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吉东知
（青海民族大学，青海 西宁 810007）
摘要：本文对近百年来（1916～2016年）国内外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整理研究进行了学术史回顾，总结已有成果呈现出的特征，并展望未来之研究趋势。
关键词：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佛教经典
引 言
《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是由经文和经咒混合组成的一部广为流传的佛教经典。除了梵文原典①的存世外，还有藏文译本、汉文译本②、于阗文译本③、粟特文译本④、西夏文译本[1]、回鹘文译本[2]、蒙古文译本[3]、满文译本⑤、德文译本⑥、英语译本⑦等版本。在该经典的多语种版本中，就藏文译本而言，其版本大致可分为敦煌本、石刻本⑧、传世本（大藏经）⑨三大类。据最新统计，其敦煌本约有2526件，分别散藏于法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和国内的北京、甘肃、四川、湖南、山东等地方。本文将对近百年来（1916～2016年）国内外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整理研究作一番学术史回顾，总结已有成果呈现出的特征，并展望未来之研究趋势。
一、国内研究情况
近40年（1975～2016年）来，国内学界对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整理研究逐渐升温，其主要对象为北京和甘肃等地之收藏单位所收藏的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按研究成果的语种来看，汉文论著较多，藏文仅有一篇论文。国内的研究成果可分为两类，其一是以文献的调查和编目及介绍为主的整理成果；其二为版本的比较和历史层面（年代、书写者、流传）探讨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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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理情况
李淑萍和黄维忠的《敦煌市档案局所藏藏文写经定名》[4]一文中，对敦煌市档案局所藏之12件敦煌藏文写卷作了详细的叙录，指出其中《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写卷有3件，并认为这些写卷的书写年代为吐蕃统治敦煌后期（815～848年）。王南南和黄维忠的《甘肃省博物馆所藏敦煌藏文文献叙录（上）》[5]对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24件敦煌藏文文献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发现其中包含19件《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写卷，同时指出写卷的产生年代应为吐蕃统治敦煌后期（815～848年），并介绍了国内各地收藏单位对该写卷的收藏情况。曾雪梅的《甘肃省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叙录》[6]详细地介绍了收藏于甘肃省图书馆的32件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基本情况。傅立诚和杨俊的《敦煌市博物馆藏古藏文〈大乘无量寿经〉目录（一）》[7]，通过简述敦煌市博物馆中的244件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收藏过程和总体情况，对59件写卷（0080-00139）写有叙录，并认为这些写卷大致写于公元830年左右。他们的另一篇论文《敦煌市博物馆藏古藏文〈大乘无量寿经〉目录（二）》[8]中，对敦煌市博物馆藏的81件（00140-00221）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写了叙录。张延清和梁旭澍等的论文《敦煌研究院藏敦煌古藏文写经叙录》[9]以文献叙录的形式刊布了94件敦煌研究院藏敦煌古藏文写经，其中包括72件《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俄军的《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藏文文献补录》[10]对甘肃省博物馆所藏之12件敦煌藏文文献作了叙录，其中包含有9件《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孙宏武和寇克红的《张掖甘州区、高台县两博物馆藏敦煌藏文〈大乘无量寿经〉简介》[11]介绍了收藏在张掖市的甘州区和高台县两家博物馆的4件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基本情况。张耀中的《酒泉博物馆古藏文〈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叙录》[12]对酒泉市博物馆藏的19件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写有叙录。邰惠莉和范军澍的《兰山范氏藏敦煌写经目录》[13]简述了范耕球先生所收藏的24件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张延清和李晓红的《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藏古藏文经卷考录》[14]介绍了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收藏的1件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基本情况。张延清和李毛吉的《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叙录》[15]对收藏于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的3件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写有叙录。
