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1月，毛泽东进行了长冈、才溪乡调查。毛泽东为什么要作这两个调查，调查经过情形及其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等，史界已有许多研究成果。但有两个问题似乎还需深入探讨：一是毛泽东作长冈、才溪乡调查的直接动因和目的是什么？二是毛泽东作这两个调查的时间、地点和实际经过情形如何？笔者仅就自己所接触到的材料，对此作些探讨。
一、毛泽东作长冈、才溪乡调查的直接动因与目的
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制订革命的战略、策略和方针政策。这是就整体而言。具体到毛泽东的每一次调查活动，都有他的直接动因和目的。那末，1933年11月促使毛泽东作长冈、才溪乡调查的直接动因与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们知道，1933年2月，在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遭到错误批评和排斥后回转后方赴长汀福音医院养病的毛泽东，被博古等召回瑞金，领导中央政府工作。作为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不仅十分重视发展苏区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障红军战争，同时十分重视加强苏维埃政权建设。他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各级苏维埃政府，尤其是区、乡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亟待改善，各级苏维埃工作人员的政治文化素质和工作能力亟待增强和提高。正如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前言中所说：“一切苏维埃工作的实际执行都在乡苏与市苏，这是人人了解的，但乡苏、市苏应该怎么样进行他们的工作，却有很多人不了解。而不了解乡苏与市苏的工作，简直就不能真正领导苏维埃工作，就不能真正去解决‘一切苏维埃工作服从革命战争的要求’这个问题。现在上级苏维埃工作人员中我们遇得到这样的情形：发得出很多的命令与决议，却不知道任何一个乡苏、市苏工作的实际内容。”他说：“同志们！这是不行的，这是官僚主义，这是苏维埃工作的障碍！”[注]《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6页。
乡苏维埃政府是苏区基层政权组织。对于乡苏维埃政府的构成与工作任务、工作方式，1931年11月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作出13条规定。1933年秋，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两年来的执政实践，对地方苏维埃政府暂行组织条例进行了修订，重新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毛泽东以为，虽然修订后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对乡苏维埃政府构成与工作任务、工作方式的条文规定增加至23条，但这些条文仍偏重于规定乡苏维埃政府组织机构、工作任务，而对于乡苏维埃政府应该如何根据实际情况接近群众，深入细致和灵活地开展工作，仍规定得不够详细。许多乡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新干部，还不能很好地适应革命形势发展和艰巨紧迫任务的需要。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决定亲自给刚开办的苏维埃大学第一期学员授课，授课的题目就定为“乡苏维埃怎样进行工作”。
为准备在苏维埃大学的授课材料，同时为给基层苏维埃政府提供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的先进样板、学习榜样，毛泽东决定进行长冈、才溪乡调查。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前言中对此说得很清楚：“这里收集的长冈乡的经验，限于时间与报告人的材料，仅是他们若干项主要工作的概略的总结。但这种总结已足引起我们的极大注意，已足使我们郑重称赞他们的工作为‘苏维埃工作的模范’……发扬这些经验，收集更多的经验，供给一切落后的乡苏、市苏以具体的榜样，使他们的工作提高到先进乡苏、市苏的地位，团结千百万群众于苏维埃的周围，争取一切苏维埃工作适合于粉碎敌人‘围剿’的要求，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注]《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87页。在《才溪乡调查》一文中，毛泽东又说：“我们郑重介绍长冈乡、才溪乡、石水乡的光荣成绩于全体工农群众之前，我们号召全苏区几千个乡一齐学习这几个乡，使几千个乡都如同长冈、才溪、石水一样，成为争取全中国胜利的坚强的前进阵地。”[注]《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352-353页。这就是毛泽东作这两个乡调查的直接动因和目的。
