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改革要“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以来，获得感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中对收入与获得感之间关系的考察是这些研究中备受关注的领域。笔者利用CGSS 2015的数据，应用社会比较理论和期望值理论为研究视角,在控制了绝对收入的前提下，研究城市居民的相对收入水平与获得感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比较因素和自我期望因素能显著影响城市居民的获得感。当个体收入水平低于同龄群体或自己的过去时，他们的获得感就会下降。当个体在综合考虑自身能力后认为自己的收入水平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时，他们的获得感也将随之降低。
[关键词]获得感 相对收入水平 绝对收入 社会比较 自我期望
一、问题提出
近20年来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得到了不断的提升。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 616.2元[1]，约为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 280.0元)的5.4倍(1)本文之所以选取2000年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比较年份是因为200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首次超过了国际预警线(0.4)。[2]。然而同时期城市居民的获得感却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同步提升，甚至还有下降的趋势。2015年2月37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改革要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的论断[3]，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4]，将人民群众在改革过程中的获得感作为改革的评价标准和价值归宿[5]。
王恬等(2018)[6]认为，获得感是指个体获取物质和精神利益后所产生的满足感。对于经济增长与获得感的关系，部分学者认为，个体绝对收入的提高可以使人们的获得感得到提升(叶胥等，2018[7]；Ferrer-i-Carbonell，2005[8]; Sacks等,2010[9])；也有学者研究发现，绝对收入与获得感之间并不总是正相关关系，有时会出现倒U型的关系(王鹏，2011[10])，当收入水平到达一定临界值时，绝对收入的增加并不能给人们带来获得感的提升(孙远太,2015[11];Diener和Seligman,2004[12]；Tella和Macculloch,2005[13])。这些学者认为，当所有人的收入同时等比例提高时，就会导致相对水平的无差异化，造成个体无法因收入增加而产生获得感。因此，探究相对收入水平与获得感的关系成为解释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城市居民获得感不同步现象的关键。
社会比较理论和期望值理论可以作为分析相对收入水平与获得感之间不对称关系的两种重要视角。第一种视角从社会比较产生的相对剥夺感的角度进行解释，认为人们的获得感是通过相对位置决定的，即只有当同辈群体或自身过去的收入比个体当前收入低的时候，其获得感才是真实的，反之其获得感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幸福感就下降或者只是暂时性的(Wood，1996[14]；Blanchflower和Oswald，2004[15]；Dynan和Ravina，2007[16])。第二种视角从期望值和实际成就的差异形成的心理落差的角度进行解释，认为个体的获得感是在与自我期望对比的过程中获得的，当个体的实际成就越接近自我期望，个体的获得感就越强烈，反之个体的获得感将会降低(Diener和Fujita,1995[17])。
本研究将从上述两个研究视角出发，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5)的数据，探讨中国城市居民获得感的形成机制，试图回答到底是基于社会比较的横纵差异还是基于期望值的心理落差，或者是两种因素共同作用造成了人们对获得感的不同感知。
（2）管道保温措施的选择。本项目位于北方地区，冬季气温较低，管道需要考虑防冻问题。管道可以外包保温层明设或埋地敷设在土壤冰冻线冻土层以下保温。本项目经技术经济比较，采用埋地敷设方式，管顶覆土深度位于土壤冰冻线以下0.15m。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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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社会比较机制的相对收入水平对获得感的影响
2.自变量。
经验层面的研究上也验证了这一观点。斯托福等(Stouffer等，1995[24])研究发现美国士兵对自己生活状况的评价会受到他在参照群体中的位置的影响。如果他发现自己在参照群体中地位低下，那么，即使其绝对收入上升，他对自己生活状况的评价也会随之降低；克拉克和奥斯瓦尔德(Clark和Oswald，1996[25])对英国工人的研究表明参照群体的收入水平是影响其获得感的重要因素，当参照群体的工资水平较他们高时，他们对获得感的感知将会降低；哈格蒂(Hagerty，2000[26])根据美国社区居民的样本数据的研究指出：“收入分配的范围和偏差是影响民众获得感的重要因素”；彭代彦和吴宝新(2008)[27]对湖北和湖南两省农户的调查研究发现，“村庄内部的农业收入差距越大，农民获得感就越低”；上海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对上海、吉林、河南、甘肃、云南、广东等6个省份城市居民的调查发现，相对收入地位对获得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收入越高，获得感越强；控制个人收入后，与同省其他城市居民相比，收入差异越大，居民的获得感越低(孙远太，2015[11])。
