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吕氏春秋》的思想统一性问题，同时关涉到思想主旨和文本结构问题的讨论。《史记》所载《八览》《六论》《十二纪》的次序反映了吕氏门客编定《吕氏春秋》的次序，三个部分功能不同。《八览》重在集览先秦政治与思想资源，并批评秦政得失，《六论》则进一步抽绎理想政治的基本原则，《十二纪》才是最终目标所在，即为新的秦王朝设计一部治国纲纪，并论述其思想基础。《十二纪》的编制，依托于秦汉之际流行的统于太一的元气宇宙论，其思想有统一性，但这种元气宇宙论，其内容主要是对战国中晚期思想成就的继承与整合。
关键词：吕氏春秋；十二纪；八览；六论
《吕氏春秋》的思想主旨和文本结构，都是聚讼已久的问题，这其实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以下将先概述关于其思想主旨问题的讨论，进而讨论《十二纪》《八览》《六论》的次序问题，然后说明《十二纪》作为最后完成的治国纲纪，才是《吕氏春秋》的重中之重，该书的主旨，应基于《十二纪》来加以讨论。
一、《吕氏春秋》的思想主旨问题
关于《吕氏春秋》思想主旨的观点，学者们可谓各抒己见、莫衷一是。从所讨论的问题来看，大体不出位列杂家的《吕氏春秋》究竟有没有统一的思想主旨？若有，那主旨是什么？是否属于自创的体系？
（一）《吕氏春秋》无宗旨
在《汉书·艺文志》中，《吕氏春秋》位列杂家，这也成了后世以“杂”为主要特点来论述其思想的滥觞。《四库总目提要》说《吕氏春秋》“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卢文弨《书吕氏春秋后》说：“《吕氏春秋》一书，大约宗墨氏之学，而缘饰以儒家。”后来的论者则直指其思想无宗旨，比如梁启超直陈该书“非有宗旨”［1］，李峻之说“是书于先秦各派兼容并包，无一贯之思想”［2］。然而，何谓无宗旨？无一贯？这里还有几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吕氏春秋》没有自创的思想体系。傅斯年说《吕氏春秋》“在思想上全没有一点创作……吕氏究竟不融化，尚不成一系统论”［3］400-401。冯友兰《吕氏春秋集释序》说该书“形式上虽具系统，思想上则不成一家”［4］，认为“《吕氏春秋》的方法不是对各家在更高的水平上加以综合，而用一种拼凑式的方法加以综合。这是《吕氏春秋》的杂家思想的要点”［5］。侯外庐等大体也是这种意见，“《吕氏春秋》，确是‘兼’‘合’以前各派的学说编集而成的一部书”，但是，“《吕氏春秋》的编制则是‘兼听杂学’的揉合，而没有创造精神，颇倾向于统一思想的路数”，“因为它是‘诸子之说兼而有之’，即调和折衷的缘故，所以任何一说都没有彻底，不能创立一个体系”，在此基础上，兼畸儒、道［6］。汉学家华兹生（Burton Watson）说《吕氏春秋》内容没有新颖之处，每篇哲学观点不同，编者似乎不想避免观点不一致的现象［3］410。
第二，《吕氏春秋》无自创的思想体系，但采用了某家之学或某种非诸子学的思想作为统一思想的标准。郭沫若认为《吕氏春秋》“并不杂，它是有一定的权衡，有严正的去取，在大体上它是折衷着道家与儒家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尊重理性，而对于墨家的宗教思想是摒弃的”［7］352。郭氏大概认为《吕氏春秋》的编撰思想是，在政治思想上以儒为主吸纳诸家，在宇宙论上折衷道家和儒家的《易传》，他说：“《吕氏春秋》中的关于政治理论的系统大体上是因袭儒家，虽然在君道一层颇近于道家，有时甚至有些法家的气息。”［7］364-365尹仲容说《吕氏春秋》“大体上，究竟是有中心主张，有系统的一部巨著……大体而言，吕氏春秋采取儒家的‘修齐治平’的理论，而参以道家‘清净无为’的学说”［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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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吕氏春秋》形成了思想体系