在上述论文的基础上，由马德主编的《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叙录》[16]一书，于2011年在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
感官评价其实质就是一类经验性的评价和分析方法，是对化学评价结果的有效补充，尤其是在化学评价难以判定的时候，感官评价结果通常更具有时效性和实用性。
黄维忠的《国家图书馆敦煌藏文遗书BD14286—BD14350号解题目录》[17]提出《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各册的“条记目录”中几乎每个卷号的藏文转写都存在较多的问题，并根据BD14286—BD14350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文献的影印件，对其条记目录中的藏文转写进行了重新整理。马德的《国内散藏敦煌遗书的调查随笔》[18]通过介绍重庆宝林博物馆藏敦煌藏文长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收藏原委和保存情况，指出该写卷实属为敦煌写经，其抄写年代应在825～836年间，并介绍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4件敦煌藏文《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写卷的保存情况。刘雪平的《湖南省图书馆藏敦煌写经叙录》[19]介绍了湖南省图书馆藏的2件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基本情况。于芹的《山东博物馆藏敦煌遗书叙录》[20]介绍了收藏于山东博物馆的1件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并把该写卷的书写年代断定为9世纪。陈宝林的《重庆宝林博物馆藏敦煌写经》[21]中详细介绍了收藏于重庆宝林博物馆的10件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基本情况。
⑪Sten konow,The Aparimitāyuh Sutra The old Khotanese Version together with the SansKrit Text and Tibetan Translation,A.F.Rudolf Hoernle,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Volume I，Reprint 1970 of the Edition Oxford1916，Printed in the Netherlands.
（二）研究情况
近100年（1916-2016）来，在国外整理研究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相关研究论著不断问世。其主要研究对象为日本、俄罗斯、法国、英国等国外各国收藏单位收藏的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按研究成果的语种来看，日文论著较多，也有数篇英文和德文等不同语种发表的论文。
在此，对话性作为公共艺术的本质，导入性作为公共艺术的方法论之学术问题，连接起了政府文化职能的实现。达到交互性以及体现其社会福利性之目的。
据目前最新统计，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约有2526件⑲，其中英国藏本有660件，法国藏本665件，俄国藏本202件，日本藏本8件，我国国家图书馆藏本240件，甘肃藏本193件，另外，在上海、天津、四川、台湾等其他地区也有收藏。但除国家图书馆把所藏的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全部影印已出版外⑳，其他收藏单位均未完整出版，部分出版的有法国藏本、英国藏本、甘肃藏本，完全没有出版的有俄国藏本和国内除北京和甘肃以外的其他几家收藏单位的藏本。因此，在先有成果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整理和深入研究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世界各地收藏的该经典的所有写卷都应影印出版。
马德的《敦煌遗书的再度流失与陆续面世》[32]，讨论了1920年之后在敦煌莫高窟寺院或民众教育馆保存的2000多页梵夹式《十万般若颂》和93梱《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均未保存下来而再度大规模流失的问题，并认为这些经卷可能是经当时住在莫高窟的上寺喇嘛易昌恕（1898年到莫高窟，20世纪60年长眠于莫高窟）之手而流失出来的；且推测《十万颂般若波罗密多经》和《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抄写年代在830年顷，前者比后者稍早。
