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康有为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他领导了戊戌维新运动并成为这一运动的领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康有为的爱国思想在这一运动中和其以后的活动中是有积极意义并值得歌颂的。
关键词：康有为；爱国思想；历史背景；突出体现
2018年是戊戌维新运动120周年、康有为诞辰160周年。在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是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一位杰出的爱国者。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派，在甲午中日战争满清王朝战败后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面临亡国灭种和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不惜个人荣辱和身家性命地挺身而出、奔走呼号，登上了爱国的和进步的政治和历史舞台，掀起了以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为己任、为目标的维新变法运动，谱写了中国近代化过程和历史性进步的又一次新篇章。
一、康有为爱国思想产生和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具体时代特征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于甲午中日战前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刚开始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比较缓慢。到了甲午战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才有了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壮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政治力量，很不满意其本身所受到的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渴望走上政治舞台、积极参与政权以保护自身的利益，并试图通过独立发展资本主义以挽救日益严重的国家危亡和民族危机。
由于中国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从地主、官僚、商人和买办之中发展、转化而来的，它们便同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各式各样的联系。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比较温和的政治改革的改良主义模式，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派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它们的政治利益等方面的领军人物和相应代表。正所谓：甲午战后的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至1898年（旧历戊戌年），当时的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变法思潮，并随之形成了变法运动（又称戊戌维新运动）。
在党的性质上，李达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柱石，是无产阶级的头脑”。共产党“是有阶级觉悟的劳工们中间的急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就是革命军的总司令部”。“因为它有良善能干事的组织，有好的训练，并且有最可贵最有权力的东西——知识”，即通晓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共产党绝对不自私”，也就是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
戊戌维新运动，自1895年4至5月份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开始，到1898年时达到高潮和顶峰。这一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是满清王朝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惨败和其后出现的西方列强、东方的日本瓜分中国狂潮（即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打击和刺激的结果。
陕北的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应加强该地域的政策倾向。支持革命老区加快发展，实现脱贫攻坚，保证共同进入全面小康[5]。加大对革命遗址、旧居保护维护力度。加快榆林、延安中心城市建设，重点构建中心城市、县城、重点镇、农村新型社区4级城镇体系。实现“坚持强关中、稳陕北、兴陕南”基本思路，增强3大区域发展的协调性。
在日清战争中，满清“初败于牙山，继败于平壤，日本乘胜内侵，连陷九连、凤凰诸城，大连、旅顺相继失。（日本）复据威海卫、刘公岛，夺我（指满清王朝）兵舰，海军覆丧殆尽……命（李）鸿章往日本议和。（光绪）二十一年二月，抵马关，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议，多要挟……结约（指《马关条约》）解兵。会订条款十二，割台湾畀之，日本悉交还侵地。”[1]
早在1883年至1885年中法战争之中清朝的失败，就使康有为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已经面临的和即将出现的危机。中法战争结束后的1888年，外国侵略势力已经侵入到了中国的西南地区；面对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国，当时连个举人也未能考上的康有为，却全然不顾可能会随时出现的飞来横祸，而毅然决然地向光绪皇帝上书，呼吁变法自强，这是康有为第一次向光绪帝上书。
