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化解拆迁矛盾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陈星言[1]（2021）在《洱海保护治理视域下洱海沿线客栈拆迁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洱海保护治理视域下,洱海沿线客栈拆迁涉及拆迁户的根本利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种柔性协调手段,如何准确把握矛盾冲突,消除群众思想障碍,将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同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达到统一群众思想、凝聚人心、增进团结、化解矛盾的目的,将成为洱海保护治理能否顺利推进和走得长远的重要环节。本文聚焦洱海沿线客栈拆迁中思想政治工作这一主题,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访谈法以及案例分析法对洱海沿线客栈拆迁中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分析和研究。运用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探讨思想政治工作在洱海沿线客栈拆迁中的必要性。通过对洱海客栈拆迁前期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针对拆迁前期聚焦的拆迁户对拆迁有抵制情绪、对补偿安置措施不满及房东和客栈承租人发生利益纠纷三大问题,总结拆迁中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做法,从思想政治工作案例出发,从细节微观入手,得出洱海沿线客栈拆迁中思想政治工作取得的成效及不足。针对洱海沿线客栈拆迁中思想政治工作出现的生态文明教育宣传普及不够、思想政治工作没有形成合力、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不够灵活、思想政治工作利益协调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探讨拆迁中思想政治工作的效能,丰富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合力,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得出发挥理念先导的引领作用是前提,构建党政群团社会参与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是关键,保障思想政治工作客体的合理利益诉求是核心,构建思想政治工作利益协调机制是基础和保障,多渠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必要条件的重要经验启示。
周丛林[2]（2021）在《第三方参与信访矛盾化解的行动策略研究 ——以M律师调解事务所和G人民调解工作室为例》文中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矛盾多元化复杂化趋势明显。为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信访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的公民诉求表达机制,承担着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责任。“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要求信访工作重视社会力量的作用,充分调动社会组织、人民群众的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从而达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本文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选取了上海市信访矛盾化解领域较为典型的M律师调解事务所和G人民调解工作室为研究案例,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研究视角出发,试图用动态的视角分析第三方组织在信访矛盾化解过程中对信访机构和信访人的行为策略选择。研究发现:第一,宏观层面社会治理创新的要求、中观层面信访机构行动资本的支持和微观层面信访人“天然信任”的推动,三者相互作用,助力第三方组织参与到信访矛盾化解中;第二,第三方对信访机构和信访人的行动策略存在很大差别。在信访机构层面,表现致力于源头治理、积案化解、信访复查的“协助”与追踪式参与、信访阳光督查的“共治”策略;第三,在信访人层面,第三方采用“情、法、理”交融式的“沟通”和参与信访普法、信访代理、信访援助的“赋能”策略,以推动信访矛盾化解,维护信访人合法权益。研究表明,第三方在参与信访矛盾化解的过程中取得一定的成效,同时第三方组织也存在着由行政色彩浓厚和自主生存能力弱引发的自我效能不足问题。同时,第三方参与的“引导”与“激励”缺失和社会资源支持有限也导致其参与动力不足。因此,笔者认为为了提高第三方协作化解信访矛盾的效率,推动创新信访治理工作,形成多元主体共治的新格局,在第三方自我提升和政府政策倡导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成长空间。
李乂京[3]（2020）在《新时代城中村社区矛盾的治理路径研究 ——以太原市吴家堡社区为例》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社会其他矛盾也出现了新变化、新问题、新挑战。为适应社会矛盾的新变化,社会矛盾治理之路也应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社会治理实质上就是正确处理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治理过程及其运行机制,其中城中村社区矛盾是社会矛盾的一个缩影和真实写照,把研究城中村社区矛盾及其治理路径作为新时代探寻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新尝试,在当前具有十分突出的新颖性、现实性、时代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指导意义。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社会矛盾产生和表现最集中的地方。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中村社区矛盾成为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本文以太原市吴家堡社区为研究对象,“解剖麻雀”,分析新时代下社区矛盾的表现、特点及产生原因,探究预防和化解社区矛盾的可行性对策。希望通过对吴家堡社区深入的剖析和研究,为新时代城中村社区矛盾的化解和治理提供借鉴参考。本文主要从四个部分研究新时代预防和化解城中村社区矛盾的治理路径。第一部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和习近平总书记的社会治理新思想,这是预防和化解社区矛盾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介绍了预防和化解吴家堡社区矛盾的实证调研过程;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是本文的中心内容,首先结合太原市城市建设过程中吴家堡社区的实际情况,归纳其社区矛盾的主要表现是政府和居民在征地拆迁的补偿标准和就业、社保、教育等民生问题方面的矛盾、社区干群关系矛盾、社区居民间的物质经济利益矛盾和文化认识冲突,并呈现出主体多元化、类型多样化、冲突叠加化和纠纷易激化的特点;其次从资源供给不均、社区治理主体单一、矛盾预防机制不完善、政策法规建设滞后、居民素质偏低等五个方面分析了吴家堡社区矛盾的产生原因;最后一部分探寻了新时代预防和化解吴家堡社区矛盾的可行性对策,提出要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依法治理和综合治理,将完善多元协同的治理体制、坚守风险防范的治理底线、夯实民生保障的制度基础、健全综合施策的治理体系作为新时代预防和化解吴家堡社区矛盾的治理路径。
马跃[4]（2020）在《K区信访工作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我国,信访工作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途径,也是人民群众诉求的重要表达方式。信访制度,是一项具有特殊性的政治制度,信访制度与人民群众参与政治、行使权利关系密切。特别是基层信访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升级,各种矛盾出现,多种冲突产生,更多的群众采取信访表达利益诉求。在实际的信访制度运行中,却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成为阻碍信访制度正常发挥作用的制约因素。本文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以及归纳分析法等,通过对现有理论成果的研究借鉴,对我国信访工作发展变化一般规律展开探索。立足K区实际,对K区信访工作现状开展调查研究,K区信访工作目前面临着信访事项日趋复杂、异常访现象突出、遗留信访问题难化解等问题。论文对此加以总结归纳分析,深入探究了原因,包括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不平衡、社会法治文化基础相对薄弱、信访工作体系不健全、信访工作机制运行不畅等。后列举部分地区的信访工作经验做法,提出从强化矛盾纠纷源头预防与化解、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规范信访工作体系建设、完善信访工作机制保障等方面的对策建议。对于理顺基层信访工作秩序、维护基层信访形势稳定以及改进基层信访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
