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哲学的语言转向、问题与新方向
张能为
[摘 要] 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是现当代西方哲学的重大转向，语言进入了哲学或者说哲学进入了语言。这不仅意味着语言分析构成了现当代哲学的研究方式，更表明了当代关于哲学本身理解上的重大改变。虽然“拒斥形而上学”是整个语言分析哲学的共同理论诉求，但其内的无论是人工语言分析哲学还是日常语言分析哲学仍然触及了语言意义和被语言表述的世界意义的根本性思考，只是这种思考是以语言分析的方式而被推进和发展的。语言意义或者说由语言表述的世界意义的普遍性与多样性、统一性与差异性、客观性与相对性、永恒性与开放性的各自强调反映了语言分析哲学两派的自身困扰，而相互融合则或可视为超越当代语言分析哲学的富有生命力的重要方向。
[关键词] 语言哲学；语言意义；哲学主题；哲学方向
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语言的重视。英美分析学派明确宣称，20世纪初在哲学中发生了“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语言转向”是现代西方哲学发展中与“实证的转向”“实践的转向”并立的一种新倾向，蕴含着未来哲学发展的新信息，是应该加以重视和研究的。语言转向之后的哲学叫做语言哲学，有两种称呼，一种叫做“Philosophy of Language”，另一种称呼叫做“Linguistic Philosophy”。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说过，“语言是人类最古老的纪念碑”。语言哲学的兴起和发展构成现代西方哲学的一种重要理论形态。美国哲学家怀特在其编著的《分析的时代》一书中提出，“分析”是20世纪的“一个最强有力的趋向”。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夏佩尔在《日常语言》一书中深刻指出：“专心研究语言是20世纪哲学的一个突出特征。”阿尔伯特·布格曼在《语言哲学》一书中更为明确地宣称：“语言哲学在本世纪（指20世纪——引者）占据了第一哲学的地位。”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科指出：“当今各种哲学研究都涉及一个共同的研究领域，这个研究领域就是语言。”应当说，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确引发了哲学向“语言的转向”，由于这一转向，语言进入了哲学的领域或者说哲学进入了语言的领域，哲学家们开始将语言和被语言所表述的对象视为同质性的关系，关于世界的哲学性思考和研究也逐渐演变为对表述世界的语言问题的分析。这意味着，西方哲学的现代发展从形式、内容到方法上都呈现出重大的变化，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因为如此，“语言转向”抑或被视之为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某种“哥白尼式的革命”。
一、“语言转向”与哲学主题演变
长期以来，语言只是作为一种思想的工具表现出其意义。而实质上，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开始使人们深刻认识到，语言与思维、与哲学的思考具有本质性的关系，世界的存在性思考和意义理解，就存在和表现于思维所得以进行的语言之中。正如罗素（B.Russell）所言：“语言也像呼吸、血液、性别和闪电等其他带有神秘性质的事物一样，从人类能够记录思想开始，人们就一直用迷信的眼光来看待它。”[1]68这表明，人拥有语言是一件神秘性的事情，语言的产生不仅提供了人类交流的新方式、新途径，更让人感到神秘的是，有了语言或者说在语言中，人们开始了理解和传达关于世界存在之本质性、规律性的这种带有绝对性和永恒性把握，语言构成人类突破自身有限性并通达无限性的神秘之物。在古希腊时期，“logos”一词就表明话语和理性、规律是同一个词，在基督教的圣经中，语言和世界的开端是合而为一的。
当代解释学家伽达默尔对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做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人类文化的起源就在于人具有语词和语言。人类正是形成了语词和语言，记载人类历史和表现关于世界的本质性理解和总体性思考才有可能，上帝的创世之说便是通过文字被世代相传；有了词语，人们才真正开始了对事物的辨别和认识的交流；人类的传统和历史就表现于书写历史的语言之中，语言不仅记载历史，同时呈现历史；就此而论，伽达默尔指出，“语词赋予了过去年代的黑暗的时候以光”。[2]4荷尔德林的诗歌与散文则表明了“自从开始了谈话我们才可能存在并能相互倾听”的道理，人之作为人的真正存在是始于人们开始了谈话、使用了语言。人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从根本上说便是语言的产生和使用的过程。
