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5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即明确提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我们要把握世界大势、跟上时代潮流，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注]《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3月28日。日本著名思想家池田大作也曾提出过内涵丰富的“东亚共生”理念，主张“东亚精神之美就是共生”。研究“东亚共生”理念对于促进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池田大作的“东亚共生”理念
池田大作是日本国际创价学会会长、创价学会名誉会长，著名的国际社会活动家。为了建立世界和平、促进文化教育事业，走访了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与各国领导和社会精英开展对话活动，为此曾荣获联合国和平奖、泰戈尔和平奖、爱因斯坦和平奖章等荣誉。池田大作长期致力于增进中日两国的民间友好活动，认为日本如果“不与邻国友好就没有未来，日中关系不稳定，亚洲以及世界的和平也难以实现”。为此，日本要坚持“东亚共生”理念，充分挖掘东亚“共生”精神气质，作为与邻国、与亚洲乃至世界的处世之道。“东亚共生”的独到见解散见于池田大作一系列对话和讲演中，研究这些对话和讲演，不啻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东亚共生”理念是池田大作先生于1992年10月14日在中国社科院讲演时提出来的，他指出，“21世纪东亚正渴望一个共生的道德气质，在比较温和的气候、风土里孕育出一种心理倾向，取调和而舍对立，取结合而舍分裂，取大我而舍小我。”[注]《圣教新闻》1992年10月15日。稍后，他在《和平世纪倡言》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内涵，认为“东亚精神之美就是共生”。这是一种“共存的精神气质”，“调和、团结、民众”是这一思想的主要内涵。只有坚持这一理念，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才能相互支持，共生共存，共同繁荣。[注]池田大作：《和平世纪的倡言》，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0页。概括而言，“东亚共生”理念即在东亚地区人与自然之间、多元文化之间、国家关系之间(包括中日关系、东亚各国关系、东亚与世界其它地区之间的关系)、国民之间，相互承认与尊重，相互调和与促进，既冲突又融合，既兼容并蓄又多元并存，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一种社会形态。无疑，“东亚共生”的构建将是一个长期完善的过程，需要中日两国政府、民间、青年之间，东亚各国之间，有计划、有步骤、循序渐进、脚踏实地地来完成。
为了实现“东亚共生”，池田大作设想建立一个区域性的国际组织“环太平洋命运共同体”，将“东亚共生”作为“环太平洋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支撑，并与“地中海命运共同体”相对应。他认为，海洋不是将人类及文明分开的“割裂之渊”，而是联结人类文明的纽带。北非和南欧正是因为地中海这个纽带而联结在一起，埃及文明、希腊-古罗马文明都是地中海文明的一部分，地中海成为周边国家文明的摇篮。池田大作认为，太平洋发挥了与地中海相似的作用。太平洋将南北美洲大陆、大洋洲及亚洲的广大地区连在一起，不断刺激着各种文明的产生。他主张通过以传统亚洲文明的传播方式，即以“财富、艺术和文化”为渠道，以“东亚共生”为精神引领，建立体现东方精神世界和智慧的“环太平洋命运共同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提出“三步走”的举措。第一步建立“亚洲太平洋和平文化组织”，为亚太各国提供一个讨论共同安全保障问题的平台；第二步成立“亚洲太平洋地区最高首脑会议”，为建立亚太共同体积累经验；第三步是建立“环太平洋命运共同体”。他认为，日中两国应为促进亚洲国家间的相互信赖，共同为推进“环太平洋地域的协作”充当先锋，发挥引领作用。
池田大作先生也是“东亚共生”理念的践行者，一直不遗余力，身体力行，为中日民间外交，为中日世代友好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在1968年9月8日发表了著名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又称《池田倡言》)。呼吁日本应与当时尚未建立正常邦交关系的中国进行政府间首脑会谈，解决恢复邦交问题，争取中国参加联合国，为亚洲繁荣和世界和平而努力。此讲演一问世，立即引起了日本朝野巨大震动和反响。当时与中国政府来往密切的日本著名政治家松村谦三先生迅即把《池田倡言》带到中国，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视。中国在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随即选择了由池田大作创立的公明党作为与日本政府沟通的渠道，最终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并于1978年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确立了中日世代友好的理念。他进而主张通过对话、交流和教育构建“东亚共生”的有利环境，为建立一个“共生”的世界做贡献。正如池田大作所言，“50年前发表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思考了日本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地理位置和民族亲近感，这正是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念。”
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文明交流互鉴为破解亚洲命运共同体构建难题，彰显包容并蓄、融合共生的中国智慧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实践路径。习近平主席精辟地指出，文明交流互鉴必须做到“四个坚持”，[注]即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主张通过文化文明的力量破解时代难题，增进亚洲人民友谊、推动人类进步，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注入文明动力。[注]《新华社评论员：让文明交流互鉴推动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华网2019年5月16日，http://wwww.xinhuanet.con/2019-05/151c_1124499336.htm.“只有既用好经济科技力量，也用好文化文明力量，加强亚洲国家、民族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才能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注]《坚持四点主张是夯实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人民日报》2019年5月18日。。有学者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包括了国与国的命运共同体、区域内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无论从哪个层面看，中日两国都理所当然包括在内。”[注]赵启正：《中日两国该如何思考与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中国》2018年10月31日。文明交流互鉴已成为中国外交实践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强大精神纽带和源头“活水”。
