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评论《客家：华南汉族的族群性及其边界》一书，指明该书是本关于客家研究的有益读物，该书有两个关键词——族群性和族群边界，不仅具有重大的人类学研究价值，而且还巧妙地运用三组二元结构来组织文本的撰写，最后该书还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并对其一一作出了批判。
关键词：客家研究；族群；族群边界
一、一本客家研究的新书
濑川昌久先生的著作——《客家：华南汉族的族群性及其边界》（以下简称《客家》）中文版于2013年问世，无论是对民族学、人类学略感兴趣的读者，还是有志于客家研究的学者，套用当年的一个网络新词，是件“喜大普奔”的事情。
然而，严格意义上讲，《客家》不能算是本新书。从作者自1983年从事田野调查，到1993年该书的日文版面市，再到2013年中文版出版，时间跨度长达30年之久。对于具有悠久人文传统的人类学而言，30年的时间可谓弹指一挥间，特别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众多来自人类学、民族学的传统阵营的理论范式，在现代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的剧烈冲击下，早已支离破碎，其中能有多少幸存下来，还是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一位立志于民族学研究的学者而言，所谓“三十功名尘与土”，30年时间不可谓不短，足以检验一个学者以往所采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以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能在多大程度上供后辈学者参考借鉴。
就《客家》所关注的客家民系而言，它其实是个崭新的研究领域。自20世纪30年代罗香林率先从历史学角度研究客家，迄今不足百年。他的代表作《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的出版，标志着学界对客家族群的研究登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诚然，客家作为一个“民系”，该词最初就来自罗香林的创造，正如《客家》的作者所言，“民系研究的出发点其实就是客家研究。”[1]4
《晋八王故事》曰：“陆机为成都王所诛，顾左右而叹曰：‘今日欲闻华亭鹤唳，不可复得。’华亭，吴国拳县郊外之野，机素游之所。”[注] (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九十《鸟部上·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版，2015年第5刷，第1563页。按本段文字末句《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作：“华亭，吴由拳县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吴平后，陆机兄弟共游于此十余年。”见《世说新语笺疏》，第1050页。
关于“客家”的来源，一种观点认为它与居于北方中土的汉族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南下族群迁徙的历史有关。客家先民始于秦征岭南融百越时期，历经西晋永嘉之乱、东晋五胡乱华，唐末黄巢之乱，宋室南渡，中原汉族大举南迁，陆续迁入南方各省，在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下，经过千年的演化直到南宋，逐渐形成一个具有独特方言、风俗习惯及文化心态的汉族民系。[2]例如，在广东地区，最早的北方来客当属秦汉平南越的军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最早来到珠江三角洲定居，融合当地的南越民族，其后裔成为后来操广府语的“本地人”；再晚些时期，北方先民再次南下，他们先到福建后又沿海迁来粤东，选择在潮汕平原以及周边地区居住，他们逐渐形成了“福佬人”；在历史晚期，北方的先民由于战争和动乱又数度南下，只是由于平原地区已经有了“广府人”和“福佬人”在定居，他们只好和畲、瑶等少数民族杂居在内陆山地，按照先入为主，后入为客的习惯，他们的后裔被称为“客家人”。[3]撰于清嘉庆年间的《丰湖杂记》一文，更是直接道出“客人”之说的原委，“……粤之土人，称该地之人为客；该地之人，也自称为客人。”[4]
