and states.The formation of the power system of “general secretary and first secretaries” wa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effective ru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who was as a basic tool of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As a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this political proposition，this power mechanism began to be widely replicated and expanded in the national political life.In the end，the power network system of “general secretary and first secretaries” not only became the main support for the operation of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but also became the core component of cohesion and adhesion to the Soviet state building.
Keywords：Soviet Communist Party；secretary governing the country；Soviet regime；national governance
收稿日期：2018-03-16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9批面上资助一等资助项目“党权、军权与政权：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苏军与改革”(编号：2016M590304)
作者简介：薛小荣(1977-)，男，陕西安康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戈尔巴乔夫改革。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9)02-0003-09
(责任编辑：郭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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