桑吉东知的《敦煌古藏文〈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研究》[33]，考略了藏文佛教文献中无量寿佛的不同名号，紧接着对该写本在世界各地收藏的情况和数量进行了介绍和统计。该经的各种版本对比后，认为藏译本有4种译本，即敦煌藏文本中的P.T.98号类译本和I.T.J.308号类译本及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中的2种译本。并提出敦煌P.T.98号类译本是由印度论师姿那弥扎、达那实拉和藏族大译师益希德在公元8世纪为赤松德赞赞普的祈寿而据梵文本首次译成藏文等主要观点，从而探析了《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与吐蕃社会的关系。在他的另一篇论文《百余年敦煌藏文中与西方净土信仰相关文献之研究综述》[34]中，对国内外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研究状况进行了述评。张延清的《吐蕃敦煌抄经研究》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吐蕃敦煌抄经制度研究》的基础上出版的书，书中举例和按类讲述了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抄写和校勘的情况，提出了“《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也称《大无量寿经》《大经》《双卷经》，为净土三经之一。”[35]但该观点尚需商榷，因为《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和净土三经之一的《无量寿经》或《大经》或《双卷经》是两个不同的大乘经典，净土三经（《大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中不包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
二、国外研究情况
吴其昱的《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敦煌蕃文写本佛经四卷考》[23]，研究了收藏在台北中央图书馆的4卷敦煌藏文写本。认为其中7521号、7550号、7549号3卷写本为《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而7547号是《大般若经》的一个残卷。并指出7550号与7549号可以缀合为一部完整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
石滨纯太郎的《敦煌古书杂考》[36]和《无量寿宗要经补考》[37]，介绍了日本私人收藏家收藏的数种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基本情况。石滨纯太郎和芳村修基的《〈无量寿宗要经〉与其它文字写本研讨——以公元822年为其基点》[38]，以日本龙谷大学收藏的1件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为主要研究对象，考述了该经的藏文本、满文本、蒙文本和汉文本之间的关系，认为蒙文本可能译自藏文本，而满文本可能据汉文本译成的。藤枝晃和上山大峻的《藏译〈无量寿宗要经〉之敦煌写本》[39]介绍了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之7件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基本情况，并对敦煌本与大藏经《甘珠尔》本进行比较得出，大藏经《甘珠尔》本中该经由29段组成，但敦煌本则由于阙第4-7段、第15段和第27段等6段，因而只有23段。
西冈祖秀的《伯希和搜集的藏文〈无量寿宗要经〉的写经生、校勘者一览》[40]，对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P.T.3501—4138号卷末题记中抄经生和校勘者的署名，按30个藏文字母的顺序进行了排列。他的另一篇论文《沙洲的写经事业——以藏文〈无量寿宗要经〉的写经为中心》[41]，通过了解世界各国对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收藏情况和统计该经各写本末尾题记中出现的抄写者和校勘者的署名，并结合托马斯氏译注的敦煌藏文《大般若经》写经业务的报告书和《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写经状况之文书P.T.999号的内容，论述了写经成员的身份和写经程序制度及写经组织的规模等情况。
另外，御牧克巳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42]和赤松孝章的《敦煌藏文文献与净土教关系课本》[43]、《敦煌藏文文献与净土教关系资料》[44]都探讨了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及其相关资料。
注释：
马克斯·瓦勒塞（Max Walleser）的《〈大乘无量寿经〉之尼泊尔梵文写本和藏文本及汉文本》⑩对在尼泊尔发现的梵文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和该经的藏译本以及汉译本进行了比较研究。挪威学者斯坦·科诺（StenKonow）的《〈无量寿经〉之古和阗文本附梵文本及藏译本》⑪，通过对英国国家图书馆藏的两个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进行校订，进而对该写卷与梵文本和于阗文本进行了比较，并对藏文的敦煌本和18世纪的传世本也进行了比较，指出传世本中的7个段落并不见于敦煌本中。乔治亚思·哈尔开亚思（Georgios Halkias）的书《光的福佑：藏传佛教净土文献发展史》⑫，不但分析了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内容特征。还把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中所收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译成了英语。波隆董·道森（Brandon Dotson）的《拼写错误的“佛”：敦煌出土的官方组织下抄写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及吐蕃古代的正字法研究》⑬，以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1600件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为主要资料，对相同词汇在同一个写卷或不同写卷中的书写形式和词义进行比较，进而说明吐蕃古代正字法的问题。并指出这些写卷是公元820至840年间在官方组织下抄写的。另外，波隆董·道森和刘易斯多尼（Lewis Doney）与多杰东智合著的《英国国家图书馆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研究》⑭即将出版。