设钻孔桩径为D，桩净距为t，如图7所示，则单根桩等价为D+t的壁式地下连续墙，若等价后的地下连续墙厚度为h，则由等刚度转换的原则可得：
总之，现代“语言转向”是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一次深刻革命，它带来了哲学观、哲学主题以及哲学基本问题的全面革新，归之根本，表明了人类对于世界、人生的存在及其意义，对于哲学思考的主题、方法和意义又有了新的理解。“语言转向”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哲学思维，也在迅速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态度。
据近年来毕业生反馈信息表明，当年那些经过层层筛选进入医院的学生，发展将面临严峻挑战；相比之下，那些去医药企业单位实习的学生却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与平台。在校企合作过程中，企业向学生提供助学金、奖学金等；教学过程中的实践环节均在企业进行，由企业专员为学生指导讲解，进行岗前培训，使其了解企业文化和规章制度等，并发挥“技术能手”师傅的帮、传、带作用，让学生参与生产实践，熟练掌握生产岗位中的操作要点和技术要求，真正实现了招生与招工同步、教学与生产同步、实习与就业结合，为企业订单式培养技能型人才。
这表明，亚里士多德已经充分认识到，语言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人类情绪的传递，而更在于在语言中并通过语言表述了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关于存在和世界的根本性理解，没有语言，人类便无法表达出关于正义、善恶与否的本质性和存在性思考，语言既是人类的生活方式，也是人类思想的存在方式。在伽达默尔看来，语言的本质就是“语言是一种距离，在这种距离中我们可以以一些最具瞬时性的东西，以声音作为外壳而表现出自己的思想，并使它可以被他人听见从而把这种思想传达给别人。”[2]8
“就是为了这个钱盒子啊。现在我也搞不清楚了，到底这盒子是值钱还是不值钱。”中年人听孟导叶总的口气，好像很把这个盒子当回事。“我自己是教金融的教授，对古钱币情有独钟，在业界里也小有名气。不过对别的古玩就不是很懂了。这次得了这个盒子看起来比较值钱，所以想来打听打听，心里也好有个数。”
以奥古斯丁·孔德、斯宾塞、穆勒为代表的现代实证主义的兴起极大转变了传统哲学抽象思辨的哲学思考方式，而将哲学问题的研究变成了表述世界的语言命题的分析和验证问题，一切超出经验范围不能为经验所验证的命题都是无意义的，这也就是说，一切不能为经验验证的形而上学命题或者说哲学思考都是无意义的。
现代科学主义发展到第三代，逻辑实证主义的先驱和代表，罗素、石里克、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亨佩尔等人提出了哲学不是要去构建一套只是体系，而是对已有的科学知识进行语言逻辑分析，哲学本质上就是一种语言分析活动。通过这种语言分析，使概念明晰，纠正迷误，使每一个语词的意义都能从与它相应的经验具体所指中得到说明，并以此来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即不表述经验事实的概念，进而反对直至取消传统形而上学问题，最终达到“拒斥形而上学”的目的。对于逻辑经验主义这种哲学观的变化，人们从其地位和意义上，就将它称之为“语言的转向”，其实质就是从语言上去讨论哲学问题。
这种语言转向是与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逻辑相关的。
晚期希腊哲学家高尔吉亚曾提出过三个著名的命题“无物是存在的”“即便有物存在人们也无法认识”“即便认识人们也无法告诉别人”。这三个命题可以说涉及哲学研究的三个重要问题即存在论问题、认识论问题和意义表述与传达问题，而这三个问题又可以简略地理解为整个西方哲学史发展的主题演变与转向表现。
协同工作模式能充分减少不必要的时间消耗，使得工程师可以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审核，从而提高工作的总体质量；通过高效的沟通和对接，还可促进高质量优化意见的产生。
在哲学史上，一般就把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到20世纪的发展宏观地概括为一个三阶段模式：即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古希腊哲学的主题是本体论，他们基于人类的一种抽象思维方式上力图从世界万物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变动性中概括抽象出统一性、普遍性和永恒性的本体性存在（或者是本原性的，或者是本质性的，或者是构成性的），并用此种本体性存在理解和认识千差万别的世界事物，诉诸理性存在以获得对世界的整体性、本质性、绝对性和永恒性把握。他们研究的是“存在是什么？”“构成世界的根本要素是什么？”等问题。
体检工作均由工作经验丰富的相关人员统一完成,进行手肘正中位置进行静脉采血,以碘酒进行注射器、体检人员手肘消毒,所有人员均在同一环境、同一针头规格、同一操作方式下完成整个体检采血工作。
