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世界范围内“制度竞争”的客观要求。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完善制度体系，努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提高国家治理效能。
【关键词】 制度优势 治理效能 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期，全面理解和把握这一命题，意义重大而深远。
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保证
一个国家的发展史是和国家制度的变迁及国家治理的演进紧密相连的。国家制度是国家治理的根本遵循和重要保证，是指一个国家的宪法、法律规定的关于这个国家的性质和形式等的总和。其中，国家性质具有决定性意义，决定国家发展的总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回顾我们党的奋斗历程、总结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经验，特别是依据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的生动实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这一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包括：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全面依法治国，全国一盘棋，各族人民一律平等，基本经济制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保障和改善民生，改革创新、与时俱进，选贤任能，人民军队绝对忠诚于党和人民，“一国两制”，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等。这些显著优势，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是国家治理效能的源泉。“优势”变“效能”，必须经过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唯此，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才能实现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才能获得足够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更加巩固、优越性才能充分展现。
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论述，“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包含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之中，即实现前者是实现后者的重要标志。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按照十九大的总体部署和战略步骤，确立了从“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实现”现代化“三步走”的总体目标。
一直被视为“亚文化”的粉丝文化，通过社交媒体“点到面”的扩散，又因“偶像崇拜”是每个人心中的原始需求，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也进入了粉丝群体，粉丝群体整体素质被拔高。
由于神经网络的方法是利用训练过程提取因果关系，然后将它存储到一个神经网络模型的连接强度上。网络的自组织与学习能力消除了提取因果关系的必要性。
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 新华社发
早在2014年2月，习近平同志就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而是一个事关国家发展方向的重大政治问题，把我国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实质，是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和完善、优越性进一步彰显，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
基于已有的实践，我们应该对推动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抱持足够的信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优势的发挥，使国家治理效能不断提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境界。以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为标志的“中国之治”，不但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肯定，而且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和诸多国外人士积极评价，认为中国的成功实践为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镜鉴。比如，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说，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能够取得伟大成就，无不得益于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和发展模式。厄瓜多尔国民大会议员多丽丝·索利斯认为，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值得世界肯定和研究。得益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模式，中国长期保持政治稳定，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跨越式发展。
形成对照的是，西方国家制度优势式微、国家治理效能不彰已成为事实。2019年8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次讲话中称，“西方霸权或许已近终结”。而“西方霸权的终结，不在于经济衰落，不在于军事衰落，而在于文化衰落”。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撰文说：“大部分美国人对政治制度和统治精英越来越失望，认为他们无法兑现民众所期待的东西。”
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世界范围内“制度竞争”的客观要求
拆除水毁的衬砌板时，要轻拿轻放，避免破坏已安装的复合土工膜，拆除水毁的现浇衬砌板时，要避免破坏未水毁的衬砌板。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好坏强弱，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标准。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大多数社会动荡、政权非正常更迭，原因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没有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因为没有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就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矛盾和问题日积月累、积重难返，必然带来严重政治后果，而已经形成有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治理效能高的国家，现代化进程都比较顺畅。
从国家有效治理的角度说，国家制度优势是基础、前提，提高国家治理效能是目标，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关键。优势不能更好转化甚或不能转化，既定目标就不能达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不能如期实现。如果能更好转化甚或充分转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势头必然持续强劲，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必然增强。
理论和实践的逻辑是，无论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是包括这一目标在内的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正是从这一重大意义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显然，把握这一逻辑十分重要。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刘东生在致辞中说，森林旅游是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转化器”，是实现“不砍树也能致富”的“发动机”，是助力扶贫攻坚、林区转型发展的“动力源”，还是推动全域旅游发展的“主力军”。
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世界范围内“制度竞争”的客观要求。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可以最终被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够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可以相信，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将通过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不断得到证明。对此，我们应该有这个自信。
然而，可以观察到的现实情况是，并非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自信。有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要以西方国家为模本，甚至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应当承认，西方国家率先完成现代化，包括在国家治理方面形成一套有效制度和做法，为后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先例，被后现代化国家所借鉴。但事实表明，西方的东西并非都是“好东西”，即使是“好东西”，也并非普适于所有国家，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比如，被西方国家引以为傲的西方民主，的确成为助推西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但推广到其他国家，常常水土不服，成为社会撕裂和动乱之源。一个时期以来，这样的国家不乏其例。
“116号文”规定自采砂石料单价除计算基本直接费（人工费、材料费和机械费）外，还应计算相关费用、利润及税金；而一些省市“编规”仅计算基本直接费，不计算相关费用、利润及税金。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高国家治理效能，不照搬西方模式不等于不吸收西方国家的有益经验。我们从来不拒绝真正好的外来的东西，实践让我们懂得一个道理，兼收并蓄才能使自己强起来，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自己的东西，才形成了我们的民族特色。因而，邓小平同志认为：“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完善制度体系，推动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要害是“转化”。实践证明，在国家制度既定条件下，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程度和质量取决于相关体制是否达到了“更好转化”的要求。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有独特优势的，是适合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中国之“治”在于中国之“制”，这是已被实践证明了的重要结论，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既然是“好的”制度，就不应该在杂音干扰下思谋改弦更张，而应始终不渝地坚持，但“坚持”不等于固步自封、墨守成规，因为世界在变，实践在变，现代化是动态的，即使成功的制度也必须与时俱进、因时而变，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不断完善。“总体上是好的”，说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尚有不足的地方，还存在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方面。中国之治，说明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成功的，但并非已经达到了理想状态，既存的不足和不适应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国家有效治理。四中全会强调“更好转化”，则意味着还有转化不充分、不到位的情况，不看到这些，就不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必然遇到种种体制机制障碍、权利格局调整所产生的阻抗，因之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不利于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努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提高国家治理效能。
因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法治体系、行政体制、基本经济制度、文化制度、民生保障制度、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对军队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外交政策、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等在内的各方面制度和体制。其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至关紧要。习近平同志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为了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还需要改进，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党要更好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只有这样，党的领导才能更加适应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
【参考文献】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华网，2019年10月31日。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教授）
责编/张忠华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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