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斯·韦伯首倡“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概念区分，这两种伦理在韦伯笔下有着各自适切的价值境遇，但韦伯并未完全认同二者之间的分野，二者在现实境况中得以互补。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在学术人身上相互熔铸，创生出学术人应当具有的学术伦理。学术自由、学术诚信、学术求真是古典学术伦理的核心旨归，学术信仰、学术责任、学术寂寞、学术修养是当代学术伦理的价值诉求，古典学术伦理应同当代学术伦理旧新复合，共同规约当今的学术建制。
关键词：信念伦理；责任伦理；学术伦理；马克斯·韦伯
作为社会学古典理论三大奠基者之一，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学术研究遍涉经济、管理、宗教、历史与教育等领域。在教育方面，韦伯评论大学机制，关切学术自由及学术人的时代境况与价值信仰。1919年1-2月，韦伯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分别为青年学生作了《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的著名讲演，在德国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这两篇演说“浓缩着韦伯学术思想的精华”“是从韦伯其他学术著作中难得一见的”［1］。韦伯以此两篇演说宣告作为学术人理应坚守的信念与责任，影响了几代人并作为一种信仰的发源将此后更多的人集中在学术理想的旗帜下。其中，韦伯首次提出的“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成为人们不断研习讨论并指导行为规范的伦理准则之一。
一、信念与责任的分野
在《以政治为业》一文中，韦伯依据对社会历史及当代人价值处境的深入分析，将一切具有伦理取向的社会行为区分为“信念伦理（Gesinnungsethik）”与“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k）”两种伦理准则。“信念伦理只问初始意图的良善与否，不问行为本身与后果如何，责任伦理则对行为及其后果的评价与担当意识，它对主观意图是否善良不太关心，它要求人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做出交代和说明、接受评价并承担后果”。恪守信念伦理的行为“仅仅是去盯住信念之火”，其行动目标“毫无理性可言”；秉信责任伦理的行为，则“会考虑自身习见的缺点”“后果归因于我的行为”［2］。在韦伯这里，信念伦理主要指个人将某种信念、信仰、律令、理论等作为自己行动的理由，其所依据的内容具有绝对正确性和无上的品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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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伦理的概念隐含康德“定言命令（Kategorisch）”的意蕴，亦即行为本身是自为的客观必然，与另外目的无关。它所涉及的不是行为的质料，不是由此而来的效果，而是行为的形式，是行为所遵循的原则，在行为中本质的善在于信念，至于后果如何则听其自便［3］。韦伯借用宗教话语“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来比喻信念伦理者的行为依据。责任伦理则主要是指人们必须在顾及行为可能后果并为之负责的前提下采取行动，主体行为不仅要依据既定的伦理价值做出判断，还要充分考虑行为后果，并为任何可能后果承担责任，由此实现行为者意志和行为的统一。
韦伯笔下的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有着其各自适切的价值境遇。在学术上，韦伯坚持科学精神，力求价值无涉，信念伦理仅关注初始意图善良与否而漠视行为后果的特征，使其较多适切于学术领域。
雅斯贝尔斯曾言，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状况并非一种终极不变的状况。时代在变，世事在变，学术伦理紧随时代流变亦会产生新的变化、彰显新的特征，但学术研究亘古不变的合理内核依然得以承继留存。学术自由、学术诚信、学术求真仍旧是学术伦理不变的核心属性，当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学之学术研究，特别自原子弹爆炸以及遗传工程方面的突破性发展之后，已越来越涉及道德伦理的问题［25］。亦即今天的学术伦理不可避免地要思考：学术的终极功能究竟是为了追求知识之真还是为了增进人类福祉。另外，走出象牙塔的现代大学会不可避免地与企业联姻，经济利益和想干事业的双重动机是非常强烈的，以至于公司的成就会逐渐左右着相关科学家们的创造性思维和想象力［26］。学术研究又要面对纯粹的科学兴趣和现实的利益驱使之间的矛盾冲突。质言之，今天的学术伦理，除了传统的学术自由、学术诚信、学术求真以外，还需要寻找学术与科学之外的伦理特征。一方面，需要我们兼具对学术的信仰与责任感；另一方面，需要我们身怀对学术的寂寞与修养感。
