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同中国具体结合的重要典范。回首那段具有重要意义的光辉历史，正确认识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群众性、实践性和批判性特征，不仅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五四运动的重要历史意义，而且有助于在新时代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清晰把握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
关键词：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近代历史上，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经过反复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有了这个崭新的蕴含着巨大力量的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可以自然而然地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所以关键在于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近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概括来说就是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潮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慢慢被中国社会所接受，毛泽东、周恩来等也相继走上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五四运动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大大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正确认识五四运动，就是要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最终把握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
一、“不断实现群众利益”：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群众性特征
马克思主义从始至终都带着群众性的特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最高的位子，一切实践都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践过程，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基本的特征。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能够认识到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关键所在，从而致力于改变群众的苦难生活。而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关键在于群众自己，只有把社会革命变成群众自觉行动，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成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骑手”“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鲁迅看到了中国底层人民群众的苦难悲惨生活。“中国的文化，我可是实在不知道在哪里。所谓文化之类，和现在的民众有什么关系，什么益处呢?什么益处呢?”[2]从鲁迅的话，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当时底层人民群众的同情和腐朽的精英统治阶级的厌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指出，“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他阶级。”[3]可以看出李大钊已经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理，把人民群众当做中国社会革命的主体，更是中国革命的可靠力量。陈独秀也曾指出“我们中国的文武官，还在那里聚精会神、兴高采烈地弄那造孽的钱，预备一辈子享用，子孙万代享用。他们那里知道什么社会革命!他们那里知道什么贫民的哭声!”[4]这些论述说明陈独秀已经在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社会，并且试图寻找实现人民自由和民族解放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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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基本的特征，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就是从始至终坚持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一价值取向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之中。如果我们丢了一切为了群众这个群众性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失去了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源泉。“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的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也是区别于西方哲学政治理论的本质特征。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熟练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坚持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创造的主体，坚持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
五四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为新文化运动开辟了新领域，到达了新境界。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胡适等人提出了“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两个新的名词，也就是民主和科学两杆大旗，这些人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提出了如“打倒孔家店”等口号。当时的社会背景十分复杂，以儒家传统道德为核心的封建主义在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中还占据着支配的地位，辛亥革命过后，改变了中国的政治体制，但是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帝国主义还在压迫着中华民族。在这个时候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无疑具有相当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但是，这个“民主”，指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意图通过改良的方式，实现资产阶级民主。而“科学”，是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然而，詹姆士的实用主义理论、罗素的新唯实主义理论和伯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在当时被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认为也是科学。这类所谓的西方科学理论实际上是用某些自然科学成果精心装饰起来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但是，本质上这个“科学”不是科学的。新文化运动早期的“民主”与“科学”并不是真正的民主、科学，或者说是狭义的不完全的民主与科学。离开了五四运动的批判性，新文化运动只会用资产阶级的方法来分析问题，好的绝对好，坏的绝对坏，这种形式主义的方法，难免造成了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产生。在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价值其实是有限的。
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批判性就表现在追求真理，追求真正的民主与科学，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精神来分析问题。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方法，用批判性的眼光来分析问题，赋予新文化运动更加深刻的内容。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民主不再是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而是变成了绝大多数人的民主，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民主，是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目标的。真正的科学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指导，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逻辑严密、论证完整的有机整体，它的形式是主观的，内容是客观的。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并以实践为检验标准。所以，追求民主与科学，必须要具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批判性特征。
二、“不妥协的爱国运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性特征
五四运动的爆发，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展现在毛泽东的面前，他通过阅读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资料，逐渐建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后来在和斯诺谈话时道：“到了一九二零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9]毛泽东在五四时期认识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救不了中国，中国的社会革命必须是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认识到只有彻底的社会革命才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修修补补的社会改良运动终究没有出路。可以看出，在五四时期的毛泽东已经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他力主中国的问题必须要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进行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另一方面他认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必须是马克思主义。
[14]Nation,P.(1990).Teaching and learning vocabulary,Massachusetts:Newbury House.