冯名泽[5]（2020）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征地拆迁信访问题对策研究 ——基于金华街道的案例》文中研究说明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的新型城镇化,促使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不断加快速度建设城镇化,大批重点建设工程项目以及翻新改造城市项目增加了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必然引起拆迁部分农民的房屋、征收大量农村集体土地。在征地拆迁、农民安置过程中涉及的土地流转以及补偿等问题越来越复杂,使得基层的政府如社区征地拆迁工作有效开展困难重重,不但会引发诸多的主体利益矛盾纠纷,而且会导致征地拆迁爆发群体性事件。近年来,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征地拆迁群体性事件难以协调,频繁出现因征地拆迁引起的上访事件,成为了基层信访的症结问题所在,加大了基层信访局开展工作的难度。基于此,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内容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结合广东省阳江市金华街道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基层信访问题的症结,深入研究分析征地拆迁引起各方利益主体矛盾的原因,结合实际提出优化策略,从而有效协调解决征地拆迁的诸多问题。首先,通过对广东省阳江市金华街道快速城镇化的进程及征地拆迁信访种类及特征研究,得出其征地拆迁信访问题的利益冲突包括:强行征收拆迁引发的冲突、利益补偿引发的冲突、拆迁安置后对新环境不适应引发的冲突、开发商与拆迁户利益对立引起的冲突、社会保障不到位导致冲突和农户不合理的利益诉求导致冲突。其次,得出金华街道征地拆迁信访存在的问题包括: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对地方政府职能缺乏有效监管、拆迁安置过程中的不合规和信访问题化解过程过度求稳。导致征地拆迁信访存在问题的原因为: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不完善、农民无法平等参与利益决策、信访管理机制缺乏创新和信访协调监督机制不健全。最后,从加强征地拆迁信访法制化建设、征地拆迁民主政治的突破、创新征地拆迁信访机制和完善征地拆迁信访监督协调机制方面提出了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征地拆迁类信访对策。
袁伸翌[6]（2020）在《上海市历史遗留类动迁矛盾化解机制优化研究 ——以J区D地块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房屋动迁作为改善城市居民居住环境、促进城市更新、激发城市活力的政府行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城市房屋动迁,作为政府公共管理的一部分,规范动迁实施的政策不断地更新和优化的同时,也对政府执政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实施房屋动迁公共管理过程中,必然存在动迁主客体两方的矛盾。矛盾的产生是多样的,但本质是一致的,即政府公共管理行为是否合法合理地保障被征收人权益。当利益间的博弈激化到无法调和的程度时,动迁矛盾则产生了。而政府内部管理的不完善、外部影响因素干扰、新政的不适用性的均会导致矛盾的挤压和升级,最终演变为历史遗留类动迁矛盾。始终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类动迁矛盾,则会诱发矛盾对象持续多年的信访,从而成为地区社会稳定的顽疾。近年来,矛盾化解越来越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内容,各自从不同角度对矛盾化解方式及路径进行研究和论述。本文主要通过对J区D地块城市历史遗留类动迁矛盾化解过程具体案例的剖析,运用公共治理理论,寻求更优化解路径,为上海市政府实施公共管理决策给予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首先,在宏观层面介绍历史遗留类房屋动拆迁矛盾化解背景、解释相关核心概念、结合国内外文献研究、介绍运用的理论及研究方法、论文结构和研究不足等内容。其次,从微观层面介绍上海市历史遗留类动迁矛盾化解总体情况、D地块历史遗留类动迁矛盾的形成、特征;通过案例分析、访谈的研究方法,介绍D地块历史遗留类动迁矛盾化解过程、机制表现;总结案例中矛盾化解存在的问题。最后,运用公共管理学理论试图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公共治理模型对当前历史遗留类房屋动拆迁矛盾化解主体、策略、程序层面上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分析,从而提出建设性对策:对于上海市历史遗留类动迁矛盾化解,在主体上必须组建化解团队、制定内部制度、确立化解原则;在策略上必须加强各化解主体各环节建设来凸显化解主体作用（尤其要加强化解主客体不同层面间交流）;在程序上必须运用法律思维制定化解制度,引进法律人才参与化解终结程序,创新民主听证程序。本文希望从公共管理理论的角度,试图探索化解机制的优化路径,为上海市政府实施公共管理提供可行性治理建议,从而逐渐减少社会矛盾存量,提升政府执政效率,社会更加安全稳定,最终使公民对公共管理满意度提高。
徐迅[7]（2020）在《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化解社区矛盾问题研究 ——以上海市P区K镇为例》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在享受其带来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也势必会带来一系列的基层社区矛盾。作为一名在基层从事多年矛盾化解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每天会面对社区居民之间产生的各类矛盾,有来法律咨询的,也有来请求人民调解的。在城市社区内的居民矛盾数量多、情况杂、芥蒂深、易扩大,传统的由政府直接提供矛盾化解服务的模式在矛盾化解方面已经捉襟见肘,我国力求塑造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包含了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化解能力的升级。原有的模式效果已不再显着,维护社会稳定的出路是进行社区矛盾化解方式的创新、从源头上减少社区矛盾的发生。目前上海市P区K镇正在实践以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的形式从预防、调解等各方面化解可能发生以及已经发生的社区矛盾,社区居民对这种以政府购买公共资源向居民提供特定的公共法律服务的形式的接受度很高,以其独有的优势给K镇的矛盾化解工作带了新气象。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村居法律顾问和社会化人民调解组织等。本文以上海市P区K镇购买公共法律服务化解社区矛盾为研究实例并结合全市的工作情况,以文献研究与现场调研结合、调查数据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日常总结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收集有关公共法律服务化解社区矛盾纠纷方面的文献资料,归纳总结现有的理论成果的前提上,通过与P区其他街镇及上海市其他区在公共法律服务在矛盾化解方面的经验与做法相比较,厘清旧有的政府直接提供矛盾化解服务的弊端,即行政机关专业度有限、化解方法陈旧、面临行为失范风险和信任危机。分析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来化解社区矛盾方面的优势。笔者发现,在化解社区矛盾时,带有中立色彩的社会组织的介入,既减少了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正面交锋,降低政府工作成本,同时带来了更为人性化及更为高效的矛盾化解服务,促进非政府组织发展,符合新公共服务理论。在此基础上,从政府、社会、市场三个层面总结目前运行过程还存在的不足,分析原因,即重视程度不高、缺乏全流程顶层设计,“强政府、弱社会”的局面尚未产生根本性变化,缺乏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文化土壤,公共法律服务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与完善,多种类人才匮乏。探索如何以目前初具成效的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的方式有效化解社区矛盾,从源头上控制矛盾的产生、解决刚刚产生的微小矛盾,才能有力地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区稳定发展,提出政府在购买公共法律服务为居民化解社区矛盾方面还优化措施:深化顶层设计、推动标准化建设;培育公共法律服务社会组织和社会参与的文化土壤,培育多种类公共法律服务人才;发挥市场竞争机制功能及市场营销手段。
