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伦理史的相关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资料整理与知识普及阶段、逻辑演绎与体系建构阶段、文化互鉴与回应现实阶段。第一阶段的史料研究以“结构式编年体”“核心观点编年体”和“通史式编年体”为特点，用“照着讲”的方式回应中国伦理史中的学说观点“是什么”的问题；第二阶段的体系研究以“历史中的逻辑”“逻辑的历史”和“‘逻辑-历史’辩证统一”为特点，用“自己讲”的方式回应中国伦理史文化轨迹“为什么”的问题；第三阶段的问题研究以“接续传统”“文化互镜”和“规划设计”为特点，用“接着讲”的方式回应中国伦理史当下发展“怎么办”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伦理史； 新中国70年； 思想史
一、 新中国70年中国伦理史研究的时代背景与研究基础
学与史，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的思想前沿与文化后方，是学术研究中相辅相成的一体两翼。然而，处于中国哲学与东方文化价值核心的伦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学与史的研究却显得很不平衡。相较于中国伦理思想、学说的文脉悠久与群星璀璨，中国伦理史的研究则要冷清得多。近代以前，中国伦理史的研究，只能零星见于《儒林传》《道学传》等名家传记和《宋儒学案》《明儒学案》等案例考据的断章残篇之中，未有通史式的、成体系的研究成果。
1910年，蔡元培先生的《中国伦理学史》，参照木村鹰太郎等人的《东西洋伦理学史》(东洋仅指日本)，第一次以时间为顺序，以“小传” “学说要点” “结论”三段论式的体系结构为框架，成为中国伦理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即便如此，在20世纪初，相较于杜亚泉的《伦理标准说》(1905),刘师培的《伦理学教科书》(1906),蔡元培先生翻译的包尔生《伦理学原理》(1909)、编著的《中学修身教科书》(1912)和谢蒙的《伦理学精义》(1914)等伦理“学”著作相比，伦理“史”的研究依然显得单薄。因而在《中国伦理学史》的序言中，蔡先生夫子自道,直陈写作初衷主要有两个：一是“为往圣继绝学”，“吾国夙重伦理学，而至今顾尚无伦理学史……苟无伦理学史，则凡前人之知，无以为后学之凭借，以益求进步”(1)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3.；二是“为道统立尊严”，面对“异方学说之分道而输入者……苟不得吾族固有之思想系统以相为衡准，则益将彷徨于歧路”(2)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3.。这体现了“兼容并包”的学术理念。
基于模型的标定方式主要是通过在工业机器人建模、测量和参数识别层面上的校准补偿。该方法主要运用于由于运动学模型的参数误差，根据工业机器人而言，运动学模式的参数误差问题不能够直接用定位误差修正方式，这是因而模型中的相关参数都是非线性耦合的，这些参数之间相互影响，单纯的实现某一个参数的可靠性和精度的调整是不可能的。同时也是因为机器人的运动学的关节角的该变量的不定性所影响，当前可以对其的运动末端的位姿进行求解，主要方式如下：
家庭教育问题往往是 “于细微处见精神”，需要年轻父母对问题能明察秋毫并防微杜渐。但不同个性的家长，对家庭教育问题的觉察力有较大的差异。比如，情绪型性格的年轻父母，处理事情习惯“大大咧咧”且容易被情绪左右，对孩子的照管和教育情绪化严重，常常出现粗枝大叶不细心的毛病，对细节的敏感度和关注度不够，遇事急躁不冷静，他们容易忽略孩子和家庭生活中的很多问题。而理智型性格的年轻父母，又可能出现过度关注，过度敏感，导致对家庭教育问题的觉察不客观。
五四运动以后的30年，马克思主义、现代新儒家和西方自由主义成为引领中国文化发展的三大思潮。三大思潮自身的价值取向、彼此的论争交锋与吸收融合不断引领中国伦理学研究的发展前行。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有：谢扶雅的《中国伦理思想》(1929),张东荪的《道德哲学》(1930)、《现代伦理学》(1932)、《伦理学纲要》(1936),张廷健的《现代伦理学》(1934),温公颐的《道德学》(1937),黄建中的《比较伦理学》(1944),汪少伦的《伦理学体系》(1944)，以及谢幼伟的《伦理学大纲》(1947)，等等。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在三大思潮的影响下对现代伦理学体系、大纲的学科框架式设计，对伦理学研究对象的明确，以及中西方伦理的比较研究等。其中，谢扶雅的《中国伦理思想》一书用3.6万字仅仅写了儒道墨三家与新儒家一派，聚焦问题仅涉及“天”“道”“性”等几个方面，而且基于中国当时的现实困境对传统伦理多有过度的批判，因而笔者认为无论是从全面性还是客观性上看，都不能算作合格的伦理史著作。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中国伦理史研究在初步完成“照着讲”的过程和“说了什么”的结果的“呈现式”研究基础上，开始逐步反思诸如“中国传统文化为何选择人与人的关系这一文化方向”，“中国为什么会产生‘三纲五常’的文化设计”，“中国传统文化为何走过了‘诸子百家’—‘三教鼎立’—‘理学一统’—‘批判启蒙’的文化轨迹”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在试着回答上述问题的过程中，中国伦理史的研究也就逐步完成了从“呈现式”研究向“反思式”研究的转型，逐渐用“体系式”的逻辑演绎代替“编年体”式的历史演绎，用“主体建构”的研究思路代替“客观呈现”的研究思路，在回应“为什么”的过程中，用“自己讲”的方式来展开新的中国伦理史研究。