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人类学界对中国汉族的民俗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少国外人类学家陆续进入中国从事田野工作。他们汲取人类学的新理论，采用新方法，结合田野工作，梳理出一些理论模型反哺于人类学。一定程度上，此类型研究既是继解放前一波民族学研究热潮的重现，也是学术界对于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动态探讨的延续。例如，弗里德曼对华南宗族社会开展了热烈的讨论[5]；施坚雅从经济、市场的角度对中国农村的空间结构进行细致的分析[6]；以及布雷克研究市场经济下中国小城镇的族群关系与社会变迁的关系[7]等。濑川的研究，不外乎是其中的一分子。可以说，此种学术旨趣背后，掩藏着人类学家一颗颗难以言状的好奇心，如果说它们有何共同之处，则聚焦于一个主题之上，即把客家研究视作中土文化和古代汉族民系的遗存。这是因为，客家文化既继承了古代正统汉族文化，又融合了岭南地区的土著文化，其特点是：耕读传家、围龙屋制度、享有“古汉语活化石”之誉的客家语言等。[8]由此可见，“客家”既是作为一个汉族民系的称谓，也是一个来自文化层面的概念。
第一，从研究视角来看，《客家》采取宏观与微观的方法互为表里。宏观的方法是理论分析，它类似于放大镜，其作用是聚焦问题，有的放矢；相比之下，微观的方法是田野个案，它更像是显微镜，其作用是观察入微，条分缕析。放大镜和显微镜是濑川所持的两件利器，如果他还能持一件望远镜的话，似乎就更加完美了。望远镜的作用是高瞻远瞩、扩大视野。中国古代圣贤能做到“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可见远视法在中国具有久远的传统。作者关注华南汉族的族群性及其边界情况，如果能结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讨论客家民系在此框架中的地位和作用，或许更具说服力；这里需要向中国其他民族地区（如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研究理论进行对话。此外，与国外所取得的族群研究的研究成果做比较，同样需要采用远视的方法。例如，日本对外宣称只有一个大和民族，但国内同样面临多族群共存的问题，其族群性的情况实际怎样？俄罗斯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它在族群边界方面又取得了怎样的研究成果？如果把目光再放远一点，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20世纪50年代在斯瓦特作过实地调查，描述出该地区各社会群体的关系，包括血缘的、政治的、宗教的关系及其政治互动过程的基本政治结构。[14]他的研究，同样能为族群性、社会性和政治性等的复杂性提供参考。遗憾的是，这些具有比较意义的远视法，活生生地被濑川给故意省略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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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个关键词——族群性和族群边界
《客家》的一个亮点，诚如作者所言：“是尝试将文化人类学所擅长的村落或者地域社会微观世交的研究方法应用到客家研究中，给以往一直以来以鸟瞰图式的客家研究注入新的气息。”[1]6然而，在笔者看来，本书的特色之处，还在于它力图在人类学中两个习以为常却又高度敏感的关键词——族群性和族群边界中寻求平衡点。至于两词及其所涵盖的内容，成为了本书的研究重心。
首先，族群在当前的人类学界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该词是对英文“ethnic group”的中文翻译，在20世纪60年代经港台的翻译后进入国内，是研究社会群体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工具。[11]必须指出的是，族群一词是个现代的概念，它在英语世界的普遍使用与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有关。例如在美国，族群被用来指称来自不同国度、操不同语言、宗教文化传统但混杂居住在新大陆的各个群体。巴斯为此最先提出族群的社会互动模型。在巴斯看来，对自然环境的适应造成了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当人口大量迁移，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相遇之后，会形成组织文化差异的社会结构方式。[12]然而，站在历史的视角，这种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差异其实一直存在，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获得不同的名称而已。