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工作
摘 要：中国社会转型过程具有自身的规律性和复杂性。本文基于传统-现代变迁理论和后物质主义理论，对当代青年价值观进行深入剖析，指出后发国家青年发展模式和先发国家的青年发展模式不尽相同，当代80后90后青年出生于大变革时代，结构流动和数位化赋予了他们青年期延长、成长轨迹多元、价值观念去标准化的特征。本文以国内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上海地区的青年调查数据库为基础，从八个方面对当代青年价值观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预测。文章认为，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基本发展模式，与来自西方经验研究揭示的价值变迁模式有所差异。青年价值正在发生双重转变，从以物质主义为主的价值观，向生存和幸福价值观并重、传统和理性价值观共存的深度现代化价值转变。
关键词：深度现代化；青年价值；后物质主义；双重转变模型
一、深度现代化阶段的中国青年
1.深度现代化
“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是理论界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主要特点的共同判断。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可以追溯到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1949年以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49—1979年间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而1980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至今已经提出至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详细路线图，这条现代化道路既包含内生性的动力萌芽又有外生性的冲击-反应，曲折往复，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工业化推动的现代化进程截然不同。
对于西方工业社会的发展道路，丹尼尔·贝尔曾说过，“现代化”阶段已经走完，现代化的推动力已经耗竭，我们必须通过后现代化才能重新获得创新的动力。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工业社会发展目标在经历对增长的过度强调后，已经转型为对多元、自由、去人类中心主义等后现代化价值的追求，现代化必然成为需通过后现代化而被解构的概念和价值。但这些反思，是基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在发展矛盾的反思，这种逻辑并不一定适用所有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
国内学者对中国现代化有不同的思考角度，如钱乘旦［1］认为中国至今仍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化”仍然是无数中国人追求的目标；世界近现代史的主题是现代化，现代化发展有“三种模式”，如英、法等国采用的“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德、日等国采用的“统制式”经济发展模式，苏联等采用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并不都适用于中国。何传启［2］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可以区分为一次现代化和二次现代化，第一次现代化指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及其深刻变化，特点是工业化、城市化、福利化、民主化、世俗化等；第二次现代化，是指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过程及其深刻变化，其特点是网络化、全球化、创新化、个性化、生态化、信息化等。边燕杰等［3］提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是和市场化转型混合作用，并影响到都市社会分层。梁玉成［4］则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并非美国社会学家提出的直线模型，而是APC时间因素（时代、世代、年龄）作用下的曲线模型。
从价值观层面来说，结构功能主义者一直主张，发展中国家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主要受内部因素（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制约，其中价值观的转变是社会变革最基本的前提。因此，当代意义的现代化不仅仅是客观世界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精神世界的现代化。韩庆祥等［5］提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分两步，一是物质生活的现代化，二是精神生活的现代化，虽然物质生活的现代化世界各国步伐不一，有快有慢，但精神生活的现代化是全球化的共同趋势。