三、已有成果显现出的特征和研究趋势之展望
（一）已有成果显现出的特征
从研究的历史时长看，研究的时间较长，已经有一百年（1916-2016）的历史，成果连续不断，据笔者粗略统计，自1916至2016年，与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整理研究的相关论文有44篇，著作有4部。
从研究成果的语种来看，语种较多，国内有汉文、藏文的研究论著，国外有日文、英文、德文、俄罗斯文等的研究论著，不难看出，国内外学界非常重视对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整理和研究。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注]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727页。
从研究方法上看，以文献学、语言学的方法为主，对世界各地不同馆藏收藏的敦煌藏文《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写卷的整理、编目、翻译、校勘、各种词语的考释等，也有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如有写卷的年代、书写者、流传等探讨的研究成果。
从研究现状看，过去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是研究成果以某地区的某一家馆藏所收藏的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初步整理为主，成果还是比较零散，真正意义上的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系统性、全面性的整理与研究还未开展。
1.1 病理生理特点 正常成人每日水和钠的摄入量变化很大，水钠调节机制功能正常时可维持血钠浓度在135～145 mmol/L。机体内水、钠的平衡紧密相关，共同影响着细胞外液的渗透压和容量。水平衡主要受渴感和抗利尿激素调节，在维持体液等渗方面起重要作用；钠平衡主要受醛固酮和心房利钠肽调节，在维持细胞外液的容量和组织灌流方面起重要作用[2]。下丘脑神经核合成并转运到垂体后叶储存和释放的血管加压素(arginine vasopressin，AVP)能够促进肾集合管水的重吸收，在维持水钠平衡中起到重要调节作用。
（二）研究趋势之展望
敦煌藏文文献研究的趋势和展望方面，笔者在2016年发表的《敦煌藏文文献研究综述—以藏文论文为中心（1982-2014）》[47]一文中也进行了探讨。以该论文和以上的对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整理研究的回顾为基础，对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未来之研究趋势进行展望。
综上，为避免喹诺酮类药物的不合理使用，减少其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应给予积极的药学干预，包括系统化评估处方、教育培训、加强处方监管、质量持续改进等，效果理想，值得推广。
1.已流失的文献有待调查
马德的《敦煌遗书的再度流失与陆续面世》中讨论了1920年之后在敦煌莫高窟寺院或民众教育馆保存的2000多页梵夹式《十万般若颂》和93梱《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均未保存下来而再度大规模流失的问题⑮。据此可推断，这些写卷很有可能收藏于某地，为更好地保护和挖掘其研究价值和文物价值，有待继续调查。
2.未定名或定名不够准确的文献给予准确的定名
P.T.965号在《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48]中定名为“《阿弥陀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1-15）目录》[49]和《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勘录》[50]中定名为“佛经”。 实际上，P.T.965号是《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写本的一个断片。P.T.3500—4168号在《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51]中定名为“《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但是仔细查看P.T.3500—4168号间的668个写卷，其中P.T.3983—3990之间的8个写卷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⑯而非《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敦煌古藏文〈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研究》[52]一文中也有提出。P.T.96号在《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53]中定名为“《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另，根据拉露：《大宝积经》残卷？ ”，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1-15）目录》[54]中定名为大乘无量寿宗要经”。 其中，藏文名称是 P.T.96 号文献中所记载的题名，因此，准确无误，而汉文的命名有误，其实则为《无量寿如来庄严经》。《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勘录》[55]中只写了藏文名称，与P.T.96号文献中所记载的题名相同，故为准确。关于P.T.96号的定名及其相关问题方面，笔者曾撰写过一篇文章[56]。《斯坦因搜集藏语文献解题目录》⑰中I.T.J.478号写卷并未定名，经研究认为I.T.J.478号写卷是《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一个残卷。