作完长冈、才溪乡调查之后，毛泽东如期在苏维埃大学向学员作了“乡苏维埃怎样进行工作”的演讲。[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1934年4月，张闻天将毛泽东的这篇讲稿与他自己撰写的《区苏维埃怎样工作？》一文，合编成一本题为《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的小册子，由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在瑞金出版发行。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也收录了毛泽东《乡苏维埃怎样进行工作》这篇讲稿。二苏大会召开前夕，中央政府分别以“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为题目，由总务厅文书科将两个调查报告用钢板刻写、毛边纸油印成单行本，发给参加二苏大会的代表阅读学习。1934年1月27日下午，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作《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结论》时，热烈表扬了长冈乡和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张闻天主编的《斗争》第41-48期，以“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为题，分8次连载刊发了毛泽东撰写的这两个调查报告。
二、毛泽东作长冈、才溪乡调查的时间、地点与经过
关于毛泽东作长冈、才溪乡调查的时间、地点与经过，现在有多种说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这样记载：1933年“11月中旬为了总结苏区乡苏维埃工作的经验，给即将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率中央政府检查团到兴国县长冈乡进行调查。在列宁小学召集乡和村的干部有中共支书、乡苏主席、村代表主任、赤卫队长、贫农团主任等开调查会，还在同农民群众一起参加劳动中了解乡苏工作和农民生活情况。通过为期一周的实地调查，详细地考察研究了长冈乡的工作，随后写出《长冈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11月下旬长冈乡调查结束后，随即率中央政府检查团到福建上杭县才溪乡进行调查，先后召开由工人、农民和乡干部等参加的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还走访红军家属和贫苦农民，对乡苏政权建设、扩大红军、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研究。随后，写出《才溪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这是《毛泽东年谱》编写者根据一些苏区干部、群众回忆资料整理而成的。江西、福建的不少党史、苏区史出版物关于毛泽东作长冈、才溪乡调查时间、地点和过程的记载也大致相同，只不过对毛泽东作这两个调查的时间，有的说是1933年11月，有的只笼统说是1933年秋，但也有明确记载说1933年11月18日作长冈乡调查，11月26日作才溪乡调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是相关回忆录提到的时间不一致或不精确所致。
那么，长冈、才溪乡调查到底是什么时间进行的？开调查座谈会的地点到底在哪里？其过程如何？笔者收藏有兴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原馆长周尊焕写于1982年10月的一篇文稿，题为《研究党史要“存真”“求实”》。该文稿形成于改革开放初期党史研究拨乱反正时期。文中在“立准立好地方党史”一节中，谈到了毛泽东作长冈乡调查的研究和宣传问题。周尊焕认为：长冈乡调查这一重大历史事实，在国内外都具有重大影响，准确地考察宣传这件大事是史学工作者的光荣职责。文化革命以来，不少文人为此题材写了不少诗歌、戏曲、故事、散文或回忆录、报告文学之类的东西，出版的革命历史丛书及报刊中也有不少文章报道。这对宣传毛主席作长冈乡调查这一重大史实十分必要。必须肯定毛主席作长冈乡调查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谁也不能否定。但长冈乡调查的具体时间、地点与过程却有不少离奇的说法，其中有不少虚构、编造、推测、歪曲的东西，几经转载、引用，搞得面目全非。本着“存真”“求实”的原则，周尊焕在文章中大胆地用确凿史料提出了3个与众不同的观点：