蒋明霞[8]（2019）在《社会组织参与信访矛盾化解的行动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进入了“矛盾凸显期”。为了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党和政府提出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压力与社会治理创新的推力共同推动了信访体制改革,本研究正是以此为背景,以布迪厄实践社会学的场域理论为基础,搭建了一个具有独创性的分析框架:即从场域、资本与惯习的视角对社会组织参与信访矛盾化解的行动展开研究。基于上海的实践经验,本文运用案例研究法,选取了在上海市信访矛盾化解领域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的“T诉求调解中心”和“X调解所”为研究案例。研究发现在信访场域中,“资本”是行动者博弈的依据。由于社会组织、信访部门、基层政府与访民等不同行动者分别掌握着不同方面的资本,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社会组织在与不同行动者博弈的过程中,利用不同方面的资本,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比如利用专业资本展开“位置博弈”以应对信访部门;利用身份资本展开“信任博弈”以应对基层政府;利用亲民资本展开“情感博弈”以应对访民。经过充分的实证调查,本文认为在实践中社会组织参与信访矛盾化解取得了一定成效,如部分领域实现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常态化与机制化。但同时,社会组织在参与信访的工作中仍存在资源有限、身份尴尬、能力不足等方面的壁垒。为突破行动壁垒,帮助社会组织更好地参与信访矛盾化解工作,形成社会共治格局,本文提出了若干对策思路。本研究有三个方面的创新之处:第一,视角的创新。从关注自上而下的信访体制改革转向关注自下而上的社会组织参与;第二,方法的创新。从静态研究转向动态研究,将社会组织作为行动者进行分析。第三,理论的创新。引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构建社会组织参与信访矛盾化解的行动场域,进而动态分析社会组织与其他行动者及环境的互动关系。
丁艳梅[9]（2019）在《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拆迁类社会冲突化解研究 ——以江苏省X村为例》文中提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拆迁是重新塑造农村面貌的重要一步,当前中国农村普遍经历或者正在经历大规模的拆迁。拆迁过程中爆发出的种种矛盾冲突都反映了当前中国农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因而研究农村拆迁类社会冲突得以产生并进一步发展的原因对精细化治理农村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本研究试图通过案例呈现拆迁冲突事件的过程,进而发现农村冲突治理存在的困境。在征地拆迁中存在冲突实际上是一般性现象,但是冲突的走向往往却并不相似,因此本文通过案例研究加以解释冲突治理的成效为什么存在差异。帕特南通过对意大利南北方民主政治发展差异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追踪调查,他发现引起民主政治发展差异主要是因为社会资本存量的不同。社会资本充足,则当地社会治理制度绩效高,社会得以有效运行。本文认为此结论同样适用于冲突治理成效差异,冲突的走向与社会治理成效有关,冲突治理不当则将会引发冲突的升级,而冲突治理的成效与当地的社会资本存量密切相关。本文的逻辑思路和结构是:社会的良好运行得益于社会资本的存在,社会资本对于社会冲突的有效治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主要是从心理认同构建、合作秩序以及多元主体互动三个方面影响冲突治理成效。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论文具体呈现了上湖村拆迁冲突事件的过程,主要从冲突潜伏阶段、冲突发生阶段以及冲突发展阶段三个阶段展现了冲突的爆发过程。接着,本文通过社会资本的三个要素分析上湖村拆迁冲突没有得到有效治理的原因,主要从信任、规范、网络三个角度分析社会资本的存量不足对社会治理成效的影响。最后在社会资本理论的框架下提出化解农村拆迁类社会冲突的对策。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社会资本存量的高低决定了冲突能否有效化解,农村拆迁类社会冲突频发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资本存量不足。从社会资本的主要构成要素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村征地拆迁冲突频发并且难以有效治理的原因在于规范的缺失、利益诱惑下的信任缺失以及多元主体互动网络的缺失。因此本文从规范、信任、网络三个维度提出化解拆迁冲突的有效路径。规范维度是通过增强社会规范意识约束主体行为,包括强化非正式制度的心理约束力和加强正式制度的供给。信任维度则是通过培育社会信任以加强各主体间的合作治理,包括村民与村民间的信任、政府与村民间的信任以及社会组织与村民间的信任。网络维度则是通过构建多元主体互动的网络增强各主体间的沟通、交流,进而推动冲突解决。
石立春[10]（2019）在《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强化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专门研究,既是关注现实社会状况、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客观要求,又是立足当前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深思重大理论问题的题中之义。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工作的系统开展,从学术意义上来说,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网络民粹主义认知的系统性与全面性,进一步丰富发展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乃至于社会思潮的理论研究;从实践层面上来说,有助于网络民粹主义疏导工作实效性的提升,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为全球治理能力提升提供经验借鉴。当前,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呈现出激流勇进的演绎态势,这与国内外大环境密切相关:民众政治参与觉醒中责任问题备受关注、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以及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等。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爆发,以酿发舆情危机为主要表现形式,大致可以将1994—2009年视为以贴吧、博客等为主要载体的舆情爆发阶段,将2009—2012年视为以微博为主要载体的民众狂欢阶段,将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以来视为新时代公民政治心态民粹化阶段;可以划分为贫富对抗（如“杭州飙车案”,2009）、官民对立（如“我爸是李刚案”,2010）、反智主义（如“复旦大学黄山门”,2010）、底层叙事（如“夏俊峰案”,2011）、裹挟爱国主义（如“反日保钓游行”,2012）以及环境保护（如“什邡钼铜事件”,2012）六种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不同阶段的网络民粹事件呈现出不同的演绎态势,不同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具有着不同的演绎特征。从诱发要素上来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复杂矛盾的持续浇灌,是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发的前提与基础;部分民众在社会进步中迷失信仰、在物质丰裕中失去幸福、在追求理性中集聚戾气、在感恩时代中滋生怨恨,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演绎的重要因素。从时代表征上来说,在诱发因素维度,坚守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重点关注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深度演绎的首要特征;在叙事方式维度,强调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实现道德情感主义式的群体认同与大众狂欢,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不断演绎的重要表现;在社会影响维度,衍生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诱发阶层鸿沟与社会撕裂,成为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持续演绎的又一特征。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在关注弱势群体、强化网络监督以及提升公民政治素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正面价值。