我们认为，获得感就是在社会运行中人们的利益得到维护和实现后而导致的个体对自身生存与发展状况的满足感、成就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主观幸福感受。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感知，获得感不仅受到微观的个体社会行动的影响，还受经济基础、阶级属性、时代境况等因素的决定和制约(田旭明，2018[5])。当外部环境结构能够满足个体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时，其获得感将得到相应的提升。从收入的视角来看，个体对获得的感知不仅受其绝对收入的影响，而且受其与他人、自身过去或自我期望的比较过程中形成的相对收入的影响。
基于对以上文献的分析，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1a：与同龄人相比，人们对其所处的经济社会地位评价越高，他们的获得感就会越强烈。
假设1b：与自身过去相比，人们对其所处的经济社会地位评价越高，他们的获得感就会越强烈。
(二)基于自我期望机制形成的相对收入水平对获得感的影响
所谓期望值是指个人判断自己达到某个既定目标以及这一目标满足某种需求的可能性(王嘉顺，2012[28])。作为一种认知变量，它表达出人们对自身或他人行动的结果的主观意向。与社会比较理论不同，该理论指出个体对获得感是在与一定的参照标准比较之后形成的，这一参照标准就是期望值，但期望值本身的大小并不能代表获得感水平的高低，只有将其与现实条件、个体内外资源结合在一起时，才可以作为评价获得感的重要指标(乔玥等，2019[29])。也就是说，在综合考虑自身现实条件后设定的行动目标与行动结果之间的差异对获得感有着重要的影响。当行动目标与个人努力后的行动结果差距过大时，会使个体产生消极情绪，降低其获得感，反之，则会提升其获得感。因此，那些自我期望得到满足的个体倾向于比自我期望没有得到满足的个体更有获得感(罗之前，2014[30])。
在经验层面上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证实。克拉克和奥斯瓦尔德(Clark和Oswald，1994[31])研究发现意外的失业与获得感之间存在很强的负相关性。因为意外的失业导致的个人收入水平的降低与其心理预期并不相符，从而使其产生的焦虑、自卑、消极等负面情绪，造成其获得感和幸福感的降低。温克尔曼(Winkelmann，1995[32])利用德国数据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此外，已有研究指出高学历个体对自己的相对收入水平具有很高的自我期望，当自我期望无法实现时，他们的获得感会大幅度下降。这就出现了“同样的收入，一些高学历个体的获得感往往较低的现象”(Wilson，1967[33]；Layard，2006[34]；栗波，2018[35])。
本文将自我期望操作化为：个体在考虑到自身能力和工作状况后，对其收入的主观评价，如果人们的自我期望与实际收入差距很小，即人们认为其当前的收入是合理的，就会产生的较少的心理落差，进而促进其获得感的提升。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在综合考虑自身的能力和工作状况之后，个体认为其当前的收入越合理，他们的获得感就会越强烈。
三、数据来源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5年中国社会调查(CGSS 2015)，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次的概率比例抽样方案，样本覆盖全国28个省份的478村居，共收集有效问卷10 968份，其中城市问卷6 470份，农村问卷4 498份。鉴于本文主要是分析城市居民的相对收入水平与获得感之间的关系，因此选取居住地区为城市的样本作为研究对象，在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的样本量为4 857个。
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hyroglobulin antibodies，TgAb)、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hyroid peroxidase antibody，TpoAb)：赵勇等[14]报道，术前TSH、TgAb/TpoAb 升高是甲状腺癌的危险因素，且与多灶性及浸润程度相关。而李玺等[15]报道，TgAb是甲状腺癌的独立危险因素，但TpoAb的阳性率在良性组和恶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二)研究变量
1.因变量。
本研究将采用自陈量表法来测量获得感，威尔逊(Wilson,1967[33])曾采用比对个体主观评价和专家评定的结果的方式来检验这种方法的信度和效度，结果显示大部分情况下二者具有较高的一致性。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Easterlin，2003[36])指出通过自陈量表获得的数据对开展跨群体、跨文化、跨国别、跨体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因此，本文选取自陈量表法对城市居民的获得感进行测量。
此类悲剧，已发生多起。2004年12月27日，13岁的少年张潇艺从家中24层的楼飞身跃下。跳楼之前，连续上网36小时玩游戏。