近年来，关于《吕氏春秋》思想主旨，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这类观点认为《吕氏春秋》只是将诸子思想作为思想创造的资源，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也有几种不同看法。
第一，《吕氏春秋》的思想代表了先秦诸子学发展到秦汉之际的新形态。顾实说《吕氏春秋》“以黄老道家为宗，示天下政治大归”［3］397。熊铁基批评了所谓杂凑和折衷的观点，认为《吕氏春秋》“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新的思想体系”，“它的指导思想和汉初是一样的，是一种所谓黄老思想；它的政治主张也和汉初的‘霸王道杂治’相同”，“《吕氏春秋》的兼合各家，实际上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新的政治主张，建立新的思想体系，以适应即将出现的统一国家的需要。它兼容并包，并不偏袒哪一派，也并不攻击哪一派”［10］。任继愈和牟钟鉴吸收了这种观点。任继愈等说：“《吕氏春秋》用老庄哲学构造自己的理论原则，用阴阳、儒、墨、法各家思想构造自己的历史、政治、道德、军事、教育等方面的观点，正是根据《吕氏春秋》理论体系的这一特点，我们把它看成秦汉时期道家思潮的开始。”［11］牟钟鉴肯定该书“既包容了各种学派的观点，又有自己明确的宗旨和贯彻始终的主线，各部分之间基本上是协调的。《吕氏春秋》表达了吕不韦‘法天地’的哲学，体现了吕不韦为行将统一的封建帝国制作理想蓝图的政治用意”［12］7，他实际是以秦汉道家来概括《吕氏春秋》的体系①，一方面将其视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一部最完整的治国法典”［12］23，另一方面强调《吕氏春秋》“主张对诸子百家的学术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以老庄为主，形成综合的意识形态”功能［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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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种以秦汉新道家来把握《吕氏春秋》思想主旨的观点外，还有以阴阳家为说的。贺凌虚赞同胡适说《吕氏春秋》“代表一个有意综合的思想系统”的观点，进而认为它“是以阴阳家法天、尚德的基本观念为基础以融汇各家思想的。该书基于法天为一切人事法则的最高准绳这一基本观念，形成贵生的个人主义的中心思想，并本于尚德为治国的最高原则这一基本观念，进而形成其以爱利人民为目的的政治理论”②。陈奇猷也主张吕不韦的指导思想为阴阳家之学，其书之重点亦是阴阳家说［13］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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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梁玉绳在校订《吕氏春秋》一书时，已经注意到该书的结构问题，“今本《吕氏春秋》以《十二纪》为首，似非本书次序”，后来他又对其观点予以修正，认为“纪当居首，八览六论乃其附见者”［3］66。此后，论者见仁见智，陆续就该问题发表不同看法。
另外，庞慧虽然认为《吕氏春秋》形成了思想体系，但是“在形式上是粗陋的，在方法上是拙劣的，在内容上也存在一些难以弥缝的矛盾和冲突”，就其体系而言，“用以囊括诸说的宇宙论框架，主要是阴阳家的；它用来阐说其主张的理论工具，主要是道家的；它所努力构建的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最接近儒家的理想”［19］。
