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梁精神是毛泽东思想在陕甘乃至西北地区实践发展的最早精神产物，同时，又是延安精神的主要源泉之一，起承转合的作用十分明显。毛泽东十分珍惜和吸纳陕甘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他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历史地位和创建者的高度评价就是对南梁精神的最高认同，为继承和弘扬南梁精神指出了方向，从中可以看到南梁精神的真谛之所在。
关键词：毛泽东；南梁精神；陕甘边
以“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为主要内涵的南梁精神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在领导陕甘人民创建陕甘边根据地过程中形成的革命精神，与建党时期昭示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红船精神一脉相承，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曾对陕甘边根据地和根据地的创建者有过多次评价，从这些评价里，我们可以看到南梁精神的真谛所在，也为我们继承和弘扬南梁精神指出了方向。
一、“面向群众”
“面向群众”是1943年1月14日，毛泽东为边区大生产运动中做出重要贡献的时任华池县县长的李培福同志的题词。这个时段，毛泽东曾为陇东分区的多位领导人题词赞扬，为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题词“密切联系群众”，为陇东行署专员马锡五题词“一刻也不离开群众”。这年4月23日，在延安为刘志丹举行的万人公祭大会上，毛泽东为刘志丹题词：“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鄰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1]从这些题词和话语评价里面，最鲜明、最突出的是“群众”两个字。此即反映出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也反映出群众路线早已深入人心。字里行间也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对陕甘边根据地群众工作成就渊源的肯定。其原因是：一则上述受题词的人物均是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走出来的革命干部，二则地处陇东分区的南梁曾一度就是陕甘边根据地的中心，这里的群众工作有着十分深厚的基础，且成就显著。“面向群众”，这恰恰是南梁精神的根基所在。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起，为人民谋幸福就是历史使命。因此，“面向群众”就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以人民为中心才能筑牢共产党人的执政之基，才能保证党的事业走向成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在创建和巩固根据地的过程中，始终怀抱着“面向群众”的初心，坚定地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刘志丹同人民群众心连心，他每到一地，总是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为群众申冤除害，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崇敬和爱戴，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刘”。他牺牲后，老百姓非常伤心非常怀念。1943年，当刘志丹灵柩移往家乡志丹县时，沿途百姓纷纷举行路祭，自动以素酒白馍，拦路祭奠，许多人痛哭失声。彭德怀在题词中称刘志丹是“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这次有数万群众自愿参与的隆重祭奠也让毛泽东深为感怀！这年8月，在一次干部大会上，毛泽东又讲了一段很有意义的话语，其中讲到：“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论定，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刘志丹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2]这个评语，再次强调了刘志丹群众领袖的崇高地位。谢子长也是党的爱民模范，清涧起义期间，起义领导人之一的李象九营长的护兵抢了老百姓的东西，谢子长向李象九讲述了必须严惩的重要性，处决了护兵，并以此为例教育参加起义的官兵。谢子长说：“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时刻不要忘了老百姓，不论走到哪里，都要爱护他们，给他们办好事。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目的。这样老百姓也才会支持我们。”[3]习仲勋也是与群众摸爬滚打在一起的领导人，在筹建南梁政府的过程中，他和其他干部一起深入实际，走村串户，动员鼓励贫苦农民参加革命。他就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后，始终奉行“要一心一意老老实实把屁股放在老百姓这一方面，坐得端端的”[4]的政治信条，心系人民群众，带头开展调研，听取群众意见，处处为群众着想，主持制定了为民利民益民的陕甘边苏区十大政策。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废除一切债务和高利贷，对土地和青苗一起分配，免除群众农业税，开展奖励农耕等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土地革命斗争的积极性，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正因为陕甘边根据地党政军领导能够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全心全意地服务于人民，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全力以赴的支持。面向群众与群众拥护相辅相成，构成南梁精神的稳固根基，这也正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并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力量源泉和根本保证。
二、“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留在党和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1936年4月14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在东征前线牺牲，得知此消息后，毛泽东非常悲痛，对刘志丹做了这样的评价：“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留在党和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这里提到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精神，正是南梁精神中共产党人坚守信念的真实写照。
地下人防工程由于具有特殊的职能，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容不得半点马虎，在工程实施之前，监理单位应当按相应的程序编制好监理实施细则。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陕甘边区党政军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精神支柱，也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的根本原因。刘志丹等人就是理想信念坚定无比的光辉典范。刘志丹从投身革命起，无论在榆林学界、在黄埔军校、在国民军中，还是在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红二十八军等处，一个信仰坚定的革命者形象始终傲立苍穹。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为创建陕甘红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呕心沥血，竭尽全力。多少次，他遭遇失败；多少回，他被敌人抓捕，身陷囹圄，但他始终对党忠心耿耿，初心不变。终于历经劫难，在西北地区点燃了星星之火，创建了一块在中国革命史上举足轻重的革命根据地。他的精神也感染着每一个与他同甘共苦、矢志奋斗的人。习仲勋曾在回忆文章中赞扬刘志丹：“他那种坚韧不拔的信念，为真理献身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5]革命道路不会一帆风顺，每当部队受到挫折时，刘志丹就以坚定的革命信念教育激励部队，告诉大家不要怕失败，应当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重新站立起来。坚守信念，同样体现在创建根据地的其他革命者身上。1932年冬，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30多名伤病员在子午岭山中养伤，面对风雪严寒、忍饥挨饿的艰难处境，他鼓励大家说：“我们革命者，就应该不怕困难和失败，像松树那样，在艰苦中锻炼成长”，“只要我们不悲观，不怕失败，最后总会胜利的。”[3]当陕甘边区遭遇错误肃反时，作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即使有同志愿意帮助他脱离险境，可他为保护更多的同志，只回答了四个字“为党尽忠”，而选择留下。在生死关头的这种选择，更加体现出他坚强无比的党性。有这样一批坚守信念的共产党人率领，南梁人民为了革命事业浴血奋斗，涌现出无数英雄。在南梁革命英雄纪念碑上，有姓名记载的烈士就有609人，还有许多无名英雄为革命事业而献身。纪念碑镌刻的正是陕甘边共产党人坚守崇高理想信念，带领人民矢志奋斗、勇于牺牲的南梁精神。