西方近代哲学，出于反神学之目的，哲学路向则出现了向认识论的重大转向，认识论问题上升为哲学的首要问题，知识的起源，认识的基础，真理的标准构成哲学讨论的核心问题，虽然认识论转向本身中又分化为唯理论和经验论两大派，唯理论强调知识来源于理性，推崇演绎逻辑，经验论肯定认识起源于经验，注重归纳逻辑，但这两派的理论诉求是一致的，那就是将认识问题归于人们自身的存在和现实存在的世界上来讨论，解决了认识的来源和真理的检验标准的问题，自然也就彻底驳倒了神学世界观及其“神是一切的准绳”的理论看法，并从根本上为西方古典的本体论思想提供有效的认识论基础，进而达到反封建反神学的目的。
自古以来，存在问题或本体问题就和语言紧密交织在一起。现代语言哲学更是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细致和技术性的研究。如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奎因的本体学说、卡尔纳普的“语言构架”存在论以及海德格尔的语言本体论、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本体论等等。换言之，在当代语言分析哲学中，存在问题与表述存在语言问题是同质同构的，世界的存在和存在意义问题本质上就是语言表述和意义分析问题。
逻辑原子主义创始人罗素说：“每一个哲学问题当经过必要的分析和澄清之后，就会发现它们或者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或者是我们说的意义上的逻辑问题”。[3]作为罗素思想的继承人，维特根斯坦则指出，“关于哲学问题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不是虚伪的，而是无意义。因此我们根本不能回答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只能确定它们的荒谬无稽，哲学家们的大多数问题和命题是由于我们不理解我们语言的逻辑而来的。”[4]
总之，西方哲学从古典哲学的“本体论”研究到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研究再到现代哲学的“语言哲学”研究，构成了其发展的一种内在理论逻辑线索。语言的意义问题成为当今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意义的传达问题成了当代哲学研究关注的焦点，换言之，主体间性或主体间的可交流性、可理解性取代了人的认识能力、来源及界线问题，成了哲学的中心话语概念和论题。
二.婉约词是稼轩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全面而丰富地折射出时代生活的刀光剑影，而且充分而曲折地反映了作者各个方面的情感世界；内容丰富多彩，在艺术上也是独具特色。
二、“语言转向”与哲学新思维
这实质上表明，在触及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核心问题时，人工语言分析哲学遇到了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换言之，形而上学一般命题在如何转换成能够验证的语言命题上留下了特别大的困难。人们的思维总是要诉诸对事物一般普遍统一永恒甚至神秘性的理解和把握，这种抽象的总体性的思考就无法在人工语言分析哲学中的所谓理想语言分析来解决，因而也可以说，人工语言哲学关于形而上学问题的基于语义学上的解决是不彻底的。
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使哲学研究的重心从本体论、认识论研究转移到了语言与意义、语言与理解、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研究上来。人们确立了这样一个基本前提，我们通过包围着我们也包围着世界的语言而拥有自我也拥有世界。哲学研究的问题归之根本是世界与人生的存在意义问题，它是在人们的理解和交往中达成共识、加以实现的。而理解的问题又可归之为是一个语言的问题，因为理解是通过语言来进行和加以传达的。这样一来，“语言转向”所带来的最深刻变化就是，哲学问题不再是世界存在与否的问题，而是世界意义的理解与诠释问题，也就是世界意义的语言表述和传达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语言问题。