为了考察相对剥夺感对城市居民获得感的影响，模型2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比较”变量。从模型结果看控制变量的影响作用及其显著度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横向比较的结果看，以“与同龄人相比自评经济地位较低”为参照类，“自评经济地位差不多”和“自评经济地位较高”类型均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P<0.001)。也就是说，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那些认为自身经济地位与同龄人差不多的城市居民的获得感会向好的方向(因变量分类值较大的一端，即获得感非常高的一端)增加0.619个logit单位；那些认为自身经济地位较同龄人要高的城市居民的获得感会向好的方向(因变量分类值较大的一端，即获得感非常高的一端)增加1.185个logit单位，即与同龄人相比，自评经济地位差不多和自评经济地位较高的城市居民要比自评经济地位较低的城市居民获得感更强。
所谓社会比较，就是把个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等与他人进行比较的过程(邢淑芬和俞国良，2005[18])。黄嘉文认为，“根据比较对象的不同，社会比较可以分为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黄嘉文，2016[19])。横向比较就是与自身当前具有某种相似属性并且与自己可接触的或有生活联系的个体进行比较。当人们与其参照群体相比处于弱势地位时就会产生受到剥削的负面心理，即相对剥夺感(Hyman等，1968[20]；Brockmann等，2009[21])，造成其对获得的感知程度降低。纵向比较是将自己的过去作为比较对象，当个体发现在与自身过去相比，其当前经济地位处于下降的状态，就会产生负面情绪，进而降低对获得感的感知。也就是说，人们对获得感差异化的感知不仅取决于个体当下所处的经济社会地位，而且与其经济社会地位的“相对变动”有关(刘欣，2002[22])。当人们发现在比较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时，无论其所处的客观地位是高还是低，其获得感都会随之降低(张卫伟，2018[23])。
根据学者官皓的相关研究，有两种测量相对收入的方法：“一种是研究者以某个特定因素(如年龄、教育)为标准设置对照组，然后在模型中加入对照组的相关变量进行控制；另一种则是基于被访者的主观感受，以被访者对相对地位的主观评价作为测量标准”(官皓，2010[37])。本文选取第二种方式进行相对收入的衡量，并将相对收入操作化为两个维度：基于社会比较形成的横纵比较和基于自我期望论形成的自我比较。
本研究所设计的被解释变量是一个有序的选择变量，不同类别之间有相对的大小或高低程度，但是无法从经验信息中获得不同类别之间明确而连续的距离。如果本文选取多分类因变量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进行研究，将会造成排序信息的缺失，使统计结果丧失统计效率；若使用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进行研究，则将变量视为连续变量，造成人为的信息膨胀，使研究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因此，本文在综合考虑上述因素之后，选取定序回归模型(Ordered Logit Model)为研究模型。
对于社会比较变量，本文选取CGSS 2015居民问卷中的两道题来衡量横纵比较对人们获得感的影响。一道题目是“与同龄人相比，您认为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另一道题目是“与三年前相比，您认为您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两道题目的备选答案相同，均为“1=较高、2=差不多、3=较低、4=不好说”，在剔除了“不好说”的样本之后，分别选择“与同龄人相比降低”和“与自己三年前相比降低”为参照组。
对于自我期望变量，本文选择“考虑到您的能力和工作状况，您认为您目前的收入是否合理”这一问题进行测量，问题设有四个选项：1=非常合理、2=合理、3=不合理、4=非常不合理。考虑到非常合理和非常不合理所占的比例都较小，因此本文将非常不合理和不合理两个选项进行合并，编码为0，非常合理和合理两个选项进行合并，编码为1。
3.控制变量。
为尽可能减少变量遗漏造成的统计误差，本文引入一些相关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个人的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婚姻状况、教育水平以及个人年绝对收入。
投资估算编制方法和有关表格可以比设计概算简化些，但不能过于简单，否则依据作用和指导意义不大。特别是可行性研究阶段，有些工程基本上被要求按初步设计精度进行，各专业工程量清单也比较齐全，如果投资估算按“116号文”进行编制，就显得“单薄”，与相关专业不甚配套。因此，有必要制定既简化又相对完整的投资估算编制办法，以利于各方需要。
其中，年龄变量的数值是根据出生日期计算出来的2015年的周岁，并根据以往文献将年龄的平方作为控制变量同时纳入方程，以拟合年龄和获得感之间的曲线关系(洪岩璧，2017[38])；个人年绝对收入根据CGSS 2015问卷中“您个人2014年的全年总收入是多少”这一问题来测量，并根据以往文献，对收入进行了对数处理(毛小平和罗建文，2012[39])。
1.2 方法 两组孕妇均定期到绍兴市妇幼保健院实施常规性的孕期检查。基础检查包括心电图、血尿常规、肝肾功能、血糖等。常规产前检查包括胎儿监护、产前诊断筛查等内容。观察组在常规检查的基础上，实施步行锻炼，即在陪护人员的陪同下，于餐后1 h进行步行运动，每次运动时间至少1 h，每周运动5次以上，运动时间截止至分娩前1 d。在运动中，出现呼吸急促、心慌气短、子宫疼痛、阴道流血等情况应立即就医。对照组进行常规检查，运动情况自行把握。
