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论苑】
摘 要感恩是一种良好的道德品质，是维系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纽带。儒学在经历了佛教、道教的挑战之后，在隋唐时期开始出现新的融合，表现出新的发展特点，伴随着儒学的新发展，感恩思想也如影随形地发生着变化。文章概要梳理出这一段时期感恩思想的历史演进，旨在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批判吸收儒学道德发展过程中感恩方面的有益成分，推进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儒家；道德；感恩；历史演进
经历了东汉末年与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分裂与战乱，东汉以后儒学的正统地位受到佛教、道教的挑战，逐渐走向衰落。隋唐时再一次迎来了统一与和平。随着国家的统一，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统一与融合。自隋唐以来，封建社会的统治者致力于复兴儒学，儒学发展出现新的变化与特点。
一、感恩思想的复兴与新发展
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秩序，隋唐的统治者多次下诏复兴儒学，重新确立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古代感恩思想。隋朝了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礼仪制度，用于规范各种感恩形式。唐代统治者采用兼容并包、儒释道三家并行的政策，儒学在国家政权的有力支持下，总结自汉魏以来形成的经学思潮，并主动吸收与融合道、佛的合理内核，出现儒学的新融合，集中表现在《五经正义》的撰修与颁布。这一时期的儒学倾向于经世致用，而略于对儒家精神义理的追求[1]。同时，统治者还编纂许多通俗的儒学启蒙读物，将儒家经典以实用和通俗的形式在民间广为传播，弘扬和传播了儒学思想。复兴儒学，即复兴了以仁、义、礼、孝、忠等为内容的感恩思想。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有“君不仁则臣不义，父不慈则子不孝，夫不义则妇不顺，兄不友则弟不恭”的论述，强调感恩双方回报的对等性。韩愈把儒学道德归纳为“仁义”二字，他说，“道”即尧舜周孔之道，就是仁义礼智之道；在《原道》中，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为义”，认为儒学提倡的“德”是仁爱精神在行为上的表现，具有普遍性，“义”就是适宜，即是凡事应当做得恰到好处，不能做得不够，也不能做过了头。
河道纵向建设主要是河道沿线水塘、湿地以及河道纵断面的结构建设。在形态上，保持河道蜿蜒弯曲的形态。在连通性上，建设时应谨慎考虑挡水建筑物的设置，在设置时，应确保河道沿线的水塘、湿地间保持通畅，力求各区域收放有致，以符合美学法则中的统一和谐、自然均衡的原则。
二、感恩思想的极端化
宋明时期，传统儒学发展进入新阶段，此时将传统的忠、孝、节、义上升到天理高度，形成一套囊括天人关系的严密思想体系——理学。倡导“存天理，灭人欲”，追崇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将这一道德法则作为调和君臣矛盾乃至整个统治秩序的一切矛盾的最高准则。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认为“人之异于禽兽，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做人的五教之目。朱熹说道：“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朱子家训》中教导：“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这其中的仁、忠、慈、孝、友无不蕴含着感恩的思想。仁学的思想在宋明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周敦颐在《通书·顺化》以“生”释“仁”，“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张载释“仁”为兼爱，在《正蒙·中正》谈及“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他在《西铭》中把宇宙看成一个大家庭，认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就是说每个人自己的同胞兄弟姐妹，人与天地万物是同类关系，更扩大了感恩的范围[2]。二程主要是以“理”释“仁”，提出“仁者天下之正理”。朱熹继承发展了二程的思想，视“仁”为“天理”，认为“仁”包含四德，仁者乃心之德、爱之理。陆王心学更用“本心”“良知”解释“仁”，陆九渊由此推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达到王阳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境界[3]。这些观点不仅将以“仁”为核心的感恩思想上升为天理高度，还极大扩展了感恩的范围，超越人际社会，达到感恩宇宙万物。宋明时期的感恩思想上升到理学的高度，重视主观意志力量，注重气节、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发奋立志，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涌现出岳飞、文天祥等一批爱国主义英雄典范。但是，用三纲五常维系专制统治，压抑、扼杀人们的自然欲求，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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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感恩思想的回归
明末清初，随着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西学输入中国，在批判继承传统儒学的基础上，以民为主的思想开始萌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学者批判旧儒学“君为臣纲”的感恩思想，继承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本思想，将儒学思想逐渐与封建专制统治剥离，摆脱宋明时期空疏浮泛的儒学学风，强调在实践中求得真知，经世致用。随着晚清时期封建专制制度的没落，封建社会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感恩思想体系濒临瓦解。顾炎武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感恩国家、感恩民族的豪言壮语，强调做人应具有“礼义廉耻”。这一时期初步形成人人平等的民主、民本思想，强调施恩、受恩方在人格、地位上的平等，初步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感恩主体的平等思想。
四、结语
本文分析了隋唐到明末清初儒家道德文化发展中感恩思想的大致脉络，从中可知，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采用了儒学的道德教化。我国古代儒家道德思想蕴含了丰富的感恩思想，这些思想有利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处理人际关系，有利于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建设。当然，这其中不乏有糟粕，如片面强调家长的权威作用，过分注重夫妻间的不平等关系，宣扬愚忠、愚孝，在理学盛行的时代扼杀人的自然欲求等。我们立足传统文化，容纳先哲精华，古时传承可为今用，科学对待文化传统，不忘历史才能开创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变革创新。将历史上感人至深的感恩故事作为感恩教育的内容讲授给学生，不仅可以促使学生产生感恩情怀，还有利于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美德，挖掘传统中华文化的精华，激发学生热爱中华民族、热爱祖国的感情，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
参考文献
[1]刘光育.隋唐儒学发展及其特点[J].中华文化论坛，2003，(4)：118-121.
[2][3]李斌.儒学与人生[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237.238.
中图分类号B222；G4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25(2019)05-0235-0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2017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高校辅导员专项)课题“新时期大学生成长规律研究”(项目编号：CJSFZ17-33)；四川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项目“当前四川独立学院大学生心理健康实证研究课题”(项目编号：CSZ1705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葛倩(1983-)，女，四川射洪人，四川大学锦江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王勇(1983-)，男，四川泸州人，四川大学锦江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王 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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