总之，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具体时代特征之下，怀有强烈爱国之心的领导戊戌维新变法运动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康有为应运出现了，他是一位真正的和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李鸿章的物质改革已遭时人的反对，倘再进一步的改革政治态度，时人一定不容许他。甲午以后，康有为觉得时机到了。李鸿章所不敢提倡的政治改革，康有为要提倡，这就是所谓的（爱国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10]
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所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潮，是从俄、德、法三国借口干涉和阻止日本割占辽东半岛这一事件开始的，出现这种丧权辱国的瓜分中国狂潮的事情就是由于满清王朝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惨败所引发起来的。
“是（指1898年）春，以胶州湾租借于德意志，旅顺口、大连湾、辽东半岛租借于俄罗斯。”[3]“是（指1898年）夏，广东九龙半岛、山东威海卫俱租借于英吉利。”[4]几乎与此同时，法国强租广州湾及其附近水面，两广和云南变成其势力范围；日本则把与台湾隔台湾海峡相望的整个福建省划为其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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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12月14日，德国以巨野事件为借口，派军舰强占胶州湾。1898年3月6日，李鸿章与德国驻华公使海靖签订了《德租胶澳专条》（又名《胶澳租界条约》），“所签条约共三端十款，主要内容为：一，德租胶州湾为军港，租期99年。租期内，胶州湾概由德国管辖；二，德国可在山东修铁路两条，并有铁路沿线三十里内地区的开矿权；三，德国获得承办山东各项工程制造的优先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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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像康有为所大声疾呼的那样：“俄北瞰，英西睞，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6]于是，他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果能合四万万人，人人热愤，则无不可为者，奚患于不能救！”[7]其言辞中表现出了昂扬的、奋发向上的爱国思想和进步精神。
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考中了进士，被授为工部主事，但他却不去就职，而仍然去致力于维新变法的爱国活动。1895年8月，他和梁启超以及文廷式等在北京组织强学会（这是一个政治性社会团体）、参加这一学会的有维新派和帝党以及一些开明人士等，并创办了《万国公报》刊物（后改名为《中外纪闻》），以宣传西学、鼓动和推进变法。
当时的国家和民族面临着曾未有过的、有史以来的极为严峻的考验，极为沉重的使命和无比艰难的任务自然而然地也摆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面前，由此对整个中国所产生的极大震动也引发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相当程度的觉醒和进步。而这也正如康有为的得意门生梁启超所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8]
还有，“假使我们是甲午到戊戌那个时代的人，眼看见我们的国家被小小的日本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又要割地赔款，我们还不激昂慷慨想要救国吗？……假使正在这个时候，我们中间出了一个人提出一个伟大的方案，既合乎古训，又适宜时局，其文章是我们所佩服的，其论调正合乎我们的胃口，那我们还不拥护他吗？康有为就是这时代中的这样的人。”[9]
“尽管康有为在1888年已上书朝廷倡言变法，但是他（指康有为）推动变革的活动直到1895年才以持久的大规模运动的形式出现。他重新开展这一运动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在中日战争中的败北，此事对公众意识所产生的刺激比以往任何一次对外战争的失败都要大。首先，这场灾难使中国遭受的物质损失比以往的挫折都要大得多。除了被迫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和支付令人吃惊的赔款之外，它还丧失了对最后的重要属国朝鲜的宗主权，而且向日本割让了自己的大片领土—台湾和辽东半岛。这样巨大的牺牲出现在二十余年大声疾呼的‘自强’改革之后，似乎是特别令人震惊和感到不吉利的。最后，由于中国历来轻视日本，把它看成在文化和力量上都不如自己的落后国家。所以，深深的丧师辱国之感特别具有辛辣意味。”[2]
二、公车上书和戊戌维新是康有为爱国思想的两大突出体现
《中外纪闻》、上海的《时务报》（梁启超担任主笔）、天津的《国闻报》（严复创办）、澳门的《知新报》和长沙的《湘报》（又名《湘学报》或者《湘学新报》），这几份报纸成了改良派、维新派宣传其变法主张的主要舆论机关；很显然，改良派、维新派是把其所办的报纸作为政治工具来使用的，他们非常强调报纸的社会政治作用和舆论功能，是把报纸当成了爱国手段和救国目标的。
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事件，既是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就已经开始出现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发展成为变法政治运动的起点，又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所表现出来的积极的、进步的群众性爱国运动。在这次爱国运动中，虽然参与者是准备参加考试的举人、其社会阶层也比较狭窄，但其社会联系却比较广泛、对当时社会所产生的震动和留下的影响也很大。