根据特定时期人们对这些社会群组内涵的理解和不同群体之间相互区别的需要，人们会提出不同的概念、创造出不同的术语来称呼这些群体组织，如家族、部落、部族、土邦、王国、帝国、民族、民族国家、联邦国家等。族群性，顾名思义，就是具备族群资格的各种特性。由此可见，族群性与族群的概念密切有关，而后者又与民族有所区别。在《客家》中，濑川先把汉族作为一个民族概念加以定位，再把“广东人”“福建人”“客家人”乃至香港、台湾以及海外华侨华人均作其分支加以分析，而此种汉族的内部分支就是族群(ethnic group)。由此可见，族群的概念脱胎于对民族的理解。在濑川的眼中，“民族”是个难以下定义的词语，不过他认为在认定一个“民族”时，有两个要素起到主导作用：一是民族学家等进行的“客观性”文化要素的比较研究，二是当事人的“主观性”自我意识。
其次，族群边界（ethnic boundary），按照古典人类学的古典理论，认为不同族群之间存在某种认同的界限，它表明族群并非各自孤立、一成不变的，其边界也不会自动维持，会因时间、地点、场合的不同而改变。采用族群边界用来分析客家民系，无疑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这是因为以下的两个原因：第一、历史上的客家人是个不断迁徙的族群，人们在移居的过程中，其自我意识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即使在一些较为固定的地域，客家的自我意识也往往因移居目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不同，有时变得明确，有时变得模糊，有时甚至变为完全不同的状况。第二，族群本身的存在的样态，需要根据周围环境的不同时刻发生着变化；此外，一个族群的自我意识的确立及其边界的维持，还取决于它与其他集团的不断的相互作用，根据相互作用的情况，自我意识和边界维持的状态也不尽相同。
首先，宏观与微观的对立视角奠定了《客家》的理论根基。在第一章中，濑川开门见山地指出客家研究中的两种视角——宏观的与微观的。宏观视角作为一种过时的、僵硬的理论范式，汉族与民系、通常被认知的客家就是采用了广角镜的论述方式，作为本书批判的对象，给读者定下理论对比的基调。从宏观视角来看，以往的“客家研究”偏重于“客家”身份或过分强调客家的特殊性，此种定位往往忽略了民系身份意识和民系关系的多样性，将汉族内部民系之间的界限描述为单一、僵硬之物。
三、三组二元结构
就《客家》的两个关键词而言，它们本身构成一组二元结构。一般认为，族群性具有固定的模式，族群边界则具备流动性的特征。正是两者的矛盾对立和所兼备的动静态特性，赋予濑川在分析客家民系时尚能做到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考虑到客家的族群性以及它与其他民系、族群之间的边界异常复杂，濑川用不到15万的文字描述，却能基本阐释两者的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这里离不开对三组二元结构的巧妙运用，分别是：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历史与现实、自我与他者。
在第三个学习阶段当中，学生可以学习解决人类反复劳动的程序编程，通过设计一个重复的机器人动作从而减轻人们的劳动负担，比如可以设计机器人去进行迷宫试验，设计机器人前进的方向和距离，减轻人工的投入。
由此可见，族群性和族群边界这组二元概念的提出，为阐释各民族、民系、族群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性的分析性概念。然而，令人颇为遗憾，濑川通篇试图分析客家社会的族群及其边界问题，但他却又极力避免对这组概念提供一个精确的定义，尽管他适时地在不同的地方引用了别人的观点，如认为客家的族群性有 “很强的团结心”“进取精神”“对文化和传统保留程度的自信”等。此种定义的给定，既是作者提炼自身理论观点的良机，也为读者提供了一把理论分析的标尺，哪怕此种定义仅能适用于中国的民系。例如，潘安迪（J.Pandian）在分析印度社会的种姓社会时，曾给族群性做出自己的定义：“文化可以理解为人类有效适应生态环境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一整套意思连贯的符号体系。然而，实际生活中人类在处理不同的生态环境、或在处理同一生态环境中的不同的具体内容时，总会有意识地选择某些有用的符号来能动地构建自己文化系统。在此过程中，人类总是无法穷尽与把握现存的所有符号体系，只需对自己认为有效的符号内容加以选择就可以了。因此，这些处于文化界限内的符号所构建出的群体化过程，就是族群性。”[13]