对后发国家现代化的研究如果简单搬用西方模式常常会陷入理论困境，因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传统、现代、后现代各种各样价值以一种多元统一的方式共存，比如后现代的和谐发展追求与现代化的安全稳定目标，个体发展需求与传统社会的家庭观念共生，等等。所以，难以用简单的线性模式来分析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理想状态是直线，路径最短速度最快，但现实往往不如理想这么“骨感”，要复杂丰满得多。假若把中国的转型路径放在传统-现代、物质-精神二维四分的数轴上来进行分析，就可以借用经济增长的曲线理论来描述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增长或发展并非是线性的，而是呈曲线性的。初期，进步比较缓慢，物质精神领域均较落后；起步期，两个领域并不均衡，物质领域呈现指数型增长，精神领域相对滞后；进入深度现代化阶段，即成熟期后，到达曲线中部，会出现物质增长率放缓、动力缺乏的问题。而这个时候，精神领域的价值更新需求会进一步提升，同时物质追求也并未停滞，在双重动力的共同作用下，最终超越传统，实现现代化的发展“倒S型曲线”。
换而言之，如果把经济增长物质丰富作为早期现代化的成果的话，深度现代化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精神领域和价值成长的现代化成果却急需孵化，观念革命只有在价值领域提速增能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到来。而物质停滞或倒退的结果会导致倒U型发展模式，现代化始终停留于早期阶段，无法在增长的前提下实现新的进步。
2.深度现代化阶段中国青年的三大特征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以该年度为时间基点，处于青年阶段的18～35岁的青年群体，出生年龄组为1980—1999年。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数据推算，该年龄段人数总规模在4亿左右，其中80后2亿，90后1.8亿，超过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和50后、60后、70后相比，80后90后青年是改革开放后成长的一代，也是深度现代化阶段成长起来的一代，拥有和其他世代完全不同的成长环境和成长经历。从群体特征上来说，这一群体最大的独特之处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1）从历史方位来看，他们是“大变革一代”
（2）问卷设计
（2）从结构特征来看，他们是“大流动一代”
80后90后成长的年代里，费孝通先生描摹的传统乡土中国的“宁静”被完全打破，青年一代不再像长辈一样守着传统社会“搬不动的土地”过活，相反，流动成为他们生命历程中最显著的特点。简单来说，青年人的流动可以分为两条路径，一是地域上的流动，二是结构上的流动。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提出人的本性即是以求得快乐为生活目的，强调从心理和生理来解释人的行为。虽然从社会学意义上看，以快乐主义为代表的世俗化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值得肯定的积极趋向，但大众眼中世俗化所代表的功利化和去理想化还是带有负面效应。事实上，青年一代对待现代化的态度和传统观念有所不同。他们既重视效率和速度，也享受快节奏下的慢生活，尤其重视环境和生态的保护。如表3所示，80后90后青年中，95.8%的人认同“快乐生活很重要”，95.3%的青年高度认同“保护环境很重要”，快乐、环保和简单生活等价值观预期超过个人发展，成为幸福价值领域最为重要的三项优先价值。但另一方面，作为思想解放浪潮下成长的一代，他们在个人生活价值上却表现出充分的个体主义特征，对个人发展有着最基础的认同和需求，远远高于中值3分。
自从英格尔哈特用“静悄悄的革命”来形容价值观念革命以后，从“物质主义”价值向“后物质主义”价值的变迁方向似乎已成定论。近10年来，关于“后现代化”“后工业化”“后物质主义”等概念在国内理论界得到充分的讨论和分析，为数不少的学者［12］赞同英氏所提出的“后物质主义”方向，认为中国社会正在或将要发生和西方社会一样的价值观转型，青年人心目中最重要的社会发展目标，将从经济增长转化为个体幸福；他们的个人价值，将从传统价值规范转化为追求自由的自我表达导向；他们的权威价值将从对神权的崇拜和对理性的推崇，转变为打破权威的去权威化倾向。（1）在“现代化”维度上，价值观将从“传统-权威价值观”向“世俗-理性价值观”转变。不再重视家庭价值观、离婚增加，更关注政治、反对权威和政府权力等。（2）“后现代化”维度上，价值观将从“生存价值观”向“幸福价值观”（或后现代价值观）转变，强调环境保护、妇女解放、休闲及朋友，并要求参与政治决策，等等。
结构流动则包括“职业流动”和“阶层流动”。从就业数据来看［10］，青年经济参与程度较高，我国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为37.62岁，总体呈年青化趋势。全国就业人员中，80后90后占到35%，总体就业率维持在70%左右，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青年的从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在第一产业从业的青年占37.2%，第二产业从业的青年占29%，第三产业从业的青年占20.3%，第一产业青年虽然人口仍占多数，但比10年前已有较大下降。第二和第三产业从业的青年人口合计达49.3%，接近半数。此外，体制外就业青年的比例不断增加；跳槽频率增加，职业稳定性下降。职业结构的重心呈现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从体制内向体制外、从稳定职业向临时职业变化的趋势。和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阶层固化的趋势不同，总体而言，中国仍旧是“阶层流动”的社会［11］，教育获得和职业对青年发展是一种强影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限制相对有限。在这个流动开放的社会里，中产阶级的数量和规模正在不断扩大。
F5因子：Ba——钡的单一因子。这个因子对方差的贡献度为7.315%。Ba是矿体前晕的指示元素，表明他在新村矿床中行为的独特性。在矿石中没有观察到Ba的矿物。
