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中国特色小镇海南省潭门镇为例，从历史文化遗产变化和发展的视角，将李氏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学说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内源型发展”理论和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相结合，推导出一套新古典“结构-功能论”来分析特色小镇建设的发展动力，即在经济社会转型条件下，历史文化遗产不仅可以表现出新的功能，而且可以形成新的结构，更可以在特色小镇建设中形成一定的竞争优势，推动资源配置并促进小镇内源型发展。
关键词：历史文化遗产；特色小镇；内源型发展；可持续发展；新古典“结构-功能论”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城市获得了高速的发展，目前从以规模为中心的传统粗放型发展方式，转为以质量为中心的精细化发展方式。特色小镇建设是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和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的一种实践，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在全国各地的特色小镇竞争中，特色小镇建设的发展动力应该来自于哪里？是应该重视外来的资源和机遇，还是必须更加着眼于本地区自身的内部资源？对此，笔者将探讨历史文化遗产是否可以、如何可以成为特色小镇内源型发展的新动能。
对我来说，万圣节是天底下最棒的节日，我可以戴面具，其他人也不会用异样的目光注视我。所以我预感今年的万圣节会是我有生以来最开心的一天，但做梦也没有想到，我遭到了迎面而来的一拳痛击。
一、分析框架
各种各样的历史文化遗产事项(如宗教祭祀、节日庆典、地方饮食、民间习俗等)都面临着现代化转型问题。这看起来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议题，其实，也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学术议题。这个学术议题本来应该由民俗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文物学家等来解决，但至今仍没有取得很大的学术突破。对此，需要构建一个新的研究范式。
1.经济社会转型条件下的历史文化遗产。英国古典功能学派人类学家B.K.马林诺夫斯基(B· K· Malinowski)在《文化论》中指出，文化的本质不是表面特征，是功能；功能就是文化在满足人类需求时所起的作用[1]。马氏的“文化功能论”，指的是文化在前现代社会中原有的功能，并没有指明在现代社会的文化巨变中文化功能的现代化转型问题。作为马林诺夫斯基在中国的嫡传弟子费孝通先生曾指出，传统的民族文化是一种资源，可以开发和利用[2]。费氏的“文化开发利用观”显然带有功能主义色彩，这种说法明确指出了文化具有待开发和利用的功能。笔者认为，马氏于70多年前提出的“文化功能论”(1944年)，是一种古典的、静态的“功能论”；费氏于10多年前提出的“文化开发利用观”(2001年)，是一种基于中国国情、比古典“功能论”更进一步的新古典说法，但是，此说法还有待深入和完善。
(4)施工装配化。按图组装，进度快，1名安装工人每天可安装15～20 m2墙体，比湿法作业提高效率3倍多，且不受天气和气候的影响，劳动强度较小，交叉作业方便有序，精细化组装的施工噪声小，散装物料少，废水废物排放量少。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和正在发生一系列巨大的结构性转变，具体表现为“三化”，即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等。对中国这场巨大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国内外很多学者一般都认为，影响资源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有两只手，一只是看得见的手——政府，另一支是看不见的手——市场。但是，李培林先生于1992年就曾指出，在政府和市场之外，还存在着“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即社会结构转型)。他认为，人们的风俗习惯、行为方式、道德伦理、价值观念等在发生结构性变动时，会形成一种巨大的、潜在的力量。[3-5]李氏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学说是一种新古典的、动态的“结构-功能论”，进一步发展了马氏的“文化功能论”和费氏的“文化开发利用观”，强调了社会文化因素不但具有结构性，而且具有功能性。由此可见，在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条件下，人们的风俗习惯、行为方式、宗教信仰等历史文化遗产不但具有结构性，而且具有功能性。
《二程粹言》编者考辨…………………………………………………………………………………胡 鸣（4）：119