综合来看，学者们对《吕氏春秋》思想主旨的兴趣浓厚而持久，这表明它是研究《吕氏春秋》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其思想主旨的判断，观点歧异，乃至截然相反，这表明它是研究《吕氏春秋》时最困难，且有必要继续研究的问题。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很少有人追问，究竟根据何种文本基础来讨论《吕氏春秋》的思想主旨问题？当讨论其思想主旨问题时，应该把《八览》《六论》《十二纪》作为一个整体，无分别地加以看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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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吕氏春秋》的文本结构问题
第二，《吕氏春秋》实质上自创了新的体系。姜蕴刚说《吕氏春秋》包含多家思想，“复自成一有体系之中心思想，当然不是普通的杂家，故该叫为统一家”，“所谓统一家，自有其统一思想，并代表实际政治统一趋势而构成其独立的理论……最主要的就是主张政治的统一而至于思想的统一”［3］402。黄钊等认为：“所谓‘杂’，并非说它只是对各家学说简单‘杂凑’，而是说它杂取了众家之长，而又自成一家……可称为‘吕氏学派’。”［14］刘元彦特别强调：“各家的思想，一经被综合进《吕氏春秋》的体系中，就或多或少地改变了自己的内涵，不是或不完全是本来的意义了。我们不能把《吕氏春秋》的某个部分或某一个观点，与其来源看成是完全相同的理论”，基于这一认识，《吕氏春秋》“提取各家思想，已经融合而成新的一家——杂家。各家思想在新的体系里，已经成为它的组成部分，有一定程度的变化。如果我们称之为‘新儒家’或‘新道家’，即使可能在继承渊源上有一定的道理，但从总体上说，反而模糊或冲淡了《吕氏春秋》杂家的特点，亦即平等地看待各家，综合各家而自成体系的特点”［15］210、220。李家骧认为《序意》是“叙述其书的编著宗旨、体制结构、成书经过甚或有参编人员等事项”，“法天地，或者具体化地说，揆天、验地、审人，这就是吕书的中心主旨”，“这种指导思想是既贯串于其书各部分，各具体篇目的组织系统之中，又灌注在各种学科的详细论述之上”。《吕氏春秋》所代表的杂家，可以说是“自成一说的综合家、统一家。直白地说，这杂家就是‘咱家’，是自我为主之家，而非别的什么家，它不属于先秦哪家，折衷于哪几家，或以哪家为主”。［16］申镇植提出“吕氏学派”的说法，认为“吕书这杂家不归属哪家，折衷于哪几家。杂家就是在家，或者说自成一说的综合性学派、总合家”［17］。洪家义认为“《吕氏春秋》的思想来源虽然很杂，但经过提炼、加工、处理，却构成了一个相当纯粹的体系”。该书运用“扬弃”的方法③，“以自然主义思想把百家学说贯穿起来，形成了全书的一贯性”［18］。陈郁夫认为《吕氏春秋》“虽兼采众长以为说，而其思想实有一贯性，质而言之，系由若干中心思想构成思想体系。此种中心思想，可略分为三。即一曰法天尚德，二曰贵生重己，三曰兼长用众。法天为先秦诸子共同观念，尚德为儒道阴阳三家所同重，贵生重己为杨朱遗说，兼长用众乃杂家思想之特色”。他还谈到《吕氏春秋》折衷众说的“综合原则”，即本位、中庸、功利、进步四个方面。④
（一）关于《吕氏春秋》纪、览、论次序问题的不同意见
第一，今传本以《十二纪》《八览》《六论》为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纪者，犹内篇，而览与论者，外篇、杂篇与？”萧公权也认为《十二纪》“近乎后世所谓之内篇”［20］。孙人和《吕氏春秋集释序》则认为“《十二纪》初为一部”，“《八览》《六论》自可别行”［4］。这些观点都与《四库》馆臣的意见相近。徐复观认为：“《吕氏春秋》的初稿成于秦政八年。但其补缀之功，直到秦政统一天下之后……有的吕氏门客的学术活动，可能与秦代同其终始，甚且一直延至汉初。因此，汉初的思想家，对《吕氏春秋》，有直传或再传的关系。”［21］陈奇猷认为：“《十二纪》确系成于秦八年即始皇六年，而《八览》《六论》则成于迁蜀之后。”［13］1887这些观点虽各有偏重，但显然都赞同今本《纪》《览》《论》的次序。
第二，《史记》的《吕不韦列传》《十二诸侯年表序》都以《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序。张心澄、吕思勉、郭沫若、杨树达、贺凌虚、牟钟鉴、庞慧等都赞同这种次序，其理由如贺凌虚所说：“考古人著书，自序皆在书末，原书《序意》即为自序，该在十二纪之末，故十二纪当在八览、六论之后。而太史公所以简称该书为吕览，亦正因其以八览居首。”［22］
