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官德思想简论
刘 倩，张品端
（武夷学院 朱子学研究中心，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 要 ：朱熹作为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在任地方官时，科学总结为官之道，形成其独特的官德思想。其主要内容有：轻徭薄赋，赈灾恤难；鞠躬尽瘁，莅职勤敏；廉明清正，秉公办事；平易近人，贴近百姓；从严治刑，抑挫豪强；循循善诱，崇德兴文等六个方面。朱熹的官德思想对近古我国官德教育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作用，通过新诠释希望对建设优良官风提出借鉴意义。
关键词： 朱熹；官德思想；官风；教育
朱熹（1130-1200）是中国近古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在任地方官时，他科学总结自己做官的体会，提出了许多官德思想，并积极实践，官德官风突出，对近古我国官风的转变起过积极的作用。当然，就从事为官活动的根本目的而言，朱熹的官德思想是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为其服务的，但其中有许多积极的因素。本文试以具体事例对朱熹的官德思想进行论述和新诠释，“古为今用”，对今天我们建设优良的官风提出借鉴意义。
一、轻徭薄赋，赈灾恤难
使时薄敛，恤民济困，是儒家仁政思想的重要内容，朱熹历次从政为官，均以此为出发点和归宿。最突出的是，淳熙六年（1179），朱熹应诏知南康军，到任即以属邑星子县土瘠赋重，“疏乞蠲免税钱。”[1]翌年四月，他又“申减属县秋苗、夏税、木炭、月桩、经总制钱二千缗”。同年秋，南康发生旱灾，他上奏札于延和殿，“欲蠲免南康赋税”，并“大修荒政”，在全境设粜场35处以待赈粜；冬又以旱情严重，“告于朝，乞蠲本军阖租苗米四万七千余石，检放三万八千余石。”[1]淳熙八年正月，“开场济粜，千里之内，莫不周挟，三月结局，所活饥民老幼三十余万口。”[1]
淳熙八年（1181）秋，浙东大旱，朱熹受命转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即日单车就道，至则急调丰储仓米三十余万石，救绍兴、衢州大饥；乞得上赐钱及官会七十五万余贯，济婺、衢、处、台等州府民困；并亲行会稽田间指挥捕蝗救灾，兴修水利。“凡丁钱、和买、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于民者，悉厘而革之。”[2]朱熹的这种仁者胸怀和举措，不仅受到广大黎民百姓的称赞，连当朝皇帝孝宗赵眘也曾在宰相王淮面前称口赞扬说：“朱熹政事，却有可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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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值得提及的是，朱熹在各地为官任内，不但“关心民瘼，视民如伤”，而且不怕找麻烦，惹是非，即使贬官丢乌纱也在所不惜。例如，他刚就任知南康军时，即因救灾心切，急匆匆地上疏朝廷请“蠲免星子县税钱”，而被户部、糟司逐级驳回，以手续和公文程式不合，“庶僚不当札子奏事”为由，给碰了一个大钉子，并“引以自劾”（自我谴责），但朱熹仍无怨无悔，坦荡地对人说：“以救民而获罪，亦无敢辞也”[3]。淳熙八年八月，当朝廷要调他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时，他虽随即表示愿赴浙东救灾。但因，他原先在南康军任内所申报的“出粜人（捐粮救灾的大户）推恩旋赏（表彰）”一事，迟迟未获朝廷恩准而一再辞受所封官职，直到这年十月，堂贴下达“南康纳粟赏行”，他才“始受职名”[4]。这足见他为民谋利执着的追求精神。
二、鞠躬尽瘁，莅职勤敏
在长沙任内，朱熹曾惩治过一张姓罪犯，起初未完全掌握此人犯罪事实，适有大赦，遂暂定送“编管”（因罪除去名籍贬送偏远之地监管）。后闻得此人原是一名任意打人杀人的凶犯，比如其家“门前有一木桥，商贩自桥上过，若以柱杖拄其桥，必捉来吊缚，此类事甚多。若不痛治，何以惩戒！”[7]朱熹便重新审理加刑，人心大快。
本于此，朱熹理直气壮、严肃认真地处理了几起大案要案。如在南康军任内，一天有个豪门子弟跃马于市，踏一小孩将死。朱熹获悉，令将犯者送军院查究。次日受理的吏人谎言回报说：“己依法拷治”，后朱熹发现，此犯冠履如常，根本没有被究治，遂将这一徇私包庇作弊的吏人连同此罪犯一起拘捕重办。此时，有人劝朱熹说，此是权势人家之子，“何苦辱之”，朱熹回答说：“人命所系，岂可宽弛，若云子弟得跃马踏人，则日后将有甚于此者矣。况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豪横，乃其职也。纵而不问，其可得耶！”[7]于是，他将此案依法处治，了结方休。
三、廉明清正，秉公办事