最后，自我和他者这组二元结构的对立与互动，成为贯穿《客家》微观描述的一条主线。如果说宏观和微观、历史与现实打造出《客家》的骨架，自我和他者则构成了该书的血肉。可以看出，濑川关于自我和他者的细腻描述，由始自终显示其过人的洞察力。例如，第二章从方言、生计、习俗等方面集中探讨香港新界内部本地和客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本地”和“客家”构成了村落认同的两种对立结构。从“本地人”的视角来看，“客家人”是他者，反之亦一样。诚然，事实上“本地”和“客家”之间的对立并非绝对，两者可以实现相互的转化，实际上它们之间的界限存在大量流动的情况。此外，无论从生计还是习俗方面考虑，新界内部客家与本地之间的区分具有特殊性，不能将其扩大至其他地区的客家—本地之分。第三章先论述香港新界地区“本地”的形成极其变迁，然后描绘出广东及台湾各地的客家形象，最后还比较了客家与其他民系所发生的械斗情况，借此说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简单对立，不能囊括客家作为一个民系的所有情况；正相反，客家族群具有多样性，其内在的原因也各不相同。第四章算是全书较为精彩的一章，作者从之前所陈述的民系层次，上升到民族的角度来考察自我与他者的界限问题。作者引入生活在华南地区的畲族与客家的互动，通过畲族的汉化与客家的接点、广东潮汕地区畲族的汉化、畲族的认同感与客家文化等内容的描写，试图描述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界限同样具有流动性的特征，不仅丰富了客家研究的内容，而且生动地说明客家与其他民系、族群和民族相互关系的复杂性。
客家研究在中国大陆的汉族民系研究中占据特殊的地位，一个主要原因是客家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在中国南部的民系中，客家人的移动性是最强的，他们在移居时与本地人发生的摩擦也最多，这就促使客家比其他民系较早确立更为明确的自我意识，以往以罗香林等为代表的客家研究就是立足于客家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之上的。然而，一方面，客家此种自我意识是否在客家内部存有一致性？客家能否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社会群体来分析，还是一个如国家的概念一样，不过是由人臆造出来的“想象的共同体”？客家社会内部如果存在差异，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以上这些，都是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另一方面，就算此种自我意识真实存在，它也会因场合、时间、背景情况的不同而不断地发生变化，这里需要引用微观的视角，研究地域社会中客家人的具体情况，因此本书运用田野个案探讨客家地域的社会结构、村落史、客家与其他族群（如畲族）的关系等，此种研究方法不仅十分恰当，而且也是必须的。诚如濑川所言：“从单纯宏观角度进行的客家研究往往倾向于将各地多姿多彩的人群单一地描绘成‘客家’。这不过是研究者把自己的历史认识和与相关的民族意识直接投影到学术研究领域的结果。不过这种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难免会掩盖掉各个地区内部微观性的、动态的族群状况。因此我们需要以更加灵活的视角重新审视客家的轮廓。”[1]74
其次，历史与现实构成《客家》另外一组基本的二元结构。整理大量的历史资料、考察客家的移居史，并对以往的理论范式提出挑战，以上这些或多或少均涉及是否采用正确的历史观。《客家》有两个核心的研究方法，一是实地考察现在的人们的意识，二是重新思考通过历史资料确定的移居史。[1]2由此可见，历史与现在不仅是组基本的二元结构，更是《客家》所采用的核心研究方法，它们被作者有意识地使用和改造，并被内嵌到理论分析的整体框架当中。
(5) 模型单元选择。为使模型能够尽量反映实际结构的受荷特性，结合ABAQUS有限元软件中相应单元特点[14-15]，在模型中主要涉及了两种单元：
物流是一个集运输、仓储等多个功能要素的大系统，企业可通过重组流程、再造资源后所获得一个新的物流体系，此物流体系不仅可使企业自身的物流方面需要得到充分满足，还可以使企业将自身剩余生产力转向物流市场，获得更大的第三利润，为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助力。
引入历史的视角加强理论分析，这是《客家》的一个出彩之处。然而，濑川对历史所采取的态度，却表现出一种爱恨交加的倾向。一方面，历史是他极力批判的对象。例如，以往所描述的“客家”形象，与其他汉族、华南少数民族在文化上有显著的差别，在自我意识上也是一个界限明确的族群。然而，据濑川对当前客家地域社会的调查研究，发现客家民系与其他民系之间大量存在界限暧昧的情况，就是在同一客家社会的内部，也存在自我意识发生了偏差的情况。与现实社会中个人、小集团之间界限的流动性、可塑性相比，以往所确立起来的客家轮廓，具有僵硬化的特征。它是有意识地将散见于各地的文化要素和传承通过学术来进行选择和加工后的产物。也就是说，与以往罗香林等人所遗留下来的历史遗产，或许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误解。正是通过对客家形象的历史批判，赋予濑川的对客家的现实研究的一种张力，使其成为“理解民族性本质的绝好题材”。
