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凡:五四时期社团活动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影响论文

曹凡:五四时期社团活动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影响论文

[摘 要]五四时期,我国快速地、大规模地出现了一大批社团,并开展了一系列的社团活动。在社团活动中,马克思主义得到了传播。从传播的速度、广度、深度和效度来看,五四时期的社团活动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助推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关键词]五四时期;社团活动;马克思主义;助推器

五四时期,一大批社团在我国快速地、大规模地出现,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布全国,并开展了一系列的社团活动。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这一重要时间节点研究五四时期的社团活动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影响,不仅对我们重新回顾和梳理历史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新时代高校开展社团活动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五四时期社团的主要活动

五四时期的社团有马克思主义社团和非马克思主义社团,他们都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尽管他们在思想和信仰上各有不同,但是不管什么类型的社团,都主要开展了以下活动。

(一)宣传性活动

宣传性活动是五四时期各个社团开展的首要的和最主要的活动。因为五四时期的社团都有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的需求,他们要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宣传和解释。而在电子通讯不发达的时代,杂志期刊的出版就成为思想宣传的最佳方式,刊物是思想宣传的主要阵地。因此出版刊物就成为五四时期各个社团开展宣传性活动最主要的方式。在当时,几乎每一个社团都出版了自己的刊物,以此来传播自己的思想。据粗略统计,各种刊物约有四百余种。①王桧林:《中国现代史》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页。比如新民学会的《湘江论坛》、少年中国学会的《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有一些社团的名称与他们出版的刊物的名称相同。比如国民社和《国民》杂志、觉悟社和《觉悟》杂志、新潮社和《新潮》杂志等。社团成员可以在这些刊物发表专业性的文章,进行时事的评论,表达社团的主要思想。

讲演也是宣传性活动的主要方式。为了进行思想的宣传,扩大宣传的范围和受众,很多社团都开展了讲演活动。其中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就是讲演活动开展非常成功的社团之一。他们不仅在学校给学生进行讲演,而且组织社员走出学校,走进街头巷尾,走进农村和工矿,对普通老百姓进行讲解和演说,“内容包括民主自治、破除迷信、普及科学知识等。”②曲广华:《论五四时期社团繁荣的历史作用》,《黑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张允侯等:《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89页。这样宣传对象就从学生拓展到广大群众。讲演最大的优势就是能以更通俗易懂的语言让更多的普通老百姓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宣传面更加广泛。在讲演中,不仅思想得到了传播,学生也提升了自身能力和素质,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

目前的数据也已清楚表明了风险:由于韩元汇率上升,首尔和东京的政治紧张局势升温,日本游客数量下降,导致首尔酒店的入住率同比下降7个百分点。而市场客房数量的激增和15年的流感爆发导致的游客数减少打破了一直以来的欣欣向荣局面,酒店业入住率和平均房价均出现大幅下降。2017年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和“萨德”问题引发的中韩关系转冷,均加剧了韩国酒店市场的下滑态势。

近代以来,列强的长期侵略和压迫使得中国人的爱国热情与日俱增。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更是如此,他们希望以自己的方式改变当时的社会现状。因此,很多青年学生加入社团都是带着满腔爱国热血,而很多社团的开创也都是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实现爱国的政治抱负。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爱国性质的革命活动就成为五四时期社团所特有的活动。

(二)学术性活动

青年学生是五四时期的社团的主体,而学生的本职仍是学习。加之社团的创办人往往都是高校的学者或者知识分子,所以各个社团都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学术性活动。

首先就是进行学术研究和讨论。新民学会就是一个非常重视学术研究的社团,定期组织社团成员对某一主题进行研究讨论或者对时事进行评论。《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当中写道:“陈启民主张规定一个计划,在本年内研究几个主义,完期得到结果。毛润之主张暂作半年预算,研究五六个主义。何书衡君主张每月聚会一次,研究有得的可来谈,其余的可来听。”②此类社团活动类似于学术沙龙,主题鲜明,开放自由。成员们在学术研究和讨论中交流心得、相互学习、共同成长。

同时社团会邀请学界“大咖”作讲学。觉悟社“二十一号李大钊先生来天津,就由交际委员请到本社谈话。二十六号下午,本社请刘半农先生同社员谈白话诗。十一月一号有北大教授钱玄同先生同本社社员谈话,研究白话文。八号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先生来社谈日本新村的精神”。③张允侯等:《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09页。少年学会“经常邀请《新青年》杂志的撰稿者们以及某些社会知名人士如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王光祈等人到附中讲演”。④张允候:《五四时期的兄弟社团——少年学会和青年学会》,《史学月刊》1965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定期“约请当时学者如李大钊、高一涵、陈启修等就马克思列宁主义或国际工人运动作学术报告”。⑤张允侯等:《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95页。学术性活动使青年学生在理论方面有较高的获得感,更加深刻透彻的理解各种思想和主义,在学识上有进一步的提高。