当代中国80后90后青年成长的时代造就了他们独特的生命历程，青年期延长、成长轨迹多元、去标准化等特征也深刻影响他们的价值认同。价值作为青年发展最核心的内容，同时也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医师履行告知义务可以口头或书面的方式进行，按照重要性采取不同的告知方式：口头告知方式用于一般门诊，采取书面告知的情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中有相关规定。[8]医务人员的说明义务在不同的医疗阶段可以相应分为三个类型：为了取得患者同意而作出的告知义务、作为诊疗行为的告知义务、有关劝导转诊转院的告知义务[9]。根据对95份判决书的梳理，对具体的告知内容进行总结，主要内容包括：手术内容、手术可能发生的风险及对策、术后存在的风险、替代医疗方案、各种治疗方案的利弊、病情的自然发展后果等。
据CNNIC2018年8月最新数据，全国7.1亿网民中，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20～39岁网民占52.6%，其中90.2%的人使用手机上网。对数位化技术的依赖和熟谙，却使得青年群体的交往面迅速扩大，AI技术、APP平台的不断应用，信息的传播渠道和效果呈几何倍递增，远胜青年人口基数。改革开放40年，大飞机、高铁、地铁、共享单车等，最大限度地缩短了全球地理空间距离，快餐、快递、快报、支付宝、微信，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阅读方式，手机、腾讯、王者荣耀等创造了青年一代全新的娱乐方式和沟通方式。传统社会里需要花上一年半载时间才能完成的任务，现代社会里可能几天就能完成。一方面，后发国家青年对以上这些新技术新生活体验，完全可以做到和先发国家同步；另一方面，当代青年的生命历程以快镜头的方式快速切换，虽然世代的生命周期并未改变，但通过快速压缩和时空同步的方式获得的体验，超越以前任何一代。
1.4 样品预处理 准确称取(1.00±0.05) g样品于25 mL离心管中，加入4.5 mL甲醇，涡旋混匀后，超声5 min，离心5 min，取重复提取1次，合并上清液用甲醇定容至10 mL。取1 mL中提取液，加入125 μL 2.5 mol/L氢氧化钠溶液，于76 ℃温育40 min。冷却后，加入125 μL 2.5 mol/L盐酸。水解液用3 mL水稀释，过Strata-X柱(Strata-X柱活化：1 mL 甲醇，1 mL 30% 甲醇)，再用1 mL 20%甲醇淋洗，用1 mL 0.3% 氨水甲醇洗脱，收集洗脱液。用0.22 μm的有机滤膜过滤，供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分析。
二、研究假设和方法
（3）从技术载体来看，他们是“数位化一代”
从图9中可以看出，n相 同的情况下，σ随着的增大近似呈线性增长。n 分别为3、4、6、8时，-=55W/cm2时的最大热应力分别为=5W/cm2时最大热应力的5.72倍、5.66倍、5.52倍和5.51倍，分别增大了0.331、0.291、0.251和0.23Gpa。即当热流密度增大11倍时，各热沉的最大热应力增大5.5倍以上，增大显著。
1.研究假设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建议分析 ………………………………………………… 王丽燕 林冰姿（6/06）
另一方面，反向的证据也在不断增加。包括英氏自己也承认，从历次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来看，“中国是个特殊情况，绝对是物质主义占主体”［13］。WVS调研数据显示，即使是中国青年群体中，后物质主义价值的比例也只有6.5%，远低于发达国家25%的平均水平。近期国外一篇运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数据的研究也认为，“后物质主义”假设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完全证明，虽然高收入和“后物质主义”倾向有一定相关，但是去权威价值观和收入之间并没有出现正向关联，高阶层高收入群体反而更倾向于传统/威权主义价值观，低收入群体倾向去权威价值观［14］。中国调研的数据很多维度仍旧是沿着物质主义的路线在发展。
本文的核心假设是：前工业社会和工业化社会不一样，后发国家发展模式和先发国家发展模式也不一样。青年是生活在一定时空之中的，受社会背景因素的影响。近40年来，中国社会仍旧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因此其价值观和现代化先发国家相比，会体现出显著的差异，“后物质主义”并不适用于中国青年价值特点的表述，年轻一代与年长一代相比，其价值观倾向既有对物质领域生存价值观的追求，也有对精神层面幸福价值观的追求，既有对安全和发展价值的追求，也有对权威和理性价值的重视。
2.研究方法
通过文献综述、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同时结合政府和机构公开的宏观数据分析、专家座谈调研，围绕青年价值的发展特点进行深入分析和讨论。
（1）研究对象
2012年，中国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以该年度为时间基点，处于青年阶段的18～35岁的青年群体，出生年龄组为1980—1999年。选取居住生活在上海的80后90后青年为研究对象。六普数据显示共计693.47万，既包括户籍青年，也包括因学习、工作、家庭等原因来到上海、常住6个月以上的青年群体。
1.解戒人员社区康复时间长短与操守率之间的关系。为分析社区康复是否对保持操守率存在积极影响，笔者以广州市某强制隔离戒毒所2017年7月至2018年3月期间解戒的221名解戒人员为样本，协同禁毒社工赴解戒人员所在户籍街道，通过现场访谈、电话访问和尿样检测等方式，于2018年5月及2018年9月分两次，对同一批221名解戒人员进行跟踪调查，来了解戒断巩固率情况。