当然“语言转向”不仅仅存在于科学主义哲学中，也强烈地表现在现当代人本主义哲学家的思想理论中。事物意义通过语言进行传达的问题在希腊古代思想中就已有论及（如高尔基亚、亚里士多德等人），到了现代，人们深深地感到意义的问题就是一种理解、传达和显现出来的问题。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的一句名言就是“语言是存在的家园”① 海德格尔在其《关于人道主义的信》中说：“思完成存在对人的本质的关联。思并不制造与引起这一关联。思只是把这一关联作为存在交托给它自己的东西向存在供奉出来。这一供奉在于：存在在思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人栖居在语言所筑之家中。思者与诗人是这一家宅的看家人。他们通过自己的言说使存在的开敞形乎语言并保持在语言中；就此而论，他们的看守就是存在的开敞的完成。”见Heidegger, Brief ueber Humanismus, Wegmarken, Frankfurt, Klostermann, 1978,S.318 ，他后期放弃了前期从“人的亲在”（Dasein）去探索存在的方法，而是着力去阐明语言，特别是那种半诗化的语言（如荷尔德林的诗歌）对于我们去理解存在之真理与意义的重要作用，完全可以说，海德格尔晚期已将存在本体论当做语言本体论来看待。师承海德格尔的伽达默尔，则在其哲学解释学中，更为深刻地阐明了语言与理解的统一关系，提出语言是人的存在的世界经验，是理解得以进行的普遍媒介，理解对象和理解过程正是由语言而得到规定和决定的，伽达默尔在其《真理与方法》一书明确宣称，“语言是理解本身得以实现的普遍媒介”②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Tübingen,, 1986, S.392 ，“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③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Tübingen,, 1986, SS.023, 478 “在理解中发生的视域融合是语言的真正成就”④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Tübingen,, 1986, S.383 “理解的语言性是效果历史意识的具体化。”⑤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Tübingen,, 1986, S.383
洪堡也认为，“语言是世界观”，一种语言观就是一种世界观，人们关于世界的存在性意义思考就表现和反映于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之中。伽达默尔所作的评论是，这个命题深刻表明了，“语言不但是适合于在世界中的人的一种配置，而且人拥有世界这一点也是建立在语言之上，体现在语言之中的。世界对人来说作为世界存在于此，正如它对生物来说一向并不具有在世的此在。世界的这种此在是以语言的方式被把握的。”“拥有语言正意味着一种完全不同于动物受环境束缚的存在方式”“谁拥有语言，谁就‘拥有’世界。”⑥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Tübingen,, 1986, SS.446—447，457. 。不同于其他生物，人因为具有语言而获得了对环境的自由，也才会有关于世界的本质性的哲学思考和思想意义表达，故此，人便是一种“拥有语言的存在物”。[7]
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代表德里达、福柯等人也十分重视语言问题，语词问题是他们研究的一个重要核心问题。而力图将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结合起来的哲学家德国阿佩尔、美国罗蒂等人同样都主张要在“语言转向”这种共同基础上来实现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者的合流。应该说，“语言转向”已构成现当代哲学发展的一个基本势态，也作为一种哲学新特征影响着这个时代的一切相关的思想。
三、“语言转向”与问题新表述
自20世纪初开始，现代哲学中的逻辑原子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力图把数理逻辑与经验证实原则结合起来，倡导了一种逻辑分析哲学理论，从根本上就是主张哲学就是对科学命题进行语言逻辑分析，所以其哲学又被统称为语言哲学。在语言哲学中，既有逻辑实证主义这种力求通过建立一套精密的人工语言来拒斥形而上学的人工语言学派，又有一种主张通过正确地使用日常语言将抽象的语言“返回到日常用途中来”以否定传统形而上学的日常语言学派。不过其共同的主张都是认为，哲学就是一种语言分析活动，事物语词的意义是哲学考察的工作。只是人工语言学派从语词的经验所指中来分析，日常语言学派则将语词与人们的行为活动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在此影响下，美国逻辑实用主义哲学家奎因就从语言上来考察了哲学本体论问题，提出了“本体论的承诺”和“本体论的相对论”的思想，卡尔纳普在其具体的语言分析之外，又通过其“语言构架”的语义学理论来谈论了存在问题。批判理性主义与历史主义哲学特别是科学实在论哲学家也十分重视语言与哲学的密切关系，承认一种“理论实体”的存在，结构主义则更是在语言学基础上，探讨了语言结构与语言意义及其存在问题的关联。
为了来阐明这种“语言转向”所确立的新哲学根本问题即语言问题，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哲学家具体研究了支撑这一总问题或者说被语言哲学化的诸多基本问题。