要之，“掘井及泉” “大而全”和“照着讲”是中国伦理史研究第一阶段最为突出的三个特点。之前近乎空白的中国伦理史研究境遇以及新生的伦理学科对文化后方的学术渴求，是“掘井及泉”成为这一时期中国伦理史研究的使命和方向的主要原因。既然这些研究成果最终要以伦理学教科书和研究参考资料等“学术资源库”的形式来呈现，也就要求研究成果不能仅仅是“点”上的，也必须要是“面”上的，所以呈现形式必然是“大而全”的。同时研究成果不能是过于“主观”的，而是要建立在“客观”的史料之上的，所以研究方式必然是“照着讲”的。对此，张锡勤先生有一段比较精辟的总结：“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对历代重要思想家(或学派)的思想逐一作分析、评介。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对于每个思想家都应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作研究，指出他们当时所面对的社会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是什么，他们是如何有针对地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解决了什么问题，对当时和后世有什么影响。”(5)张锡勤.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编写《中国伦理思想史》[J].伦理学研究,2015(6):46-47.
3. 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樊浩先生于1992年出版的《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是第一次将中国伦理史同时用逻辑与历史两种方式辩证演绎的成功范例。樊先生第一次将德国古典精神哲学的辩证发展理念引入中国伦理史的研究过程，将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演进，展现为“具体(古典形态)-抽象(否定形态)-具体(复归形态)”的三个阶段：(1) 先秦——中国伦理精神的孕育与展开阶段，包括“德得相通”精神原理的孕育(周以前)和伦理政治精神、人生智慧、社会伦理精神、政治伦理精神的展开(春秋战国)；(2) 汉唐——中国伦理精神的抽象性发展阶段，形成了两汉德性、魏晋道心和隋唐佛性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3) 宋明——中国伦理精神的辩证综合阶段，形成了德性、道心、佛性融合的三位一体的精神文化结构。樊先生指出，“在这个精神系统中，德性是这个结构的主干，它集中体现了血缘、情理、入世的文化方向特征；道心是中国文化自身产生的调节与补充机制；佛性则是中国文化融合外来文化，同化、改造外来文化而产生的调节与完善的机制。”(6)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48.其中，“入世-避世-出世的人生基地、‘德’‘得’合一的精神原理是三维结构的内在逻辑。”(7)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49.中国伦理精神所推崇的，“既是现世的伦理，又具有神圣的性质；既具有感情的特性，又是理性的法则；既是客观的道德法则，又是自觉的内在要求”(8)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49.，“这种有机统一，一方面使伦理政治或礼的人伦关系得到建构与实现，另一方面使人性得到提升与升华，达到心、性、命、天、理的具体历史的统一，从而止于‘天人合一’的中庸境界。”(9)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49.该书最大的创新在于，不再将中国伦理史演绎成孤立的、静态的、故纸堆式的百家诸子的学说汇编，不仅展现了中国伦理精神的体系结构与内在逻辑，更展现了其主体性的内在搏动的活力。
二、 “是什么”和“照着讲”：中国伦理思想学说的全景梳理与知识普及阶段