论理学-讲师为费诺罗萨。艾佛雷特(译者注：Charles Carroll Everett)《论理学》。
第一，《长冈乡调查》的材料是由三人“口头报告”而成。周尊焕文章说，1934年1月中央政府印行的油印本《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有两处时间落款：前言时间落款是“1933年12月15日”，这是毛泽东整理文稿的时间；另在目录末尾有下面一段重要文字，报刊公开出版发表的《长冈乡调查》文本中均将该段文字删去，未公诸于众。该段文字原文是：
长冈乡
总而言之，周尊焕文章以大量史料论证毛泽东在1933年11月没有亲自到兴国长冈乡作调查；毛泽东作长冈、才溪乡调查，是1933年11月18日、11月26日分别邀请长冈、才溪乡的3位乡苏干部来到瑞金沙洲坝中央政府驻地召开座谈会，听取他们的“口头报告”后，整理形成《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两篇调查报告的。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谢昌宝 主席 (塘背村)
李求应 代表 (长冈村)
王先怀 贫农团主任 (新溪村)
下面的材料是从这三个同志收集的。
中央政府同时印行的油印本还有《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其目录后面也有一段重要文字记载：
周尊焕文章认为，根据以上材料，“1933年11月毛主席率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检查团来长冈作调查”的结论，应该否定。
第三，毛泽东作长冈、才溪乡调查的众多回忆材料，仅供参考。散见于各种报刊书籍中关于毛泽东到长冈乡调查的回忆文章比比皆是。怎么看待这些回忆文章？他们说的符不符合事实？周尊焕认为这些回忆文章仅可作为参考。据他所知，这些文章很多都不是回忆者本人亲笔所写，有些也不是本人亲口所言，而是代笔者整理甚或代笔者搜集些资料以回忆者名义整理发表，真真假假掺杂其中。而有的事件亲历者前后的回忆也常常自相矛盾。所以，党史研究工作者应当采取严肃认真和科学分析的态度，把这些回忆材料仔细地汇集整理后，以事实作基础，作反复深入的分析、具体仔细的辨别，把它同过去大量经过审查的事实作对比而定取舍，不做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不做有闻必录、有录必信必传者，将党史立准立好。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廿六日)
卓兴华 上才溪主席，任职半年。
阙绍光 上才溪文书，任职半年。
王得清 下才溪代表，任职两年。
下面的材料是从三个同志的口头报告收集的。
《长冈乡调查》前言中还明确记载：“这里收集的长冈乡的经验，限于时间与报告人的材料，仅是他们若干项重要工作的概略的总结。”
这几段文献记载，明确无误地说明了长冈、才溪乡调查，都是由当地3位基层乡苏干部“口头报告”后收集而成的；调查的时间分别是：1933年11月18日和11月26日，相隔8天。周尊焕认为，兴国县长冈经瑞金到上杭县才溪，路程约680华里，在当时无公路、无飞机的条件下，步行需要6-7天；何况若像许多文章所说，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一星期，然后再赶去才溪乡调查，11月26日根本不可能到达目的地。可见，乡苏干部“口头报告”的地点不在长冈乡，也不在才溪乡。
复杂、混乱的食品安全标准造成了食品监管部门的执法难以到位，尽快以立法的形式建立起一套全面、系统的食品安全统一标准势在必行。这样不但能够减少食品安全执法上各种标准之间的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法制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再者，关于有毒、有害食品如果要从源头上加以杜绝，则需更多关注全方位的上市食品检测。与此同时，有关部门还需借助信息化的途径与手段来检测各类食品原材。近些年，检测人员已经能够凭借光谱法与其他技术手段来开展食品检测，上述举措有助于全面拓宽食品检测的覆盖面。同时，作为食品消费者也要逐步增强防控有毒、有害食品的认识，对于消费者应有的维权认识进行显著增强。
周尊焕在文中还说：为弄清长冈乡革命史实，他曾于1971年12月在长冈整整居住了一个月，实地调访了当地54位革命老人，其中自认为参加了长冈乡调查会的知情人只有5人，而这5人在回忆中都说自己不认识毛主席，是在中央检查团离开长冈后才听别人说或自己推测出毛主席来到了长冈乡作调查。所以周尊焕认为这种材料是不能作证的。