表1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中可以看出，中国城市居民的获得感的平均值为3.90，人们的获得感高。从受访者个体特征来看，受访者中女性占50%，男性占50%；平均年龄约为50岁；党员比例约为16%；已婚人员占比约为77%；从受访者的健康状况看，受访对象健康状况的均值是2.51，身体状况较好；从调查对象的受教育情况来看，调查对象中有50.98%的个体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整体文化程度较高；从个人年绝对收入看，城市居民的人均年绝对收入为46 042.29元。
随着数码技术和互联网应用的进步，摄影已深深的融入社会生活，数码音乐播放器，移动电话等数码产品开始配备摄影功能，拍摄的图片可以无线传播，摄影开始多元化发展。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变量解释样本量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获得感获得感非常低=1获得感低=2获得感一般=3获得感高=4 获得感非常高=54 8573.900.7915
续前表
变量变量解释样本量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性别男=0女=14 8570.500.50 01年龄数值变量4 85750.0416.661894政治面貌非党员=0党员=14 8570.160.3701婚姻状况未婚=0已婚=14 8570.77 0.42 01教育水平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3 大专及以上=44 8572.56 1.09 14健康状况不健康=1 一般=2健康=34 8572.51 0.70 13绝对收入(元)数值变量4 85746 042.29103 190.6 805 000 000Log(绝对收入)数值变量4 85710.250.994.3815.42 与同龄人相比较低=1 差不多=2 较高=34 8571.770.55 13与三年前相比下降了=1 差不多=2 上升了=34 8572.23 0.61 13与收入预期相比不合理=0合理=14 8570.65 0.48 01
(三)统计模型与分析策略
一是在日常巡查基础上定期开展总队与支队层面联合巡查。联合巡查制度实施八年来，太湖流域管理局先后以贯彻落实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保障世博会期间防洪及供水安全和省际边界地区稳定、《太湖流域管理条例》贯彻实施监督检查和水资源、河湖专项执法活动等为主题，充分发挥流域管理机构的牵头作用，累计开展了40余次大型联合检查，范围覆盖“一湖两河”及省际边界地区，出动人员2 000余人次，车（船）300 余辆（艘），行程逾 30万km，对违法填湖、任意侵占河湖水域岸线、未批先建等违法项目全面排查、现场检查、分类处理、跟踪监督，依法处理了数百起水事违法案件。
依据定序变量类别间平行假设的关系，我们将定序回归模型(Ordered Logit Model)中的因变量(城市居民获得感，CSG)的次序视作一个潜在连续变量(Latent Variable)SG*的某种相关测量值，当αj-1<CSG*<αj时，CSG=j(其中j=1, 2, 3, 4, 5)。因此，能够得到关于潜在变量SG*的回归方程：
计算机检索EMbase、PubMed、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MB）、维普数据库（VIP）和万方数据库。中文检索词为阿替普酶、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急性脑梗死、不同剂量、中国人群、随机对照研究（RCT）等。英文检索词为alteplase，acute ischemic stroke，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different doses，Chinese patients，randomized controlled trail等。检索时间从建库－2018年3月。
对护理人员要经常进行护理安全与法律知识教育，牢固树立“安全第一、质量第一、依法维护”的观念，参加医院组织的法律法规知识学习活动。
SG*=β0+β1level1+β2level2+βicontrol+εi
在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国家逐渐加强对农民生活的重视。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致力于通过改善农村经济条件，促进城镇一体化发展。在此基础上，林下经济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广泛关注。通过对林下经济效益的分析，发现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林下经济的效益受到较大的限制。针对林下经济效益的发展现状，本文在研究中通过对林下经济效益整体影响因素的分析，主要从经营主体文化程度、组织形态情况和经营面积等方面，重点分析林下经济效益的发展模式。同时，从上述三个指标角度研究林下经济效益的发展模式。期望通过本文关于林下经济效益影响因素相关内容的探讨，为日后促进林下经济效益的发展，提供宝贵的建议。
其中：level1代表社会比较变量，包括与同龄人相比形成的自评经济地位和与三年前相比形成的自评经济地位，level2代表自我期望变量；control代表控制变量；ε为模型的扰动项。
在具体操作时，本研究首先在基准模型中仅放入了控制变量，目的是与核心自变量纳入模型后所解释掉的因变量结果进行比对。其次，将社会比较变量和自我期望变量分别纳入模型中，考察其对居民的获得感的影响。最后，将两者同时纳入模型中，从而探索影响城市居民获得感差异的主要因素。
四、研究分析