糖尿病是由于胰岛素相对或绝对缺乏及不同程度的胰岛素抵抗，引起碳水化合物、脂肪及蛋白质代谢紊乱的综合征，表现为以血糖增高和(或)糖尿为特征的慢性全身性疾病。糖尿病患者住院治疗或手术时，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明显增高[1]。麻醉、手术的创伤刺激可引起糖尿病患者血糖应激性升高[2]。另外，术前禁食、口服降糖药停药过晚、术前胰岛素剂量的不适当调整等因素均可导致糖尿病患者围手术期低血糖发生率的增加。全麻镇静患者低血糖症状被掩盖，风险尤其高[3]。因此，围手术期在控制糖尿病患者高血糖的同时必须提高警惕，积极防治低血糖，避免患者发生致命危险。
二、探索特色小镇内源型发展路径：以历史文化遗产为竞争优势
选取我院收治的疑似冠心病患者25例为对象进行研究，回顾性分析其全部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13例，女性12例，年龄范围为34～76岁，平均年龄为（62.3±5.8）岁。患者心率43～76次/min，平均63.2次/min。
Para-lingual context helps to narrowdown the possible meaning of an utterance.Niu Qiang and Chen Linhua(1999:33)give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howintonation helps the interpretation of utterances:
1.走不通的“外源型”发展路子：潭门镇因砗磲(2)砗磲是海洋中最大的双壳贝类，被称为“贝王”，最大体长可达1.8米。由于砗磲贝壳色彩洁白，手感温润，还有贝类特有的珍珠光泽，近年来广受追捧。而兴，因砗磲而衰。1998年，潭门镇建起了九吉坡工业开发区，从事海贝壳工艺品加工工厂约30家。直到2011年，砗磲产业才刚起步，街上店铺租金不高，只有几家店铺，砗磲工艺品品类极少，选购砗磲的消费者也很稀少。自2012年起，在琼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砗磲成为了潭门镇的支柱产业，每年都举办大型的砗磲展销会、拍卖会，砗磲产业迅速走向繁荣。从2012至2015年，潭门镇吸引了7000多人返乡创业，还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近2万名创业者；渔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6080元猛增至1.8万元，社会生产总值从9亿元跃升至38亿元，镇墟商铺从不到100间扩大至900多间。到2015年底，砗磲工艺品一条街(富港街)两边的店铺鳞次栉比，贝类工艺品商店增加到430多家，每个工艺品商店每月纯收入都在25万元以上。到2016年底，潭门镇共有从事砗磲工艺品买卖的工艺品店近1000家，加工作坊大约有150多家，年销售额达30多亿元。(3)资料来源：访谈海南省砗磲协会会长曹业科，2017年1月3日。潭门镇成为海南省日均接待游客量最高的地方：日接待4000人次左右，周末时1万人次左右；春节和国庆等节假日，日均接待游客量突破3万人次。
但从2015年9月起，琼海市政府开始禁止砗磲的捕捞。接着在当地政府的要求下，有关部门对潭门砗磲工艺品一条街的门店进行了一一检查，查封了不少有在售砗磲、贝壳、珊瑚、玳瑁等违法产品的企业。短短两三年时间，当地政府对砗磲产业由支持变为禁止。2016年11月30日，海南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了《海南省珊瑚礁和砗磲保护规定》，规定自2017年1月1日起，为保护海洋资源环境，海南岛开始全面禁止出售、购买、利用珊瑚礁、砗磲及其制品。砗磲工艺品一条街(富港街)顿时萧条起来。当时，潭门镇未来方向在哪里？往哪里转？以什么方式转型？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当地政府倡导下，几万从业人员不得不分别转型到渔业、旅游、餐饮等产业。
“传统-现代”二分法的分析框架被广泛地应用在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之中。针对这种二元对立基本思路，李培林提出了“连续谱”的概念。他指出，在我们已经习惯了的那些二元对立(如乡村和都市、传统与现代等)之间，事实上都存在着“连续谱”的真实世界[9]。理想化的二元对立分析框架无法解释和说明历史文化遗产在发生现代转型时存在的“传统-现代连续谱”现象。新古典的“结构-功能论”认为，历史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型并非是要将它们与原来的传统社会一刀两断，让它们拥有的各种特征(如风俗习惯、观念意识等)不断地解体和消亡，完全为现代文明所同化；历史文化遗产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不是截然对立的，两者既是互补的，也是递进的关系。
2.探索一条内源性的可持续发展路子。显然，砗磲不是潭门发展的内源性资源。那么，潭门应该靠什么样的内源性资源呢？作为一座千年渔港小镇，人们来到这个海边渔港小镇看得见和摸得着的不应该只是海洋工艺品，而应该是历史悠久的充满“渔味”的海洋文化。潭门最大的品牌是当地居民根植于海洋的耕海牧渔文化。未来潭门的旅游应该更具历史文化内涵，能够让广大游客更为深切地体验到传统渔家的深厚历史和多彩文化。