人工语言分析哲学其基础是语义学（semantics , 研究语词意义的学科），通过所指来讨论和确定能指的意义，似乎在人工语言分析哲学家中有一种美丽的构想，希望通过构建一套精致的每一个语词都有其具体指称的理想语言，来明确语言表述的意义，从而避免传统哲学语言的语义的含混歧义，进而从根本上拒斥形而上学。但问题是，原子命题、分子命题可以较好处理这一问题，而语言中的一般问题却难以通过真正分析为构成其命题的局部具体问题以与局部具体经验事实对应来解决这一问题，正因为如此，罗素后期只得将一般命题视同为原子命题来对待和处理，而维特根斯坦则更持怀疑态度，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一般事实和表述一般事实的一般命题，“凡X皆是A”这种命题只是数学上的逻辑积而已。
进入20世纪，语言进入了哲学领域，西方哲学发展又出现了从认识论向语言哲学的再一次重大转向，语言意义分析成为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欧陆哲学出现向语言哲学转向，洪堡的“语言观就是世界观”，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之家园”，伽达默尔的“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等思想表明了欧陆现代哲学明确将哲学问题与语言分析问题结合起来，世界的存在问题和被语言表述的语言问题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只是欧陆语言哲学仍然坚持认为，语言问题的背后是关于世界的存在问题思考，并不否弃形而上学问题的意义。而更具代表性的是现当代西方科学主义语言分析哲学，将经验主义的实证主义原则和语言命题的逻辑分析统一起来，认为哲学的研究就是对表述世界的语言命题进行逻辑的分析，语言与语言所表述的世界存在问题是同质同构性关系，在语言分析问题之外并不存在形而上学问题，哲学研究和分析就是科学语言命题的逻辑分析活动，这一学派的语言哲学极大地改变了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完全拒斥和消除了形而上学的存在研究，而将哲学就置于实证的分析和语言逻辑问题的分析上来，不管是人工语言分析哲学还是日常语言分析哲学，其根本的理论目的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拒斥形而上学，主张哲学的研究就是语言意义的逻辑分析。
一个具有亲和力的领导，一个能让群众信服、能和群众同甘共苦的领导，必定是摆正了在党内的位置，从不突出自己，更不哗众取宠。在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妄自尊大，颐指气使，张扬显摆，将自己主政的单位变成“家天下”；还有一些党员干部，无原则地随意随处发牢骚，破坏得来不易的同志情谊和团结氛围。这不但败坏了党风政风，毁坏了党的形象，更会让广大群众心寒。在此情况下，情感管理只会是一句空谈。
其二、传统认识论问题向语言意义问题转变
转向之后的语言哲学以一种新的方式，即语言分析和语言建构的方式进行认识论的探讨，其根本原则就是不从研究主客体关系的立场出发，也不从证明假设的正当性着手，而是通过意义辨识或语言表达的分析来处理。如罗素、石里克、卡尔纳普、艾耶尔、莱欣巴哈、亨佩尔、费格尔、奎因就非常重视这一方面研究。对事物存在及其意义的分析问题根本上就不再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问题，而是转换成了关于表述事物语言意义的理解和分析问题。真理问题与生俱来就与语言相关。在转向发生后，哲学家对于真理的研究和争鸣完全是围绕着语言问题进行。哲学家从根本上否定传统真理观中将“真的”与是否事实是如此这种“是真的”这个谓词（being, Sein）的作用，主张将真理与意义联系起来，事物存在的真理就是通过语言而在理解中所呈现的意义。
其三、心身问题转换为心身语言陈述的互译问题
心身问题在近代认识论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当代语言哲学以新的态度和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将心身关系问题处理成关于身体的陈述和关于精神的陈述能否互译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传统研究根本没有注意到使用概念或语言是否得当的问题。石里克就声称，心身问题是由于错误的提法造成的，赖尔则在《心的概念》一书中，使用语言分析方法，既批判了旧认识论的观点与方法，也阐述了自己的行为主义立场，并通过“范畴陈述”、“假设陈述”和“混范畴陈述”三者的区分指出，当我们用心理谓词来刻画人时，只是在描述人用来指导其主要属于公开行为的那部分行为的方式，实质上，关于人的心理事实问题的陈述只是一种假设的陈述，而并非指称某种经验事实的范畴陈述，一切形而上学问题属于混范畴陈述，本质上属于假设陈述，但又因其具有类似表述某种经验事实的范畴陈述而具有欺骗人的性质。这就是说，一切心灵问题就如同事物的存在问题一样，同样是只能在语言的表述和传达中得到理解和分析，离开陈述与陈述或者说语言和语言的互译，人们根本无法真正提出和理解心身之区别和关系。