周尊焕文章还披露：毛主席当年的公务员陈昌奉、吴吉清二人于1972年3月22日下午来到长冈，在长冈小街上和长冈列宁小学等地观察后，陈昌奉说：“1933年我没有离开过主席，我记得这一年没有来过长冈，也没有去过才溪。”吴吉清同志说：“我没有来过长冈，1933年我没有离开过主席。”当有人向二位老红军汇报说，兴国县之所以认定长冈列宁小学是毛主席当年作长冈乡调查的旧址，是根据当地老同志和当年毛主席在汀州休养时给主席做饭的许先善(兴国县城岗人)回忆而定的。吴吉清听后说：“这个事复杂化了。”陈昌奉进一步补充说：“从文家市开始给主席做饭的是周以栗的公务员沈贞发(会昌人)，在汀州时也是他做饭，我们跟他经常在一起。那时在汀州都是我们自己做饭，我与吴光荣二人还经常去汀州的树林里打鸟，打到野画眉与斑鸠来做菜。他(指许先善——笔者注)所谈的主席当时的生活习惯等情况更不对……”1972年3月23日下午，陈昌奉、吴吉清在兴国县第二招待所会议室召开的座谈会上，再一次谈到这一史实。陈昌奉说：“毛主席1933年、1934年长征前都没有来过兴国。”吴吉清说：“1932年宁都会议后，主席到长汀休养，1933年正月才回来搞查田运动，我记得主席1933年在沙洲坝基本上没有走多远，开会都开了几个月，例如：经济工作会，查田运动会……忙得很。毛主席离开瑞金，我们警卫班包括马夫、伙夫十三人一定会随同，所以我记得1933年是没有来长冈。”
才溪乡
她在幼儿园的窗外，默默观察孩子在教室里面的活动。两个孩子都给了他，他以及他的家人极为喜爱两个混血孩子。她打算离开南半球，什么都没有要，只想离开5年僵滞停顿的生活环境。无法跟孩子在一起。也许也可以像贞谅，带着孩子在世间东奔西颠，但她不觉得这是好的方式。这个家庭式幼儿园提倡美德、素食、劳动、安静，把孩子托付给一个小范围的有规范的社会是必要的。他们在那里受到理念的约束和指导，周围都是同类，不会觉得隔离和边缘。
第二，1933年11月毛泽东没有到长冈乡作调查。周尊焕文章披露：李求应是亲身参加毛泽东作长冈乡调查的三个代表之一。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回忆“向毛主席汇报”的情景，清楚地记得《长冈乡调查》是1933年冬在瑞金中央政府办公厅向毛主席汇报后整理而成。他说：“1933年冬天……一个星期六，区上来了个通知，要我去瑞金中央苏维埃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毛主席要我区选三个乡的负责干部去汇报……就选我们榔木、长冈、杨澄三个乡……我们三个支部书记一出区委会就急急忙忙朝往瑞金的大路走去。”“从兴国到瑞金有240里，三人日以继夜地赶路，走了二天半才到……”“第二天吃完早饭，一位同志带我们去中央政府办公厅……我们每天上、下午都要谈4个钟头，晚上也要谈一个半钟头……第四天晚上谈完了工作……这个小会就开到这里结束。”[注]周尊焕文章注明李求应的这段回忆材料，引自“《革命斗争回忆录》下,第86-91页”，但未注明该书出版单位和出版时间。
本文立足电池SOC预测的时效性需求,提出了通过锂离子电池的回跳电压进行对锂离子电池SOC的预测,并综合考虑了预测的影响因素。在分析了模糊控制和神经网络理论之后,发现了ANFIS在未知复杂系统研究中的优势,并基于ANFIS建立了锂离子电池SOC预测模型。通过仿真校验,验证了模型的可靠性和适用性。就本文中所提及的关于电池循环寿命对锂离子电池SOC预测的影响,本文由于项目条件限制未能进行彻底地实验研究,猜想锂离子电池的寿命衰退在电池SOC中存在一定的影响,有待进行近一步的深入研究。
染料木黄酮（Genistein）又称金雀异黄酮、染料木素，其化学结构与雌二醇相似，能够与雌激素受体结合，产生雌激素样作用，存在于豆类作物及淡豆豉、杜仲、葛根、鸡血藤、山豆根等中草药中。在天然植物中，大豆异黄酮以葡萄糖苷形式存在，经体内水解可形成3种具有生物活性的苷元，染料木黄酮是大豆异黄酮的苷元。大豆异黄酮是植物雌激素，由于化学合成雌激素较植物雌激素致癌作用更为明显，植物雌激素成为研究领域的热点。
周尊焕在文中还披露：因为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写到“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人就按图索骥找到了这个贫苦农民叫马荣海，进而引申出毛泽东特地去访问马荣海的史实；因为毛泽东在文中写有“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有人就说长冈乡有个妇女代耕队长、犁田能手叫李玉英，是村中钟有洵、钟必高等老人教会李玉英犁耙的，进而引申出毛泽东亲自访问妇女代耕队长、犁田能手李玉英的史实；因为毛泽东在文中写有“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有人又引申出是毛泽东路过长冈乡樟树塘小桥时，发现桥太小并立即指示乡苏干部要修好；由于毛泽东《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一文中出现了“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的落款时间，有人就任意编排了一张《调查活动日程安排表》，说什么毛泽东11月18日来到长冈，11月19日下村调查，11月20日种油菜……11月24日总结会，返回瑞金，等等。