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2016年被列入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之一。早在宋元年间，潭门渔民就来到南海(包括黄岩岛)讨生活。他们是世界历史上唯一在南海连续开发渔业的特有群体(1)潭门渔民已将黄岩岛视为“祖宗地”，是他们世代讨生活的地方。保卫南海诸岛不仅是潭门渔民的荣耀，也是他们的传统。。据不完全统计，1989至2010年，周边国家在南沙海域袭击、抓扣、抢劫、枪杀中国渔船渔民事件近400宗，其中大多数的主角都是潭门渔民。2013年4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潭门镇，走上“琼海09045号”渔船与渔民亲切交谈，寄渔民以“造大船、闯大海、捕大鱼”的深深嘱托。
潭门拥有龙湾港和中心渔港两个港口，其中，潭门中心渔港2004年被国家农业部定为一级渔港，2006年中央和地方投资5000万元扩建成能停泊1000艘渔船的国家中心港口。渔港码头老渡口不仅让人领略到渡口的历史悠久，而且体会到浓浓古老渔镇风情。潭门蕴藏着深厚的海洋文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海航道更路经”(4)“南海航道更路经”，又称“更路经”、“更路簿”、“更路传”等，2008年6月14日，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个南海文化重要遗存的保护单位是海南文昌、琼海两市文化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祭兄弟公出海仪式”(5) “祭兄弟公出海仪式”是祭拜“108兄弟公”的出海仪式，俗称“做福”， 2010年被列入海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渔民祭祀“108兄弟公”活动可分为三种模式：远航启程前的祭祀通俗叫“做福”；远航归来后的祭祀通俗叫“洗咸”；逢年过节和航船到达某新海域时的一般拜祭通称“做兄弟公”。这三者的祭祀过程大同小异，都是以肉、饭、酒贡祭，然后焚纸钱和燃炮竹等。其中，最为重要和隆重的就是“做福”或“祭兄弟公出海仪式”。和“鲤鱼灯闹春”(6)又称为“鲤鱼灯游村”或“游鲤鱼灯”。每年春节期间的初三至元宵，潭门镇各渔村自发组织的鲤鱼灯队便走村串户，进行“鲤鱼灯闹春”表演。游鲤鱼灯者全部必须是清一色的男子，这是古老传统习俗的沿袭。正月十六，各鲤鱼灯队都要销鱼，把所有的鲤鱼灯全部烧毁。等海洋文化的发祥地。来客可以到坐落于潭门镇的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里观赏海捞瓷、“南海航道更路经”等文化遗存，其中，潭门镇渔民所捐赠的832件文物，最久远的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历史最短的也有100多年。
停止砗磲产业之时，潭门开始举办赶海(7)居住在海边的人们，根据潮涨潮落的规律，赶在潮落的时机，到海岸的滩涂和礁石上打捞或采集海产品，俗称“赶海”。节，以此充分挖掘当地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遗产，发展海洋文化旅游产业。从2015至2018年，已连续举办了四届“潭门赶海节”，第二至第四届到场人数每届都约有18-20万人。每届大致有六七个主题活动，如传统民间祭海仪式、渔民技能竞技比赛、赶海寻宝大赛、潭门海鲜盛宴、赶海随手拍大赛、良品集市、渔港之夜文艺晚会等。自古以来，潭门渔民就有开捕祭海的民俗，祭海仪式已有600多年历史。潭门赶海节上的“传统民间祭海仪式”，包括拜祭龙王和海神娘娘、祭斗海盗战风浪的“108兄弟公”、祭船等古老神秘的渔家典礼。这些丰富多彩的传统祭海仪式活动，吸引了众多当地民众参与和外来游客的观看。赶海节上的“海上生产技能大赛”(又称为“渔民奥运会”)，展示的是定点撒网、串贝壳、织渔网、夹海螺等极具渔家特色的手工技艺和运动，是潭门赶海节最展现渔家传统文化的活动之一，每年都能吸引很多当地渔民和外来游客参与其中。
潭门镇在海洋文化旅游业上的竞争优势，并不是一开始就以完整的面貌出现，而是走过了一段因砗磲而兴、因砗磲而衰的弯路。潭门镇放弃砗磲产业之后，开始探索以海洋文化为主的旅游产业发展道路。
历史文化遗产只有通过活态传承，才能够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来看，一方面，通过活态传承，使得历史文化遗产能够在市场经济中存在和发展，获得经济效益，从而调动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并吸引更多的人才参与有关文化遗产项目的学习与传承。另一方面，通过活态传承，让与历史文化遗产有关的产品走进千家万户，扎根于民间，成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笔者曾于2013和2014年两度到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就苗族民族文化变迁进行调查，发现当地苗族的银饰、刺绣、斗牛等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变化，银饰、刺绣等已经不再是原来家庭自用品，斗牛已经不再是村民自娱自乐的玩乐方式。相应地，其所处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转变，银饰、刺绣分别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产业和两条不同的供产销价值链体系；斗牛不但产生了一个斗牛节，而且形成了一个斗牛表演产业。[10]如此看来，历史文化遗产的功能转变和结构转型，有利于其自身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利于其构建内源型造血功能，有利于促进当地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系统。