其四、行为价值问题演变为道德语词陈述和意义与功能问题
现当代语言哲学认为，道德或伦理问题和语言密不可分。他们对于伦理学的研究集中于对道德语词和道德陈述的意义和功能进行分析，并不制定和讨论善恶标准，不提出行为普遍准则，不告诉人们判断和选择哪一种生活方式更为合理，因此和传统的规范伦理学有很大的不同，它是在另一个层次研究伦理学中的问题，故而又被称为“元伦理学”（Metaethics）。20世纪初最有影响的元伦理学著作是摩尔的《伦理学原理》，摩尔在此书中开创了对于道德语词进行精细入微的分析，以澄清思想混乱，将伦理学研究从具体道德规范研究返回到或者说追溯到道德语词的意义分析和具体使用中来，以呈现出人类行为的伦理意义的语言性、差异性和多样性。
斐迪南·埃伯纳说，人优越于其他一切生物就在于人“拥有”语词。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更是从哲学的高度谈到：“人是有理性（逻各斯）的生物”。在古希腊，逻各斯的根本涵义就是指人的言语、会话，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在这种直接言谈中形成的关于事物意义的本质性、普遍性的理性规律和法则等。伽达默尔认为，希腊的逻各斯理解就触及文化起源的“语词”问题。逻各斯或文化就产生于人们的言谈的语词之中，语词的意义统一体反过来同样显露和表现于语词的交流使用之中。思想的意义是通过说话的意义表现出来的，而说话的意义是通过语词的意义表现出来的。人们使用什么语词，意味着人们挑选和确定某种意义。语词的这种哲学意义，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有过深刻说明：“自然不造无用的事物；而在各种动物中，独有人类具备言语的技能。声音可以表白悲观，一般动物都具有发声的技能：它们凭借这种技能可将各自的哀乐互相传达。至于一事物是否有利或有害，以及事物是否合乎正义或不合正义，这就得凭借语言来为之说明。人类所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于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类似观念的辨认（这些都由语言为之互相传达），而家庭和城邦的结合正是这类义理的结合。”[2]7
四、当代语言哲学的理论困扰与可能方向
其一、语言表述中的存在意义问题与本体论问题同质同构
罗素指出，语言“对‘思想’提供了共同的表达方式”，“有了语言的帮助我们就能指导别人所说的话，还能说出在感觉上已不属于现在而只存在于记忆中的东西”。[1]71现代语言分析哲学之所以将传统哲学问题的思考转变为表述世界的语言命题的分析，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就是语言所表述的世界，关于世界的哲学思考就是关于表述世界的语言问题的思考，从根本上说，语言与被语言所表述的事实之间存在着结构上的对应关系，“它们都具有共同的逻辑结构”，[5]罗素认为，“在逻辑上正确的符号系统中，事实的结构与其符号的结构之间总是有某种基本的同一性，符号的复杂性与符号标志的事实的复杂性之间有极其紧密的对应关系”。[6]这种结构上的对应关系也被称为“同构关系”。
日常语言分析哲学其基础则从语义学转向了语用学（pragmatics , 研究言语发生和言语行为的方法与规律的学科。美国哲学家莫里斯在其《符号理论基础》（1938）中首次提出），将一个语词语义的理解从语义学所强调的语词符号（能指）与语词对象（所指）的传统关系认知中摆脱出来，而是从一个语词的具体使用中来分析和明确其意义，“一个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8]31语言就像一个工具箱，词和句子就像工具箱中的锤子、钳子、螺丝钉等等一样，这样一来，语词意义就与语词使用者和语词作何使用联系在一起。带来的重大改变是，语词意义是语言行为，就像维特格斯坦后期所言，“由语言和行为交织成的语言组成的整体称为‘语言游戏’”，[8]11语言游戏便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同使用、不同生活方式决定了语词和语言意义，“‘语言游戏’一词是为了强调一个事实，即讲语言是一种活动的组成部分，或者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8]19牛津——剑桥日常语言分析学派的奥斯丁也认为，“最现实的语言现象并不在于语言的形式结构方面，而在于它的使用即言语行为方面。”[9]
乐屋酒庄的酿酒师Ion Luca先生向大家重点推荐乐屋Bad Boys2016，该款酒在2018年连续获得柏林葡萄酒大赛、亚洲葡萄酒大赛、德国Mundas Vini葡萄酒大赛三座金奖，又刚刚获得IGC最有价值四星大奖，是今年摩尔多瓦出品酒款中当之无愧的“高光表现奖”。Carpe Diem是拉丁语“把握当下”的意思，酿酒理念是开放简约，包容创新，最大限度彰显本土品种的特色。Bad Boys2016采用本土品种黑姑娘和高加索品种晚红蜜的混酿，将两个古老的葡萄品种完美的融合并焕发出新的生机。