但是,相对于其正面价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激流勇进所带来的重大社会危害,更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以底层、哄客、对抗叙事为演绎手法,将矛头直指官员、富人、警察以及专家学者,与民主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必然构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工作的严重干扰,消解社会精英权威,诱发政府公信力失范危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掌握社会资源精英群体的仇视,形塑出对官员、富人、警察、专家等群体的“仇+”心理,对普通人生活的浪漫化描述以及普罗大众崇拜,与民族主义相合流的极端演绎态势,势必进一步助长社会上的暴戾之气,极易诱使民众在形塑极化心理中走向零和博弈,背离社会理性平和的发展方向;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二元对立话语方式的推崇,将进一步深化社会阶层间的信任危机,激化民众间的阶层对立情绪,势必进一步拉大社会阶层间的隔阂,诱发社会分裂;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均贫富”观念的推崇,误导民众将共同富裕与平均富裕、同步富裕,共享发展与平均发展、齐步发展相等同,主张通过对内“清算原罪”、对外“清理外资”来实现共享发展,实则是对实现共享发展方式的错误选择,鼓动非理性、非法治式的共享发展,破坏社会秩序、损害法律权威,必将动摇当代中国共享发展之基、危及共享发展之路。鉴于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是民粹主义全球性泛滥与区域本土化进程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尚需借鉴参考国外应对民粹主义的经验教训。在苏俄,列宁采取“以激进对激进”,实现社会民主党的社会革命党化,保持一种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迅速获取广大民众的支持,最终在十月革命中掌握了政权。但是,苏俄应对民粹主义的教训又是惨痛的,社会民主党依靠比社会革命党更激进的革命策略,赢得革命胜利,但胜利之后,未能及时清算激进革命策略带来的负面影响,反而继续推行更加激进的方针、策略,导致苏俄在“激进→更激进”的道路上积重难返,最终深受斯大林模式消极因素所害而沉疴难愈,这实质上是前苏式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斗争的失败。在拉美地区,以庇隆主义为代表的民粹派领袖,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采取迎合底层民众、短期效益良好的民粹式政治经济策略,往往能迅速赢得广大城市劳工的支持,但是,这种“寅吃卯粮”、“涸泽而渔”的政治经济政策,使得国家逐渐陷入政治、经济恶性循环之中,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在中东欧地区,匈牙利等国家在社会剧烈变迁进程中,承继本国政治文化传统,契合经济社会实际状况,形成了劣质但能抵御危机的民主体制,成功规避了类似于拉美民粹型威权独裁统治的生成,这也可视为应对民粹主义的成功经验,虽然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并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其应对民粹危机的方式,仍值得我们多加参照。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步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践行人民主体思想,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防御性与竞争力、权威性与吸引力,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持续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引导民众形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认同,从而在消解网络民粹主义利益诉求中彰显社会公正。当前,人们需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阶段,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正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的必然性与存续的长期性,基于世界民粹史纵向审视、基于全球视野横向对比,认识到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需要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强化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科学研究,实现对网络舆情中民粹元素的精准识别、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演绎态势的跟踪分析,从而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疏导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需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公民教育,培育负责而又积极的新时代公民,强化公民社会心态引导工作,助推公民理性参与政治意识与能力的提升,实现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聚焦社会问题,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着力解决易于诱发网络民粹事件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重点清理易于引发公权力质疑的相关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充实人民获得感、保障人民幸福感、增强人民安全感,进一步压缩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空间;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干扰,从而在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正中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进新时代网络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提升治理实效性,消解网络空间的暴戾之气、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营设良好环境。
二、化解拆迁矛盾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化解拆迁矛盾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洱海保护治理视域下洱海沿线客栈拆迁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三)创新点 |
| 四、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总结 |
| 第一章 洱海沿线客栈拆迁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 |
| 一、相关概念和理论概述 |
| (一)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及主要内容 |
| (二)洱海保护治理的背景和意义 |
| (三)洱海沿线客栈拆迁相关概念界定 |
| (四)思想政治工作的概念及内涵 |
| (五)洱海沿线客栈拆迁中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和客体 |
| (六)洱海沿线客栈拆迁中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基础 |
| 二、洱海沿线客栈拆迁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 |
| (一)思想政治工作是客栈拆迁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 |
| (二)思想政治工作是凝聚共识、增进团结的精神动力 |
| (三)思想政治工作是人际和谐、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 |
| 第二章 洱海沿线客栈拆迁前期出现的问题及原因 |
| 一、洱海沿线客栈拆迁前期出现的问题 |
| (一)拆迁户对拆迁有抵触情绪 |
| (二)拆迁户对补偿安置政策不满 |
| (三)房东和客栈承租人发生利益纠纷 |
| 二、洱海沿线客栈拆迁前期出现问题的原因 |
| (一)拆迁户自身思想认识不够 |
| (二)拆迁户心理呈现多元化与复杂化 |
| (三)政府规划和审批滞后 |
| (四)政府补偿安置政策不够完善 |
| 第三章 洱海沿线客栈拆迁中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做法及案例分析 |