选取上海作为深度现代化阶段青年价值发展的调研样本，基于几点考虑：一是上海是人口导入地区，居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价值发展具有代表性。除沪籍人口外，常住人口中非沪籍人口占到40%以上，非沪籍人口中青年人口占绝大多数，特别是18～35岁青年劳动力比例在全国处于前列，既包括高学历毕业留沪群体和海归青年，也包括大量来自长三角、中西部和华北等农村地区的青年，受“大流动”因素的影响较强。二是上海是国内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价值发展具有先行性。 边燕杰、卢汉龙、谢宇等［15］关于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研究中，认为中国现代化程度从西向东逐步提高，和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较，东南沿海地区始终是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在这里，政策理念、机制体制先行性较强，青年在深度现代化历程中的价值冲突会更早呈现，价值特点更为突出，价值构建更为复杂多元。
80后90后青年，和建国后经济匮乏时代的一代人不同，他们是出生和成长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一代人。这一阶段，国内物质资源实现了从匮乏到丰富的大发展，GDP总量从1980年的全球第13位提高到2018年的全球第2位，占世界GDP总量的15%，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加到9900美元。高速经济增长推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截至2017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4亿人，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71元上升到2017年的25947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22.8倍。随着经济增长质量和速度的提升，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也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一带一路”倡议吸引世界目光，一系列重大全球峰会先后来到中国。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2年的52.2%增长到2018年的超过58.5%，国家创新能力排名从第20位上升到第17位。这些巨大的变革已经对青年人的生命历程产生了最为直接的影响，据六普数据显示，全国20～34岁人口中，大专以上学历人群已经占到36.9%；截至2017年，我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超过13.3年，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水平；育龄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1.4岁提高到2017年的25.7岁［6］；80后90后群体中独生子女数量超过1.2亿，占比26.4%［7］（根据2005年1%抽样数据中“各地区0～30岁独生子女数”和“2005年全国分年龄性别的人口数”推算）。大变革影响下，青年一代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成年期延迟，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未来50年，这些变革还将继续影响他们的学习、工作、生活和家庭。
在参考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进行问卷设计和修订，采纳英格尔哈特的世界价值观量表（WVS）部分项目，修订后使用。问卷正式调研前经过研究者和受访者两轮试测和校正。根据使用对象不同，问卷分为大学生版和社区版，除重合项目外，大学生版的工作和生活价值部分调整为学习生活价值，社区版增加就业预期和就业选择，以及本人收入指标。两版数据输入SPSS合并使用，共计478个编码变量。
第一阶段，采取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在校大学生。按不同专业、年级随机抽取的原则，总共抽取了上海市10所高等院校（包括985高校3所，211高校2所，二本院校1所，民办高校1所，大专与高职院校3所）32个专业12个年级的1884名大学生作为样本。第二阶段，课题组通过分层抽样的办法，抽取了浦东新区等六区25个街镇、50个居村委会作为二级抽样框，并从这50个居村委会中，按照等距抽样的原则，用入户调研的方式，抽取了3212名已经完成学业、参加工作或待业在家的35岁以下青年作为调查样本。同时按配比抽样的方式，在这25个街镇抽样调研了1000份1950—1979年出生组群体作为比较研究的对照组。第三阶段，按六普数据确定大学生样本与职业青年样本权重为40∶60，按此对5154份问卷设置权重变量，构成4177份研究科学抽样样本。
今年以来，由于国家出台惠民的税收政策，使人民享受到税收的红利，加上国家出台诸多支持企业发展的政策，这对扩大内需市场十分有利，使广东大多数木材加工业的产品产量较上年实现增长。
“上海青年调查”数据库（Shanghai Youth Survey，SYS，2015—2016）通过分阶段抽样采集完成。根据青年人口的城乡总体分布情况确定抽样框，抽样比8.59%，抽样误小于2%。
（3）数据采集
（4）样本具体构成
经加权后的数据库结构为：①年龄结构。出生于1980—1989年、1990—1999年的样本比例分别为58.3%和22.7%，共计4177份；作为对照组，抽取出生于1950—1969年和1970年的出生组分别为482位和495位，占加权后总样本的9.3%和9.6%。②性别结构。80后90后群体中，男性青年占43.3%，女性占56.7%。③户籍结构。上海市户籍青年占84.8%，非本地户籍（含外籍）占14.9%。④城乡结构。城市户口占83.5%，农村户口占16.5%。⑤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文化的占6.4%，高中文化程度的占20.0%，大学专科文化程度的占29.3%，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44.3%。
3.研究变量
（1）后物质主义斟别变量