要使潭门镇的海洋文化旅游产业不停滞在萌芽期，还应充分利用各种关键的生产要素，进行垂直或水平的产业扩散(如海边民宿和酒店、海味餐饮、海洋食品、海上游乐等行业)，引导产业向更高层次的形态发展。潭门镇正在逐渐走出主要依赖生产要素的阶段，逐步走向投资导向阶段。潭门镇的发展目标不应只是成为海南省的知名旅游小镇，更应该发展成为全国知名的独具海洋文化特色的小镇。
以下的定理将说明,我们可以借助剩余格L=([0,1],→,⊗)上的度量ρ的性质来确定度量空间(F(X),H)的完备性。下文中如无特别说明,ρ(a,b)=1-(a→b)∧(b→a)。
三、讨论和总结：历史文化遗产和内源型发展
1.如何看待历史文化遗产的变与不变。 尽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7年初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但是，在具体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项目时，还是存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问题。最为明显的现实难题是，对一个地方历史文化遗产的变与不变，地方政府官员、商家、学者和当地民众经常出现两种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好好地保持住当地历史文化遗产的原貌，不要进行任何的商业开发和利用；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大规模地把当地历史文化遗产利用起来，进行商业和旅游的开发。在后一种意见中又存在着对历史文化遗产开发的深度和广度、利用的具体内容和形式等有不同的观点。之所以存在这些不同的看法，一方面是由于不同的人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经济社会转型条件下历史文化遗产的结构转型和功能转变，还没有形成一套比较合适的解释性理论或一种与时俱进的学说。
关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一直以来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很多持学者通常都赞成保留历史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不赞成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商业开发和利用，他们希望历史文化遗产不发生任何变化，永远保持着“以前的”样貌。实际上，他们依然承袭着马氏于70多年前提出的“文化功能论”。这种古典的“文化功能论”只解释了特定的文化遗产在在传统社会中所具有的特定功能，既没有讲清楚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功能性变化和结构性转型，也无法说明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发生变化的原因。比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式方面，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立法保护等是被人们广泛应用和认可的四种方式。但是，面对21世纪经济社会文化的快速发展，我们如何应对和解释清楚现代社会转型条件下传统文化遗产的结构转型和功能转变？为此，笔者尝试着去创建一种新古典的“结构-功能论”。
与很多民俗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在面对历史文化遗产时总是试图还原或者保留历史文化遗产的原貌的治学态度不同，笔者更关注的是历史文化遗产的变化和发展[8]。笔者将上述李氏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学说与“内源型发展”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相结合，推导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由于经济社会结构处于转型之中，历史文化遗产在特色小镇建设中不仅可以表现出新的功能，而且可以形成新的结构，由此更可以形成一定的竞争优势，推动资源配置和促进小镇内源型发展。这个分析框架是对马氏的“文化功能论”、费氏的“文化开发利用观”的发展，可以称之为新古典“结构-功能论”。下面，笔者主要结合一个海南特色小镇案例进行分析。