| 一、洱海沿线客栈拆迁中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做法 |
| (一)监督执纪和依法依规相结合,强化干部群众“红线”和“底线”意识 |
| (二)集体教育与个别教育相结合,促使拆迁群众达成共识 |
| (三)说服教育与纪律约束相结合,提高拆迁群众思想觉悟 |
| (四)典型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激发群众拆迁动力 |
| (五)精神激励与经济补偿相结合,紧密联系拆迁群众实际 |
| 二、洱海沿线客栈拆迁中思想政治工作的案例分析 |
| (一)洱海保护生态搬迁拆除中思想政治工作主体的访谈 |
| (二)洱海沿线客栈拆迁中思想政治工作客体的访谈案例 |
| 第四章 洱海沿线客栈拆迁中思想政治工作取得的成效及不足 |
| 一、洱海沿线客栈拆迁中思想政治工作取得的成效 |
| (一)达到统一思想和行动的目的 |
| (二)协调各方利益,矛盾纠纷得到化解 |
| (三)拆迁群众的实际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
| 二、洱海沿线客栈拆迁中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不足 |
| (一)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的时代性和创新性不足 |
| (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还不够 |
| (三)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不够灵活 |
| (四)思想政治工作利益协调机制不够完善 |
| 第五章 洱海沿线客栈拆迁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启示 |
| 一、发挥理念先导的引领作用是前提 |
| (一)坚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落实思想政治工作主体责任 |
| (二)彰显生态文明现代化理念的引领价值 |
| 二、构建党政群团社会参与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是关键 |
| (一)发挥基层党组织及党员干部的示范表率作用 |
| (二)政府主导,媒体、社会和学校广泛宣传动员,推进全民共治洱海 |
| 三、保障思想政治工作客体的合理利益诉求是核心 |
| (一)构建科学生态搬迁体系,统筹安置拆迁群众 |
| (二)持续推进生态廊道建设,着力改善流域生态环境和乡村人居环境 |
| (三)根据拆迁群众的合理诉求,打造“1806”特色生态小镇 |
| 四、构建思想政治工作利益协调机制是基础和保障 |
| (一)构建公开透明沟通机制,接受群众监督检查 |
| (二)构建依法依规解决机制,确保群众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
| (三)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机制,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主客体间的良好沟通 |
| (四)构建执纪问责监督机制,用严明的纪律推动拆迁工作顺利进行 |
| 五、多渠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必要条件 |
| (一)开展大气、土地、水资源的基本国情教育 |
|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 |
| (三)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道德观教育 |
| (四)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教育,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 |
| 结语 |
| 附录 洱海沿线客栈拆迁中的思想政治工作调查访谈提纲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2）第三方参与信访矛盾化解的行动策略研究 ——以M律师调解事务所和G人民调解工作室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核心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 |
| 1.3.1 核心概念界定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1.4.1 理论基础 |
| 1.4.2 分析框架 |
| 第2章 第三方参与信访工作:治理场域中的社会之需 |
| 2.1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渐入推进 |
| 2.1.1 社会治理中的多元主体参与 |
| 2.1.2 政策的转向 |
| 2.2 转型期社会矛盾复杂化 |
| 2.3 政府与群众之间的信任危机 |
| 第3章 协助与共治:第三方协作信访机构的策略 |
| 3.1 第三方力量的渐进入场 |
| 3.1.1 行动资本的来源——政府购买服务 |
| 3.1.2 信访机构治理效能不足 |
| 3.1.3 社会责任感驱使下的入场动机 |
| 3.2 信访矛盾化解中的积极参与 |
| 3.2.1 注重信访源头治理:“止新” |
| 3.2.2 推动积案化解:“化旧” |
| 3.2.3 助力信访案件复查复核:维护信访秩序 |
| 3.3 全流程、多方位的共同治理 |
| 3.3.1 第三方的“追踪式”参与 |
| 3.3.2 阳光督查:“阳光信访”与“责任信访”的耦合 |
| 3.4 第三方协助共治的功能体现：缓解信访制度内在张力 |
| 第4章 沟通与赋能:第三方服务信访人的策略 |
| 4.1 相对独立与专业化:一种身份资本的支持 |
| 4.1.1 公正客观的立场优势 |
| 4.1.2 民间性带来的“亲民”属性 |
| 4.1.3专业化服务 |
| 4.2 “情、法、理”交融式沟通调解 |
| 4.2.1 “动之以情”:以“情感”化解矛盾 |
| 4.2.2 “晓之以理”:以“法理”获得双赢 |
| 4.3 多方位赋能:增强信访人信访秩序认知 |
| 4.3.1 信访法治化建设下的普法行动 |
| 4.3.2 信访代理平台的创建 |
| 4.3.3 助力信访救助 |
| 第5章 自我提升与政策倡导:第三方参与信访矛盾化解的空间成长 |
| 5.1 矛盾化解与第三方自我增能 |
| 5.2 政策法律的有效激励 |
| 5.2.1 “引导”与“激励”并举 |
| 5.2.2 社会资源支持的力度 |
| 5.3 多元主体协作共治的信访工作机制构建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6.2.1 研究创新 |
| 6.2.2 研究不足 |
| 6.3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访谈提纲 |
（3）新时代城中村社区矛盾的治理路径研究 ——以太原市吴家堡社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3 研究的基本内容 |
| 1.4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预防和化解城中村社区矛盾的理论基础 |
| 2.1 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内部矛盾理论 |
| 2.1.1 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思想 |
| 2.1.2 邓小平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
| 2.1.3 江泽民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
| 2.1.4 胡锦涛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
| 2.1.5 习近平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
| 2.2 习近平总书记的社会治理新思想 |
| 第三章 预防和化解城中村社区矛盾的实证调研 |
| 3.1 选择太原市吴家堡社区样本的典型性、代表性 |
| 3.2 对太原市吴家堡社区的调研过程及其数据来源 |
| 3.3 对太原市吴家堡社区的数据分析及其问题说明 |
| 3.4 太原市吴家堡社区的社会治理现状 |
| 第四章 太原市吴家堡社区矛盾的主要表现、特点及其成因 |
| 4.1 太原市吴家堡社区矛盾的主要表现 |
| 4.1.1 政府和居民之间的矛盾 |
| 4.1.2 社区干群关系矛盾 |
| 4.1.3 社区居民间的矛盾 |
| 4.2 太原市吴家堡社区矛盾的特点 |
| 4.2.1 矛盾范围扩大,主体呈现多元化 |
| 4.2.2 矛盾数量增加,类型呈现多样化 |
| 4.2.3 矛盾冲突叠加,化解难度加大 |
| 4.2.4 突发事件增多,纠纷呈现易激化 |
| 4.3 太原市吴家堡社区矛盾的原因剖析 |
| 4.3.1 资源供给不均,服务短缺低效 |
| 4.3.2 治理主体单一,治理能力落后 |
| 4.3.3 矛盾预防机制不完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 |
| 4.3.4 政策法规建设滞后,缺乏严格制度规范 |
| 4.3.5 居民素质偏低,社区参与感不强 |
| 第五章 新时代预防和化解太原市吴家堡社区矛盾的治理路径 |
| 5.1 坚持系统治理,创新社区管理体制 |
| 5.1.1 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坚持党委总揽全局 |