1895年4月，正准备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地举人闻听中日《马关条约》即将签订的消息后，群情激愤。5月2日前后，康有为、梁启超和帝党官员文廷式等联合在京会试的1300多名（另一说：只有600多名）举人在达智桥松筠庵集会，讨论请愿事宜、随后便上书光绪帝，此次的上书名叫《万言书》，这是康有为第二次给清朝皇帝上书。
1895年公车上书的主要内容：“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认为变法是强国之本，提出富国、养民和教民三项变法措施；建议裁撤冗官、紧缩机构、澄清吏治和改革官制。”[12]这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开端和起点。此次上书的结果是：《万言书》虽未能递交到都察院，光绪皇帝更没有看到这次上书的具体内容，但《万言书》却已在社会上广为传抄。这是康有为爱国思想的一次重大的突出体现。
与此同时，满清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所带来的深重灾难，并没有吓到、却反而激怒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还使之成了当时社会上启发和启示国人产生爱国和救国意识的一种极为强大的鼓舞力量、并随之写出了美丽动人的崭新篇章。比如：在上海出版的《申报》上的文章就发出了“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13]的愤怒吼声。
可以说，甲午中日战争前后，满清王朝政府的腐朽、衰败和无能在时人和世人面前暴露无遗。西方的列强和东方的日本趁火打劫，它们就像饿虎捕食一样地去撕抢中国大地这块肥肉。一时间，列强们瓜分中国的叫嚷甚嚣尘上、行动立竿见影，亡国灭种的现实危险和潜在危机就像沉重的石块一样积压在每一位中华儿女和中国人民的心头。
1895年11月，康有为南下江南、成立上海强学会，并拟定章程，以通声气、聚图书和成人才等。1896年1月12日，他创刊《强学报》，并以孔子纪年、倡导维新变法，还提出开议院的政治主张。1898年4月，康有为在北京成立了体现爱国救国思想的保国会——这是一个以“保国、保种、保教”为目标和宗旨的政治性团体，保国会使改良派、维新派的声势大大地加强了。在此前后成立的类似团体还有保浙会、保川会、保滇会、闽学会、粤学会、蜀学会和关学会等。
“这些学会是根据地区和专门化知识这两个原则组织起来的。它们首先在北京和上海开始创立，接着在各省、府、县、镇成立分会。同时，为了用新知识教育官、绅人士，各种专业学科的学会纷纷成立，遍及全国。”[14]康有为、梁启超用来推进这一变法运动的另一个办法便是办报，他们意识到了这是在广大民众之中传播新知识和新观念以及改变其思想的有效工具和有力手段。
葡萄糖被己糖激酶催化生成葡萄糖-6-磷酸，然后在转酮酶的催化下转化为4-磷酸赤藓糖，进一步在4-磷酸赤藓糖激酶的去磷酸化作用下生成赤藓糖醇，最后在赤藓糖还原酶催化加氢作用下生成赤藓糖醇[25]。
为确保出口孟加拉尿素产品的发运质量，日前，阳煤丰喜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供销分公司综合处、化肥处、铁路处形成专项检查小组对产品外包装、车皮毛刺处理、底布铺垫、产品单袋质量等情况进行了重点检查。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中英）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11]其中的康有为和严复特别是康有为，就是戊戌维新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和影响非常之大的著名爱国人士。
总之，自1895年夏至1898年春，以康有为为领袖的改良派、维新派积极组织强学会和保国会等政治团体、并创办报刊和开办学堂，以便为其所从事的变法运动制造舆论和培养人才。到了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开始，历史上称之为戊戌变法或百日维新。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只运行了一百零三天，但显然是康有为爱国思想的又一次重大的突出体现。
另外，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派，还与洋务派、顽固派、守旧派进行了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和要不要学习西学等三大方面的论战和交锋。这次思想论战使维新维新变法运动走向高潮，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进步的新思想、新潮流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和国人的认同、接受，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爱国的和进步的思想解放潮流。
以康有为为领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派，提出了维新变法的根本“在变官制”，学习西方的“政令法度”[17]，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戊戌维新时期，光绪皇帝颁布了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一百个左右的诏令。“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18]这里的“变官制”，包括采用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
老子教导他学生庚桑楚的学生南荣说：“养生之道，在神静心清。静神心清者，洗内心污垢也。心中污垢，一为物欲，一为知求。去欲去求，则心中坦然，心中坦然，则动静自然，则心中无所牵挂。”他的养神之说与现代的心理平衡是一致的，心态对健康影响很大，有学者甚至认为可占长寿因素的百分之六十。人常说，心大一点儿，态字不就是心上面的大多一点吗？还可理解为心上有太阳，阳光心态，快快乐乐，没个不健康的！