注重实践是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中国近代早期进步思想家留给我们的社会革命宝贵经验。陈独秀认为，五四运动的实践特别表现在革命精神和牺牲精神。实践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五四运动相比，早期的新文化运动更多注重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加以改造，在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上，基本没有涉及到实际的领域，更不用说去进行社会革命。五四运动的实践性使新文化运动不在局限于只是思想上的启蒙运动。在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为新文化运动开辟了新的境界。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集中表现为它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性特征表现在发动了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参与迅速在运动中起了主力军的作用。令人鼓舞的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力量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就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该方法首先用边缘检测或射线发散法获得瞳孔的边缘点[5]，然后用椭圆拟合这些边缘点，将椭圆的中心作为瞳孔的中心。图1是射线发散线法示意图，用射线发散法搜索瞳孔边界点时，先粗略定位瞳孔中心，其后由该中心向四周发出射线，当射线遇梯度较大的点时停止前进，将该点确定为边缘点。该方法定位速度快，能适应变形瞳孔，但容易受到眼睑、睫毛等干扰。
三、“追求真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批判性特征
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就是批判的，用批判的态度对一切不合理的现状进行审视、评价、否定、肯定和继承，批判性不是简单的消极的否定主义，而是反思和扬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批判性特征是最鲜明的特征。在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批判性表现在马克思主义者对现存的一切不合理的因素进行猛烈的批判，这种无所畏惧的英雄气质和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是以往中国所有思想家都没有做到的，更不用提超越了。
妻子说，我擦这么多年地板，该你擦两年了。我说，我肚子大弯不下来腰。妻子说，谁叫你弯腰擦呀？跟我一样跪在地板上一块一块地擦。不是我不擦，实在是跪在地板上不好受。妻子说，看你一副受刑的样子，你拿拖把简单地拖一拖吧。我像受到大赦一般，乐颠颠地拿拖把去拖地板。
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群众性特征就体现在全国各个阶层的群众都参与爱国运动。在五四运动中，英勇的出现在最先头充当先锋作用的是学生群众，而中国工人阶级则成为了五四运动后期的主力军，这就取决于工人阶级特有的纪律性组织性和坚定的革命意志。“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罢工开始于这一次，后来中国工人阶级能发展自己阶级的独立力量与独立斗争，显然的此次罢工有很大的影响。”[20]此后，青年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部分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都走上街头，高喊口号，救亡图存。
共建，让建设“绿色西江”的力度不断加大。海事部门大力推进西江流域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港口码头污染防治和船舶船型标准化工作。西江沿线各市已经设立21个船舶溢油应急物资储备仓库，初步覆盖沿线水域，大大增强了船舶溢油处置能力；佛山市引导西江9家危险品码头，建立溢油应急联防体和相应工作机制，提升企业联防联控水平。
四、“进行阶级斗争”：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性特征
五四运动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性特征就体现在进行社会运动，即大胆的发动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五四运动一开始就带有无产阶级革命性质。“五四运动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和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主义”[8]中国工人阶级也作为一股独立政治力量以昂扬的精神，登上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舞台。五四运动中一些有识之士，由于在斗争中亲眼看到了人民群众表现出的伟大力量，就从这开始，到民间去，到社会的最底层去做爱国宣传工作，五四运动时期，北京的学生走上街头、走进工厂去宣传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和北洋政府的腐朽无能，宣讲者往往是“垂泪而道”，听众则“掩面而泣”。到了运动后期，这些先进爱国学生脱下校服、穿上粗布麻衣走进工厂，去办工人学校和工会，后来这些人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五四运动过后，学生运动、工人运动陡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五四运动赋予了新文化运动新的实践特征，即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来指导社会运动。
马克思主义从创立开始就是实践的。这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是从实践中总结规律诞生的，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最终还是要回到实践中去指导无产阶级运动的进行。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一基本观点也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提出“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1]习近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22]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早期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发动爱国运动，这就表现出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性。中国早期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只有进行社会革命，推翻旧有的一切制度，才可以解决中国问题、拯救中华民族，并且彻底的否定了在中国进行社会改良的可能性。