英氏世界价值观调查中专门设计有价值观的斟别项目，即“您自己认为未来10年对社会的发展哪两项价值最重要”，选项分别为：①维持社会稳定；②让人民对政府的重大决策有更多表达意见的机会；③刺激经济增长；④保障言论自由。其中选择①③的为物质主义价值观，②④的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其他组合则为混合价值观。由于1992年和2005年WVS问卷有所不同，新版本新增了一道斟别项目，选项也更多，考虑到问卷长度，本次调研略做简化，设置了开放填写变量，由2名专业人员对调研对象填写的内容进行编码，⑤维持秩序、反腐败，⑥环境保护，⑦和谐、尊重、平等和以人为本。按照英氏的分类标准，两项优先价值均选择单数序号为物质主义价值观，编码为0，两项优先价值均选择偶数序号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编码为2，第一选择和第二选择不一致的为混合价值观，编码为1。
（2）价值观结构变量
同时分别选取世界价值观量表（WVS）中能够体现两大维度价值转型特点的18个测量项目，以6点量表的方式计分，分析价值观的内部结构。
三、新阶段青年群体的价值：以上海为例
从后物质主义和价值观结构变量各项目的统计结果来看，身处中国社会快速变迁中的当代上海青年，在价值建构和认同上，表现出诸多和西方后物质主义理论假设不一致的方面，既具有现代性所赋予的实用价值，也有对更高层面精神追求的积极思考和探索。概括来说，具有以下一些趋势性的特点：
1.以“社会稳定”为优先发展目标是未来10年青年心目中最为重要的价值
在回答“未来10年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是什么”这一问题时，“保持社会稳定”成为大多数（74.9%）青年的首选，远远超过“更多的决策参与权”（13.0%）、“经济增长”（6.2%）、“言论自由”（3.7%）。在美国，2011年第六波世界价值观调研中，年轻人对这一问题的排序是经济增长（63.8%）、决策参与权（27.0%）、社会稳定（19.9%）、言论自由（15.2%）；在俄罗斯（2011），青年的排序依次为经济增长（67.3%）、社会稳定（42.3%）、决策权（17.0%）；在日本（2010），排序依次为经济增长（50.4%）、社会稳定（36.2%）、决策权（22.9%）（见表1）。
表1：18～35岁青年心目中未来10年最重要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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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经历40年经济高速增长后，“稳定压倒一切”的价值，在青年心目中占据越来越重的分量。上海2016年的调研和2011年世界价值观的中国样本比对，优先价值已经发生明显变化，74.9%的青年人认为社会发展第一目标是保持社会稳定。从2011年的刺激经济增长排列在第一位转变为保持社会稳定，说明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新世代中具有越来越强大的社会心理基础。
根据后物质主义斟别变量统计的数据显示，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青年只占6.3%，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青年25%左右的平均水平［16］；持物质主义价值观的青年比例占到33.5%，与非物质主义的反差值达到-27.3。比例最高的混合价值观，即两项优先目标中既选择了物质主义发展目标，又选择了后物质主义发展目标的青年占到60.2%（见表2）。后物质主义假设无法得到支持，混合价值观比例位居第一，支持价值观“双重转型”假设。
赵家祥在《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含义及其关系》这篇文章中，分析并融合了关于马克思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之关系的多种角度的理解，他的观点可以说涵盖了关于马克思自由劳动概念的多种理解路径。分析赵家祥的文章有利于我们对马克思自由王国这个主题进行聚焦，便于澄清马克思的自由劳动概念。赵家祥认为必然王国有两种含义，自由王国也有两种含义。在他看来，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既可以是两个不同的人类实践领域，也可以是不同的两个人类历史时期。
表2：18～35岁青年价值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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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性价值的深度发展是现阶段青年价值最为突出的特点
对现代和后现代两大维度各项价值的分析发现，“双重转型”假设同样存在，两大维度上的价值在青年心目中的认同度均处于较高水平。比如，表3显示，理性价值在青年心中占据重要的分量。他们对法治、科技等理性价值持肯定态度的比例较高，尤其是法治，6点量表中认同度达到5.2分，从频度来看，89.5%的青年认为“治理和建设好国家，应当发挥法治的重要作用”。另外，68.8%的青年认同未来社会应“更多强调科技的发展”，青年对宗教等神权价值保持一定距离，认为宗教很重要或较重要的比例只占38.16%，但对科层社会的理性权威，尤其是法律权威和科技发展表现出高度的认同。
表3：青年对现代-后现代不同价值追求的认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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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注：各项目计分为6点量表，1代表最不认同，6代表最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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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积极参与为核心的政治态度是全球化背景下青年的主体性价值