综上述可以看出，对敦煌藏文《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写卷的定名问题，尚需更严谨的态度进行深入研究，终给予准确的定名。
3.散藏于不同地方和编有不同序号文献的缀合
《斯坦因搜集藏语文献解题目录》⑱中I.T.J.478号写卷没有定名，经研究发现I.T.J.478号写卷不但是《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一个残卷，而且完全可以与I.T.J.308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写卷间进行缀合，复原《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部分内容。因此，此类写卷需要缀合为一，尽可能再现最初完整状态。
4.各国收藏单位藏本的影印出版
如果齿轮在啮合点处存在轴向力，力作用线平行于轴中心线，但与轴线间存在偏心距，此时，轴向力会产生一个偏心力矩，从而会引起C截面产生附加挠度。偏心力矩作用下悬臂梁弯曲示意图如图8所示。
黄文焕的《河西吐蕃文书简述》[24]和《河西吐蕃经卷目录跋》[25]两篇论文，虽未全面探讨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但提出了该经的敦煌藏文本是照汉文本转译的观点。他的另一篇论文《河西吐蕃卷式写经目录并后记》[26]，对甘肃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及兰州等地所藏的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和《大般若经》写了叙录，并分析了这些写卷抄、校经者的署名。李邦琴的《敦煌写卷藏文〈大乘无量寿经〉校译记》[27]一文中，不仅介绍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并对其进行了校译。王尧的《藏汉佛典对勘释读之三〈大乘无量寿宗要经〉》[28]，通过对《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内容结构、梵文原典、不同语种的译文版本、以及研究状况等方面做了详细的介绍。张广达的《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收藏敦煌藏文写卷注记目录〉》[29]以《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收藏敦煌藏文写卷注记目录》为基础，结合相关资料探讨了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在世界各地收藏的数量和抄写时间及纸张特点等情况。黄明信和东主才让的《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及其汉文本之研究》，[30]对收藏于北京图书馆的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之收藏过程和该写卷所用的纸张、版本、年代、抄写者及校勘者署名等方面做了详细的介绍。并通过对藏汉文不同版本之间进行比较，认为敦煌写卷中的藏文本至少有3种不同的本子，其抄写年代在8～9世纪，汉文译本至少有3种不同的本子，且指出藏文本和汉文本之间存在对应关系。陈楠的《吐蕃统辖敦煌时期之藏文抄经活动考述》[31]，通过以《甘肃敦煌藏文文献叙录》中收录之《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抄经题记作为基础材料，结合P.T.999号的内容，多角度和全方位地论述了吐蕃统辖敦煌时期的抄写佛经之内容、抄经人员之身份、抄经活动之规模以及校经程序的制度等内容。
5.多语种版本的汇编及其对勘研究
《大乘无量寿宗要经》除了梵文原典的存世外，还有藏文译本、汉文译本、于阗文译本、粟特文译本、西夏文译本、回鹘文译本、蒙古文译本、满文译本、德文译本、英文译本等多种版本，基于如此丰富的资料，可以编纂《〈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译本集成》或《〈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多语种版本资料汇编》等书，并对《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多语种版本之间进行对勘研究，考察该经典的版本及内容流变的情况，以及了解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
6.多学科之研究
对敦煌藏文《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写卷的研究，除了可以通过收集整理、版本校勘和翻译、注解和考释等一般文献学的研究外，还可以运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用历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利用P.T.999、P.T.98、P.3966等《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抄、校经活动密切有关的敦煌藏汉文文献资料，分析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产生的背景和意义、翻译年代、译者身份及流通情况等；同时可研究吐蕃时期的佛教发展情况和佛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相关历史问题；经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藏译本的不同版本和多语种版本之间的构词方式、语法形式、术语表达等进行对比，有助于辨析疑难词汇的词义；有助于考察常用词的演变；有助于观察句式的变化等方面的问题；这样既对揭示古藏语原始面貌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又对佛经语言的研究有着极大的意义；通过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用考古探测器来探测纸张、墨汁等的元素特征，可探析纸张的来源地和书写的年代等问题；比如，散·冯·谢克（Sam van Schaik）等撰写的论文《敦煌的书写、绘画、草图：早期藏文写本及供品的物质和功能的探析》中利用现代考古探测器，对敦煌藏文写本的纸张和墨汁的元素进行了探讨。㉑