| 5.1.2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坚持政府全面负责 |
| 5.1.3 提高居委会自治能力,坚持社区两委自治 |
| 5.1.4 培育壮大社会组织,提高社区治理能力 |
| 5.2 坚持源头治理,完善矛盾预防机制 |
| 5.2.1 建立矛盾预警网络,打造多元调解体系 |
| 5.2.2 畅通利益表达渠道,推动平等民主协商 |
| 5.2.3 构建社区参与平台,提升居民自治本领 |
| 5.3 坚持依法治理,推动矛盾化解法治化 |
| 5.3.1 科学设置征地机制,保障居民合法权利 |
| 5.3.2 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缩小社保待遇差距 |
| 5.3.3 完善矛盾化解制度,加强法治宣传教育 |
| 5.4 坚持综合治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
| 5.4.1 加强思想文化教育建设,彰显社区精气神 |
| 5.4.2 发挥道德榜样示范作用,增强社区凝聚力 |
| 5.4.3 以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画出社区同心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K区信访工作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 |
| 1.2.2 国外研究 |
| 1.2.3 研究评析 |
| 1.3 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研究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信访 |
| 2.1.2 信访制度 |
| 2.1.3 信访问题的类型 |
| 2.1.4 信访工作准则及程序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治理-善治理论 |
| 2.2.2 回应型政府理论 |
| 2.2.3 公共治理理论 |
| 2.2.4 社会冲突安全阀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K区信访工作现状 |
| 3.1 K区信访工作概况 |
| 3.1.1 K区概况 |
| 3.1.2 K区信访机构设置 |
| 3.1.3 K区信访事项分析 |
| 3.1.4 K区信访工作的主要做法 |
| 3.2 K区信访工作面临的问题 |
| 3.2.1 信访事项日趋复杂 |
| 3.2.2 异常访现象突出 |
| 3.2.3 遗留信访问题化解难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K区信访工作面临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1 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不平衡 |
| 4.2 社会法治文化基础相对薄弱 |
| 4.3 信访工作体系不健全 |
| 4.4 信访工作机制运行不畅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K区信访工作困境的对策研究 |
| 5.1 经验借鉴 |
| 5.1.1 就地化解矛盾 |
| 5.1.2 积极引导网上信访 |
| 5.1.3 强化人民调解 |
| 5.2 强化矛盾纠纷源头预防与化解 |
| 5.2.1 畅通民意表达途径 |
| 5.2.2 发挥基层信访预防作用 |
| 5.2.3 积极推进人民调解参与基层信访化解 |
| 5.3 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 |
| 5.3.1 引导依法有序上访 |
| 5.3.2 合法合情调处信访事项 |
| 5.4 规范信访工作体系建设 |
| 5.4.1 建立高素质基层信访工作队伍 |
| 5.4.2 规范基层信访工作组织架构 |
| 5.4.3 优化信访工作考评机制 |
| 5.5 完善信访工作机制保障 |
| 5.5.1 规范基层信访工作程序 |
| 5.5.2 改进基层信访信息公开方式 |
| 5.5.3 建立有效的信访问题终结机制 |
| 5.6 探索信访调处新模式 |
| 5.7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5）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征地拆迁信访问题对策研究 ——基于金华街道的案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4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城镇化 |
| 2.1.2 快速城镇化 |
| 2.1.3 土地征收 |
| 2.1.4 征地拆迁 |
| 2.1.5 征地拆迁信访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利益诉求理论 |
| 2.2.2 博弈理论 |
| 2.2.3 冲突理论 |
| 第三章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征地拆迁信访现状及利益诉求分析 |
| 3.1 快速城镇化下征地拆迁信访概况 |
| 3.2 快速城镇化下征地拆迁信访的特性 |
| 3.2.1 信访人群体性高、组织性强 |
| 3.2.2 信访方式极端 |
| 3.2.3 信访诉求“善变” |
| 3.2.4 信访内容繁杂 |
| 3.3 快速城镇化下征地拆迁信访利益诉求分析 |
| 3.3.1 经济及情感类因素引发的农民上访 |
| 3.3.2 对征迁过程不满引发的农民上访 |
| 3.3.3 社会保障不力引发的农民上访 |
| 第四章 快速城镇化过程中金华街道征地拆迁信访现状及问题分析 |
| 4.1 金华街道快速城镇化征地拆迁信访问题的种类及特点 |
| 4.1.1 金华街道快速城镇化进程概况 |
| 4.1.2 征地拆迁信访问题的种类 |
| 4.1.3 征地拆迁信访的特点 |
| 4.2 征地拆迁信访问题引发的利益冲突分析 |
| 4.2.1 强行征收拆迁引发的冲突 |
| 4.2.2 利益补偿引发的冲突 |
| 4.2.3 拆迁安置后对新环境不适应引发的冲突 |
| 4.2.4 开发商与拆迁户利益对立引起的冲突 |
| 4.2.5 社会保障不到位导致冲突 |
| 4.2.6 农户不合理的利益诉求导致冲突 |
| 4.3 征地拆迁信访存在的问题 |
| 4.3.1 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 |
| 4.3.2 对地方政府职能缺乏有效监管 |
| 4.3.3 拆迁安置过程中的不合规 |
| 4.3.4 信访问题化解过程过度求稳 |
| 4.4 征地拆迁信访存在问题的原因 |
| 4.4.1 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不完善 |
| 4.4.2 农民无法平等参与利益决策 |
| 4.4.3 信访管理机制缺乏创新 |
| 4.4.4 信访协调监督机制不健全 |
| 第五章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征地拆迁类信访对策 |
| 5.1 加强征地拆迁信访法制化建设 |
| 5.1.1 建立完善征地拆迁相关法律法规 |
| 5.1.2 建立完善公平合理的补偿制度 |
| 5.1.3 完善征地拆迁信访法律法规 |
| 5.2 征地拆迁民主政治的突破 |
| 5.2.1 提高征地拆迁农民的民主参与 |
| 5.2.2 畅通征地拆迁农民的诉求渠道 |
| 5.2.3 建立征地拆迁良好的沟通平台 |
| 5.3 创新征地拆迁信访机制 |
| 5.3.1 强化征地拆迁案件的源头治理防范 |
| 5.3.2 积极推行征地拆迁“阳光信访” |
| 5.3.3 拓宽征地拆迁信访工作渠道 |
| 5.3.4 建设素质精良的信访干部队伍 |
| 5.4 完善征地拆迁信访监督协调机制 |
| 5.4.1 健全征地拆迁信访工作领导负责制 |
| 5.4.2 健全征地拆迁信访工作领导接待制 |
| 5.4.3 健全征地拆迁信访工作责任追究制 |
| 5.4.4 健全征地拆迁信访工作监督机制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件 |
（6）上海市历史遗留类动迁矛盾化解机制优化研究 ——以J区D地块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二、核心概念与文献综述 |
|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结构以及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D地块历史遗留类动迁矛盾的形成与特征 |
| 第一节 上海市历史遗留类动迁矛盾化解的总体情况 |
| 第二节 D地块历史遗留类动迁矛盾的形成 |
| 第三节 D地块历史遗留类动迁矛盾特征 |
| 一、外部因素导致的利益分配不一致性 |
| 二、时间跨度长引起的化解复杂性 |
| 三、群体规模大诱发的公共安全不稳定性 |
| 第二章 D地块历史遗留类动迁矛盾化解的过程 |
| 第一节 第一阶段(2004年-2007年) |
| 第二节 第二阶段(2008年-2010年) |
| 第三节 第三阶段(2011年-2017年) |
| 第四节 第四阶段(2018年-至今) |
| 第三章 D地块历史遗留类动迁矛盾化解机制的具体表现 |
| 第一节 矛盾化解主体方面 |
| 一、化解主体的确定 |
| 二、化解主体间的组织结构 |
| 第二节 矛盾化解策略方面 |
| 一、化解策略的制定 |
| 二、化解策略的决策 |
| 三、化解策略的实施 |
| 第三节 矛盾化解程序方面 |
| 一、组建历史遗留矛盾化解主体的工作团队 |
| 二、在一定化解原则下制定、决策并实施化解策略 |