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完成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五四运动是中国最先进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包括陈独秀、李大钊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积极参与到五四运动之中，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没有这样的参与，马克思主义就不会在近代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最后成为参天大树。也正为如此，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群众发动起来，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单靠零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爱国知识青年是不可能肩负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但是把马克思主义者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起来，放手发动无产阶级，五四运动便一下子迸发出开天辟地的革命力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性为五四运动提供了先进的理论指导。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实践，进行了彻底的不妥协的爱国运动。
五、“回应时代呼声”：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时代性特征
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使得中国人民认清了帝国主义列强贪婪的面目。“帝国主义压迫的彻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10]北洋政府的软弱无能，让中国各阶层对资产及民主制度产生巨大的怀疑，中国的进步思想家从巴黎和会所给予的实际教训中，开始看出帝国主义列强联合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这时人们迫切呼唤着新的先进理论思想的出现，近代中国需要真正的科学革命理论来指导社会革命。所以说，五四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
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但正是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时代性特征，符合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需要。在当时的中国，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还只是一种朦胧的不真切的向往，犹如“雾里看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都是混乱的，模糊的。有些人还沉醉于某些自然科学成果精心装饰起来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有些则没有分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各种流派学说在各刊物报纸上喧嚣杂陈。
李大钊于1919年8月17日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发表《再论间题与主义》，对胡适进行了猛烈回击，针对胡适的改良主张，李大钊认为经济问题是根本问题，并且推崇用社会革命的方式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带有朴素的唯物史观思想。李大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深深击中了胡适改良主义思想的要害，然而，李大钊文中漏洞也显而易见。经济问题的解决绝不意味着其他问题迎刃而解，只是为其他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前提，其本身也绝非一蹴而就。当然，这些认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历经多年实践探素而知的。胡适真正所指并不在于是否要引进主义，而在于信仰何种主义。在改造社会的方法选择上，马克思主义主张用革命手段，通过根本改变旧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体制和文化观念以实现社会整体革新。与此相对，实用主义主张用改良手段达到目标。马克思主义以彻底革命的主张为迷茫的人们提供一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锁钥，而这恰恰是实用主义所不具备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社会进入转型阶段爆发的第一场大争论，其实质是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论战。双方围绕着改造社会的方法进行针锋相对的辩驳。纵然实用主义在当时的中国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但仍消弭不了马克思主义旺盛的生命力。
不同温度制备样品技术指标见表2。由表2数据可知，反应温度越高，高溶氧化钼中氨不溶钼含量越低，在220 ℃时制备的高溶氧化钼氨不溶钼低至0.31%，低于多膛炉焙烧钼精矿制备的高溶氧化钼氨不溶钼(氨不溶钼在0.60%～2.50%之间)，该种类型高溶氧化钼生产钼酸铵时金属转化率高，钼酸铵加工成本低，产品市场竞争力强。同时高溶氧化钼中其他杂质随着温度升高呈现降低的趋势，如K、Cu、Fe、Ca等。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门简单的学理来探讨，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可以改变近代中国命运的理论学说，是用来武装头脑、指导革命实践的。尽管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的掌握并不熟练，但是他们积极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投身到群众工作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大胆发动无产阶级。“启迪广大人民的觉悟，准备革命力量的团结。”[11]这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五四时期的一大功绩。
在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重新正确认识五四运动的特征和历史意义，关系到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更是关系到当代中国的道路、制度、理论、文化等重大问题。正确认识五四运动的特征和重要历史意义，关键就在于理解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特征，正是因为群众性、实践性、批判性、革命性和时代性等主要特征，使得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时代洪流中蓬勃奋进、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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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871.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8626(2019)05-0007-04
收稿日期：2019-03-09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团队建设项目(16JDSZK027)；安徽财经大学创新基金项目(ACYC2017110)。
(责任编辑：周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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