结 语
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约有2526件。在敦煌藏文文献中出现如此大量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写本，除了念诵、抄写该经典有延年增寿、往生净土之功效的主旨宣称之外，与吐蕃王朝占领敦煌之后在这一带实施兴佛举措和当地各民族的信佛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敦煌藏文文献中数量居多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不仅是古代吐蕃朝野信佛而开展抄经运动的直接产物，也是古代西北地区的各民族频繁交流和共同创造的历史文化遗产。因此，研究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有助于揭示吐蕃时期佛教发展史、古代敦煌各民族关系史、吐蕃语言文字等方面的情况。因而，学界重视该敦煌佛教文献研究的历史意义的同时，更应该进一步挖掘其学术价值。
前苏联沙维特斯基的《列宁格勒东方研究院所藏敦煌吐蕃文献》[45]，叙述了收藏于苏联列宁格勒东方研究院的202卷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字体形式和纸张特点，并通过其末尾题记的考察，指出97个写经者和62个校对者的名字，进一步结合相关史料，分析了个别名字所属的民族或家族的问题。他的另一篇论文《敦煌藏文早期写本传统》[46]，介绍了收藏在列宁格勒东方研究院的敦煌藏文写卷的收藏过程和写卷内容，并对《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写本形制、纸张特点以及抄经题记的内容进行了探讨。通过纸质的分析，指出《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202件书写时间可能为10世纪至11世纪初。
①Sten konow,The Aparimitāyuh Sutra The old Khotanese Version together with the SansKrit Text and Tibetan Translation,A.F.Rudolf Hoernle,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Volume I,Reprint 1970 of the Edition Oxford1916,Printed in the Netherlands.PP.289—329.Max Walleser,Aparimitā-yur-Jnāna-nāma-mahāyāna-sūtram,Nach einer nepalesischen Sanskrit-Handschrift mit der tibetischen und chinesischen Version,Sitzungsberichte der Heidelberger Al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Vol.7（Heidelberg:Carl Winter’s Universit?tsbuchhandlung,1916.）
②《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汉译本有两种译本：一本是发现于敦煌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译者和翻译年代均不详，收集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19册中（No.0936）；另一本是宋法天译的《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收集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19册中（No.0937）。参见：左丽萍《敦煌〈大乘无量寿经〉写本考暨俗字汇辑》，硕士学位论文，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14年6月。桑吉东知《汉文〈大藏经〉中与阿弥陀佛及西方净土相关的文献概述》，《安多研究》（藏文），第十三辑，2017年12月，第9页。
称取每份5.0 g的刺葡萄皮6份，各加入0，0.2%，0.4%，0.6%，0.8%，1.0%盐酸溶液100 mL，于40℃恒温下水浴浸提40min，过滤，于波长523 nm处测定刺葡萄皮花青素的OD值，确定浸提溶剂质量分数。
④ “粟特文本:在中亚文书中有若干粟特文的片断 《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见LitzD.A:“粟特佛典研究简介”1978年，TOky。”王尧《藏汉佛典对勘释读之三〈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西藏研究》，1990年第2期，第103页。
③Sten konow,The Aparimitāyuh Sutra The old Khotanese Version together with the SansKrit Text and Tibetan Translation,A.F.Rudolf Hoernle,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Volume I,Reprint 1970 of the Edition Oxford1916,Printed in the Netherlands.PP.296—329.