2. 核心观点编年体。由沈善洪、王凤贤先生合著的《中国伦理学说史》上下卷分别于1985年4月和1988年11月出版，这也是中国伦理史早期“大而全”式研究的另一部力作，共118.6万字。全书也按照历史时间为序，将中国伦理史分为从“春秋战国”至“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六个时期，系统阐释了孔子等70位思想家和《吕氏春秋》等13部经典著作中的伦理思想。尽管沈、王两先生也认为中国伦理史中有一些核心的主题如“人性” “道德起源与道德本质” “道德标准与行为规范” “道德教育与个人修养”和“道德理想”，但《中国伦理学说史》与陈瑛先生版《中国伦理思想史》相比，结构味更淡一些，更加本然地呈现百家诸子的伦理思想。上述行文倾向首先表现在各个章节的标题就将思想家最为突出的伦理思想提炼出来。例如在庄子章节，就分为“‘见素抱朴’的人性论” “‘绝仁弃义’的道德观”和“‘不谴是非’的处世哲学”三部分。在次级标题上也同样处理，例如“‘绝仁弃义’的道德观”一节又细分为“绝仁弃义” “绝圣弃智” “尊道贵德”和“长德忘形”几个部分，且各个章节的内容都是对上述概念的展开和阐释。同时，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把握核心概念，还在每一章节前介绍了每位思想家的生平传记、社会历史背景、思想渊源等，将特定的伦理思想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流派沿革中，并在每章结尾处对他们的思想产生的社会功用和历史影响进行了评述，使得读者对核心概念的理解更加生动、真实和全面。核心观点编年体的主要特点是在社会历史具体环境中讲透“点”，并将这些“点”置于思想流派的沿革中串成“线”，再通过各个条线的碰撞与融合实现对整个中国伦理史“面”的认识。其中，“讲透点”是基础，是关键，也是最大的亮点。
A0((uh,Bh),(v,s))+A1((uh,Bh),(uh,Bh),(v,s))-b((v,s),ph)+b((uh,Bh),q)=(F,(v,s))，∀
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基于中国伦理学科的基本构建成型，中国伦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学科建设挖井”，为伦理学科的教学与研究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源库。在这个时期内，中国伦理史研究以“全景式纵览”为特点，主要著作都是大部头、多章节、全内容，同时立足“客观性”的研究原则，往往以历史时间为轴的“编年体”方式铺陈百家诸子的思想与学说。
3. 通史式编年体。由张锡勤、孙实明、饶良伦先生主编的《中国伦理思想通史(先秦-现代1949)》于1992年出版，这是“大而全”的中国伦理史学研究的又一部力作。张锡勤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伦理史的研究，并将伦理史研究细分为“史料整理”(《中国道德名言选粹》)、“范畴研究”(《中国传统道德举要》)、“通史研究”(《中国伦理思想通史》)、“生活史研究”(《中国伦理道德变迁史稿》)和“断代史研究”(《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五大范畴。因此，《中国伦理思想通史(先秦-现代1949)》一书的特点即突出体现于一个“通”字，将每一个思想家的观点、学说都置于这个学派乃至整个伦理思想史发展演进的大背景之中来呈现，注重伦理观点学说的思想朔源、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其他观点学说的内在联系、产生的历史影响等等。该书作者之一黑龙江大学柴文华教授后期这样评价：“注重阐明各伦理思想体系的内在逻辑联系，阐明各思想家的伦理思想同其整个思想体系的逻辑联系，同历史背景的必然联系，以及各个思想体系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和批判继承关系。”(4)柴文华,罗来玮.略论张锡勤先生对中国伦理道德史的研究[J].求是学刊,2017(3):9.可见，通史式编年体的“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历览中国伦理史中诸子百家的“通”，二是注重揭示各家思想及思想体系之间区别联系、对立统一与批判继承关系的“通”。以诸子百家思想之间的“联系”为本位开展全景式研究，是该书的一大亮点。
1. 结构式编年体。1985年4月，由陈瑛、温克勤、唐凯麟、徐少锦、刘启林5位老先生合著的《中国伦理思想史》正式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本中国伦理史著作。与先前蔡元培先生《中国伦理学史》的纲要式叙述不同，该书将原始社会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巨大的历史跨度分为五个发展阶段，并详细梳理了周公等49位主要思想家、《礼记》等8部重要著作以及隋唐佛教、五四新文化运动两个专题中的伦理思想。全书共66万字，介绍伦理思想采用“原典引用+阐释”的行文方式，清晰直观。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伦理思想史》在介绍诸子百家的伦理思想时，带有比较明显的“结构化”色彩。这种结构化的特征在该书的前言中作了说明，就是将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尽可能地纳入“道德的社会作用”“道德的本质和起源”“道德评价”“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这五个框架中进行探讨。五老陈言，“以上几个问题，远没有包括我国历史上伦理思想讨论的所有范围。而且这些问题，并不是每个时期的思想家们都关心；即使是同一时期的思想家，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也有不同。然而，就整个历史看来，不同时期的各个伦理思想家的思想，却都围绕着这些问题而探讨，而争论，形成一个连贯而有系统的链条。”(3)陈瑛,温克勤,唐凯麟,徐少锦,刘启林.中国伦理思想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3-4.结构式编年体的突出特点在于将“纵览中的聚焦”和“聚焦中的纵览”较好地结合起来，使读者既对中国伦理史有“全面认识”，又不至于“找不到纲领”，不失为中国伦理史研究初期的优秀作品。