置身于不同的生活领域并接受相应领域的定律支配，这是一种理想状态的生活规约，并未考虑现实生活境况的复杂性。无论宗教僧侣、骑士庶民、讲师学者、政客领袖，都会面临信仰与责任之间的现实冲突和两难困境，对于信念伦理信徒而言，即使是作为普遍主义伦理观的践行者，但“有原则地使用暴力，乃是捍卫信仰的手段”，实现目标或达到期望后，信仰会“销声匿迹”或者“变成政治市侩和适用型专家常用行话的一部分”，信仰斗士“堕落为一个十分平常的俸禄阶层”。
其次，学术人必要时恪守的价值中立以及就此止步的学术警醒使其同“行为后果”保持距离而不涉入价值关怀，“真正的教师会保持警惕，不在讲台上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将任何态度强加于学生”，“讲台上不是先知和煽动家应待的地方”［5］。在政治上，韦伯坚持价值关怀，主张激情的政治精神。“采取立场，充满激情——是政治家的本色，尤其是政治领袖的本色”［6］。责任伦理考虑行为后果并为其承担责任的特征，使其较多适切于政治领域。第一，“一切自主（selbstaendig）的领导行为，都可纳入其中（政治）”［7］，“自主”一词彰显行动的优先性，学术的本性在于求真，政治的本性在于行动，恰如鲍尔生所言，“政治家将目光紧盯在最直接的目标上，而具有过于忽视道德标准的倾向”［8］。第二，韦伯认为，“有三种前提性的素质，对于政治家是决定性的：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9］，献身于政治事业的激情使政治家对此项事业的责任心成为行动的指南，激发其以政治为业的深层需求可能是权力、地位以及物质需求，这种物质化、利益化追求促使其在政治生涯中充分考虑行为后果及责任担当。第三，“一切国家皆以暴力为基础”，国家对疆域范围内的暴力垄断权决定了分享或影响权力分配的政治实施途径的暴力本质，以暴力为后盾的政治，同信念伦理之间的矛盾是难以克服的，信念伦理在此也必定会栽跟头，因为对于采取道德上有害手段的行为一概拒绝。
二、信念与责任的和合
韦伯晦涩深奥的学术话语中饱含对学术的真挚热情，只有先理解韦伯的学术观，才能理解建构于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上的学术伦理。韦伯的学术观，具有如下四个特征：第一，学术的专业化。韦伯所处的正是学术专业分化的时代，他把学术的专业化与大学的官僚化作为平行的一条线来处理，关注学术的理性化与专业化。这种学术承担起理性化的宿命，成为不断地为后起研究者所“超越的东西”，学术被超越的命运与学术专门化是同室共存的［17］，亦即“科学请求被超越，请求相形见绌”［18］。第二，学术的责任性。韦伯赋予学术强烈的伦理价值，明确教导学生，呼吁他们负起责任，将伦理作为灵魂融入技术中。自己意识到技术所带来的选择判断所具有的自我责任，正是韦伯认为的学术职业的核心［19］。第三，学术的中立性。教师不应该是领袖，科学不应涉及终极关怀，“大学并不是必须进行信仰教育的机构，而是分析事实及其存在的条件、法则、联系、分析概念、逻辑的前提、内涵的场所”［20］。教师维护“价值中立”并保持科学的纯洁和知性的诚实，才能使其在伦理上达到统一。第四，学术的奉献性。韦伯提倡学者要为事业献身，学术生涯面临种种困难的外部环境：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机遇和运气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灵感未必在坐在书桌前绞尽脑汁时不期而至，但这并没有阻碍年轻人追求学术的热情与真诚，韦伯以“为科学而科学”来形容学术人的职业态度。可以说，《以学术为业》是一部作为专家面对年轻一代诉说“对事业的奉献”职业伦理的著作［21］。
9）住房建设部门资料。主要为风景名胜区、自然文化遗产的名称、面积，城市（县城）和村镇建设的统计范围及相关成果资料，可作为重要地理要素的参考数据源。
对于责任伦理秉持者而言，虽然“凡是将自己置身于政治的人，将权力作为手段的人，都同恶魔的势力定了契约”，但是他们在面对“超凡博爱”“圣贤之道”和“作为一种手段的暴力”两难冲突时，亦去努力寻求一种效益最优的调解之道，使其在采用暴力手段并遵依责任伦理行动之后，所追求的一切事情能够尽最大可能地减免危及“灵魂得救”的损失，“政治是靠头脑产生的，但它肯定不是仅仅依靠头脑”［12］，韦伯在此想要表达的是政治家也需遵照信念伦理去追求终极的善，毕竟人是理性的动物，对理性、正义、美德、至善的思忖乃是西方千年袪魅历程中不变的主旋律。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分野遭至现实冲击的论断在艾伦·布鲁姆笔下得以进一步印证，“韦伯发现，选择理性的政治而不选择非理性的信念的政治是不可能的”［13］。基于人性论角度，韦伯指出：“能够打动人心的，乃是成熟的人意识到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并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如果做到‘真正符合人性的、令人感动的表现’，那么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便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唯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14］