应该说，相比人工语言分析学派，日常语言分析哲学基于语用学基础上来展开的语词和语言意义分析，较好地解决了一般语言命题的意义验证问题，也具有较好和较强的可操作性，避免了传统形而上学语言表述的意义含混、歧义丛生、争论不休的问题，特别是极大地开放了语言意义空间，语言意义问题成为一个多样性的多元化的充满差异性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以摩尔、后期维特根斯塔、牛津—剑桥学派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分析哲学受到了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广泛青睐和肯定），但其存在的重要问题同样是明显的，那就是，这种语言分析虽然从语用学上保证了意义的明晰，但它非常易于使语言意义陷入相对主义、特殊主义、差异主义和碎片主义的困境，而会失去人们对语言意义的客观性、普遍性和统一性的认识、理解和把握。
随着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激进性和极端性思考和发展，现在似乎更映衬出语言分析哲学中人工语言分析学派和日常语言分析学派各自的问题和理论困扰。“拒斥形而上学”是它们也是整个现当代西方语言哲学的共同的思想旗帜，只是拒斥的理论和方法不同，但其背后反映出来的深度问题在今天急需加以研究和形成新的突破。
建议抗菌药生产厂家认真学习和深刻理解抗菌药说明书撰写技术指导原则，根据该指导原则重新审视该指导原则发布前所制定的药品说明书，如有必要，予以修订；起草新说明书也应不折不扣地遵循该指导原则。
人工语言分析哲学强调语言意义的统一性、普遍性，并将这种统一性、普遍性归入到与语词和语言对应的经验事实或者所指上来加以确认，虽然这极大改变了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基于抽象思维方式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这种传统对于世界、对于宇宙万物意义的统一性和普遍性的理解是人类抽象思维的产物，是以思维中的抽象统一性、普遍性、不变性和永恒性来解释学多样的和千变万化的世界，譬如柏拉图的“理念世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等），而将意义问题与经验事实和经验验证联系在一起，但本质上看，人工语言分析哲学仍然坚持语言意义或者说由语言表述的世界意义的绝对统一性、普遍性，这种做法仍然封闭和僵化了事物意义的空间和无限性，就此而言，后现代主义哲学针对传统哲学包括古典哲学和现代哲学所做的深刻批判和革新同样适合于对人工语言分析哲学。正是基于此种理解，美国语言分析哲学家罗蒂就将语言与语言所表述的经验事实视作为镜像关系，并在其代表作《哲学与自然之境》中对此予以了深刻的批评。
而日常语言分析哲学在语言日常用途中来确定语言或者说由语言所表述的事物的意义时，它就有效地打破了人工分析哲学所持有的语言意义的客观性、普遍性、统一性和绝对性的问题，而使意义问题置于语用的视野和方式中，彰显和展现了意义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变化性或者说非统一性、非普遍性、非客观性，从而极大地打开了事物和世界意义的空间和无限性、丰富多样性。但其存在的深刻问题是，在碎片性（fragment）意义的理解中，人类理性关于世界意义的普遍性诉求陷入了解构状态，难以成为有效的理论依据和保障。
这引出的问题是，哲学何去何从？思想文化的意义何去何从？显然，那种绝对的普遍主义和统一主义是有问题的，而那种绝对的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同样也是有问题的。人们在强调思想意义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相对性和无限性的同时，也同样需要注意如果由此陷入完全解构世界意义的统一性和普遍性，这将使人类的意义理解和行为价值缺失了基于纯理性的整体性和超验性的关照，而置人类于危险的境地，这也会从根本上动摇哲学这一学科起源时的本义和诉求。后现代主义哲学现在遭到重新反思和批判，原因也在此。
所有患者均行经额下入路手术切除肿瘤，签署知情同意书。常规全麻气管插管，选取合适的体位及头位。对于肿瘤直径≤3 cm且位置居中者采用单侧额下入路，对于≥5 cm者采用双侧额下入路，其余患者可酌情选择。在肿瘤前外侧行瘤内切除，注意保护神经和血管。
在我看来，现在应该是后后现代主义哲学时代的到来，意味这对后现代主义的超越，这种超越是在充分吸收后现代主义思想因素基础上的超越。而这也就同样意味着对现当代西方语言分析哲学的超越，或者说，语言分析哲学的未来可能既超越人工语言分析哲学也超越日常语言分析哲学，而其未来的发展和方向恰恰要立足于人工语言哲学和日常语言哲学的深度结合与融合上。坚持语言意义和由语言表述的世界意义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普遍性与差异性、整体性与碎片性、辖域性和非辖域性、中心性和边缘性、客观性与非客观性相统一，或许是西方语言分析哲学的未来理论生命力之所在。当代美国解释学研究学者伯恩斯坦在其所著的《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10]一书中所做的分析亦可视为此种理解的重要注解。