传统社会公众更关心分配结果的合理性，而不是分配过程的合理性，因而政治参与意愿并不强。随着社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公众的政治参与意愿也逐渐向现代转化，越来越重视分配过程的合理性，公众政治参与意愿不断增强。历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显示，全球范围内，决策参与意愿的比例都在不断提升。调研显示，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参与需求不断增加，实际参与的行为也在不断增加。从表1数据也可以看出，上海青年的决策参与意愿比2011年调查提高3个百分点，高于印度，逼近俄罗斯。46.4%的青年表示自己对政治“感兴趣”或“很感兴趣”，“经常”或“有时”谈论政治问题者占到65.8%，“参加过与周围人讨论政治问题”者有37.6%，虽然实际参与各类社会组织和维权的比例不到7%，但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为青年政治参与提供了一种充分的释放。发帖、转发、点赞、表情包制作等网络数位参与行为，以一种“弱卷入”的形式不断增长。比如“小粉红”（“小粉红”的称呼最早出现于晋江文学城论坛，得名源于该网站配色为粉红色，且女性用户比例非常高。随着用户的增加，该网站论坛中越来越多出现对时政问题的讨论。2008年左右，该网站中以海外留学生或移民为代表的青年群体开始抱团，批驳论坛中一味美化西方、专发我国政府负面信息的内容，后专指“网络爱国青年”）、“自干五”等左翼爱国青年的网络行为，以及IG夺冠以后王思聪吃汉堡表情包的迅速网红，都是青年群体数位参与的表现。
4.讲诚信重规矩是年轻世代看重的个人行为准则和社会价值导向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成长的青年，重视自我增能的个体化价值目标。如财富和成功，越年青的世代倾向度越高，尤其是90后，他们对于自我增能的价值倾向是50后、60后、70后、80后和90后五个世代中最高的。89.9%的90后认同财富的重要性，63.1%的80后、60.8%的90后认同“成功很重要，让别人认识自己的成就”的观念。另一方面，上海青年也具有鲜明的社会导向和他人导向，87.3%的青年认同应该乐于奉献，关心帮助他人，90.6%的青年认为应当遵守社会规范，对于酒驾、逃票、逃税等违反社会公共规范的行为，九成以上的80后90后青年都表示坚决反对，而且越年轻的世代越强调遵从社会规范，越重视“诚信”等价值规范。从社会发展需求来看，这反映了青年人在快速变迁时代对经济发展有序竞争的渴望，也反映了全社会对公平、尊严和公正等精神价值的需求，是物质充裕时代青年人对精神领域的道德追求的反映。
5.对快乐生活的共同向往是青年最重要的幸福生活价值
地域上的流动包括“国内流动”和“国际流动”。首先是“国内流动”。整个轨迹很清晰，表现为从西部往东部，从乡村到城市，从三线城市到一线城市。青年是流动人口的主力军，六普数据显示，全国流动人口为26139万，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占49.8%，比10年前上升17.1个百分点［8］。国内流动原因第一位是务工经商，占50.57%；第二是学习培训，占19.96%。其次是“国际流动”。全球化浪潮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时间和空间距离，促进了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跨国流动更加频繁。教育部2018年发布的数据显示［9］，2018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达66.21万，回国人数达到51.94万；而2000年出国人数为3.90万，回国人数只有0.91万。青年出国潮的方向性改变，表现为海归人数增长比超过出国人数增长比，从出国潮到海归热的“洄流”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
(4)制定教学策略。按照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下至上的原则。先熟悉OPNET模拟环境，能按步骤的完成实验，在完成实验的基础上运用知识进行网络性能的初步分析，最后将知识活学活用，明白产生结果的原因并思考如何改进。
6.就业观念从精英取向过渡为质量取向是青年工作价值的发展趋势
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增长趋势的逐步趋稳，青年人的就业观念已潜移默化地发生了不少变化，工作重要性虽然仍然较高，60.5%的青年认同工作重要性，但就业质量成为目前影响困扰青年发展的重要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大学生的求职心态求稳，精英就业观念转变，对于就业单位有了更为现实的考虑，选择中等收入稳定型的国有事业单位就业比例最高。二是部分青年求职热情不高，观念性障碍是最大的问题，宁愿啃老、“二战”考研，也不愿意从事收入较低或不稳定的工作。三是青年的就业质量不高，比如：专业不对口现象严重、劳动强度与个人爱好不尽如人意、青年跳槽率和辞职率较高等。四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努力奋进”仍然是青年价值的主调，但近年来工作价值的重要性在青年心目中也有所下降，如39.4%的青年预期自己未来生活中将降低工作价值的重要性，家庭、互联网和闲暇时间在青年心中的重要性已经超过工作，12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敬业”在青年人心中的排序位居最后。青年对创业政策的需求大，相关部门的政策性引导和支持已经刻不容缓。
7.婚育家庭等亲密关系领域表现出传统与开放并存的本土化特色