(三)革命性活动

除此之外,创办书社、公开辩论、在重要纪念日举办纪念会等都是五四时期社团开展的重要宣传性活动。朱务善在《回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曾写道: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在沙滩大楼一个大教室里,开了一次为期两天的大辩论会,辩论的题目是‘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分赞成与反对两派辩论,邀请李大钊同志作为辩论会的评判员。参加这次辩论会的人都是北京各大学及专门学校的学生和教员,听众很多,连座位都没有了,很多人还拥挤在教室外面听”。①张允侯等:《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95页。他们还在马克思诞辰纪念日、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牺牲纪念日等重要的纪念日召开大型演讲,以此来宣传马克思主义。

由于社团的思想理念和政治主张不同,在社团活动中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前提是社团成员首先要对参与争论的各种思想有一定的了解,马克思主义作为争论的主要对象,就被很多青年学生所研究。社团活动中的思想交锋是一个去伪存真、大浪淘沙的过程。通过社团活动中社员的争论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科学性,从逐渐向马克思主义靠拢到最后转向马克思主义,比如何孟雄、李维汉等。尽管很多非马克思主义社团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在社团活动中无意间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一定的传播。

1948年,在一艘横渡大西洋的船上,有一位父亲带着他的小女儿,去和在美国的妻子会合。一天早上,父亲正在舱里用腰刀削苹果,船却突然剧烈地摇晃起来,父亲不慎摔倒时,刀子扎在他胸口上,人全身都在颤,嘴唇瞬间乌青。六岁的女儿被父亲瞬间的变化吓坏了,尖叫着扑过来想要扶他,父亲却微笑着推开女儿的手:“没事,只是摔了一跤。”然后轻轻地拾起刀子,很慢很慢地爬起来,不引人注意地用大拇指揩去了刀锋上的血迹。以后三天,父亲照常每晚为女儿唱摇篮曲,清晨替她系好美丽的蝴蝶结,带她去看大海的蔚蓝,仿佛一切如常。而小女儿却没有注意到父亲每一分钟都比上一分钟更衰弱、苍白,他远眺海平线的眼光是那么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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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新民学会在湖南开展了“驱张运动”。“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李思安、张怀、陈绍休、罗宗翰等联合湖南在京各界,组织了旅京湖南各界委员会作驱张机关。”①杜秀:《五四时期青年社团的楷模——新民学会》,《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新民学会成员毛泽东等人组织领导湖南群众驱逐军阀张敬尧,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觉悟社于1920年在周恩来的带领下,组织了学生抵制日货的游行示威,“为反对军阀政府三次赴京请愿,并不惜入狱坐牢。”②曲广华:《论五四时期社团繁荣的历史作用》,《黑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很多社团都在各地组织反对地方军阀的爱国主义革命性活动。

(四)社会性活动

韩国小额诉讼程序属于民事诉讼法的特别规定,它有小额诉讼和简易程序的双重特点。尽管韩国的小额诉讼立法中也作出了与英美法国家一样或者类似的特别规定,体现了小额诉讼的非正式性,但综合而言,韩国的小额诉讼程序仍属于速裁型的正式程序。因为,这一程序承载着韩国民事诉讼70%以上的案件,不可能以非正式程序为特质;其次,韩国小额诉讼案件允许上诉,还允许有条件地提起上告和再抗告,与一般小额诉讼不允许上诉或者限制上诉有显著区别;再次,韩国小额诉讼中的“履行劝告决定”制度是小额诉讼的特例,具有类似于“督促程序”的非讼性,使小额程序的内涵和外延得以扩展,使它与其他大陆法国家的小额程序相区别。

五四时期的很多社团都十分注重学生与社会的衔接,于是组织了一系列的社会性活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实地调研、勤工俭学和组织工读互助团。毛泽东年轻时曾组织新民学会的社员到湖南地区进行实地调研,到农村、厂矿等社会最前线,对所学理论进行实践的检验。而新民学会当中另外一些成员则在蔡和森的组织下到法国勤工俭学。虽然远在国外,但他们同样参加了社会实践,在工厂中锻炼的同时,也直接了解了西方的实际情况。