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自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中国伦理学研究的关注核心是：如何建设既符合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时又适合新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新道德。其间的主要成果有：杨甫在《中国青年》发表讨论新道德观的文章(1950)，吴江的《共产主义道德问题》(1955)，江陵的论文《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1955)，周原冰的《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1955)和《道德问题论集》(1964)，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1956)，张岱年的《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1957)，周辅成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1964)，等等。这些论著同样没有史学视角的中国伦理研究。
三、 “为什么”和“自己讲”：中国伦理思想学说的逻辑演绎与体系建构阶段
2.4 仪器精密度考察 取混合对照品溶液，按上述含量测定方法连续进样6次，每次2 μL，记录峰面积，计算RSD值。结果大黄素-8-O-β-D-葡萄糖苷峰面积RSD为0.53%，大黄素甲醚-8-O-β-D-葡萄糖苷峰面积RSD为1.15%，表明仪器的精密度良好。
1. 在历史中找寻逻辑。朱贻庭先生于1988年出版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就已经体现出“主体建构”式研究的雏形。尽管从形式上来看，该书更像是“核心观点编年体”，但细读之后不难发现，朱先生并非面面俱到地铺陈某位思想家的所有伦理思想，其“自己讲”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一是聚焦伦理思想史中的核心问题如“天道与人道” “人性之善恶” “德与法” “知与行” “志与功” “义与利” “理与欲”等的诘辩与论争。二是深挖涉及上述问题的伦理思想的“社会根源”。以义利之辨为例，“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所以长期成为主要论调，乃是根源于中国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的社会基础，形成了个体与家族伦理实体之间、个体与家庭、宗族家长之间的“依赖关系”，从而也就根本上确定了“群己”“公私”关系的基本模式必然是“舍利趋义”，维护家与国等伦理实体的存续和发展。三是展现伦理思想的发展演进。仍以义利之辨为例，在孔子那里，义利仅仅体现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差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所以要“义以为上”；到了孟子和荀子那里，义利扩大为人和禽兽之间的差别(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以及人和至贼之间的差别(保利弃义，为之至贼)，所以必须“舍生取义”和“以义制利”；到了董仲舒那里，义利之辨已经不再停留于道德评价的范围之内，而上升为“道之大原”的天的意志，所以“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人副天数”的必然性要求；再到宋明理学“性即理”或者“心即理”的价值预设，使“天理”自在“人心”，正义不谋利在“存天理”的“必然性”中完成了与“灭人欲”的“主体性”的统一。综上，就伦理学的主要论题在社会存在中找寻伦理思想的逻辑基础，在学说流派的迭代兴替中找寻伦理思想发展的逻辑进路，是该书“主体建构”式研究的突出特点。