一是在婚恋价值上，即便是在上海这座国际化开放程度最高的城市，“相互尊重和欣赏”“理解和宽容”和彼此“忠贞”依然是青年一代对婚姻的核心价值。社会经济地位越低，越是主张传统生活价值，特别是农业户籍的男性青年，非常认同“房子是结婚和养育孩子的必要条件”。二是在性观念上，80后90后青年一代对性的态度总体趋向开放，对同居、堕胎、离婚、同性恋和婚外性行为的宽容度增强。三是家庭本位突出。99.3%的青年认为家庭非常重要或较重要，儿女双全是多数青年的理想家庭。尽管现代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家庭成员之间仍旧倾向于保持密切的联系。无论富裕阶层还是低收入阶层，在家庭价值上没有表现出显著的阶层区隔。
8.思想动态和行为特征多元化是青年价值冲突的主要表现
青年是具有价值先行性的群体，青年价值作为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势必会面对社会思潮、东西方文化、单边主义与共享发展的尖锐冲突。而新媒体自媒体多重建构的环境下，各种意识形态都会对青年思想状况产生复杂细微的影响。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势必会导致青年群体内部出现分化。但这种内部分化并不一定表现在传统的社会分层（职业、收入等经济指标）上；相反，流动、求学、职业、城乡等具体经历和环境的不同，会构建出新的社会分类，产生各种新的青年群体。他们在社会心态、网络行为、婚恋价值和家庭观念等各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例如，“外来务工子弟”“城市中产阶级子弟”“富二代”和“城市底层青年”，他们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的社会距离，价值认同过程存在差异，身份认同策略有所不同。其中，城市中产阶级子弟的价值认同困惑，甚至可能比底层青年更为突出。因为城市中产阶级子弟虽然可以借助各种社会资源建构价值认同，但这些社会资源在巨大的社会变迁中同样是脆弱和多变的。而且由于参照系数不同，中产阶级子弟的焦虑程度和幸福指数都会出现更低的状况。此外，因生活方式多样化形成的青年亚文化群体（诸如“低头族”“佛系”“屌丝”“剩女”“跑酷”等等）也受到广泛关注，形成一种新型青年结构图谱。
青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都非常高，但对具体价值的排序上有所不同。总的来说，国家层面价值目标中的“富强”是青年最为优先的价值，其他四项排序最重要的价值分别为“文明”“和谐”“诚信”和“自由”。但从内部群体结构来看，存在明显的序列差异。其中，外来务工青年最认同的价值依次是富强、和谐和文明，低收入家庭青年最认同的价值是富强、平等和公正，中等收入家庭青年最认同富强、文明和和谐，高收入家庭青年最认同自由和文明。不同群体青年在广泛认同的基础上，也形成了各自价值追求的侧重点和倾向。
表4：青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重要性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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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阶段青年价值发展的思考
1.80后90后青年的价值发展具有鲜明的深度现代化特点
我们的调研显示，80后90后世代的价值发展与后现代价值在几方面都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一是双重转型特点。他们的价值追求在生存-幸福价值和传统-现代两个维度也都表现出双高的特点，并未体现出此消彼长的特点，持混合价值观的比例远远超过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比例。二是深度现代化特点。国家富强是当代青年的核心价值认同中排序第一的目标，他们对物质富裕的追求仍旧处于较高水平，并没有验证英格尔哈特提到的“匮乏假设”，他们对政治持积极参与的态度，高度认同法治、科学等现代科层社会的理性权威价值，并没有大规模出现后现代式的对权威的蔑视和否定。三是在社会规范价值观和幸福价值观上，世代更替特点显著，越年青的世代越重视快乐与和谐，他们在轻松生活、“放下”工作的同时，重视环保，倡导生态主义，把人类价值放到更广泛意义上的世界价值去思考。在个人价值上虽然表现出一定的个体化倾向，却重诚信守规矩，继承了传统中国文化中强调的社会导向和他人导向。应该说，80后90后中国青年是处在特定时空中的一代人，他们既经历了国家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形态逐步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社会结构由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转变过程，也经历了改革开放由“效率”向“质量”转变、发展方式由“速度”向“结构”转变、治理方式由单一主体转向政府负责多元主体共享共治的深化现代化过程。改革开放这一里程碑式的社会重大事件，不仅以快速高效的方式改变了一代人的生命轨迹，也让“现代化”成为这一世代生命历程中最突出的主题。
如果说“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是理论界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主要特点的共同判断，那么简单用物质-后物质、现代化-后现代化的分析方式来解释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会面临不少理论的困境。正如现代化理论中马克思对经济发展的强调，韦伯对文化的强调，现代化进程必然包括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双重动力和目标。但是，这种双重动力和目标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不像英氏预言的那样，必然导致后现代主义价值。2015年，弗朗西斯·福山在对45个民主国家长期观测后提出，民主制度正在面临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危机，这些危机的存在也让世代更替的方向打上大大的问号。而当代中国80后90后青年，作为大变革、大流动和数位化的一代，他们的价值发展尤其需要本土化的深入思考和研究。