1919年3月,王光祈在新村主义的指导下,通过募集资金,组织了北京工读互助团。社团成员在学习的同时,以织手巾、装订书等和贩卖书报自谋生计。这种社团活动使青年学生早早就离开了家庭和学校而进入社会,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实现了学习和工作的有效统一,开始一个新的社会生活。除北京工读互助团之外,上海工读互助团、武昌工学互助团、中大工读互助团、沪滨工读互助团等类似的社团都开展了此类工读互助的活动。尽管空想性使工读互助团最终破产,但是社会性的活动能使社团成员进入社会接受历练,尽快适应社会,自立自强。

二、五四时期社团活动中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原因

(一)社团活动中思想活跃

从五四时期的整体环境来讲,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最为重要的意义就在于突破了长期以来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民主和科学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了一个思想相对自由的氛围,各种思想有了自由传播的环境,各种信仰有了敢于追求的空间。很多的西方思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入中国,并被许多知识分子所接受。马克思主义就作为其中一种新的西方思潮传入并逐渐被传播开来。

在思想自由的背景下,社团活动使思想变得更加活跃。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把各种西方思潮作为创办社团的指导思想,并通过社团活动来公开传播这些思想。社团活动作为平台,承载着各种思想,反映了不同社团不同的政治主张,给知识分子一个表达自我、大显身手的舞台。青年学生在社团活动中通过各种方式对西方思想进行学习、研究、宣传,使各种西方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在学生组织、参与社团活动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就已经潜移默化的进行了传播。正是由于五四时期思想的自由,才有了当时的社团林立,而社团活动的繁荣也进一步促进了思想的活跃。社团活动中思想活跃的氛围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首要前提条件。

(二)社团活动中争论激烈

思想的活跃必然伴随着思想的争论。五四时期,“爱国”是当时的先进分子共同探讨的主题。围绕着这一主题,为了寻找国家的出路,知识分子把救国救民的道路寄希望于西方的各种思想,不同的社团有着自己坚持的理念和信奉的主张。合作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思想在五四时期竞相传播。但不论是哪一种思想,各个社团和青年知识分子都是希望其可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走向胜利,所以他们会在这些思想中选择一个最符合中国国情,能够帮助中国摆脱贫穷和落后的方案。

食品质量问题已成为当前社会人们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可以说食品的质量安全直接影响到了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因此,应当高度重视食品质量检验的工作效率以及准确性。严格监控食品检验的样品采集、仪器维护以及数据检验等各个环节,通过高效的控制措施优化检验过程,从而保证食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保护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

(三)社团活动中人才辈出

思想的传播需要有一批积极的传播者。五四时期,高校大学生本身就是国家的优秀人才,而能够组织和参与社团活动的都是人才中思想活跃的积极分子。他们当中大多都积极组织和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一部分成为早期共产党人。很多人一开始并非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参与社团活动的过程中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比如黄日葵、高君宇、邓中夏等人。他们通过参加社团活动,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锻炼。宣传性活动使他们经验更加丰富,学术性活动使他们理论更加扎实,革命性活动使他们信仰更加坚定,社会性活动使他们群众基础更加牢固。

五四时期,社团的革命性活动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社团为代表。五四运动爆发后,各个社团的革命性活动达到高潮,他们纷纷加入到五四爱国运动的热潮中,组织社团成员举行罢课、游行示威、请愿,参加自治运动,甚至直接参加和领导革命活动,积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革命行动。

五四时期社团活动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先行者。他们以参加社团活动的形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积极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五四时期各社团作为一种组织,往往都有自己的规章制度。他们开展的活动不仅非常丰富,而且都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进行。以组织的名义发动宣传,以一些有意义的活动方式为传播媒介,分工有序的开展各类宣传活动,宣传的影响力比起个人而言要大大增加,宣传的效率也会迅速的提升,能够快速的让更多的人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由于参加社团活动,当时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人从一开始极个别少数很快发展为一批人。

三、五四时期社团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助推器

伴随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以及中国的无产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已经是历史的必然。而五四时期的社团活动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一)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速度

对照组:以单独GP方案进行治疗:第1、8天静脉滴注吉西他滨1 000 mg/m2,第2~5天静脉滴注顺铂20 mg/m2,21 d为1个周期,第3个周期化疗前进行疗效评定和指标测定。观察组:在GP方案的基础上,口服沙利度胺200 mg/d,1次/天,连续服用2个月。