一方面，光绪皇帝的戊戌维新变法措施，政治上给予人民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经济上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文化和教育上提出了一些有利于改造旧学和传播西学的方针、措施，这些均有利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思想在中国国内的传播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向前发展。
1.5.7 封管技术 封管通常选用稀释的肝素液和生理盐水，稀释的肝素封管液可抗血栓形成，还有防腐抗菌活性，但由于可引起并发出血等并发症，所以选择BD预充式导管冲洗液，即生理盐水封管，防止引起消化道出血并发症的发生，保证患者的安全。冲管时采用脉冲式冲锋管，即快速推-停-推，产生旋涡状水流，使导管壁的附着血液也被冲净，不易发生堵管和细菌附壁停留繁殖，从而减少CRBSI的发生。
另一方面，这些变法诏令和政策措施更是受到了维新派们和开明人士们的热烈欢迎和积极支持。曾亲历其事的罗振玉先贤后来回忆说：戊戌维新变法之事“如春雷之启蛰，海上志士，欢声雷动，虽谨厚者亦如饮狂药。”[19]关于这一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应是确定无疑的——“康梁集团用来推进戊戌维新运动……这一努力是近代中国社会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发展的里程碑。”[20]
“戊戌春季的瓜分，更刺激了变法派和光绪帝，于是他又派康有为的四位同志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在军机处办事。从戊戌四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初（即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前后），康有为辅助光绪行了百日的维新。”[15]还有，“（光绪二十四年的戊戌维新运动中）引新进小臣，锐意更张，为发奋自强之计。”[16]
三、救亡图存、前后连贯和主张忠君是康有为爱国思想的三大特点
发生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是一次可歌可泣的而且闪耀着爱国主义光芒的、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进步政治运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先进优秀人物，在领导和参与这一运动的无比艰难的历程中，表现出了催人奋进的、难能可贵的自觉精神、奋斗精神甚至献身精神，从而丰富、发展和创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以致于使近现代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时俱进，在近现代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觉醒、抗争和发展进程中树立起了熠熠生辉的美丽坐标。
雪萤一怔：“江老师这不是带给你了吗？”狗子说：“他今天才给我的。以前那么久，他都没给我。你一定是才买的。”雪萤哭笑不得，说：“是是是，阿姨太忙，忘了，对不起。”
在中国的历史上，爱国主义就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与生俱来、自古就有的伟大的光荣革命传统。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同志曾经指出：“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形成和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写成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也明确地指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21]
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日益加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危亡日深的艰难形势下，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一部分先进的旧中国知识分子，对我们国家的生死存亡和前途命运开始关注和忧虑了，并且随之为此而大声呐喊与不懈奋斗，这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的清末，是很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和鲜明的时代特征的。
增强针对性、提升有效性。根据司法行政工作性质和提升干部队伍综合素质迫切需要，结合干部成长教育规律，积极构建门类齐全、科学合理、按需施教、注重实效的教育培训体系。
康有为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近现代先进人物之一，戊戌维新变法运动期间，他作为戊戌派、维新派的主要领军人物，是这一运动的实际领导人。在康有为的一生中，公车上书使其崭露头角和名声大振，戊戌维新变法运动是其政治生涯的高峰，他对当时社会历史的发展是起了推动的进步作用的，这是其人生中的主流以及值得歌颂的不可磨灭的历史性功绩。
康有为的爱国思想，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具体时代特征的大环境以及传统的封建儒家思想和尊孔忠君意识的感染熏陶下，明显地留下来了，体现出了当时的特征和印记。可以说，康有为的爱国思想具有三大特点：（1）救亡图存性，（2）前后连贯性，（3）主张忠君性。这三大特点是有其积极的、进步的和合理的因素的。
康有为是在清朝末期我国的封建社会急剧腐败衰落崩溃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内忧外患危机异常严重的社会历史形势下登上政治和历史舞台的一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维新主义的政治活动家，危亡的形势和艰难的时代的哺育和催化，使他所从事的诸多活动首先以救亡图存为目的和核心，他随之也成为一位伟大的、创新的和与时俱进的爱国主义者。