做官要廉明清正，秉公办事，这是对官吏的基本要求。朱熹说：“大抵守官以廉勤爱民为先。”[8]他又劝谕为官弟子和僚属说：“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彰，便若小宫，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8]然而，公私之别标准又是什么呢？朱熹认为：“将天下正大底道理去处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处之，便私”[9]。他言传身教，说到做到，以下举数例说明之。
从执法检查报告看，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把贯彻实施“两条例”作为提升城市管理法治化、精细化水平，建设现代化海滨城市的“总抓手”和“指挥棒”，统一思想认识，强力推进落实，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报告也指出，目前全社会城市管理法治意识有待进一步增强，相关配套制度标准体系亟待进一步完善，全民共治的城市管理新格局尚未形成。全面贯彻实施“两条例”，进一步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切实增强群众幸福感、获得感，让这座年轻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更加富有活力，仍需要各级各方面继续共同发力。
温度传感器。温度信号并不是喘振基本信号，但温度信号的输入可以用于介质摩尔质量变化时的流量校正，所以通常要求进、出口安装温度传感器，并将信号送入喘振控制器。由于工艺系统的温度变化较慢，温度传感器的反应速度并不是一个主要因素，因此可以使用智能型温度传感器。
又如，有一次，有个熟人来请求朱熹为其兄写推荐书，朱熹坦率告诉他说：“没奈何，为公发书。某只云，某人为某官，亦老成谙事，亦可备任使，更须求之公议如何！”[10]“某两为太守，尝备员监司，非独不曾以此事恳人，而人亦不曾敢以此事恳某。”[10]“本不是应付人情，又不是交结权势，又不是被他献谀，……人皆不来私恳，其间有当荐之人，某自公举之。”[10]又有一次，有个亲戚托人向朱熹求举，朱熹回答说：“亲戚固是亲戚，然荐人于人，亦须是荐贤始得。今乡里平平等人，无可称之实，教自家荐举他什么得！……公且与撰几句可荐之迹将来，是说得说不得？”[10]这一席话，弄得来人十分尴尬，哭笑不得。
至于朱熹本人居官，始终保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尤为时贤所称道。据其门人记述，朱熹在知南康军和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时，仍然是“家故贫……箪瓢屡空，晏如也”[2]；“其自奉则衣取蔽体，食取以腹，居止取足以障风雨，人不能堪，而处之裕如也”[1]。朱熹中年以后，家口渐蕃，定居考亭时已是四代同堂。这样多人口，日常衣食及亲朋往来酬酢之需，仅赖微薄的祠禄（祠官补贴）、门徒挚奉（学费）、朋友馈赠、代人撰写序跋、墓志铭的酬金（稿费），以及印书出售的收入等维持，常谓“穷巷书生，蔬食莱羹自其常分”[11]。晚年，朱熹在考亭连建简易住房的钱都无法自给，不得不向人借债“方可了办”。可见，朱熹为官清廉，办事无私情。
从上可见，朱熹从政为官，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四、平易近人，贴近百姓
如有一次，一位友人与朱熹讨论为政宽严问题。这位友人主张“为政者当以宽为本，而以严济之。”朱熹则持反对意见，并说：“某谓当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须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为宽，则非也。”[6]另一次，门人吴英（字茂实，邵武人），问朱熹是否“政治当明其号令，不必严刑以为贼？”[6]朱熹对他说：“号令既明，刑罚亦不可驰。苟不用刑罚，则号令徒挂墙壁尔。与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惩其一以戒百？与其覈实检察其终，曷若严其始而使之无犯？做大事，岂可以小不忍为心！”[6]
五、从严治刑，抑挫豪强
朱熹痛感当时刑法方面，最大的弊病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贪赃枉法，对罪犯宽厚，对受害者残忍。他指出“今人说宽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谓坏了这”[6]。“今人狱事，只管理会要从厚。不知不问是非善恶，只务从厚，岂不长奸惠恶？”[7]为此，他大声疾呼：“古人为政，一本于宽，今必须反之以严”[6]，因“必如是矫之，而后有以得其当。今人为宽，至于事无统纪，缓急予夺之权皆不在我，下梢却是奸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6]。
朱熹身为大儒，学识渊博，位至帝王师。但是，他却态度极为随和，常与村夫野老、书工市贾相往来，乐与做普通老百姓的朋友，丝毫没有人们想象的理学家道貌岸然的架子和封建官僚的威风。他竭力提倡“平易近民，为政之本”[6]。他对当时一些官员高高在上，不接触群众的恶劣作风深恶痛绝。他说：“当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见吏民，不治事为得策，曲直在前，只不理会，庶几民自不来，以此为止讼之道。民有冤抑，无处伸诉，只得忍遏。便有讼者，半年周岁不见消息，不得了决，民亦只得休和，居官者遂以为无讼之可听。”[6]对此，朱熹非常感慨地说：“风俗如此，可畏！可畏！”[6]朱熹还责问道：“而今官员不论大小，尽不见客。敢立定某日见客，某日不见客。甚至月十日不出，不知什么条贯如此。是礼乎？法乎？可怪！不知出来与人相应接少顷，有甚辛苦处？……此等人，所谓不仁之人，心都顽然无知，抓著不痒，掐若不痛矣！”[7]漳州（今福建漳州市）原来初一、十五例不见客，诸司亦皆如此。朱熹知漳州后，“破例令皆相见”[7]。他本人并“每间日一诣学，士人见于斋中，官员则于府署。”[7]朱熹这种贴近百姓，体贴民众之苦，受到当时人们的称赞。