三、“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在陕甘边根据地的大力援助下，陕北根据地迅速崛起，并肩战斗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开疆拓土，英勇奋战，创造出两块根据地合二为一，红色区域更为宽广的陕甘根据地新局面。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在逆境中妥善解决陕甘边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就在于根据地的创建者们用活了马克思主义，被“左”倾思想的人指责的“稍林主义”，实际上就是“稍林里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使得根据地能够摆脱“左”右倾错误的干扰，制定出正确的路线和策略，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事实也证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一般而言，以公物的管理和使用为调整关系的法律统称为公产法，公产法不仅调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接受并享有的公共供给和服务，也同时调整行政主体为履行其职责而必需支配和借助的物力手段，它关涉国家对公民履行生存照顾责任的最广泛领域，是当代社会治理目标下回应社会多元利益需求与规范行政权合法、正当行使的法治实践场域。
1935年九十月间，在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已发展成为区域更为宽广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后，因为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在陕甘苏区主持错误肃反，导致陕甘边区的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党政军干部被抓。在突如其来的人为灾难面前，陕甘边共产党人表现出强烈的大局意识。为了避免红军内部的分裂，刘志丹、习仲勋等共产党人不计个人得失，始终坚持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宁肯自己受难也要保护更多的同志，维护和保全陕甘革命事业发展的大局，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南梁精神顾全大局的深刻内涵。中共中央抵达瓦窑堡后，及时迅速处理陕甘苏区错误肃反问题，将刘志丹等被关押同志释放出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先后接见了刘志丹等同志，亲切地安慰刘志丹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毫无怨言，代表获释的同志感谢党中央对错误肃反的正确处理，并表示：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绝对服从中央的调遣，要向中央红军学习。在刘志丹的影响下，许多受迫害的同志都不计个人恩怨，勤恳为党工作，使得红军的团结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刚在陕甘苏区站稳脚跟的党中央，为彻底粉碎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部署了一场大战役，这就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红军打的直罗镇战役，这场战役最终获得了重大胜利战果，为陕甘苏区的稳固发展举行了一个胜利的“奠基礼”。毛泽东在直罗镇战役的总结中，讲了取得胜利的四点原因：“1.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2.战略与战略枢纽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3.战斗准备的充足；4.群众与我们一致。”[6]毛泽东还说，这次胜利产生了多方面积极影响，其中之一就是“使刚刚会合的南中北三支红军(指中央红军、红二十五军、陕甘红军)得到进一步的团结。到现在人人都相信这种会合与团结是很好的，是必要的，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是战胜敌人的基本条件。”[6]还有一个重要影响就是，这次胜利也配合了全国红军与游击战争的胜利。“你们看：我们在北方最后粉碎了第三次‘围剿’呢！两万五千里远征的中央红军同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在战场上会合了，并且活捉了牛师长呢！你们勇敢地向前吧!”[6]从毛泽东的总结中，我们可以看出陕甘红军的重要性和陕甘红军在团结方面做出的贡献。虽然陕甘红军此时已编入红十五军团，毛泽东特别强调陕甘红军，是对其创建根据地突出贡献的肯定。刚经过错误肃反风波的陕甘红军，不但在直罗镇战役中勇立新功，而且在稳定局势、开拓局面，团结中央红军和红二十五军方面也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党政军干部是如何带好陕甘红军这支队伍的，也再一次印证了南梁精神中团结协作、顾全大局的特质。
四、“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
以陕甘边根据地为基础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正因为这块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就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根据地又成为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同时，也为根据地的后续发展——陕甘宁边区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陕甘边根据地的重要的历史作用，毛泽东多次给予很高的评价。1945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做报告时指出：“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长征结束以后，起是从这个地方起的，转也是从这个地方转的。万里长征，脚走痛了，跑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叫作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抗战以来，我们的队伍除新四军外，都是从这里出发的”[6]。党的七大召开时，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是陕北人的光荣。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试验，在这里开七大，在这里解决历史问题。”[6]1947年，毛泽东在指挥解放战争的千军万马时，对陕甘边根据地依然评价很高：“这个边区是土地革命时期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区域，保存了几千干部，其中只有极少数人是腐化的不可救药了，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有些人犯了错误是可以教育的，他们在工作中出的问题有许多是我们在政策上交代的不明确，领导上承担一定的责任，这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第二，有政治上可靠的军队。第三，人民是好的。第四，保留了土地革命时期老区的许多好的工作作风。有了这些条件，敌人是可以被战胜的。”[6]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曾在多个场合再提陕甘根据地，足见其在毛泽东心中地位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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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习仲勋突出的工作成就，1943年1月，毛泽东为习仲勋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以示褒奖。坚持顾全大局，把党的事业和革命的利益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正是南梁精神的特质，是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革命先辈优秀品质的具体体现。