从内容来看，《八览》的编撰，主要有两种意义：其一，根据王范之对从《吕氏春秋》引用先秦书籍和观点的情况所做的统计，在约一百二十多条各类引述中，超过七十条出现在《八览》之中，这反映出《八览》的资料汇编性质，即广泛收集先秦政治和思想资源，从中寻绎出重要论题，并对其加以归类，序列其要点。从这个意义来说，《八览》可以看作一份先秦政治和思想知识的普查报告。其二，《八览》独多批评秦政的内容。前文已经论及，分析历代秦政得失，完全可能是为了加强治国纲纪的现实针对性和实用性。可以说，在《吕氏春秋》的编撰过程中，《八览》所需完成的任务是，收集材料，归纳主题，并找出秦政之弊病，这是后续工作的基础，它不需要有统一的思想主旨，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思想统一性。在广泛集览之后，还有必要进一步对所集内容予以衡定、论断，从中抽绎出政治的纲领和重要原则，从而确定编列新治国纲纪的理念、原则和形式，这便是《六论》所为作的原因。如此来说，《六论》可以理解为对《八览》的概括和提炼，对《十二纪》的规划，它未必已经形成统一的主旨。《十二纪》才是这次编撰活动的最终目标所在，它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即十二《纪首》所代表的政治规范，和每《纪首》之后用以阐明其思想旨趣的四篇附论。《十二纪》与《八览》《六论》有许多内在关联，比如《六论》以《开春论》为首，《十二纪》自孟春开始，这都是顺时气的观念。又比如《有始览·应同》和《恃君览·召类》中论兵的观点，文字几乎全同，而这些内容被写入《十二纪》时，提炼、重写的痕迹颇为清晰。所以，有学者说，“‘八览’、‘六论’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和‘十二月纪’的各个部分相呼应的”［23］。这种呼应并非偶然，而是在从《八览》到《六论》，再到《十二纪》这一编撰过程中，吕氏门客不断进行思想提炼和聚焦的结果。
至此艺术作品本源的解释学循环得以完成，问题又回到了存在的真理，艺术作品和艺术家都被艺术的本质规定，而艺术的本质在于它里面显示了存在的真理。无蔽成为主题。“诗是存在的无蔽状态的道说（die Sage）。……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4］61-62无蔽与真理问题在《艺术作品的本源》当中值得注意的，除了海德格尔一以贯之地强调澄明（Litchtung）与遮蔽（Verbergung）的关联与斗争，真理与非真理的同属一体，还开始引入了他晚期思想中至为关键的核心问题，即语言与诗意。以上在此不做赘述，而是转入本卷中与他的政治事件直接相关的对诗、艺术与历史的关系的探讨。
第四，熊铁基说：“从编写的顺序来说，是先有六论，次成八览，最后才有十二纪的。但在编辑成书时，十二纪作为正文编在最前，八览和六论却作为‘附录’放在后面。”［10］出土《老子》多以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这与今传本正好相反，由此可见，古书存在“编写的顺序”和“编辑成书”的顺序有所不同的问题，并非个例。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十二纪》《八览》《六论》的次序问题，无疑是有启发性的。然而，这一观点还不够彻底，他为了调和今本与《史记》所载次序之间的矛盾，遂认为在《吕氏春秋》完成并公之于世之前，吕氏门客先进行编写，再进行编辑。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司马迁为何能看到《八览》《六论》《十二纪》的版本，就让人疑惑了。
（二）《吕氏春秋》初编次序与今本次序
本文认为，吕氏门客们初次编定《吕氏春秋》时，应据《史记》所载，以《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序，今本次序是汉代以后将《十二纪》整体提前的结果。王利器将《八览》视为续著的“发愤之作”，主要根据是在《八览》中独多对秦政的批评。其实，这些批评除了被理解为发愤攻击之言外，更可能是为了编制治国纲纪的需要，对秦政的历史与现状所做的系统反思和批评。如此来看，王说便难免显得牵强。不过，更重要的是，《八览》《六论》中可能暗含了一次编成的证据。《有始览》七篇都运用了“解在某某”这样的书写格式（表一）。