砗磲工艺品的不可持续性，是潭门镇由盛而衰的主要原因。参照竞争优势理论，笔者认识到特色小镇竞争优势的持续力取决于三个重要条件：第一个是特殊资源的优势，比如具有某种差异性的产品或服务，是比较稳固牢靠的竞争优势；第二个是竞争优势的种类与数量越多越好；第三个是最重要的一项，是一种持续的改善和自我提升[7]46-48。潭门镇本来拥有一定的特殊资源的优势，因为当地渔民经常去南海捕捞，获得很多砗磲，回来进行加工和销售，使砗磲产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地发展起来了。但是，砗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红色名录，属于易危物种(VU)，即很快成为濒危物种的生物，在中国，它也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目前，活体砗磲买卖都是违法的。如此看来，砗磲并非是一种取之不尽的特殊资源。从2015年9月潭门开始禁止砗磲的捕捞，到2017年1月1日海南省全面禁止出售、购买、利用砗磲及其制品，从源头上、从产业发展基础上彻底把砗磲产业给封杀了。可见，潭门镇依托某种稀缺海洋资源所建立起来的砗磲产业不仅难以为继，更谈不上持续改善和自我提升了。所以，潭门镇的特色小镇建设不能完全是资源型的，应该深入挖掘当地的历史文化遗产，走出一条可持续的内源型发展路子。
2.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与特色小镇内源型发展的关系。特色小镇建设作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一种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其本质是对发展路径的一种探索。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为何和如何成为特色小镇建设的内源性因素，一方面，我们需要运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内源型发展”理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发展下的定义为“发展就是转化成为文化的科学(技术、经济、环境等等，总之是人类的一切活动)”，是“以人为中心的内源发展”，强调了文化因素的重要性[6]17。从内源型发展角度看，社会-文化因素被认为既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发展的最终结果。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使用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的竞争优势理论。对特色小镇的发展而言，历史文化遗产不仅是基于当地的内源性独特资源，而且是有利于当地形成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的关键要素[7]31。
近些年，在特色小镇的发展模式上，有些地方干部认为，“老房旧俗”是当下发展特色小镇道路上的沉重包袱，要更新，就要“破旧立新”，就要放开手脚大干，因此，他们主张将老宅破屋全部拆光，然后在平地上盖新的楼房。这样，工程上马快，建设速度快，很容易做。但是，这样一来把小镇原来的历史文化遗存、原有风貌和地方文化特征等，全都一扫而光了，也就是把小镇的历史文脉都给割断了。
历史文化资源的积累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一定的物化形式与现实载体。面对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需要把物质文化遗产之“形”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神”融会贯通起来，需要对传统的“形”与现代的“神”进行重新组合加工。我国不同地区的特色小镇有着各自不同的乡土历史文化遗产，必须深入挖掘当地的文化价值，融入生态文化、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等元素，形成特色文化品牌方可实现可持续发展。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是特色小镇的宝贵财富，可以成为推动特色小镇发展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是特色小镇的内源性新动能。
比如潭门镇的经济已从原来的纯渔业发展成为了渔业+旅游业，有些历史文化遗产已经不适应当今的经济社会环境。以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的观点来分析，在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条件下，人们的风俗习惯、行为方式、宗教信仰等历史文化遗产不但发生了功能性变化，而且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潭门镇的祭海仪式、民间渔业技艺的功能在经济社会转型条件下已经发生了变化，两者都已经从一种渔业生产方式变成了海边休闲观光的一种表演方式。由于功能转变，它所处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已经从海洋渔业转变成了海边旅游业。今天，潭门镇对祭海仪式、民间渔业技艺等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活态传承，不是为了强行保存已经过时的传统技艺或风俗习惯，而是尊重当地人民祖先的创造，尊重当地的历史文化，让这些历史文化遗产活在当下，并从中寻找创新的灵感与持续发展的力量。