⑤“石滨纯太郎及芳村修基认为有满洲语文本及蒙古文译本存在，而蒙文本可能据藏文转译，满文本则可能依据汉文本译出者。”王尧《藏汉佛典对勘释读之三〈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西藏研究》，1990年第2期，第104页。
⑥ “I found the publications of Max Walleser， including his study and translation of a text from nepal，the Aparimitāyu?-sūtra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Walleser’s german is appended here）. ” Richard K.Payne.Aparimitāyus:“Tantra”and“Pure land”in Medieval Indian Buddhism?Pecific World （Third Series） （2007） Issue:9.P.273.
⑦英语有三种译本：斯坦·科诺（Sten konow）据于阗文本译成英语的译本；理查德·佩恩（RichardK.Payne）据德文本译成英语的译本；乔治亚思·哈尔开亚思（Georgios Halkias）据藏文大藏经《甘珠尔》本译成英语的译本。（1）Sten konow，The Aparimitāyuh Sutra The old Khotanese Version together with the SansKrit Text and Tibetan Translation， A.F.Rudolf Hoernle，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Volume I，Reprint 1970 of the Edition Oxford1916，Printed in the Netherlands.PP.296—329.（2）RichardK.Payne.Aparimitāyus:“Tantra”and “Pure land”in Medieval Indian Buddhism?Pecific World （Third Series） （2007） Issue:9.PP.290—299.（3）Georgios Halkias，Luminous Bliss:A Religious History of Pure Land Literature in Tibet.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3.PP.71—75.
⑧青海省玉树州勒巴沟摩崖上刻有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是公元9世纪的石刻文献，以下三本书中，辑录了该佛典的石刻本。一是高瑞《吐蕃古藏文文献诠释》，甘肃民族出版社，2001年5月，第188—189页。二是恰嘎旦正《藏文碑文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4月，第113页。三是巴桑旺堆《吐蕃碑文与摩崖石刻考证》，西藏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第122—123页。
⑨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中收有两种译本。参见：桑吉东知《藏文〈大藏经〉中记载的阿弥陀佛及西方净土信仰相关的文献概述》，《安多研究》（藏文），第十二辑，2016年12月，第43页。
⑩Max Walleser，Aparimitā-yur-Jnāna-nāma-mahāyāna-sūtram，Nach einer nepalesischen Sanskrit-Handschrift mit der tibetischen und chinesischen Version,Sitzungsberichteder Heidelberger Al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Vol.7（Heidelberg:Carl Winter’s Universittsbuchhandlung,1916.）
《中国藏学》记者（文中并未注明记者姓名）的《国家珍贵古籍藏文古籍名录》[22]介绍了散藏在国内不同地方的19种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基本情况，并认为这些写本的书写年代应为9至10世纪之间。
知识融合以解决用户问题为最终目标，对用户属性、术语转换机制等的研究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系统的有效性。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可通过知识融合测评等方法鉴定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完善系统构建提供参考。
⑫Georgios Halkias，Luminous Bliss:A Religious History of Pure Land Literature in Tibet.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3.PP.68—75.
⑬Brandon Dotson.Misspelling “Buddha”:The of cially commissioned Tibetan Aparimitāyur-nāma mahāyāna-sūtras from Dunhuang and the study of Old Tibetan orthography，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Volume 79/Issue 01/February 2016.
⑭Dotson， Brandon and Lewis Doney， in cooperation with Dongzhi Duojie.Forthcoming.A Study of the Aparimitāyurnāma mahāyāna-sūtras Kept in the British Library.