表2给出了模型的分析结果。模型1将控制变量引入模型，通过分析模型的拟合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从性别角度来看，其估计系数是正，说明女性比男性的获得感更强烈。从年龄方面看，年龄变量的系数为负，但其二次项(age2)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年龄与城市居民获得感之间是一种U型的关系，拐点约为42岁(2)获得感的年龄拐角的计算方式：-(-0.075 1)÷(0.000 892×2)≈42。。从政治身份来看，非中共党员的获得感明显低于中共党员，这表明党员身份与更多的社会资源是相关的，可以提升其获得感。从婚姻状况来看，婚姻状况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婚姻能够给个人带来稳定的情感支持和经济保障，从而增进人们的获得感。从教育程度来看，不同教育程度的城市居民对获得感的体验是不一样的，这可能是与教育扮演的双重角色相关(洪岩璧，2017[38])。从健康状况来看，其估计系数为正，身体越健康的居民获得感越强烈，这说明人们在追求物质满足的同时，也很注重自身的健康，当人们发现自身的身体很健康时，他们的获得感将得以提升。从个人年绝对收入水平看，收入与个人获得感呈显著正向关，这说明绝对收入是影响人们获得感的关键因素。虽然这些控制变量都对城市居民的获得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就模型的拟合程度而言，基准模型(模型1)仅解释了因变量变化的4.1%。因此，我们需要引入核心自变量来对模型进行完善。
(一)控制变量因素对获得感的影响
根据上述研究设计和分析策略，我们将从控制变量因素、社会比较因素、自我期望因素、综合因素四个方面来描述、分析和比较不同情境下中国城市居民的相对收入水平与获得感之间的关系。
(二)基于社会比较因素的相对收入水平对获得感的影响
获得感是个体基于现实生活境况而感受到的满足感、成就感、幸福感，幸福感受是其表现形式(张卫伟，2018[23]；乔玥等，2019[29])。因此，本研究根据CGSS 2015调查问卷的问题设置，选择“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这一问题来测量城市居民的获得感。该问题共有五个选项可供选择：1=非常不幸福(获得感非常低)、2=不幸福(获得感低)、3=一般(获得感一般)、4=幸福(获得感高)、5=非常幸福(获得感非常高)。由于该变量为定序变量，不同类别之间有相对的大小，但是无法从经验信息中获得不同类别之间明确且连续的距离，因此本文选取定序回归模型(Ordered Logit Model)来进行数据的处理。
这就证明了假设1a：与同龄人相比，人们对其当前所处的经济社会地位评价越高，他们的获得感就会越强烈。
就纵向比较结果而言，以“与三年前相比自评经济地位下降”为参照类，“自评经济地位差不多”和“自评经济地位较高”类型均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P<0.001)，即越认为自己的经济地位高于三年前的受访者，其获得感越可能向获得感非常高的一端接近。具体而言，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与三年前相比，自评经济地位差不多和自评经济地位升高的城市居民的获得感会分别向好的方向(因变量分类值大的一端，即获得感非常高的一端)增加0.456个logit单位和1.238个logit单位。也就是说，与三年前相比，自评经济地位差不多和自评经济地位升高的城市居民要比自评经济地位下降了的城市居民获得感更强。
具体而言，政府部门方面，尽管当前政府已经就医药企业的经营具体规范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但对于专利药品的仿制和研发方面并未进行有效地约束，对此可以加快立法和政策的制定步伐，尽快的弥补缺漏。此外，政府方面还应当完善医保制度，适当拓宽医疗保险的涵盖范围，将一些疗效独特药价昂贵但不可替代的专利药品纳入医疗保险范围并提高其报销额度，鼓励地方将基本药物制度与分级诊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慢性病健康管理等有机结合。政府也可以提供相应资金用于对无力支付药价的患者进行救助，同时要加强对医药企业的监督，要求其定期反馈相应责任承担情况及检查企业内部是否存在不符合标准的假药等。
由此证明了假设1b：与自身过去相比，人们对其当前所处的经济社会地位评价越高，他们的获得感就会越强烈。
(三)基于自我期望因素的相对收入水平对获得感的影响
模型3在基准模型(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了自我期望变量，从模型结果来看，控制变量的影响作用及其显著性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收入预期的角度来看，城市居民收入的满意程度对其获得感有着积极且统计显著的影响(P<0.001)。具体来说，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以认为当前收入是不合理的为参照，认为收入是合理的城市居民的获得感会向好的方向增加0.593个logit单位，也就是说人们在考虑到自身能力和工作状况之后形成的对个人收入的预期与实际的收入之间的差距越小，人们的获得感就会越强烈。这也就说明了“自我期望”对人们获得感的重要影响。期望是人在努力后希望达到的结果，预期目标的实现，容易使人们形成积极的情感体验，进而增加其获得感，反之亦然。
由此假设2得以证明：考虑到自身的能力和工作状况，个体认为其当前的收入越合理，他们的获得感就会越强烈。
(四)综合分析相对收入水平对获得感的影响
将控制变量、社会比较变量和个人期望变量同时纳入模型，这就构成了完整的模型4。通过模型4可以看出，社会比较变量和个人期望变量对城市居民的获得感的影响依然是具有统计显著性的，且模型4解释了因变量变异的6.65%，完美支持了之前对模型2和模型3的分析。此外，对模型4的分析可以发现，绝对收入变量的显著性降低了，这说明缩小心理差距对提升城市居民的获得感有着重要的作用。