1.3.2 利率标准突破难，商业银行不愿贷。利率市场化后，商业银行吸储成本上升，中长期贷款实行基准利率往往会出现存贷成本倒挂的情况。商业银行普遍认为执行基准利率偏低，按基准利率放贷，银行会出现亏损；再加上贷款期限长，商业银行担心风险较大。在政策性银行和国有银行(农行)不贷的情况下，没有商业银行愿意承贷。
周尊焕写出这篇文章后，参加了1982年12月14日召开的江西省历史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暨1982年年会，并在会上作交流发言。会后，按照县领导的要求，他一直没有将这篇文章送交报刊公开发表。笔者与周尊焕是好朋友。20多年前，他将这篇打印文稿送给我，我们还就有关史料进行过深入交谈。周尊焕馆长不幸已于10多年前离世。此前，我亦没有以任何形式披露过该文内容。时至今日，我觉得为利于毛泽东作长冈、才溪乡调查史实的深入研究和宣传，遂将周文的一些内容在此作一些披露，以供研究参考。
笔者对毛泽东作长冈、才溪乡调查，未像周尊焕馆长那样作深入考察和研究，对有关史实不敢妄作结论。但笔者是赞同周尊焕文章观点的。因为《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在1982年12月收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公开出版时，两文的题注中果然注释道：
长冈乡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谢昌宝 主席 (塘背村)
李求应 代表 (长冈村)
王先怀 贫农团主任 (新溪村)
下面的材料是从这三个同志收集的。[注]《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361页。
才溪乡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卓兴华 上才溪主席，任职半年。
阙绍光 上才溪文书，任职半年。
王得清 下才溪代表，任职两年。
下面的材料是从三个同志的口头报告收集的。[注]《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362页。
这说明周尊焕文章使用的材料是准确、可信的。谢觉哉当时担任中央政府秘书长。他在1964年出版的《不惑集》中写道：“毛泽东同志调查兴国长冈乡、上杭才溪乡，我是看见的。找来乡长支书三两个农民，每个乡差不多谈了个把星期。他亲自照顾他们的食宿，生怕他们不能熬夜，一句句很谦虚地问。”[注]谢觉哉：《发扬毛主席才溪乡调查精神》，中共上杭县委编：《红色才溪口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这段文字也可对此予以印证。王首道的一段回忆文字，对弄清相关史实也可提供帮助。他说：“一九三三年我从湘赣调到中央苏区工作。最初，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帮他做些事情。记得一九三三年冬，毛泽东同志要了解苏区基层组织状况，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兴国、瑞金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并向中央写了报告。毛泽东同志对这些调查资料很感兴趣。”又说：“闻天同志曾把我根据毛泽东同志指示在江西兴国、瑞金进行农村基层政权的调查资料，归纳到他的文章中，写成苏维埃基层政权的调查报告。”[注]《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56、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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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绝不否认苏区时毛泽东确曾到长冈、才溪乡作调查研究，但我认为毛泽东1933年11月18日、11月26日作长冈、才溪乡调查的地点，是在瑞金沙洲坝。这是确实无疑的。
责任编辑：魏烈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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