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国势衰败、面临着外国列强占领和瓜分的危难局势之下，康有为号召人民发愤图强、振兴中华、救亡图存，这是康有为爱国思想之中的一个特点。如：康有为先后七次上书光绪皇帝（1888年12月10日、1895年5月2日、1895年5月29日、1895年6月30日、1898年1月初、1898年1月29日和1898年2月）特别是公车上书、成立强学会和保国会以及领导戊戌维新变法运动等，均体现出了救亡图存的因素。还有，“康有为建立孔教的目的，与其一贯的政治、维新活动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救国（指救亡图存）。”[22]
康有为的爱国思想，除了救亡图存的特点之外，还有前后连贯性。1888年至1898年这一期间，康有为建言变法维新、提出改良主张，图谋国家强盛，这是爱国的。自此以后，直至1927年3月31日康有为去世，他也爱国。可以说，康有为一生爱国、至死不渝！
“打个比方，拿政务云来说，以往各个单位都有自己的机房和服务器，就像一个个的小作坊一样，现在华为四川大数据中心建立起来之后，就像为四川全省的企业和政府机构建立了一个大型容器，将原来分散在各委办局的数据聚集在一起。” 该项目的负责人介绍说，“当然这仅仅是第一步，叫作汇集数据；还需要第二步数据互通，我们收集数据后打破各单位的数据壁垒，最后将关键数据提取之后，共享给云上的各单位。这样各个单位之间各取所需，政府部门对各个区的情况也一目了然，可以更好调配资源。”
1898年戊戌政变（即：戊戌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长达16年（指从1898年到1913年）。在这一段时期，他“身旅外洋”，“心忧中夏”，[23]常常饱含热泪、回望着神州大地，时时刻刻为自己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由此可见，其爱国之心不减当年、爱国之志仍不衰退。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便开始了。此时的康有为旅居日本，他获悉国内政治腐败、国土沦丧的情况后，其心中产生了一种不忍的情绪。“躬际中国之危机……哀国土之沦丧，吾不能忍也……惧国命之分亡，吾不能忍也。”[24]因此，他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创办了《不忍》杂志，并在此刊物上发表了体现其爱国主义精神的一系列文章。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康有为同情和支持学生们的爱国热忱。5月6日，他公开发表《请诛国贼救学生电》，谴责北洋政府滥捕学生、大兴冤狱的无耻行径，赞扬了学生们的行动代表了四万万人民的心意。随后，他又发电报给犬养毅，要求日本政府归还青岛、撤出驻扎在山东的日军。康有为甚至认为：即使是君主国也不能无视民意——曹汝霖与张宗祥就是在日本也不会有好下场。1920年后，康有为对封建军阀割据下的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的祖国，非常担忧，他希望中国统一和富强。
康有为爱国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是主张忠君，这也是有其合理的和必要的原因的。众所周知，康有为最重要的政治主张就是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他被迫流亡海外时曾组织保皇派、仍旧维护君权并主张皇权中心论。他挽救祖国危亡的热切愿望和深厚的忠君、保皇感情，依然深深地植根于和积淀于他内心深处的传统思想意识之中。
康有为的整个戊戌维新变法运动的主张是以不破坏君权为前提和限度的，即：依靠君权、推行维新。“（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逃难海外，又得着外国人的保护。他们在逃难之中发起保皇会，鼓动外国人和华侨拥护光绪。”[25]
定义2.3[4] 称系统(1.1)具有持久性，若存在独立于系统(1.1)的解的正常数mi，Mi(i=1,2,3,4)，使得系统(1.1)的任意解(x(t),y(t),u(t),v(t))T都满足
康有为是爱国的，但他的根深蒂固的潜意识里是这样认为的：他本人主张庸俗进化论，“据乱世”必须经过“升平世”，才能达到“太平世”，也就是封建君主专制必须要经过君主立宪阶段，“苟未至其时，实难獵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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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everal Issues of Kang Youwei's Patriotic Thoughts
Zhang Lianjie
(School of Education,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Tangshan, 063000, China)
Abstract: Kang Youwei's patriotic thoughts and behaviors are summarized.
Keywords: Kang Youwei; patriotic thought; historical background; outstanding expression
中图分类号：B82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冀L 1500023 (2019) 01-0073-06
作者简介：张连杰（1970-），男，汉族，硕士研究生，唐山师范学院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
(责任编辑：赵永红)
标签：康有为论文; 爱国论文; 中国论文; 光绪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政治学史论文; 政治思想史论文;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 《新时代职业教育》2019年第1期论文; 唐山师范学院教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