第六，团队协作的基础要由依仗“人多势众”转向“少而精”，抓紧培育杰出的领军人物。要改变以往“人多力气大”的旧观念，更加重视人才的重要性。既要重视对下一代青年闽商的培养，促进知识型新闽商的迅速崛起，使他们拥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与开拓性，熟悉高科技和现代企业管理工作，尤其要重点扶持那些崭露头角、发展后劲足的精英；也要通过优厚的物质待遇和高效的精神激励机制来引进、留住人才，并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提供宽广的发展空间，使优秀人才能够充分发挥其才智，实现其价值。
对水功能区实行保护和监督管理，应当根据其功能定位和分级分类要求，统筹水量、水质、水生态，严格管理和控制涉水活动。但目前的水功能区划成果仅有水质管理目标，缺乏水量和水生态的管理要求，距离水功能区水量、水质、水生态统筹管理的要求有较大差距，需要进一步系统研究水功能区水量和水生态的保护目标和管理要求，健全水功能区管理体系。
的确，赵五娘是真心诚意地在侍奉蔡伯喈的双亲。新婚不久，丈夫远去赴考，留下风烛高堂，要赵五娘奉养。在封建社会里，在一个不富裕的家庭里，让一个毫无社会地位的普通妇女，去供养年已八旬的二老，确为赵五娘力所不能任，她预感到自己“难上难”。但是她还是毅然地答应丈夫，挑起这副重担，把这作为一种责任承担下来。
两组患者在治疗后的症状积分和总有效率，观察组的症状积分为（1.32±0.88）分，总有效率高达91.67%；对照组的症状积分为（2.72±1.03）分，总有效率为79.17%，两组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对理想信念的主体性认同和思考是现阶段价值构建的重点内容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价值观的核心 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既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个体价值观，也能为我们探讨现实社会中个人与社会关系提供可靠的理论前提和基本方法。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当代中国青年，和其他国家的青年相比具有自身的发展特点：首先，他们对国家有信心。调查显示，在被问到“身为一个中国人，您感到自豪吗”时，19.9%的青年表示“非常自豪”，49.5%的人选择“自豪”。其次，理想信念并未像某些人臆想的那样消失或者垮掉。相反，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感性的认同，八成以上的青年高度认同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他们对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认为要治理和建设好国家，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发展背景下，青年价值观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这种变化过程并非直线性的提高或进步，完全可能出现往复曲折。世界范围内，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否定现代化等思想的传播和影响，以及社会上出现的仇富心态、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拜金主义者、享乐主义者等现象的交互影响，也可能对青年价值变迁产生复杂影响，个别青年为追求青春激情、物质享受或功名利益不择手段，甚至走上犯罪道路。正如马克思所说，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80后90后作为出生于改革开放年代、成长于新时期、在新时代进入青年阶段的一代人，他们是观念变革的积极投入和推动者，也是观念革命的受益者。倾听青年的声音，给予其选择和反思的空间，因势利导，实现深度现代化背景下的主体性认同，是一种更为科学的价值成长。
3.发挥价值认同的整合功能是实现社会有机团结的重要基础
社会事实学派涂尔干等在20世纪初提出的“社会整合”理论，认为现代社会应该更重视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这种有机团结不同于传统社会通过强制方式实现的机械团结，相反是一种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尊重异质和个性，强调彼此之间相互联结和依赖的社会纽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代社会的价值认同比较理想的目标，是打破不同群体的区隔，在尊重多元化基础上实现个体和社会的系统整合，达到与社会主流价值相一致的有机团结。这种理性认同才是现代化社会的有机黏合剂。针对青年群体出现的内部分层，采取不同的引导性政策，如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发展持续，吸引优势群体的积极参与，为面临严峻的就业、住房、婚恋、育儿等方面压力的中产阶段群体提供社会公共政策的支持和协助，这些都是制度思考的方式，也是价值整合功能充分发挥的有效途径和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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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基金支持］
包蕾萍：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发展与社会政策”智库创新团队首席专家
责任编辑/王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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