例如，当时南宋官吏假公济私，任意耗费国家银两，行贿送礼之凤甚炽。对此，朱熹极为不满，“某见人将官钱胡使，为这痛心！两为守，皆承弊政之后，其所用官钱，并无分明。几年送遗，亦无定例，但随意所向为厚薄。问胥辈，皆云：‘有时这般官员过往，或十千，或五千。后番或是这样，又全不送，白休了乞’”[7]。于是，朱熹说：“如此不得。朝廷有个公库在这里，若过往官员，当随其高下多少与之，乃是公道.岂可把为自家私恩！”[7]于是便与有司制订章程立为定例，“看什么官员过此，便用甚公例送与之”[7]，做到有章可循，平正公允。
在浙东任内，朱熹极为关注国计民生，留意当地官仓的管理问题。他通过认真调查发现，当时常平仓与省仓紧靠一起，“每当官吏检点省仓，则挂省仓某号牌子：检点常平仓，则挂常平仓牌。只是一个仓，互相遮瞒。令所在常平仓，都教司法管，此最不是。少间太守需侵支，司法如何敢拗他？通判虽管常平，而其职实管于司法”[7]等弊端。于是，他立即上奏：“常平仓与省仓不可连，须是东西置立，令两仓相去较远方可”[7]，并分别确定专人管理，各负其责，杜绝地方长官任意插手，渎职擅权。他还举一反三，指出当时太守管得太多，对“经总制钱、牙契钱、倍契钱之类，尽被知州瞒朝廷夺去”[7]的现象，提出了改革的措施。在几次州郡任内，朱熹对治盗极为认真负责，他曾经一再对僚属强调：“凡事，须仔细体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处，防备到人所防备不到处，方得无事”[7]。又说：“凡事，须是小心寅畏，若恁地粗心驾去，不得。某尝作郡来，每见有贼发，则惕然惶恐！便思自家是长民之官，所以致此是何由？遂百种为收捉。捉得，便自欢喜；不捉得，则终夜憧恐。”[7]可见，朱熹为官尽职尽责，勤于政事的工作态度。
南宋时期，纪纲废驰，政治腐败，邪妄擅权，冗员庸人充斥朝延官府。当时官场，遇事相互推萎，相互观望，拖延不办，怕负责任，成为一大通病。对此，朱熹引用孔子的话说：“慢令致期谓之贼。”[5]朱熹还批评说：“今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为事，挨得过时且过。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会事，且恁鹘突。才理会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负能声，及少经挫抑，却悔其太惺惺了了：一切刓方为圆，且凭随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见识长进。”[6]为此，他身体力行，力纠时弊。在同安主薄任内，朱熹“莅职勤敏，苟利于民，虽劳无惮”[1]，“县中许多簿书皆当管，许多赋税出人之簿，逐日点对佥押，以免吏人作弊”。“昔在同安作簿时，每点追税，必先朝晓示……只如此，到限期近时，纳者纷纷。”[1]
所以此时导体中所有粒子所受的洛伦兹力的矢量和与安培力不等，但此时安培力与洛伦兹力均不做功，且洛伦兹力在垂直导体方向的分力大小、方向均与安培力相等，所以此时安培力是洛伦兹力在垂直导体方向的分量。
六、循循善诱，崇德兴文
“大学之道，在明之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儒家修己治人，治国平天下之道的总纲领，亦为朱熹一生坚守不渝，教人成德的总则。他不论何时何地，官居何位，都特别注重美教化，励风俗，树正气，把兴学育人置于首位。既是州县长官，又是州学、县学师表。例如，他刚抵南康军时，即晓谕父老邑民“遣子弟入学”，并移文各属邑教授司户，“使之宣明教化，笃励风俗”[1]。在同安主薄任内，他修葺县学，并建经史阁。赴漳州任不久，即嘱郡中出公牒，延请当地黄知录、施允寿、石洪庆、李唐咨、林易简、杨士训、陈淳、徐寓八名俊秀之士到州学，以充实教学力量，便遭到原有不称职的张教授，以及另几名旧职事的阻挠干扰。朱熹得悉后，即厉词责之曰：“郡守以承流宣化为职，……某初到此，欲留意学校，所以采访乡评物论，延请黄知录，以其有恬退之节，欲得表率诸生。不意作之无应，弄得来没合杀（出现波折无结果）。教授受朝廷之命，令教一邦，其责任不为不重，合当自行规矩。而今却容许许多无行之人、争论职事人在学，枉请官钱，都不成学校！士人先要识个廉退之节，礼义廉耻，是谓四维。若寡廉鲜耻，虽能文要何用！某虽不肖，深为诸君耻之！”[7]这一席话，问得那班人面红耳赤，无地自容。事后，朱熹对州学进行了整顿调整，使之面貌焕然新。
在知潭州时，朱熹修复与扩建了岳麓书院，并多次亲诣岳麓书院讲学，检查督促诸教授改进提高教学质量。有一次，朱熹到岳麓书院讲学，采用抽签的办法请两士人讲《大学》，语意皆不分明。“先生遂止之，乃谕诸生曰：‘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只为科举计……今日（诸公）所说，反不知州学，又安用此赘疣！明日烦教授诸职事共商量一规程，将来参定，发下两学，共讲磨（研究）此事’。”[7]在朱熹亲自督导下，岳麓书院的教学水平很快有了提高。