第二，就研究时间而言，濑川忽视了它可能会对研究对象所带来的影响。《客家》的理论基础，完全建立在对以往罗香林等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批判之上，即认为客家族群无论从文化内涵还是社会结构，都是一种主观性的臆造，所谓的客家形象也是一种幻象。然而，濑川并没有考虑：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受当时中国特殊历史、政治和社会条件的多重作用，彼时客家内部的族群认同有迫切的需求，它或许做为一种社会现象真实存在。一个反例是，与罗香林等人的研究时间相近，玛格丽特·米德于在20年代前往波利尼西亚的萨摩亚研究萨摩亚人的青春期问题，其研究结果表明：与美国本土社会截然不同，萨摩亚青少年在青春期内并不必然存在叛逆心理，因此成年人与青少年的冲突并非由基因所决定的。她把两个社会的差异归咎于不同的文化体系，由此产生不同的文化性格。[15]然而，1983年，德雷克·弗里曼通过自己对同一调查点的重访，对米德作品的真性提出了质疑，认为米德笔下的萨摩亚人，缺乏强烈的感情和内疚感，不会从事侵略性行为和战争，没有强奸、自杀以及其他于内部情感相关的行为等，其实在萨摩亚社会中都一一存在。[16]关于米德与弗里曼的争议，一个可能的解释：当弗里曼对萨摩亚做的重访研究，已经是几十年之后。由于社会从来都不会处于一成不变的静止状态，当弗里曼认真进入萨摩亚社会从事田野工作时，当地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与以往相比已经发生了剧变，使得调查者在不同时期的介入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相比之下，采用微观的视角来分析客家的地域社会，正确把握中国华南社会地区文化和民族的生动性，如果离开立足于地区社会的微观视角，就很难获得成功。换言之，对客家族群做微观的考察，不仅符合客家地域社会的实际情况，而且在表述它与其他民系、族群的互动情况时更具活力，本书的田野工作与个案分析正是在此分析框架下徐徐展开的。
四、四个问题之批判
由此可见，《客家》以客家民系为例，通过三组二元结构的巧妙运用，比较成功地做到用最简单的语言、最基础理论分析，阐释华南汉族的族群性及其边界问题。然而，考虑到该书的所探讨的题目过于庞大，作者的田野资料又略显单薄，这就注定了该书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从该书的研究视角、研究时间、研究社区和研究方法等四个层面考虑，至少有四个问题值得批判。
当前，客家学正成为当今世界的一门显学。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的建立有赖于传统社会，不管它是直接继承还是间接取代。现代文明的一个特征，是所有的历史事实、伦理文明，所有的社会价值，所有的精神元素，乃至所有的社会制度都是在村庄血缘关系中形成和提炼出来的。[9]毋庸置疑，客家民系包含所有必须的文化要素，对其透彻深入的研究，可以获得尤其丰富的社会文化知识。把这些社会文化知识放置在中国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就显得弥足珍贵了。以华南地区的客家人为例，他们在自身活动的八百年间，先后跨越了封建社会、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三种社会形态，而同一时期华南的自然环境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但社会变革却在迅速地出现，文化转型随之而来，他们的生存策略也在不断地调适当中。[10]换言之，关注传统社会的血缘关系究竟如何被市场经济的理性逐步取代，研究客家的族群与文化，可以找到一把理解文化的钥匙。在此关节点上，《客家》的作者以他者的独特视角，不仅为理解客家民系复杂的社会结构提供分析性的理论框架，而且为当前颇具争议的族群认同理论提供了参考性的建议，此点应当加以肯定。
另一方面，历史又是他用来完善理论分析的利器。例如，在第二章中，“围头”一词反映出香港新界当地广东话系统居民的居住方式以及村落样态，它与过去新界社会的曾经有过一段混乱的状态有密切关系，是当地特殊历史进程政治化的一个副产品。又如，第三章在对客家族群的历史性展开中，濑川适时采用各种史料（如族谱、口头传承、牌位、墓碑等），复原了香港新界本地宗族的迁徙史和迁徙的路线，表明客家所谓的民系划分，不过是种历史的产物，而民系和族群之间的划分，会因时间、场所、情况的不同不断地变化。因此，若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所谓的客家社会的区分，不外乎是种“海市蜃楼”式的结构罢了。