表2 城市居民获得感的Ordered Logit回归分析(N=4 857)
自变量模型1系数β模型2系数β模型3系数β模型4系数β性别(女=1)0.332∗∗∗(-0.059)0.292∗∗∗(-0.059 5)0.329∗∗∗(-0.059 3)0.296∗∗∗(-0.059 6)年龄-0.075 1∗∗∗(-0.011)-0.053 6∗∗∗(-0.011 4)-0.067 2∗∗∗(-0.011 3)-0.050 7∗∗∗(-0.011 4)年龄的平方0.000 892∗∗∗(<0.001) 0.000 680∗∗∗(-0.000 108)0.000 806∗∗∗(-0.000 107)0.000 647∗∗∗(-0.000 108)政治面貌(党员=1)0.288∗∗∗(-0.086)0.255∗∗∗(-0.086 2)0.305∗∗∗(-0.085 7)0.269∗∗∗(-0.086 1)婚姻状况(已婚=1)0.724∗∗∗(-0.076)0.634∗∗∗(-0.076 2)0.709∗∗∗(-0.076)0.636∗∗∗(-0.076 4)教育水平(小学及以下为参照)初中0.157∗(-0.088) 0.144(-0.088 1)0.187∗∗(-0.087 8)0.169∗(-0.088 2)高中0.130 (-0.093) 0.153∗(-0.093 1)0.170∗(-0.092 9)0.180∗(-0.093 3)大专及以上0.353∗∗∗(-0.105)0.335∗∗∗(-0.106)0.428∗∗∗(-0.106)0.392∗∗∗(-0.107)健康状况(不健康为参照)一般0.430∗∗∗(-0.103)0.331∗∗∗(-0.103)0.386∗∗∗(-0.103)0.319∗∗∗(-0.103)健康 1.099∗∗∗(-0.097) 0.912∗∗∗(-0.097 9)1.014∗∗∗(-0.097 5)0.883∗∗∗(-0.098)收入的对数0.171∗∗∗(-0.033 )0.088 8∗∗∗(-0.033 9)0.135∗∗∗(-0.033 6)0.076 1∗∗(-0.034)与同龄人相比(较低为参照)差不多0.619∗∗∗(-0.068 8)0.514∗∗∗(-0.071)较高1.185∗∗∗(-0.133)1.054∗∗∗(-0.135)
续前表
自变量模型1系数β模型2系数β模型3系数β模型4系数β与三年前相比(下降了为参照)差不多0.456∗∗∗(-0.102)0.413∗∗∗(-0.102)上升了0.942∗∗∗(-0.11)0.882∗∗∗(-0.11)收入满意度(合理=1)0.593∗∗∗(-0.062 5)0.385∗∗∗(-0.065 2)/cut1-2.608-2.285-2.513-2.232/cut2-0.641 -0.287-0.534-0.231/cut30.797 1.2020.9231.265/cut43.828 4.3473.9964.428Log likehood-5 104.518 -4 986.338 -5 058.931 -4 968.839 χ2/F 统计量436.9 763.26 528.070 708.260 P值<0.001 <0.001<0.001<0.001伪R2/调整R20.041 0.063 0.049 60.066 5观测量4 857 4 8574 857 4 857
注：分别表示在0.1、0.05、0.001的水平上显著；系数β是Logit(P)的回归系数；括号里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standard error)。
五、总结和讨论
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5)的数据资料，通过“社会比较理论”和“期望值理论”来检验中国城市居民的相对收入水平与获得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绝对收入依然是提升人们获得感的重要因素，但当相对收入因素纳入后，绝对收入与获得感之间的相关程度发生了降低。这说明造成人们差异化的获得感的因素不只是收入本身，当人们与他人、自身过去以及自身期望进行比较的过程中，感受到强烈的挫败感与剥夺感，自身欲望实现速率远不及参照群体或自身期望时，他们的获得感也将大大降低。
具体而言，当人们与自己过去的经济地位相比，或与周围的同龄人相比，人们对自身当前的经济地位给予的评价越高，他们的获得感越强；当人们在综合考虑了自身能力之后形成的收入预期与实际收入的差异越小，他们的获得感越强。可见，在中国情境下，提升城市居民获得感需要重视民众的社会心理的过程的影响，这种心理过程的变化将起到连接宏观社会环境与个人特殊体验的重要作用(黄嘉文，2013[19])。在具体实践中，我国各级政府要通过兜底性、基础性民生建设工程，着力补民生短板，帮群众解难题，为群众增福祉，让群众享公平，逐步有序提升城市居民的经济收入，增强其经济地位；纠正各种不合理收入，强化打击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经济投机和权力腐败行为，营造一种风清气正、公平合理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心理，增强城市居民的获得感(田旭明，2018[5])。
同时研究发现，个体的获得感受到横向的同辈群体比较因素的影响，要强于纵向的自身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这与马磊等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马磊和刘欣，2010[40]；吴菲和王俊秀，2010[41])。也就是说，在社会转型期，人们遇到的生活机遇，尤其是经济地位的相对变动形成的主观的感知，是提升人们获得感的关键(刘欣，2002[22])。当前我国整体经济快速发展，大部分城市居民个体的绝对收益增长很快，如果利益问题处理不当，不能构建利益共享格局，城市居民个体之间不合理差距不断扩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不但不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提升，还会下降。因此，必须要合理运用税收、金融、行政等手段，调节社会中的个体收入，完善利益协调、分配和整合机制，实现利益共享，减少同辈群体之间的不合理差距，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这样城市居民的获得感才能不断增强。