表一
有始览有始览所在篇应同 《恃君览·召类》去尤听言谨听解在之事天地之所以形，雷电之所以生，阴阳材物之精，人民禽兽之所安平。史墨来而辍不袭卫赵简子可谓知动静矣齐人之欲得金也秦墨者之相妒白圭之非惠子也公孙龙之说燕昭王以偃兵公孙龙应空洛之遇也孔穿之议公孙龙，翟翦之难惠子之法胜书之说周公齐桓公之见小臣稷魏文侯之见田子方也务本谕大郑君之问被瞻之义也薄疑应卫嗣君以无重税薄疑说卫嗣君以王术杜赫说周昭文君以安天下匡章之难惠子以王齐王也《先识览·去宥》《审应览·不屈》《审应览·应言》《审应览·淫辞》《审应览·淫辞》《审应览·淫辞》《审应览·精谕》《慎大览·下贤》《下贤》载见段干木事，疑《谨听》篇当作“魏文侯之见段干木”。《士容论·务大》审应览《士容论·务大》《士容论·务大》《开春论·爱类》
从表中可以直观地看到，除了“解在乎天地之所以形”这一条不见于《吕氏春秋》中的任何一篇外，其他“解在”之事都见于《八览》和《六论》的相关篇章，却没有一例出现《十二纪》中。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呢？吕氏门客之所以要用“解在”之例，应该是在书写条件有限时，为了避免大段文字的繁冗重复而采用的资料处理方法。这种方法的运用，必然要基于整体的文本统筹。也就是说，《八览》《六论》先各自成编，然后为免繁冗，在最后写定的过程中，用“解在”之例来减少复见的信息。这意味着，《八览》不可能是续著的发愤之书，而只能是由吕氏门客一次编成的。
第三，王利器提出了《六论》《十二纪》《八览》的顺序。他通过对高诱《注》的梳理，证明了在高诱《注》本中，《六论》在《十二纪》前，这足以说明今传高诱《注》本的次序曾被后人改窜过。进而，他设想《吕氏春秋》可能是二次成书的，“《吕氏春秋》原本为《六论》《十二纪》”，《八览》是吕氏宾客在“不韦迁蜀”之后续著的“发愤之书”。⑤
三、以《十二纪》为依据来看《吕氏春秋》的思想统一性
以上论述试图说明，《八览》《六论》《十二纪》不仅可能是先后依次编成的，而且各部分具有不同的思想功能，这也可以从览、论、纪的命名来加以观察。《说文》云：“览，观也。”览即泛观博览之意。览也是一种书体，后世便有几本以“览”命名的书，如曹丕“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三国志·魏志·文帝纪》）。《皇览》、宋太宗时编定的《太平御览》都是分类摘编古人思想精华、汇集历代时政得失，以供帝王观览借鉴的类书。《八览》虽不是通过摘抄典籍以成书，但其以类汇编古人思想要点、典制的特征也很明显，把它看作《皇览》《御览》之祖，当无不可。此外，《说文》云：“论，议也。”段玉裁《注》云：“凡言语循其理、得其宜谓之论。”论的目标在于析理，即在分析、反思和评价的过程中，逐步寻绎道理，故《文心雕龙·论说》云“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经一理者也”。纪即纲纪、法纪的意思，《吕氏春秋·论威》云：“义也者，万事之纪也。”“纪”是融贯义理的规范。从《八览》的泛观博览，到《六论》的析理，再到《十二纪》将义理铸成规范纲纪，三部分不仅应当依次编成，而且各有功能。若不注意区分《八览》《六论》《十二纪》的编撰顺序和思想功能，便论《吕氏春秋》的思想主旨，得到的结论，不归于杂合诸家，便归于无创造性。
政府和村集体组织要当好流转双方的中间人角色，保障农民和经营主体双方的合法权益。着重规范流转合同，特别是对一些内容简单不全面，条款不规范，对双方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土地附着物处置等缺乏明确具体规定的协议，镇村组织和相关部门必须高度重视，通过“回头看”逐户检查及时发现问题，指导帮助农民签订和完善好流转合同，保障和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杨家骆将杂家定义为“综合学派”，“综合并非拉杂之意，他仍有其‘成一家之言’之集纳的尺度，如吕氏春秋，四库提要谓其‘大抵皆儒家言’，可谓卓识”［8］4-5。黄大受则认为《吕氏春秋》“虽未独创根本思想，然而将各家思想，均融合而为杂家思想，其中《用众》一篇，即其方法论，此种新创方法，使吕氏春秋之思想，亦自有系统”［8］21。吕九瑞说《吕氏春秋》“是以儒家为主体，采取各家所长而去其短”［9］。黄公伟说：“战国诸子思想，到战国末期混合各派思想为一流者，称为杂家……吕览可为战国杂家思想代表……是即缺乏中心思想的一派。以言哲学，应居末流。”［3］402吴康说：“吕氏此书，盖以道儒阴阳诸家思想为主，从而汇纳群言，成其系统，分疏之作者也。”［3］402持论皆相似。