第三，就研究社区而言，《客家》的调查点显得过于单一，仅局限于在香港新界的地域社会。尽管后来作者特意加入一个广东潮洲客家与畲族的互动个案，以深化其研究主题，但由于这次进入田野时间较短，与其说是一次意义完整的田野工作，毋宁是一次短期的社会考察，这与作者极力提倡的微观研究法是背道而驰的。作者在香港新界停留了一年，并将其作为广东东部地带“有名的客家居住区域”，此种提法也颇有问题。就笔者看来，香港新界当地的历史发展较短，且以大多以新移民为主，将其作为田野的主要调查点，不能反映广东客家社会文化的原貌，更遑论用其概括整个华南地区。如作者所言，客家意识的原型确实在“闽粤赣边区”，至少在广东地区，最具客家意识的地区集中在广东梅县，如果说采用香港新界的个案探讨客家的族群边界自然无可厚非，但若探讨客家族群特殊性等问题，不去前往最具有特色的梅县地区做调查就无法自圆其说了。此外，与讨论客家与其他民族的互动情况相比，仅用畲族与客家的个案也略显得小家子气，这是因为：一方面，畲族不仅人数较小，而且汉化程度也最高，无法从民族互动的层面探讨它与客家族群发生平等的交流；另一方面，在华南地区，客家与瑶族（如广东韶关、清远地区）、苗族的发生边界流动、身份混淆的情况更为常见、也更具有代表性。遗憾的是，从这些地方寻找合适的调查点，似乎并不在濑川的考虑范围之内。
幼儿园一日活动保教工作应立足幼儿的情感培养需要以及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但是当前一些幼儿教育者在设计保教内容时，往往会忽视幼儿的情感发展现状和幼儿理解能力，使得保教的内容在很多时候不符合幼儿的身心特点，缺乏针对性。
第四，就研究内容而言，濑川希望仅从微观层面入手就能解决简单的问题，此种做法同样有问题。事实上，濑川的研究内容一开始就出现问题，尽管他曾信心满满地认为：只要从微观的层面——田野调查的方法，具体分析客家的地域社会，就能获得客人族群的真实影像。近10多年以来，人类学就以往民族志的撰写方式掀起了一股反思的浪潮，调查者的主观随意性、调查能力、进入对象世界的深度，以及所持有话语权和采用调查方法等均成为了批判的对象，人类学亦进入一个更为开放、也更为多元的年代。[17]从这个意义上讲，濑川作为来自来自国外的调查者，他能否自由地进入调查社区、对所调查社会了解的深度、所获得的资金会的支持及其研究倾向、来自语言方面的隔阂、中国政府对其研究所采取的态度等，均会对他的研究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濑川先生的作品是否如他所宣称的能够反映出当前“客家人”的生活世界，恐怕多少要打上一些折扣。一个例证是，《客家》中处处流露出作为调查者自己的主观性臆测，如：“新界陆上的人口应当是由讲广东话的‘本地’和讲客家话的‘客家’两个汉族分支构成”[1]26，“笔者推测，自己所以该地区的本地居民被叫做‘围头人’，他们的语言叫‘围头话’，恰好反映了当时的此种社会情况”[1]33，“因此我们推测，这应当与布莱克论述香港新界西贡地区客家的‘田节’有一定的关联”[1]47，“笔者推测，梅县周边诸县的情况可能与潮汕地区周边诸县，比如饶平、揭西、海丰、陆丰的情况相类似”[1]71，“这可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族政策有关”[1]108，等等；相比之下，来自报道人的声音被选择性地给忽视掉了。
五、结语
总体而言，《客家》还算是一本合格的民族志研究成果。民族志是对社会的描述，是人类学家从事田野调查的产物。标准的民族志包括对周边环境、经济模式、社会组织、政治制度以及宗教仪式和信仰的研究。这些研究积累起来，形成了人类学所谓的“民族志素材”。在文化人类学中，民族志与理论存在一个基本的分野：民族志最终是描述民族的习惯性行为；民族志在更多的场合下描述异质文化，因此需要经常性用自身的方式来理解他者的思想。某种程度上，理论的获得总是在理解与解释自身的基础之上，因此必然存在局限性。一方面，民族志必须包含理论，能在抽象的层面加强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另一方面，理论若离开民族志生动精彩的描述，离开民族志“活的灵魂”，同样会变得枯燥乏味。从这层意思上讲，《客家》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
在生态循环经济的背景下，循环利用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共识和价值认同。因此，在实现旅游资源的最佳效益时，企业要注重对旅游环境的具体承载量进行把控，不简单以旅游收入作为衡量其经济发展效果的标准，而是需要企业在认清大众旅游消费诉求的基础上，将维护生态纳入到大众消费理念之中。当然，在管理过程中，有关部门也要对破坏生态的行为予以惩治。