韦伯生活的时代，正是德国跃兴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时代，也是德国学术星空执世界牛耳的时代。历经一个世纪的沧桑变迁，精英式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置身复杂多变的现代考量韦伯的学术伦理，理应吸取其合理内核，正视其有待商榷之处，并进而完善当代的学术伦理。
学术伦理并不是普遍应用的概念，它应当是科学界或学术界的职业道德规范，它应当是由学者，特别是大学学者通过其自身的协会或联合会等机构建立起的规则［22］。易言之，学术伦理即是学术活动本身的规范，其主体既包括大学，也包括教师。蔡元培的学术伦理体现在《答林琴南书》提出的两种主张：一是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二是对于教师，以学诣为主，在校教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论，悉听自由。法国生物学家蒙诺直截了当地将“科学方法”作为学术伦理的范式特征，蒙诺的“科学方法”主要是指对真理追求之真诚不欺［23］。显然，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应当对学术伦理有着不同的见解。
三、学术伦理的创生
与康德“假言命令（Hypothetisch）”及其二元对立的“定言命令”描述不同的是，信念伦理隐含“定言命令”的意蕴，责任伦理却并未与“假言命令”维系其承续关系，这并不意味“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二元对立。韦伯的学术话语晦涩深奥，“同时其中也充满许多歧义矛盾，许多相互抵牾着的观点都可在他那里找到根源，因而时常引起不同诠释者的争论”［10］。韦伯指出，指导行为的准则既可以是“信念伦理”，也可以是“责任伦理”，这并不是说，信念伦理就等于不负责任，或责任伦理就等于毫无信念的机会主义［11］。可见，韦伯在晦涩深奥的话语中并未完全认同二者之间的分野。
以好心磨炼、好心呵护、好心应试、好心灌输等方式为主的好心主义信念伦理虽然遭到批评与质疑，但更多地适应于中小学教育管理，在师生关系更加平等民主的大学环境，师生之间并非通过呵护关心、管理约束的“灌—输”教育方式，而是通过理智的知识观、人生观、信念观、责任观达到学生自我开启内心学习欲求与澄明价值判断的“助—产”教育方式。信念伦理在学术人身上仍旧发挥着其应有的规约作用，指导学术人行为准则的并非全部是规章制度、法律法规，还有超越法制之上的“普遍伦理取向”和传统道德中的“为人师表”“行为世范”。在学术中长期浸润的学术人会不由自主地濡染学术的求真本性，会不由自主地以公正、求善的普世准则要求自我，会不由自主地融合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可取优势。由此，当代高校的教师应是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兼具的学术人，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在当代学术人身上相互熔铸，不仅兼具传统与现代视域下的伦理内涵，还创生出学术人自身应当具有的学术伦理。
（一）韦伯的学术伦理：创生与建构
仅从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角度审视韦伯，难免会发现其存在相互抵牾之处，但若从学术伦理的角度审视韦伯，会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德国的大学教师本身就是政府官员，韦伯本质上是个学术人，他的研究与论述无法脱离学术的本质藩篱。韦伯认为，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结合在一起的是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这仅是韦伯理想中的学究式思考，而在现实的学术圈及文化圈中，韦伯始终浸润在学术研究氛围中。对信念伦理的认识，源于他对宗教观念的思考、对责任伦理的认识以及他基于学术观念的政治思考。无论是信念伦理还是责任伦理、学术还是政治，韦伯的思想、认识、灵感生发的大部分环境，也是他大部分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学术环境，如此一来也就不难理解，韦伯强调政治领域里责任伦理的优先性与当代学术人需要责任伦理之间冲突的缘故了，这种冲突随着韦伯学术人的本质身份已得到消解。韦伯的学术伦理建基于学术的专业化与中立性，借由“为科学而科学”而积极融入伦理责任中，使得其学术伦理观不同于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中的任何一种，并超越二者的结合。学术需要僭越：要有敢于超越它的热情与志向，要有敢于从编外讲师做起的勇气与担当；学术需要诚信：唯有理智的正直诚实，才是最有价值的美德；学术需要求真：摒弃神启与先验，勇于正视时代的勇气；学术需要信仰：要有“头脑的清明”的判断，要有“坚持忠实于自己”的立场；学术需要良知：教师要有服务于“道德”的力量，要面对价值判断做出抉择。
另外，韦伯学术伦理观中的重要特征还体现在其坚持认为的价值中立上：实现讲台禁欲，贯彻价值自由，不承认讲台上的领导者和预言家。在《以学术为业》的结语中，韦伯言道：“单靠祈求和等待，只能一无所获，我们应当采取不同的行动。我们应当去做我们的工作，正确地对待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天职方面的‘当下要求’。如果每个人都找到了握着他的生命之弦的守护神，并对之服从，这其实是平实而简单的。”［24］韦伯的以学术僭越、学术诚信、学术求真、学术信仰、学术中立为表现的学术伦理蕴含其中，在他看来，学术人正确对待自己的学术天职，遵循学术伦理，学术生涯亦会平实而简单。