2. 用逻辑演绎历史。张岱年先生于1989年出版的《中国伦理思想研究》是第一部用逻辑来演绎中国伦理史的学术力作。该书关注的核心概念是“道德”，并在卷首即明确了关乎人的道德的八个基本问题：人性问题(道德起源)、道德的层次序列(知与行、纲领与条目)、义利关系问题(道德理想与物质利益)、道德规范问题(纲常伦理)、“力命”“义命”问题(客观必然性与主观意志自由)、志功问题(动机与效果)、天人关系问题和道德修养问题。张先生以个体德性修养、自我成长的视角和思维进路展开全书的谋篇布局：第一，讨论什么是道德，强调知与行的两个方面，同时介绍诸子百家的道德纲领和具体德目。第二，道德是怎么产生的？个体道德实现何以可能、何以可为？这就引出了关于人性的讨论，人性预设不同，道德修炼的方法路径也就各异。第三，从个体层面，在追求道德的道路上，自然遇到德福不一致、群己利益不一致等困境，如何协调，就是义利之辨和理欲之辨等问题。第四，从社会层面，在实现社会和谐的制度设计中，为了维护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宗法和皇权政治，必然要讨论纲常伦理等社会规范。第五，个体意志自由的主观性和自然、社会规约的必然性是一对矛盾，如何协调，就是力命关系、义命关系和志功关系问题。第六，个体对于上述第三至第六三个方面认识与实践水准如何，取决于人的精神境界的高低，这种精神境界高低的衡量标准之一，就是个体如何看待天与人的关系问题。第七，境界高也只是圣人的必要条件，最终实现还需要靠“涵养”的功夫，这就自然涉及人的道德修养。按照上述演绎逻辑，《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一书，仅仅14万字，就将中国伦理思想的核心要义阐释得明明白白，将伦理思想的历史发展展现得清清楚楚，使人豁然开朗，不愧为大家之作。
2、外部信息沟通不顺畅。电力企业为更好地实现往来账款信息的及时清理，建立了有关往来款核对的第三方平台，用于信息的及时核对。但现实操作中，往往会出现一家供应商与多个业务部门之间的往来业务，导致最终的询证函发放工作还在财务部门。这种一对多的往来信息核对无法依靠第三方平台实现，很容易因财务的人工核对造成错误。
1978年以后，中国伦理学研究迎来了新的春天。1980年在江苏无锡成立了中国伦理学会，1982年罗国杰先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唐能赋、唐凯麟先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理》相继出版，标志着中国伦理学研究的团队基础和研究内容、框架、对象基本确立。因而，深入系统梳理中国伦理史的学术资源、打造学科研究扎实的“文化后方”成为中国伦理学研究的紧迫任务，中国伦理史的研究才迎来了蓬勃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总体而言，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前十年代末的近40年的时间里，中国伦理史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三种研究样态的两次转型。
要之，“反思式的追问”和“主体性的建构”是这一时期中国伦理史研究的突出特点。对思想学说的“社会根源”反思，加深了对中国传统社会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认识，为伦理文化设计与历史选择找到了坚实的社会根基；对思想学说的“文化轨迹”反思，加深了对中国伦理精神在启迪一代代中国人实现更好地生存发展、完成安身立命乃至成王成圣的人生实践中如何实现自身发展演进的历史逻辑的理解。以逻辑的抑或历史的方式演绎思想史的学术尝试，对于更好地理解中国伦理思想的精髓、把握伦理思想的精神生命，并运用于当下乃至将来的自我安身立命、社会和谐稳定的伦理实践和道德实践，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 “怎么办”和“接着讲”：中国伦理思想学说的接续发展与时代回应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开启了中国新一轮社会大发展以及中国试图与国际接轨、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加快融入全球化发展进程的历史大背景下，中国伦理学和伦理史的研究如何实现“精神文明建设”的学术担当，如何为“两手都要硬”提供理论与实践的建设思路，如何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镜与互鉴拿出中国伦理的应对方案，都要求中国伦理史研究在完成黄卷青灯式的“潜心问道”之后，转向筚路蓝缕式的“社会关切”，在前期尝试回答 “为什么”和 “自己讲”的基础上，用“接着讲”的勇气来回应“怎么办”的问题。
1. 在吃透传统的基础上回应现实。樊浩先生于1997年出版的《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建构》第一次尝试回答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形态”问题，即中国伦理精神如何通过自我否定的辩证发展，既批判地继承传统伦理精神的优良文化品质，同时又积极实现转型，回应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期待。樊先生仍然将精神哲学的研究视角贯穿于伦理精神现代建构的全过程，以从“现实的伦理”到“抽象的伦理”再到“伦理的现实”为思路，建构现代伦理精神的转型过程。在中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与文化冲突的历史大背景下，全书以实现“伦理生态”为核心目标，以构建“人文力”为手段方法，将“人文力”三要素中的“要素”与伦理传统相结合、“方向”与现代发展相结合、“作用点”与生态互动相结合，最终形成了以“人伦原理” “人德规范” “人生智慧”与“人文力”的伦理精神结构,以应对文化冲突，构建“伦理-文化”现代生态；形成了以“经济冲动力”与“伦理冲动力”相协调的“冲动的合理体系”，构建“伦理-经济”现代生态；形成以“德-得相通”“个体至善”与“社会正义”相协调的制度设计，构建“伦理-社会”现代生态。该书的主旨虽然是建构现代中国伦理之精神，但全书 “历史纵深感”十足，是在对中国伦理传统的深度“返本”中，实现对现代中国伦理精神的“开新”式建构。彰显中国伦理精神的文脉接续与辩证发展是该书的学术底色与研究亮色。