除了个别高职院校依托图书馆联盟去共建共享特色资源，大多数高职院校特色资源多为自行建设，对所建特色资源施加IP或账号密码限制，闭门建设倾向严重，缺乏与其他兄弟院校沟通交流，在构建时很少采取与企业、行业协会、学科专家合作共建的方式，导致特色资源重复建设，已建的特色资源专业化、学科化程度不高。
⑮“如果按1920年那次清点后运到兰州的‘1打 66斤’推算，现存的8800多页实际上是‘8打’。还有‘2打’即2000多页，以及93梱卷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则不知去向；而无论莫高窟寺院或民众教育馆，都没有后来向敦煌研究院或敦煌市政府移交这‘2打’与‘93梱’的任何记录。这就是说，这2000多页梵夹式《十万般若颂》和93梱《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全部没有保存下来。这就是令人痛心疾首的1920年之后敦煌遗书的再度大规模流失！”马德《敦煌遗书的再度流失与陆续面世》，《敦煌学辑刊》，2015年第3期，第29页。
⑯P.T.3983号、P.T.3984号、P.T.3985号三个写卷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后，续写有《圣白伞盖心要陀罗尼》和其他一个内容不明的陀罗尼。P.T.3986号、P.T.3987号、P.T.3988号、P.T.3989号、P.T.3990号五个写卷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后，续写有《圣白伞盖心要陀罗尼》。
即我们体育教师在课堂尾声中引导学生适当腾出一些“空白”，设法留下余味，促使学生去思考、去探究、去想象、去创新和消化、吸收。比如水平一：跑跳单元“龟兔赛跑”一课的结束部分中，教师可以这么设计：乌龟和兔子在赛跑中，虽说乌龟赢了比赛。但是，兔子如果不偷懒的话，你们有没有想过，最终谁会取得胜利呢？（生：乌龟。生：兔子。）最后的答案有待于同学们课后去揭晓吧。这样的留白式课堂尾声不露声色地将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完全激发了起来，使得课堂自然由课内延伸课外，拓展了学生学习的空间。
⑰⑱Edited by the Seminar on Tibetan:A 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Manuscriots Collected by Sir Aurel Stein Part Five，The Toyo Bunko，1981， P.106.
⑲参见：黄维忠《8～9世纪藏文发愿文研究—以敦煌藏文发愿文为中心》，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8月，第179页。马德主编《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叙录》，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1年9月，第885—887页。［苏］沙维特斯基著，沈卫荣译《列宁格勒东方研究院所藏敦煌吐蕃文献》，《国外敦煌吐蕃文书研究选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390—399页。
2.2.2 时间分布 1990-1999年全年均有病例报告，主要集中在5-12月，占总病例数的90.79%（2 051/2 259）；2008年以后的输入性病例报告主要集中在1-2月、11月、12月，分别为3例、3例、4例，占总报告输入病例的83.33%（10/12），5月、9月各1例，其他月份无输入病例报告。
⑳中国国家图书馆编、任继愈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一百二十四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3月。中国国家图书馆编、任继愈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一百二十五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3月。中国国家图书馆编、任继愈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一百二十六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3月。
传统的飞机数据库虽然数据积累比较丰富，在数据分类上也能按照飞机设计的总体要求进行，但是由于各单位研究方向不同，即使是飞机设计的同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的分类方法，这对数据的共享是不利的。在飞机数据库被共享至互联网前，按照普遍适用的分类方法，对数据进行初步分类；在网站中加入筛选功能，以便显示自己希望得到的数据类别与数据范围；设置数据类别优先等级自选功能，即可自行确定所查询的多种数据的显示顺序。这些功能都将随着互联网与飞机数据库紧密结合在一起，使数据库的使用更加便捷。
㉑Sam van Schaik ，Agnieszka Helman-WaZny， Renate N?ller，Writing， painting and sketching at Dunhuang:assessing the materiality and function of early Tibetan manuscripts and ritual item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53 （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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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课题《敦煌藏文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整理与研究（批准号：2018VJX06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桑吉东知（1989—），男，藏族，青海循化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藏学、敦煌学研究。
标签：藏文论文; 敦煌论文; 大乘论文; 写本论文; 吐蕃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佛教论文; 对佛教的分析和研究论文; 《青藏高原论坛》2019年第2期论文; 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课题《敦煌藏文本的整理与研究(批准号:2018VJX068)》阶段性成果论文; 青海民族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