（二）当代的学术伦理：摭取与审视
在韦伯笔下，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互相补充，或是出于政治者基于现实立场的理性考虑，或是韦伯寄望的基于人性立场的使命担当。二者的互补需要我们重构对二者的认识以及其互补下的适用领域。在韦伯生活的时代，知识的商品化和官僚制度化已不可避免，作用于物质领域的进步将精神世界分割得七零八落，人类现世的生活秩序的可完美性以及对进步的信仰开始动摇。学术对于韦伯来讲：“不是一种职业就无法思考人类的生活方式。这也适合于政治，非职业的政治家不是真正的政治家。”［15］韦伯本质上是个学术人，而非以政治为业的政治家，无论其做出的学术与政治的职业分化，还是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价值选择，都是基于一个学术人的学术式思考，一个以学术为志向的知识人既应当力保“头脑的清明”并努力传播这种清明，也应当直面“令人不快的事实”并承担行为后果。在韦伯的论述中，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的结合同样适用于学术领域。韦伯以降，信念伦理一直占据教育伦理的核心地位，典型表征为“好心主义”，即恪守“为学生好”的信念并据此作为行动依据，而在当下价值多元、教育复杂的开放社会，理性化的发展路径和世界袪魅成为时代面临的精神状况，在这种多元冲突的价值处境下，责任伦理获得更多学者及教师的认可，责任伦理应当成为当代教师审慎决断的价值定位，责任伦理意味着反思中敢于承担一己之命运的自我承担精神，意味着一种保持并传播“头脑的清明”的价值立场，意味着恪尽职守的天职意识［16］。
首先，学术人本身的为人师表性要求其“必须是善良之人，要有对真理的强烈热爱、引以为荣的独立精神以及能够自主摆脱傲慢虚荣的高贵谦逊的风度”［4］。学术人求索真理的天职决定其追求“善”的结果是天经地义、毋庸置疑的绝对律令，哪怕在此过程中没有平坦的大道，也要不畏劳苦地沿着陡峭山路攀登，支撑其勇往直前的正是坚定的信念、必胜的意志与献身学术的勇气。
但是由于下井冈山的红军力量太小，不足以形成“围魏”，反而被敌军紧紧咬住，被动挨打，所以“赵”也救不成了。陈毅在1929年9月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写到：“红军对于敌人三省‘会剿’，决定以四军出发赣南游击，向吉安一带推进，以彭德怀及袁、王部留守边界应付湘赣进攻部队，在四军至吉安附近，赣敌后方动摇必然撤退，彭、袁、王应付湘军仅有余力，此为我方之计划。”[2]P285朱毛红军是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信仰有主义的军队，虽然“魏”没有围成，但开辟了新战场；虽然“赵”没有救成功，但发展了更大的力量和更广阔的根据地区域。这种发展转变的到来，最重要的就是依靠自身的战略眼光和积极作为。
实现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常态化模式是高校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有利于高校教学水平和质量的提升，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3]。创新高校基层党建常态化工作模式，就需要遵循一个中心两个结合的原则，积极履行党建工作的基本职责，推动基本党建在高校大学生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大学生管理水平和效率。
所谓学术信仰，乃是人们对学术活动的价值及其实现方式的极度信服和尊重并持久不息，将其作为学术行为的根本准则之一。袪魅之后，信仰不再是宗教价值的神明信奉，而是人们内心坚持的道德选择。学术信仰可以重振学术人对学术的尊重与信心，保持学术人对学术活动的持久热情和高度的内在要求。信仰与信念的区别在于：信仰与观念的结合就成为信念，但信仰又不是观念性的知识，因为知道一种宗教或主义未必就信仰它［27］。学术责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学术责任是指学者和期刊、出版社等相关部门的工作者，在从事学术活动中所应履行的特定职责与义务，以及违反学术规范和职业规定所应承担的否定性后果［28］；广义的学术责任不仅包括学术研究，还包括“教师对学生、家长”“学校对学生、社会”等承担的各种责任。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是一对不可分离的范畴，正如唐纳德·肯尼迪所言：“与学术自由互为补充和对应的是学术责任，但后者却鲜为人用。在我们这样的民主社会里，这二者被视为一个硬币的两面。”［29］学术自由的理念是履行学术责任的基础，学术责任可让学术自由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30］。从学术自由到学术责任，体现的是学术理念的变化，反映的是学术工作的变迁：学术工作由兴趣性转向目的性、学术功能由认识性转向工具性。学术责任强调的是对行为后果的责任与担当，于此可发现，学术信仰和学术责任还是吸收并借鉴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合理内核，但与韦伯价值中立观点有所不同的是，学术责任的提出打破了价值中立的桎梏，体现出一种价值涉入。当然，这种价值涉入是行为者具有良善的自我道德要求。