表面看来，濑川先生的作品就像在做一场走钢丝的表演，注定会危机四起，部分原因在于，也正如他在中文序言中所承认的，“当初实地考察点有限，作为外国人也有很多没有照顾到的研究要点。”此外，他的调查方法也过于简单，与调查社会的沟通明显存在来自语言方面的障碍。例如，他在调查中用来问得最多的一句是：“你们是不是本地人啊？”可以预想，在不同的场合下，被调查者的回答自然是各不相同的，但濑川却希望借此简单地区分本地与客家的自我认同方面的差别，明显犯下了先入为主、避重就轻、以偏概全的错误。即便如此，濑川还是在表演中迈出了比较稳健的步伐。如果就社区研究而言，濑川的许多描述不乏生动、细腻之处（如宗教在族群性方面的作用与表现等），其民族志的撰写也为了解华南地区的客家族群提供了范本。尤其难得的是，他能采用人类学传统的研究方法，敢于挑战以往权威的研究成果，并且能换位思考，从另一理论角度（如客家与其他民系、族群之间的流动边界等）阐述问题、深掘思想、完善理论，既增进我们对客家民系的理解，又丰富了我们客家文化的知识。
最后，关于当前客家文化研究，我们应当采取三种态度，即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和前瞻的态度。所谓分析的态度，就是要采取人类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来分析问题、理解问题、解决问题；所谓开放的态度，就是让客家文化走向世界，同时也欢迎世界上的其他人来关注客家文化；所谓前瞻的态度，就是我们不仅要尽量还原客家文化的历史，更要预测其未来的走向。就这三种态度而言，《客家》一书完全符合要求，也算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本研究客家文化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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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king on a Thin Line: between Ethnicity and Ethnic Boundaries Comment on Ethnicity of Han Nationality in South China and its Boundaries
XU Shao-ming
（Guangzhou Sport University, School of General Education Guangzhou, Guangzhou, 510500, China）
Abstract:On commenting Ethnicity of Han Nationality in South China and its Boundaries, this review reveals that the book can served as a beneficial reference for Hakka studies.Not only does it contain two key words— —ethnicity and ethnic boundaries— —of anthropological value, but it also makes good use of three binary structures to organize the text.Finally, there exists four problems within the book and their criticisms are given accordingly.
Key words:Hakka studies; ethnicity; ethnic boundaries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2X(2019)01-0029-06
收稿日期：2018-08-20
作者简介：徐韶明（1974-），男，广东普宁人，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人类学、民族传统体育和语言学。
责任编辑：李丽娜
标签：客家论文; 族群论文; 社会论文; 汉族论文; 新界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民族学论文; 民族性论文; 民族心理论文; 《嘉应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论文; 广州体育学院基础教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