二、亚洲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基础
[36][45] 黄超：《框定战略与“保护的责任”规范扩散的动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9期，第65、67页。
目前亚洲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合作存量与合作机制，是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现实基础，而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则是继续扩大亚洲合作存量，完善亚洲合作机制，传播和凝聚亚洲命运共同体共识的宏大进程。经济上，亚洲经济一体化持续稳步向前推进。尽管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但中国经济运行平稳，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亚洲经济持续保持活力，全球增长的60%来自于亚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迅速深入推进，在促进区域合作的同时，进一步打通了承载亚洲命运共同体的物质空间。中日韩三国FTA的尝试和努力一直在进行中，RCEP谈判稳步推进，作为世界第二、三大经济体的中日对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意愿在不断增强。随着新一轮高规格区域贸易协定和互联互通的落地，亚洲经济的互相依存度明显增大。
亚洲是一个文明差异大、多种文化共处的地区。在共同的生活和实践中，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了一些共同的价值取向，不仅影响民众的心理和行为，也产生了有特色的政治文化。“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思想，体现了中国对世界的看法，即讲究融合而非对立，在尊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形成共存共生共荣的和谐社会。在外交实践上，习近平主席也多次谈及对“天下主义”与“和合主义”的理解。可以说，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是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源泉之一。亚洲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政治伦理在现代外交的最新运用。
1.2.1 研究工具 由自设的一般情况调查问卷和护士工作压力源量表组成。根据研究目的，自行设计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人口学资料（性别、年龄、护龄、职称、学历、婚姻状况等）。护士工作压力源量表由李小妹等编制而成，包括5个维度，即护理专业及工作、工作量及时间分配、工作环境及资源、患者护理、管理及人际关系，采用1～4 级评分法，1分代表没有压力，2 分代表压力程度一般，3 分代表压力程度较高，4 分代表压力程度非常高，得分越高表明压力程度越大，量表的总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8，具有良好的信效度[2]。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权力中心正在东移，亚洲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和风险。在这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已成为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和行为指南。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地区，亚洲是众多古老文明的发祥之地，同时也是经济发展活跃、地缘政治复杂、地区格局变化最大的地区之一。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体现出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责任和担当。
三、“东亚共生”理念与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本文创新地提出地区电能替代技术优选评估体系，为电能替代精准投资及快速发展提供理论支持。随着环境保护观念与能源危机加剧，电能替代成为后续能源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的评估体系能有效解决电能替代过程中的优先发展次序问题，促进电能替代的发展。
(一)“东亚共生”理念来源
在外交实践上，中国始终奉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致力于促进亚太和平、稳定和发展，并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中日关系正跨越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时期，在“利益驱动、政策导向”下重新回到正常轨道。中国正以积极姿态和务实举措推动与周边国家和次区域地区开展命运共同体的共建。随着亚洲各国的共同利益基础的扩大，地理空间上的不断联通，必将拉近各国心理上的距离，进而改善孕育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客观条件。
亚洲命运共同体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造福亚洲国家的重要途径。亚洲国家作为一个集体，在有关命运共同体构想和多边主义行动中，在推动亚洲的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在未来世界秩序的建构中，需要贡献亚洲的实践、经验和智慧。而文明交流互鉴是增强亚洲国家团结互信的重要纽带，也是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支撑。“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国努力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与合作，摒弃“文明冲突论”“文明优劣论”，不断续写着亚洲文明的新辉煌。5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即是其最新的篇章。
生物学试题中计算题较多，有些计算题无法直接求解（无法通过已知量直接推算结果），必须通过巧妙设元，利用方程思想来解答。那么，中学生物学中哪类的试题必须利用方程思想来解答呢？
(二)“文明对话”的人文推动作用
池田大作对中国“和”文化极为推崇，认为“和”的思想智慧，是一种内在规律性的力量，能使多元文化相遇时不但不会发生对立，反而能启发互相的创造力。他认为，“东亚共生”思想来源于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中国有着传来文化的大恩”，“东亚各国自古以来就是同根同宗，东亚的发展是整个区域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共存共生。21世纪中国及世界需要这种共生哲学，还需要‘利他’精神，人类要发展，还需要这样的驱动力。”[注]《圣教新闻》1992年10月15日。中日两国都有用东方智慧超越西方地缘思维的渴望，用东方思维来管控和化解分歧，共享历史文化传统和共同的成长经验，从而为中日两国的“共生”打下坚实的基础。