2. 在文化互镜的视野中回应现实。郭齐勇先生于2009年出版的《中国儒学之精神》一书，是在新世纪思考与回应中国伦理史发展走向的一部重要的以儒家思想史为基础的作品。该书最大的特点便是用一种发展的眼光和开放的心态来阐释中国儒学的精神。郭先生认为，“孔子是‘圣之时者’，儒家是‘时间的人’，与时协行，不舍昼夜”(10)郭齐勇.中国儒学之精神[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1.，主张儒学是“开放的‘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西方学术、诸子百家之学应相互拥抱、互补兼容”(11)郭齐勇.中国儒学之精神[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1.。因而，视域上的“中西对看”、方法上的“求同别异”和目的上的“交流互鉴”是理解该书的三个关键。全书分为三个层次：前三章是基础部分，梳理提炼了儒家的核心观点、主要思想家、四个发展阶段、四书五经，分析了儒学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在联系。第四章系统地比较了东亚的儒学文化，指出韩国儒家的核心观念是“仁、孝、敬、诚”四字；日本儒家则更加注重“忠、孝、公、诚、敬、仁、义、信、耻”等观念，而且在“忠孝”和“公私”的先后关系上，更看重“忠”和“公”，先国后家，与中国伦理传统有较大差异。之后几章，就“公私观”和“正义论”展开了孔、孟与亚里士多德、罗尔斯等人的比较；就“直-隐”关系展开了孔、孟、杨时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孟德斯鸠等人的碰撞；就“宗教意涵”展开了组织化宗教、教化宗教与精神性宗教、信仰宗教的儒耶互镜;等等。上述内容是主体部分，以伦理文化交流碰撞为手段，实现文化启示与借鉴的目的。该书的最后部分，在中西互镜的基础上，凝练了具有时代意蕴的儒家人性学说、和谐中庸之道、理想人格境界，并以“管理智慧”为具体论域，分析了儒学精神的当代价值。
3. 在规划设计的自信中回应现实。何怀宏先生于2013年出版的《新纲常——探讨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也是一本以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为基和以西方伦理思想史为镜来探索新时代社会规范的重要著作。全书首先分析了传统伦理纲常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价值、当代启示与当下重建新纲常的重要意义，并在中西互镜的论争中提出了“民为政纲” “义为人纲” “生为物纲”的新三纲和以社会视角的“五常伦”(天人和、族群宁、群己公、人我正、亲友睦)与个体视角的“五常德”(仁、义、礼、智、信)结合而成的新五常。何先生同时指出，新纲常的建立和存续还有赖于公民主体在内在修养中的“正心”努力——树立敬天、亲地、怀国、孝亲、尊师的“新信仰”和公民主体在社会关系中的“安伦”努力——做到官官、民民、人人、物物的“新正名”。 何先生的这一著作打破了之前伦理史的研究多为对当代伦理问题提出启示思考、路径建议、价值体系的研究范式，第一次以规划设计的文化自信回应了“社会之纲”与“人德之常”这一伦理学核心论题的当代形态问题，也是在当下社会环境中对“规范论”与“德性论”两大伦理学研究视角进行有效融合的一次尝试。
要之，“互镜之视野”和“社会之关切”是这一时期中国伦理史研究的核心要义，也把中国伦理史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中西文化的互镜与互鉴大大拓宽了中国伦理史的研究空间，也有力地促进了自身文化的反思、批判与革新；对社会现实的关切与回应也更加夯实了学术研究的现实根基，使伦理文化更好地回归到服务人伦日用、引导安身立命这一生活哲学的价值本位上；同时，文化碰撞中产生的焦虑与担当使命中引发的纠结也开启了中国伦理史研究的另一种趋势，就是对道德形而上学的追索。一句话，无论是“左看右看”，还是“上看下看”，都将最终更好地引导中国伦理学科发展的“向前看”。
五、 结 语