| 三、采取协议签订等方式终结历史遗留矛盾 |
| 第四章 D地块历史遗留类动迁矛盾化解机制中的问题 |
| 第一节 矛盾化解主体方面 |
| 一、化解理念不连贯且推动力不一 |
| 二、工作队伍流失且管理松散 |
| 三、缺乏议事制度且多元化治理架构不显着 |
| 第二节 矛盾化解策略方面 |
| 一、策略制定中化解原则不统一致使标的弹性大 |
| 二、策略决策中受外部因素影响大致使评估不全面 |
| 三、策略实施中主体间缺乏协作致使调解强度不够 |
| 第三节 矛盾化解程序方面 |
| 一、缺乏化解工作流程的制度且内部分工简单 |
| 二、化解终结程序单一未对已化解对象产生约束力 |
| 第五章 历史遗留类动迁矛盾化解机制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矛盾化解主体层面 |
| 一、提升治理水平:从思路转变到领导力提升 |
| 二、更新组织结构:构建多元主体治理的组织结构 |
| 三、完善工作制度:建立主体工作内部及奖惩制度 |
| 第二节 矛盾化解策略层面 |
| 一、策略制定:统一化解原则固化化解标准 |
| 二、策略决策:全程以专业化团队为核心 |
| 三、策略实施:引入市场和社会组织 |
| 第三节 矛盾化解程序层面 |
| 一、完善内部工作流程 |
| 二、引入法律专业化人才参与化解终结程序 |
| 三、探索社会力量参与评估听证程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7）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化解社区矛盾问题研究 ——以上海市P区K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 |
| 一、社区矛盾 |
| 二、公共服务与公共法律服务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新公共服务理论 |
| 二、公共物品理论 |
| 第二章 政府供给矛盾化解服务模式的转变 |
| 第一节 政府直接供给矛盾化解服务模式 |
| 第二节 政府直接供给矛盾化解服务模式的弊端 |
| 一、行政机关专业度有限 |
| 二、行政机关行为失范 |
| 三、行政机关信任危机 |
| 四、行政机关化解方法陈旧 |
| 第三节 改进:尝试以购买公共法律服务的形式化解社区矛盾 |
| 一、K镇购买公共法律服务化解社区矛盾的实践尝试 |
| 二、实践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购买公共法律服务化解社区矛盾的优势 |
| 一、以居民的方式解决居民的纠纷 |
| 二、服务专业效率更高 |
| 三、降低行政成本 |
| 四、化解方式更显人性化 |
| 第三章 购买模式中的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政府层面存在的问题 |
| 一、购买的服务内容少、覆盖稀 |
| 二、行政干预过大 |
| 三、责任关系不够明晰 |
| 四、考核失效 |
| 第二节 社会层面存在的问题 |
| 一、合格社会组织匮乏 |
| 二、社会组织生存艰难 |
| 三、社会组织同质化倾向明显 |
| 四、社会参与积极性不高 |
| 五、从业人员质量参差不齐 |
| 第三节 市场层面存在的问题 |
| 一、市场缺乏竞争 |
| 二、公共法律服务承接方的市场营销力度不足 |
| 第四章 购买模式中问题的原因解析 |
| 第一节 政府层面 |
| 一、缺乏购买公共法律服务的内容标准 |
| 二、缺乏承接主体的准入制度 |
| 三、缺乏公共法律服务购买制度规范 |
| 四、考核缺乏可操作性 |
| 第二节 社会层面 |
| 一、“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依旧未变 |
| 二、自身建设滞后扶持力度不够 |
| 三、社会组织创新意识淡薄 |
| 四、缺乏相应文化土壤 |
| 五、多种类公共法律服务专业人员匮乏 |
| 第三节 市场层面 |
| 一、完善的市场体系尚未建立 |
| 二、缺乏市场营销意识 |
| 第五章 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化解社区矛盾的优化措施 |
| 第一节 政府层面 |
| 一、平台建设标准化 |
| 二、主体资格标准化 |
| 三、购买流程标准化 |
| 四、考核奖惩标准化 |
| 第二节 社会层面 |
| 一、培育更多的公共法律服务社会组织 |
| 二、加强自身建设加大扶持力度 |
| 三、积极探索创新之路 |
| 四、培育社会参与的文化土壤 |
| 五、建立健全多种类公共法律服务人才培养机制 |
| 第三节 市场层面 |
| 一、充分发挥竞争机制功能 |
| 二、培养社会组织的市场营销意识与能力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8）社会组织参与信访矛盾化解的行动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
| (一)文献综述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分析框架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社会治理创新与信访场域转型 |
| 一、转型信访场域中的压力与推力 |
| (一)转型期社会矛盾与信访体制改革压力 |
| (二)社会治理创新与信访体制改革的推力 |
| (三)转型期信访制度改革的基本逻辑 |
| 二、转型信访场域中的制度架构 |
| (一)一元到多元:共治信访 |
| (二)封闭到开放:能动信访 |
| 三、转型信访场域中的张力:资本、行动者与规则 |
| (一)入场路径与场域规则 |
| (二)入场动机与行动资本 |
| 第三章 转型信访场域中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 |
| 一、“位置博弈”——应对信访部门的行动策略 |
| (一)博取位置:创新参与机制 |
| (二)稳固位置:展示专业资本 |
| 二、“信任博弈”——应对基层政府的行动策略 |
| (一)彭渡村案例:为政府分忧解难 |
| (二)2.23火灾案例:维护社会稳定 |
| 三、“情感博弈”——应对访民的行动策略 |
| (一)以“情理”化解信访矛盾 |
| (二)以“情感”赢得访民信任 |
| 第四章 社会组织参与的成效与壁垒:形成新惯习? |
| 一、行动者惯习依赖 |
| (一)制度运作惯习:“应付”与“共谋” |
| (二)访民惯习:“不闹不解决” |
| (三)社会组织惯习:“新瓶装旧酒” |
| 二、新惯习何以形成 |
| (一)合作常态化 |
| (二)运作机制化 |
| 三、难以打破的壁垒 |
| (一)资源有限 |
| (二)身份尴尬 |
| (三)能力不足 |
| 第五章 结论与讨论 |
| 一、回顾与总结 |
| 二、反思及引申思考 |
| 三、政策建议 |
| (一)强化资源支持 |
| (二)完善合作机制 |
| (三)提升自主能力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9）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拆迁类社会冲突化解研究 ——以江苏省X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影响拆迁冲突行为的因素 |
| 二、拆迁冲突升级研究 |
| 三、从社会资本角度理解拆迁冲突中的行动 |
| 第三节 理论基础:社会资本理论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框架与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社会资本与冲突治理”的理论框架 |
| 一、信任:治理的心理认同基础 |
| 二、规范:治理制度的供给 |
| 三、网络:多主体协同治理 |
| 第二节 个案的选择 |
| 一、个案背景 |
| 二、选择依据 |
| 第三章 上湖村拆迁冲突事件的演化过程 |
| 第一节 冲突潜伏阶段 |
| 一、村民被剥夺感的塑造 |
| 二、利益损失的认同构建 |
| 第二节 冲突发生阶段 |
| 一、组织动员下的拒签协议 |
| 二、村组干部的被动回应 |
| 第三节 冲突发展阶段 |
| 一、地方政府行为失当 |
| 二、村民的无序化反抗 |
| 第四章 上湖村拆迁冲突发展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规范的缺失 |
| 一、拆迁补偿标准不一 |
| 二、制度约束力弱 |
| 第二节 利益诱惑下的信任缺失 |
| 一、村民之间的信任度下降 |
| 二、政府与村民间的信任缺失 |
| 三、社会组织与村民间的信任缺失 |
| 第三节 多元主体互动网络的缺失 |
| 一、基于村民间关系网络的消息传播引发冲突感知 |
| 二、政府与村民的互动不足 |
| 三、社会组织介入冲突的滞后 |
| 第五章 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拆迁冲突的化解路径 |
| 第一节 增强社会规范意识 |
| 一、强化非正式制度的心理约束力 |
| 二、完善正式制度的制定 |
| 第二节 培育社会信任 |
| 一、加强政府与被拆迁村民的信任建设 |
| 二、保持社会组织参与冲突化解的中立性 |
| 第三节 构建多元主体互动的网络 |
| 一、加强村民间的协同合作 |
| 二、加强政府与村民间的互动 |
| 三、社会组织及时介入冲突化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缘起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选题的研究脉络与文献综述 |
| 1.2.1 研究脉络 |
| 1.2.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预期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预期创新 |