《十二纪》虽然是《吕氏春秋》的一部分，但是无论从文本还是思想来看，它都具有较高的独立性。或者说，在《八览》《六论》《十二纪》中，《八览》《六论》都是为了编制《十二纪》所做的准备工作，真正能代表吕不韦及其门客思想的，只有《十二纪》而已。我们甚至可以推想，悬之咸阳市门的也只有《十二纪》（包括《序意》），甚至是在汉代被抄合为《月令》的十二月《纪首》部分⑥。因为这一具有布法意义的活动，对内容的权威性、文本的简要性与规范性都有要求，《八览》《六论》中的“解在”之例、重出文本及对秦政的批评，都显得不合时宜。此外，《十二纪》相对独立的特点，也使得《序意》篇究竟是全书序言还是《十二纪》序言的问题变得不再重要，因为序《十二纪》之意本身也是对包括《八览》《六论》《十二纪》在内的《吕氏春秋》全书的总结。
至于《十二纪》有没有宗旨或思想统一性，可以看《仲夏纪·大乐》篇的一段话，其言云：
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莫不咸当。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尽其行。四时代兴，或暑或寒，或短或长，或柔或刚。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
这是对秦汉之际流行的元气宇宙论之理则及其统一于太一的精要概括，这种元气宇宙论及其所依托的天文、律历学传统源远流长，它的完善与成熟大体在战国中晚期。因而，若论《十二纪》有没有统一性，它统一于太一、北辰；若论《十二纪》有没有思想创造性，可能它继承和整合之功更多。
注释：
① “吕不韦和刘安写书的志向都很远大，都想凭借学界集体力量，给先秦诸子文化作一次系统全面的总结，并以此为基础进而构造一个能贯通天地人的庞大理论体系，以便为统一的封建帝国提供较为完备的理论学说和治国方案。从编书的过程、方法看，两书都先有编写计划，然后由学者分头撰写，最后综合编纂成书，因此，两书的结构规整，篇目统一。从思想内容看，都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历史、道德、军事等各重要领域，又兼采道、儒、阴阳、法、墨、兵等各家学说，而又能综合成一新的体系……两书的基本思想倾向一致，都推崇老庄哲学，并以其为主干，融合、贯串各家学说，从而形成一种综合性理论。这种理论的综合性，恰巧就是秦汉道家的特色……两书的宇宙论和认识论，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先秦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例如，‘道’是两书宇宙发生论的基本概念。”见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序言，第2-3页。
② 法天和尚德作为两个单独的观念，都不是阴阳家的特色，“法天而尚德却是阴阳家政治思想最大的特色”。参阅贺凌虚：《吕氏春秋的政治理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第 34、36页。
(1) 本部分内容是在学生掌握了整数四则运算，小数的意义和性质、小数加减法及乘法“运算律”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整数的乘法是小数乘法学习的前提，所以这部分内容在编排和讲解上应注意联系整数运算，此外乘法运算律与小数乘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同样应注意乘法运算律对于小数乘法学习的影响.