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实践充分说明，将马克思主义与陕甘边的实际相结合，就会创造出一片新天地。刘志丹提出的红、白、灰“三色”建军思想，造就了在西北高举红旗的红二十六军，为根据地创建提供了有力的军事保障。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者灵活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坚决反对和自觉克服“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主张，对民团、土匪、哥老会等，根据其对革命的态度，采取了积极争取、分化瓦解、教育改造、打击镇压等不同政策，从而最大限度地分化了敌人，壮大了革命队伍。在远离党中央以至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成功的统战工作经验也成为陕甘边根据地生存发展的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以刘志丹为代表的根据地创建者们构建的“狡兔三窟”式的多区域根据地战略布局，是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灵活运用和重大发展，让根据地的创建踏上正确的道路，迅速打开新局面，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南梁政府成立后，即开始推行了一系列新政，为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灵活开放的经济政策，推动了工商业和贸易的繁荣，开设集市，发行货币，满足了人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需要。南梁老百姓高兴地唱着民谣歌颂党和红军：“土地呀有土地，牛羊呀有牛羊，全凭你领导闹革命，咱们把家当。”[2]陕甘边根据地所展示的这方方面面，都是根据地创建历程中的精彩亮点。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有着自己的特点，开创了全国根据地创建中的“陕甘模式”。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求实开拓中夺胜利、求发展，这正是南梁精神的精髓所在。
综上，从毛泽东对陕甘边根据地的评价来看，有对南梁精神的充分肯定。这里毛泽东说的陕北，是指地域概念，其中包括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正是因为有南梁精神的支撑，才汇聚起陕甘边区军民强大的力量，使得根据地的创建获得了成功，并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南梁精神是跨越时空的。南梁精神在整个革命精神体系中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在革命精神组成的长河中，南梁精神与红船精神一脉相承，初心和使命始终如一，与井冈山精神、中央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同属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重要精神，有着共同的革命精神本质，也有着独特之处，南梁精神是毛泽东思想在陕甘乃至西北地区实践发展的最早精神产物，同时又是延安精神的主要源泉之一，二者起承转合的作用十分明显。毛泽东十分珍惜和吸纳陕甘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他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历史地位和创建者的高度评价就是对南梁精神的最高认同。从这点讲，南梁精神的历史价值具有永恒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发扬光荣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努力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辈的业绩。这是我们对老一辈革命家最好的纪念。”[7]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革命精神，饱含着光荣传统和红色基因。我们弘扬南梁精神，也就是传承红色基因，发扬光荣传统。在新时代，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汲取南梁精神的历史智慧，将其化作强大的精神动力支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为甘肃实现跨越发展谱写新时代的新篇章。
以无违建创建为契机 尽心履职国土保护重任（邵雪飞）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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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liangSpiritViewedfromMaoZedong’sEvaluation
LI Rong-zhen
(ResearchOfficeofPartyHistory,GansuCommitteeoftheCPC,Lanzhou730030,Gansu)
Abstract:The spirit of Nanliang is the earliest spiritual product of Mao Ze-dong Thought’s practical development in Shanxi, Gansu and even northwest China.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of Yan’an Spirit. It plays an obvious role in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Mao Ze-dong cherished and absorbe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in Shaanxi and Gansu. His high appraisal of the historical status and founders of the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in Shaanxi and Gansu border areas is the highest recognition of the spirit of Nanliang, pointing out the direction for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spirit of Nanliang, from which we can see the true essence of the spirit of Nanliang.
Keywords:Mao Ze-dong; Nanliang Spirit; Shaanxi-Gansu Border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30(2019)01-0005-04
收稿日期：2018-11-30
作者简介：李荣珍(1957—)，女，回族，河北张家口人，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甘肃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朱世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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