| 第2章 民粹主义的理论解读 |
| 2.1 民粹主义的概念测量与类型学划分 |
| 2.1.1 民粹主义的概念与测量指标 |
| 2.1.2 民粹主义的类型学划分 |
| 2.2 民粹主义的滋生土壤 |
| 2.2.1 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危机 |
| 2.2.2 后发国家（地区）转型发展的产物 |
| 2.3 民粹主义的理论渊源 |
| 2.3.1 中国民粹主义的历史迹象 |
| 2.3.2 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论浇灌 |
| 2.4 马克思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回答 |
| 2.4.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特殊性的考察 |
| 2.4.2 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论战 |
| 2.4.3 普列汉诺夫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4 列宁对自由派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5 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解答 |
| 第3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背景与演绎样态 |
| 3.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背景 |
| 3.1.1 政治参与觉醒中民众责任备受关注 |
| 3.1.2 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 |
| 3.1.3 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 |
| 3.1.4 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 |
| 3.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演绎历程 |
| 3.2.1 基于演绎载体变迁的阶段划分 |
| 3.2.2 网络民粹事件典型案例评析 |
| 第4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诱发要素与时代表征 |
| 4.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诱发要素 |
| 4.1.1 社会矛盾的深度浇灌 |
| 4.1.2 社会焦虑的持续诱发 |
| 4.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时代表征 |
| 4.2.1 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 |
| 4.2.2 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 |
| 4.2.3 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 |
| 第5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影响 |
| 5.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正面价值 |
| 5.1.1 关注弱势群体 |
| 5.1.2 强化网络监督 |
| 5.1.3 提升公民政治素养 |
| 5.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危害 |
| 5.2.1 冲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解构社会精英权威 |
| 5.2.2 助长暴戾之气,背离社会理性平和发展方向 |
| 5.2.3 加剧阶层对立,诱发社会分裂 |
| 5.2.4 混淆视听,干扰共享发展大局 |
| 第6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可鉴经验与疏导原则 |
| 6.1 国外疏导与消解民粹主义思潮的经验教训 |
| 6.1.1 苏俄:以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 |
| 6.1.2 拉美: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 |
| 6.1.3 中东欧:能抵御危机的低质民主体制 |
| 6.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原则 |
| 6.2.1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 6.2.2 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 |
| 6.2.3 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 |
| 第7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策略 |
| 7.1 推进公民教育,提升民众政治参与能力 |
| 7.1.1 塑造负责而又积极的公民 |
| 7.1.2 公民理性平和心态的形塑 |
| 7.1.3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 |
| 7.2 聚焦社会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 7.2.1 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 |
| 7.2.2 着力解决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 |
| 7.2.3 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 7.3 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平正义 |
| 7.3.1 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消解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理念的误导 |
| 7.3.2 健全共享发展的实现机制,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方式的干扰 |
| 7.3.3 夯实共享发展的秩序之基,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非理性倾向的侵蚀 |
| 7.4 强化网络社会协同治理,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
| 7.4.1 推进网络治理的法治化 |
| 7.4.2 实现网络治理的规范化 |
| 7.4.3 提升网络治理的实效性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四、化解拆迁矛盾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洱海保护治理视域下洱海沿线客栈拆迁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D]. 陈星言. 大理大学, 2021(09)
- [2]第三方参与信访矛盾化解的行动策略研究 ——以M律师调解事务所和G人民调解工作室为例[D]. 周丛林. 华东理工大学, 2021(08)
- [3]新时代城中村社区矛盾的治理路径研究 ——以太原市吴家堡社区为例[D]. 李乂京. 山西大学, 2020(04)
- [4]K区信访工作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D]. 马跃. 燕山大学, 2020(06)
- [5]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征地拆迁信访问题对策研究 ——基于金华街道的案例[D]. 冯名泽.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6]上海市历史遗留类动迁矛盾化解机制优化研究 ——以J区D地块为例[D]. 袁伸翌.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4)
- [7]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化解社区矛盾问题研究 ——以上海市P区K镇为例[D]. 徐迅.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4)
- [8]社会组织参与信访矛盾化解的行动策略研究[D]. 蒋明霞.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2019(02)
- [9]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拆迁类社会冲突化解研究 ——以江苏省X村为例[D]. 丁艳梅.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10]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D]. 石立春.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