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的角度来看，潭门镇的古老港口、几公里长的海滩、渔家建筑、祭海仪式、民间渔业技艺、海味饮食、传统习俗等，不但是这个古镇的历史文化资源，而且是这个渔镇的历史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潭门镇发展的现实生产力，因为渔洋历史文化资源作为当地内源性的生产要素，经过一番开发、重组、创新等，集中展示于赶海节期间，赋予了时代性、现实存在感，展现在游客面前。潭门镇在进行海洋文化旅游开发中，除了开发海洋自然风光之外，还注重挖掘当地海洋历史文化遗产，关注到了当地人的民间信仰和历史文化认同问题，即充分调动当地渔民的参与意识，发挥他们的主人翁作用，把旅游业与当地渔家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
2.如何看待发展的外源型和内源型。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有过发展的“外源型”和“内源型”争论。最典型的是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计划(1960-1970)，由于采取“外源型”发展模式，试图让亚、非和拉美的大部分地区复制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结果都没成功。这种“发展模式”的本质不是完全内生和自发的，而是对发达国家已有模式的“复制”。[11]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到20世纪90年代，内源型发展模式逐渐成为了联合国所重视和鼓励的一种新发展观。内源型发展指的是，“每个社会都应该根据本身的文化特征，根据本身的思想和行为结构，找出自己的发展类型和方式。”[6]2内源型发展战略否定了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唯一性，否定了只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文化发展的模式。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到第40个年头，我国的小城镇发展已经从追求数量型增长进入到谋求质量的新时代。在全国各地的调查中，笔者发现有不少特色小镇的发展都在走同质化道路。这是不好的现象。一个小城镇要发展成为特色小镇，最为重要的是要界定清楚自身的特色，如果没有认识到自身的独到之处，就很难认识到自身的独特优势，也就很难发展自身的竞争优势。走差异化发展之路，正是各个特色小镇提升自身的竞争力、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从内源性发展角度看，文化因素被认为既是特色小镇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是特色小镇发展的最终结果。各种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各种文化遗产不单是各个特色小镇内源性的生产要素，而且是各个特色小镇独特的文化资本。比如就地取材，是潭门镇海洋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第一把利器。潭门镇保存着比较完整的渔洋原生态文化这个独特的生产要素，为其在海洋文化旅游市场上提供了基本的竞争优势，由此形成了祭海仪式、海味餐饮、渔家民居民宿等旅游产业集群的内源型发展动能。推而广之，在一些刚刚兴起的特色小镇，产业的形成往往靠当地的初级生产要素(如当地的生态文化)。每一个关键的生产要素不仅决定能否催生一个有竞争力的产业，而且关系到其他各项关键要素是否可以发挥作用或能否被创造。充分挖掘、保护与利用历史文化遗产是特色小镇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之一。特色小镇可以以当地的历史文化遗产为内源性竞争优势，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
如果没有历史文化遗产的滋养，没有情感的带动，基于乡土的小城镇作为资源、资本、人才匮乏的地方，很难具备吸引力，很难吸引产业的进驻。所以，必须要紧扣历史文化遗产，推动特色小镇建设。费孝通曾指出：“强调传统力量与新的力量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既不是从西方社会直接转渡的过程，也不仅是传统的平衡受到干扰而已。”[12]我们需要进一步挖掘、利用和提升特色小镇各个方面的历史文化遗产，融汇古今，使小镇成百上千年积淀下来具有地方特色的内源性“静态”历史文化遗产，转变成为与小镇现代化进程有机嫁接起来的“活态遗产”和“动态遗产”，成为小镇新的经济增长点。
3.以历史文化遗产为内源性竞争优势，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特色小镇。进入21世纪以来，当城镇可利用土地资源濒临枯竭之时，各地政府不得不把历史文化遗产视作一块有待挖掘和开发的宝藏。特色小镇之“源泉”来自乡村优秀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遗产是乡土小镇自身拥有的天然优势，这些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小镇持续不断的脉络和灵魂，是小镇实现内源型发展的推动力量。可以基于本土的历史文化遗产开发出各种相关的产业，让那些即将消失的乡土传统文化遗产得以保存、再现和发展。