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体现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共生哲学”[注]石源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与现实意义》，《东北亚论坛》2018年第4期。。挖掘池田大作“东亚共生”与“亚洲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涵的关联性、契合性内容，可以起到向两国民众答疑释惑，寻找中日合作最大公约数的作用，并以此方式培养两国“命运相连，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将中国的“亚洲命运共同体”思想发展成为与周边国家、亚洲国家的命运共同体思想和实践。这不仅是学界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更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时代使命。
池田大作认为，文明交流互鉴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环太平洋共同体”构想中，他指出，环境问题、能源问题、防止传染病蔓延等非传统安全课题关系着人类的安全，其范围超越了国界，需要来自各方的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也为亚洲各国加强合作创造了机会。但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人种和文化的偏见及意识形态的对立，阻碍着全球性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为此要发挥文化的作用。“文化的开花结果，将是抵抗武力与权力、开辟人类解放道路的唯一的途径。”文化交流对促进中日之间的相互理解变得越来越重要，为此中日两国应率先垂范，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赢，推动亚洲国家共同参与、共同建设。
(三)中日民间外交的独特助力作用
池田大作充分认识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友好发展是通向东亚一体化和实现“东亚共生”的必要条件。中日两国是亚洲最为重要的国家，两国友好则惠及亚洲甚至世界，两国交恶则使亚洲蒙受灾难。池田大作创建的创价大学、担任会长的“国际创价学会”、担任名誉会长的“创价学会”，是其在青年和日本普通民众之间培育和种植“共生”理念的重要实践。直至今天，这些学校、社会团体仍是日本对华友好的主力军、推动中日民间外交的主要力量。他所创立的公明党对安倍领导的自民党滑向政治右倾起到了“刹车作用”，他长期坚持对华友好方针，在中日关系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在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弘扬民间友好的传统，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双方共同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建设和平、稳定、繁荣的亚洲”就显得尤为重要。[注]《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中国新闻网。https://www.chinanews.com/gn/2018/09-12/8625295.shtml.
(四)中日青年交流的特殊维系作用
历史上中日青少年交流曾经在中日关系发展进程中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使在中日关系最为困难的时期，青年交流也始终保持一定的规模和频次，维持了稳定的交流渠道，对改善和促进中日关系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池田大作认为，青年是“可能性”的别名，当青年决定挺身而出，照亮自己所处的地方时，他们就能为其他人创造一个安身立命的空间，让人再度唤起希望，重获生活下去的力量。这样的空间闪烁着“共存”精神的光辉，青年是“东亚共生”的未来和主要依靠力量。池田大作希望中日两国青年加强交流与合作，“不受世间表面的风浪所左右，深入且广泛地掀起友好的潮流，从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再往前迈出一步，怀着共同的目标共同行动”。中日青年的交流与合作是中日民间外交的独有特色，是夯实两国民间友好关系的重要途径。为此推动中日青少年之间的交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对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特别的意义。
一言以蔽之，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任重道远。“中日两国携手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挖掘与发展东亚核心价值观，建立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和谐共存的文化共同体将是大势所趋，也是通向东亚命运共同体乃至亚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注]金赢：《推动中日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日本蓝皮书(2018年)》。池田大作指出 ，“民众的交流宛如一片浩瀚的大海，它能让政治、经济等各种交流如船舶般在海上穿梭”；“尽管有各种艰难险阻，船只亦能前行，往来亦可持续。”挖掘亚洲各国有关“共同体”思想，与中国所提出“亚洲命运共同体”思想实现对接，在应对未来的挑战上，特别是在解决全球治理难题上，求同存异，以东方的智慧进行合作，形成共识，为亚洲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做出贡献。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将符合创新能力评价模型的个体数据与学生毕业工作情况数据库进行关联，根据相关度数据获取影响大学生创新培养的主要因素，并进一步挖掘其在人才培养体系设计中的价值。
①〔基金项目〕 本文系天津市2018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打造“一带一路”支点城市：以天津国际友城合作为平台》(编号：TJZZ18-005)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天津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 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 倩
DOI:10.19498/j.cnki.dbyxk.2019.04.004
标签：共同体论文; 亚洲论文; 东亚论文; 命运论文; 中日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外交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亚洲外交论文; 《东北亚学刊》2019年第4期论文; 天津市2018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打造“一带一路”支点城市:以天津国际友城合作为平台》(编号:TJZZ18-005)阶段性成果论文; 天津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