新中国70年，是中国社会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70年，也是中国伦理史研究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与逐步成熟的70年。特别是近40年，中国伦理史研究实现了由整理资料、普及知识到建构体系、梳理逻辑再到文化互鉴、回应现实的“三个阶段”“两次转型”的“跨越式发展”，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学科体系，锻炼了一批高素质的研究团队，也产生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这些都为中国伦理学科的兴旺繁荣和国家社会的稳定和谐，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应用唑来膦酸后出现急性葡萄膜炎一般需要糖皮质激素治疗。本研究中1例患者首选给予眼部抗病毒及抗炎治疗，眼部症状恶化[16]，提示抗病毒及抗炎治疗通常无效。一般局部应用类固醇激素能使大部分病例的眼部症状完全缓解。如局部应用类固醇激素，患者眼部症状未明显改善，或患者急性葡萄膜炎始发症状较严重，可口服或静脉全身给予糖皮质激素治疗。另外，为解除睫状肌痉挛，改善局部血循环，减少渗出物，防止虹膜后黏连，可联合使用睫状肌麻痹滴眼剂[31]。
AnOverviewontheHistoryofChineseEthicsStudiessincetheFounding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SeventyYearsAgo
REN Zhongwei
[Abstract]In the past seventy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levant research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thics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data collation and knowledge popularization, logical deduction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cultural mutual learning and response to reality. The research in the first stage is characterized by "structural chronicle", "core ideas chronicle" and "general chronicle", and respond to the question of "what is the main content of Chinese ethical history " by the way of "according to the text". The research in the second stage is characterized by "logic in history", "history in logic" and "dialectical unity of logic and history", and respond to the question of "why can Chinese ethical history leave such a trajectory" by the way of "saying by myself". The research in the third stage is characterized by "in place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mutual learning" and "plan and design", and responds to the question of "what should we do now" by the way of "speaking following the thinkers of the past".
[Keywords]Chinese ethical history; seventy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istory of ideas
引用格式：任重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伦理史研究概览[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82-90.
Citation Format:REN Zhongwei.An Overview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thics Studi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venty Years Ago[J].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2019(5):82-90.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2019)05-0082-09
DOI：10.3969/j.issn.1009-105x.2019.05.008
(作者单位：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责任编辑：肖爱华 )
标签：伦理论文; 中国论文; 伦理学论文; 思想论文; 精神论文;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