让民众过上更好更幸福的生活是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是社会政策实现的必经之路(洪岩璧，2017[38])。因此，政府应当加强各项制度法规建设，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不公平现象，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对因社会比较形成的相对剥夺感和期望与现实之间形成的心理落差给予关注，规范利益主体的利益追求，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坚持以人为本，从一些直接触及人们内心感受的因素入手来增加人们的获得感。此外，也需要看到，不同人群的心理预期是不同的，在提升人们获得感的过程中，我们要追求的是以“异”为前提的公平，而不是以“同”为前提的平等，通过差异化的政策指导和经济补贴，来减小人们因社会比较形成的相对剥夺感和因自我预期形成的心理落差，进而有效地提升全民的获得感。
未来的研究可从以下几点进行改进：第一，受到数据的限制，本文在分析中国城市居民相对收入水平与获得感的关系时，部分重要变量没有纳入分析；第二，本文选择的比较基点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事后判断，如果可以获取到城市居民主观判定的比较基点，可能会更加准确地捕捉到社会比较因素对其获得感的影响过程(叶胥等，2018[7])；第三，由于没有得到确切的预期收入与实际收入的数值，所以本文选用人们对当前收入的合理程度的主观评价的方式对自我期望变量进行测量，这可能会造成研究结果上有一些偏差。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将来通过新的经验资料进行深入的解释和探讨。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7)[EB/OL].(2017-10-13)[2019-05-06].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7/indexch.htm
[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EB/OL].(2001-10-03)[2019-05-06].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1c/j1003c.htm
[3]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强调科学统筹突出重点对准焦距让人民对改革有更多获得感[N].人民日报，2015-02-28.
[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5.
[5]田旭明.“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的理论意涵与现实意蕴[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4):71-79.
[6]王恬,谭远发,付晓珊.我国居民获得感的测量及其影响因素[J].财经科学,2018(9):120-132.
[7]叶胥,谢迟,毛中根.中国居民民生获得感与民生满意度:测度及差异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35(10):3-20.
[8]Ferrer-i-Carbonell A.Income and well-being：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omparison Income Effect [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5，89(5)：997-1019.
[9]Sacks D W，Stevenson B，Wolfers J.Subjective Well-Being,Income,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owth[J].Cepr Discussion Papers，2010(10)：561-562.
[10]王鹏.收入差距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1(3)：93-112.
[11]孙远太.城市居民社会地位对其获得感的影响分析——基于6省市的调查[J].调研世界,2015(9):18-21.
[12]Diener E，Seligman M E.Beyond Money：Toward an Economy of Well-Being [J].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Society，2004，5(1)：1.
[13]Tella R D，Macculloch R.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As an Answer to the Easterlin Paradox? [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5，86(1)：22-42.
[14]Wood J V，What Is Social Comparison and How Should We Study it? [J].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1996，22(5)：520-537.