之前，如果公司能够及时与当地员工进行沟通，了解他们的思想状态和想法，有针对性地疏导，及时宣传公司政策，可能会避免该事件的发生。
毫无疑问，历史文化遗产不但是特色小镇雄厚的发展资产，也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和文化资产。比如在潭门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当地渔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遗产，历史文化遗产不单是潭门镇内源性的生产要素，而且是潭门镇独特的文化资本。由于主要以渔家历史文化遗产这个关键要素为基础，潭门镇才逐渐形成了目前的旅游产业规模和影响力。潭门镇正在以当地的海洋历史文化遗产为内源性竞争优势，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海边旅游特色小镇。因此，挖掘、保护与利用历史文化遗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提升特色小镇的资产价值和持久的内源性发展活力。中国特色小镇的进程只有让历史文化和传统特质“源远流长”，才是特色小镇的内源性可持续发展之道。
我们不但要探讨历史文化遗产在特色小镇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要提倡将学者“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与政府“自上而下”的工作视角两者相结合，在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注意挖掘、保护和开发历史文化遗产，并将其作为激活小城镇经济活力的新动能。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来看，在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传承、开发和利用的关键是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富有生命力的文化要素和具有活力的文化生长点。比如潭门镇的特色小镇建设中，历史文化遗产在经济社会转型条件下不仅可以表现出新的经济功能，而且可以形成新的经济结构，由此，作为内源性的关键要素，潭门镇的历史文化遗产不但可以形成与其他特色小镇不同的竞争优势，而且影响当地旅游业的资源配置和促进小镇的可持续发展。在传承、开发和利用历史文化遗产当中，既要延续过去，又要使过去的文化在现实场景中呈现出来，使之真正成为具有竞争优势的内源性要素，并有利于特色小镇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笔者希望，各个地方政府在打造特色小镇时不能追求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而应该注重发展的质量。在打造特色小镇时必须要做的最为重要的事是：综合评估自身在物质性历史文化景观、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自然风光等各方面的长处和短处，做好自身的特色定位，走差异化发展道路。一座有发展前途的特色小镇，不但清楚自身的竞争优势，而且可以获得可持续的内源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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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9)06-0044-06
收稿日期：2019-02-25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专题项目“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战略研究”(2017YCXZD007)；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人类学视野下的‘传统-现代’转型”(2019MZSCX002)。
作者简介：李宇军，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城乡发展、生态环境。张继焦，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社会学、人类学。
(责任编辑 程 苹)
标签：文化遗产论文; 小镇论文; 历史论文; 特色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民族学论文; 民族社会形态论文; 社会制度论文;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专题项目“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战略研究”(2017YCXZD007)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人类学视野下的‘传统-现代’转型”(2019MZSCX002)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