社团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学生是整个社会最积极、思想最活跃的群体,他们为身处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高声疾呼,积极探寻救国救民的出路。通过参加社团活动,更加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解放了长期被束缚的思想,新观念、新主张有了表达的平台。当他们发现马克思主义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时,他们就迫不及待的学习这种新思想,并在社团活动中相互讨论,竞相传播。再加上青年学生在社团活动中成长比较快,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掌握了一定的传播技巧和手段,各种能力得到提升,比如组织领导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应急应变能力等。这使他们进行思想的宣传比其他人群更加快速更加有效。他们通过游学、调研、讲演,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很快就把马克思主义带到了村庄和厂房。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广度

五四时期的社团遍及全国,分布非常广泛。社团的发展和社团活动的开展已经不仅仅是在北京或上海某一座城市,而成为一个遍布全国的现象。比如天津有觉悟社,陕西有共进社,江西有改造社,湖北有互助社,湖南有新民学会,浙江有永嘉新学会等。在五四运动的旗帜下,各地社团纷纷联合起来。“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受过五四运动深刻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48—49页。全国各地的社团创办期刊,组织讲演和公开辩论,不仅宣传了西方新思想,而且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媒介。这些社团活动使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宣传。

不仅如此,五四时期社团活动形式多样,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社团,十分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开展了很多参加社会实践的活动。通过这些社会活动使马克思主义走出校园,走入社会,把马克思主义带到老百姓的视野当中,使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例如,记叙文写作教学过程中,两个平行班同样学习复杂记叙文,其中一个班为理科较强的班,接受能力强,文学感受力差;另一个班各科成绩均较差,但学习兴趣浓厚。于是我们设计了不同的教学环节。接受能力强的班从小说阅读中汲取记叙文写作知识,仿写、改写经典短篇小说,在阅读和仿写过程中自主领悟记叙文情节安排、人物塑造、环境描写的方法。另一个班从写观察日记练起,规定学生观察生活的方方面面,完成记叙文写作技巧的单元训练,然后在教师指导下完成复杂记叙文的构思和成文训练。

社团活动从学校走入社会的过程中,社员首先要想方设法把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工人和农民能听得懂的语言和文字,让马克思主义更加通俗易懂。这个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过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在组织社员搜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翻译。北京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组织大家到农村和工厂进行讲演,使马克思主义在广大群众当中更加普及。

(三)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深度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思想,要想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中国人首先要看懂、学会、弄通。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条件。如何以通俗的语言、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把马克思主义表达出来,是五四时期很多马克思主义社团开展活动的任务。社团活动中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

新民学会成员何书衡、易寅村、姜咏洪等人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专门研究俄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经验。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李大钊的组织下,以“亢慕义斋”为基地,搜集、翻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有机会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他们还定期组织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一专题研究、讨论的研讨会,该研讨会“每星期六晚七时开一次,先由会员一人述释该题之内容及其要点,然后付诸讨论。一次讨论不完,下次续之。”①北京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67页。马克思主义社团开展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使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更加科学和深刻,因此当他们再去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不至于那么肤浅,使传播的内容准确、生动,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更加的自觉自信,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了一定的理论深度。

(四)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效度

五四时期社团活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马克思主义传播又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重要原因。因此,从传播的效度来讲,五四时期社团活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夕得到了有效传播,推动了全国各地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促使马克思主义以工人阶级政党的形式在中国得到的确立。由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被推向新的高度,实现了从理论上升到实践的可能,让中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因此,五四时期社团活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不是割裂的,而是有着历史的衔接。

联合国国际老龄问题研究所所长马文·福尔摩萨提醒,养老护理人才职业化,对中国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至关重要。

在理论方面,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而五四时期的社团活动促使马克思主义从校园进入工厂,在工人阶级中得到快速、广泛的传播,工人的觉悟大大提高。早期共产党人组织发动工人阶级建立政党有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很多社团在对俄国革命经验的研究中,逐渐认识到在中国建立政党的重要性,更加坚定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决心。在实践方面,社团的发展和社团活动的开展为政党的建立提供了借鉴,很多在社团活动中的组织和宣传经验被实际运用到政党的创立当中。社团活动还培养了一大批早期共产党人,毛泽东、何书衡、刘仁静、王尽美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都曾经是五四时期社团的成员,都有着丰富的社团活动的经历。在组织和参加社团活动中,他们有了一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懂得如何发动群众,如何宣传理论。在社团逐渐解散之后,他们仍然在全国各地继续传播马克思主义,把原来的社团转变为共产党早期组织,然后进一步发展为全国性的政党。

在五四时期,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社团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社团,他们开展的社团活动在培养人才,解放思想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有着重要的影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助推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发展上升到更高的水平。

[作者简介]曹凡,长治学院思想政治教学研究部助教。

[责任编辑:徐功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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