应该说，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对意义的整体性、普遍性和本质性的极端消解下，面对当代语言分析哲学所遭遇到的语言意义的普遍性和相对性关系的理论困扰，当代伽达默尔等人所创立的哲学解释学从理论和方法层面提供和阐述了一种可能更具生命力和有效性的新思想、新路径、新方向。解释学强调任何理解和解释都是面对文本的理解，它无法超越文本本身的制约，这就决定了人们的理解和解释不是完全任意的，随心所欲的，而是有其客观性的，是要反对所谓过度解释的，正是在我们的理解和解释中构建其文本乃至世界存在的某种普遍意义，当然这种普遍性意义就存在于人们的理解和解释之中，所以又是开放的、无限的、发展的，是一种“效果历史意识”的产物，自然它也就具有多元性、差异性、异质性和相对性的特征。
解释学既要强调事物意义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理解，又要严格防止陷入绝对的客观主义和普遍主义；解释学既要强调事物意义离不开解释学情境，注重事物意义理解的多样性、差异性、相对性和开放性，又要特别防止陷入绝对的相对主义、特殊主义。解释学这种兼具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思想特征或许为当代西方语言哲学的崭新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能够提供一种鲜明的旨向：走向语言意义或者说被语言所表述的世界意义的普遍性、统一性、绝对性、永恒性乃至神秘性和走向语言意义或者说被语言所表述的世界意义的多元化、差异性、相对性、开放性和无限性的相融合与统一，可能也应该是未来语言分析哲学自身超越和发展的某种无法绕开亦不可绕开的重要方向。
观察组急性阑尾炎合并糖尿病患者并发症发生率2.22%较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参考文献
[1] 罗素.人类的知识[M].张金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 伽达默尔.赞美理论——伽达默尔选集[M].夏镇平,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4页.
[3] Russell,Bertrand.Our Knowledge of the External World as a field for Scientific Method in Philosophy, Chicago: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15:33.
[4]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38.
[5]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39.
[6] Russell,Bertrand, Logoic and Knowledge: Essays 1901—1950，Edited by Robert Charles Marsh, London:G. Allen and Unwin, 1956, P.197.
[7] Gadamer, Philosophic Hermeneutic, 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y Press, 1976, P.60
[8]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三联书店，1992.
[9] Austin, J. L. Philosophical Papers, Edited by J.O.Urmson and G.J.Warmock,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196.
[10] Bernstein, Richard J, 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 :science, hermeneutics, and praxi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3.
[中图分类号] B1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182（2019）01-0058-07
[收稿日期] 2019-01-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5BZX079）
[作者简介] 张能为，安徽歙县人，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西方哲学，著有《康德与现代哲学》《理解的实践——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研究》《近现代西方本体论学说之流变》等。
（责任编辑：肖德生，韦家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