技术因素与技术团队的建设互为影响，技术选型影响着开发团队的技术组成和技术积累，同时团队现有的技术积累和人员配置又影响着技术选型。企业在做移动应用时，通常需同时考虑用户对应用的功能性和非功能性需求指标, 而非单纯的技术因素，下面对一些影响选型的限制因素进行分析。
修养、科学、自由、寂寞是德国古典大学观的核心概念，洪堡认为，寂寞是大学最根本的两大组织原则之一，对于学术，对于学者，寂寞是不可或缺的生存条件，是一个积极的、有利于学术的因素，学术活动以寂寞为前提和条件，寂寞有利于学术的达成和修养的提升［31］。当代的学术人同样需要一种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守护寂寞、钻研学术的胸襟与气度。修养是精神的、内在的和非功利的道德养成，而非物质的、外在的和实用的自我发展，学术修养乃是学术人掌握专门术业所具备的知识背景，从事本专业的工作思考能力，以及具有文化的、哲学的素养和特定的人生态度。学术修养强调的是学术工作的衡量尺度在于个人修养与精神境界，而非功利尺度和实用尺度。学术信仰、学术责任、学术寂寞、学术修养是融会贯通而相互促进的。当今学术领域确实出现学术腐败与学术不端现象，通过严厉惩罚对学术腐败的治理可能难以收到满意的效果，学术伦理的问题只能通过学术伦理的重建来实现。学术伦理的重建，一方面是学术精神的复兴，一方面是学者制度的改造［32］。学术信仰、学术责任、学术寂寞、学术修养体现的就是学术精神的时代要求。当然，学术精神的复兴不仅需要应和时代吁求的学术伦理，还需要传统的学术自由、学术诚信、学术求真等学术伦理。这种新旧学术伦理复合构成的学术精神，与规范的学术制度相辅相成，共同规约当今的学术建制，相信学术领域可以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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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h，Responsibility and Academia——The Academic Perspective Based on Ethics Viewpoints of Max Weber
Zhang Jiazi
（College of Land Management，Yunnan Land and Resources Vocational College，Kunming 650217，China）
Abstract：Max Weber first distinguishes the concept of faith ethics and responsibility ethics，the two ethics viewpoints have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fit for each other，but Weber did not entirely accept the difference of each other.The two ethics viewpoints complement each other in the real situation.Faith ethics and responsibility ethics merge together in Homo Academicus，creation out of the academic ethics should have in Homo Academicus.Academic freedom，academic integrity and academic truth are the core culture and ultimate aim of classical academic ethics.Academic faith，academic responsibility，academic lonely and academic cultivation are the valueappeal of modern academic.The old classical academic ethics and new modern academic ethics should composite and statute modern academy together.
Key words：faith ethics；responsibility ethics；academic ethics；Max Weber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9）04-039-06
【张甲子：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国土管理学院教师，教育学硕士，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基本理论】
标签：学术论文; 伦理论文; 韦伯论文; 责任论文; 信念论文; 《继续教育研究》2019年第4期论文;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国土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