[15]Blanchflower D G，Oswald A J.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 [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4，(7/8)：1359-1386.
[16]Dynan K E，Ravina E.Increasing Income Inequallity，External Habitsand Self-Reported Happiness[J].American Economica Review，2007，97(2)：226-231.
[17]Diener E，Fujita F.Resources,Personal Striving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A Nomothetic and Idiographic Approach [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5，68(5)：926-935.
[18]邢淑芬，俞国良.社会比较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J].心理科学进展，2005(1)：78-84.
[19]黄嘉文.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一项基于CGSS 2005的实证分析[J].社会，2013 (5)：181-203.
[20]Hyman H H，Singer E.Readings in Reference Group Theory and Research[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8.
[21]Brockmann H，Delhey J，Welzel C，Yuan H.The China Puzzle: Faling Happiness in a Rising Economy[J].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2009，10(4)：387-405.
[22]刘欣.相对剥夺地位与阶层认知[J].社会学研究，2002(1)：81-90.
[23]张卫伟.论人民“获得感”的生成:逻辑规制、现实困境与破解之道——学习习近平关于人民获得感的重要论述[J].社会主义研究,2018(6):8-15.
[24]Stouffer S A，Suchman E A，Devinney L C， Star S A， Williams R M Jr.The American Soldier:Adjustment During Army Life [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9.
[25]Clark A E，Oswald A J.Satisfaction and Comparison Income [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6，61(3)：359-381.
[26]Hagerty M R.Social Comparisons of Income in One’s Community:Evidence from National Surverys of Income and Happines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0，78(4)：764-771.
[27]彭代彦，吴宝新.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与农民的生活满意度[J].世界经济，2008(4)：79-85.
[28]王嘉顺.社会比较、自我期望与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的实证分析[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65-72.
[29]乔玥,陈文汇,曾巧.国有林场改革成效评价——职工获得感的统计分析[J].林业经济问题,2019(1):62-70.
[30]罗之前.基于复杂人假设的西方激励理论演进与发展[J].中国职工教育,2014(16):130-131.
[31]Clark A E，Oswald A J.Unhappiness and Unemployment[J].The Economic Journal，1994，104(424 )：648-659.
[32]Winkelmann L，Winkelmann R.Happiness and Unemployment: A Panel Data Analysis for Germany [J].Applied Economics Quarterly,1995，41(4)：293-307.
[33]Wilson W R.Correlates of Avowed Happiness [J].Psychological Bulletin,1967，67(4)：294-306.
[34]Layard R.Happiness and Public Policy：A Challenge to Profession [J].The Economic Journal，2006，116(510)：24-33.
[35]栗波.获得感:教师职业认同的时代建构[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8,38(29):36-38.
[36]Easterlin R A.Explaining Happiness [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the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3，100(19)：11176-11183.
[37]官皓.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收入水平和相对地位[J].南开经济研究，2010 (5)：56-70.
[38]洪岩璧.再分配与幸福感阶级差异的变迁(2005—2013)[J].社会，2017(2)：106-132.
[39]毛小平，罗建文.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社会因素研究——基于CGSS 2005数据的分析[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42-45.
[40]马磊，刘欣.中国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0(5)：31-49.
[41]吴菲，王俊秀.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检验农民工的多重参照群体[J].社会，2017(2)：74-105.
A Research on Relative Income Level and Urban Residents’ Sense of Gain
WANG Ji-chao YAN Wei
Abstract:Since 2015,when Xi Jinping first proposed the reform to “let the people have more sense of gain”,the research on sense of gain has been increasingly attached importance to by the academic circle,among which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sense of gain has been the focus of these studies.This paper intends to use CGSS2015 data and apply social comparison theory and expectation theory a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lative income level of urban residents and the sense of gain under the premise of controlling the absolute income.It is found that social comparison and self-expect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sense of gain of urban residents.When an individual’s income level is lower than that of a peer group or their own past,their sense of gain decreases.When individuals think that their income level does not meet their expectations after considering their own abilities,their sense of gain will also decrease.
Keywords:Sense of gain Relative income level Absolute income Social comparison Self-expectation
[中图分类号] C912.6 F0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549(2019)10-0119-10
[收稿日期]2018-06-02
[作者简介]王积超，男，1973年11月生，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社会学、社会心理学；闫威，女，1994年3月生，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社会学。本文通讯作者为王积超，联系方式为wangjichao@cufe.edu.cn。
[基金项目]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城乡连续统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9YJA840016)。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孙亦军 张安平)
标签：变量论文; 收入论文; 城市居民论文; 模型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10期论文; 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城乡连续统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9YJA840016)论文;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