凌薇是早上被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发现的，据说那时她浑身是血，全身的骨头跟散了架似的，却还喘着一口气。但是失血过多加上头部受到撞击，医院已经宣布了凌薇脑死亡。也就是说，凌薇以后就是一个活死人了。
③ 从原则上说，“所谓扬弃，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继承和发扬；另一方面是批判和舍弃。简言之，就是改造和创新”。具体而言，就是在处理诸子思想之不同和对立关系时，“按照主编和作者的立场、主旨、意图和标准，分解各家学说，然后舍弃其片面性和消极成分，而保存和发展其菁华，最后经过改造，纳入一个崭新的、统一的体系之中”。见洪家义：《吕不韦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 126-127页。
④ 此说虽未以任何明确的说法标示《吕氏春秋》思想体系的特征，但不仅认定其综合诸说有原则，而且认定其思想之一贯性和体系，这个体系与众不同，可以理解为《吕氏春秋》自创的体系。转见田凤台：《吕氏春秋探微》，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第 408页。
⑤ 对于今传本和史记所载次序的差异所产生的原因，王说认为，今本次序“受唐明皇删定《月令》之影响，故马总率先仰承御旨，改定《吕氏春秋》编次，又从而点窜高《序》为《十二纪》《八览》《六论》”，“齐泯王亡居卫，谓公玉丹云云”一句，《贵直论·过理》有注而《季秋纪·审己》无注，可证高诱所注本《六论》在《十二纪》之前。而且，六为水德之数，以《六论》居首乃是因为“吕不韦本阴阳五行之说而制订之帝秦策”的缘故。参阅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序言”，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第9-16页。
⑥ 《史记·吕不韦列传》云：“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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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Ideological Unity of Lv'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XIA Shihua
（School of Philosophy，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430073）
Abstract：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deological unity of Lv‘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吕氏春秋》and also its ideological tenet and textual structure.The sequence of Eight Readings《八览》，Six Expositions《六论》，and Twelve Periods《十二纪》that are recorded in Historical Records《史记》reflects the order in which Lv’s team compiles the annals.The three parts function differently.Eight Readings gathers Pre-Qin Period‘s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resources and critici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Qin’s reign；Six Expositions further expounds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ideal politics；and Twelve Periods is the ultimate objective，which designs a framework of laws and rules for the new Qin dynasty and explains its ideological foundation.The compilation of Twelve Periods relies on the then popular taiyi-centered（North Star）theory of qi universe and expresses a unity of ideologies.The theory mainly inherits and integrates the ideological achievements made during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the Warring States。
Key words：Lv’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Twelve Periods；Eight Readings；Six Expositions
中图分类号：B229.2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9）03-0119-06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9.03.016
收稿日期：2019-03-08
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jhun.edu.cn/jhxs
作者简介：夏世华，男，湖北武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讲师，博士。
责任编辑：汪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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