教师还可以使用Blackboard平台为每个学生或小组提供作业，学生通过保留框向教师提交作业，教师将收集文件并将其发送给学生。通过保留框，在协作学习过程中实现了最大的数据共享。Blackboard还提供邮件发送与接收的功能，教师可以向班级、各学习小组或个人发送邮件。
朱熹提倡兴学校、办书院，除灌输圣贤之道，培育人才外，另一大目的是以正人心，树正气，扫除各种社会陋习和邪凤。如，漳州地处南辄，开发较晚，部分属邑“风俗薄陋，民不知礼”，朱熹在漳州任职不及一年，通过各种办法启迪教化，终于使“人心方肃然以定。僚属厉志节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绳检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虑而不敢行奸，豪猾敛踪而不敢冒法，平时习浮屠为传经礼塔朝岳之会者，在在皆为之屏息；平时附鬼为妖，迎游于街衢而掠抄于闾巷，亦皆相视敛戢，不敢辄举。良家子女从空门者，各闭精庐，或复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风奔遁，改复生业”[7]。“男女混杂，滥设传经会及庵舍，竞演淫戏及包揽官司，诈民钱财等陋习也一扫而光”，“使民知冠、婚、丧、祭之礼，民风为之一变”。[1]
为了进一步了解三德科技研发能力、生产设施条件、品质保障和服务体系等综合实力，我们对其进行了实地考察，并与该公司分管营销的副总经理周智勇、销售部经理陈远飞等人交流。了解企业经营理念及企业文化。
朱熹虽然生于八百多年前的宋代，是一位古代封建王朝的官员，但他的官德思想继承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风貌，对我国当前建设优良官风仍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启发性，值得借鉴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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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y of Zhu Xi’s Official Morality Thought
LIU Qian，ZHANG Pinduan
(The Centre for Shushigaku,Wu Yi University,Wuyi shan,Fujian354300）
Abstract： As a great thinker,philosopher and educator in ancient China,Zhu Xi summed up the official governing way scientifically and formed his unique official morality thought when he was a local official.The main content is as following:reduce common people’s servitude and tax burden,relieve the people in disaster；bend ourselves to the task unto death and work diligently when in the position；perform official duties honestly and handle matters impartially；be approachable and close to the common people；carry out strict punishment and fight against powerful forces；instill patiently and earnestly,admire noble virtue and advocate cultural governance,and other aspects.Zhu Xi’s official morality thought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official morality education in ancient China.
Key words: Zhu Xi；official morality thought；official behaviors and education.
中图分类号： B24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109(2019)07－0001－04
收稿日期： 2019-06-10
基金项目： 福建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重点项目（FJ2018MGCA020）。
作者简介： 刘倩（1988-），女，汉族，研究实习员，主要从事朱子美学研究。
（责任编辑：冯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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