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国际人口学界1971年首次正式提出人口惯性的概念。在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著名人口学家查瑞传提出认识人口惯性的重要性以来，人口惯性的提法不时见诸有关中国人口发展(变动)的文章中。尽管如此，实际上对它的研究非常欠缺，尤其在中国。2018年初夏，茅倬彦博士《中国人口惯性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以下简称“茅书”)一书问世，实在值得称道。
扎实的理论阐释
“你们……”“下流”、“可耻”之类的话还没说出来,赵天亮的嘴被孙敬文捂住了。一只麻袋从天而降,蒙住了赵天亮的头。
“茅书”的前五章(书中顺序标为“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但笔者以为，按照规范的体例，称为“章”更恰当)，综述了近半个世纪来国际和国内学术界涉及人口惯性的研究文献，详解了稳定人口、静止人口、更替水平、净再生产率等几个重要的人口学概念，归纳了以往学者分析人口惯性特征的两类观点，给出了作者对于人口惯性的定义：在一个封闭人口中，如果该人口以前持续增长，即使生育水平降到更替水平或者更低，在最终达到静止人口之前，该人口规模仍然会保持一个时期增长的趋势；而如果该人口以前持续缩减，即使生育水平提升到更替水平或者更高，在最终达到静止人口之前，该人口规模仍然会保持一个时期缩减的趋势。这个定义吸收了以往人口惯性研究的精华，同时为展开全书的论述，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2018年6月，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征求《船舶排放控制区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从2019年1月1日起，船舶排放控制区范围扩大至全国沿海港口。目前，上海、江苏、浙江3省已提前3个月执行该政策。
宽广的国际视野
严谨的测算和分析
再举一例。在第11章，作者分析了欧洲一些国家和亚洲、日本、韩国、新加坡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进入负惯性的情况，认为总和生育率在1.6～1.7、人口增长惯性降到1.3左右(在另一处说“1.15以上”)，是提高生育率的最佳时机。对于这些国家，作者不乏“认识迟缓”、“反应慢”、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措施“不及时”等微辞和感叹。类比分析中国的情况，作者谈到“20世纪90年代到2010年，距人口惯性的正负转折点越来越近”，2010年正增长惯性仅为1.02～1.09，“2010～2020年是中国政府提高生育率、出台鼓励生育支持相关政策的战略窗口期”，两次提及“十三五是调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机会窗口”。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两处的表述，用“最佳”来形容并不恰当，更应当用“最后”来强调。
唐湘如教授在现场介绍了全国以及广东省农业生产中的化肥使用情况，强调平衡施肥、科学种植的重要意义，呼吁在科学指导下合理施用化肥。唐教授带领大家逐一参观各试验处理表现情况，实地向参会者讲解农户常规施肥及不同梯度钾肥施用量对水稻生长发育、产量等的具体差别，介绍钾肥对水稻生产指标的重要影响。
此外，书中参考文献第43项与第45项、第47项与第48项、第61项与第62项分别为同一作品，不应重复罗列。书内注释所引用的一些论文和书籍并未在参考文献中列出。以第7页为例，文中注释共提到4本英文著作，但书末并未提供详细信息，感兴趣的读者无法进一步阅读、研究。这些差错的存在尽管瑕不掩瑜，但不应看作枝节而熟视无睹，理应尽全力避免，这是确保学术严谨性的应有之义。
在第9章和第10章，作者梳理了部分有代表性的国家人口惯性数据的变化以及政府采取的措施，分析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认识高生育率带来的人口惯性并非一帆风顺，政府采取降低生育率的举措似乎也迟了一些，但毕竟人口急剧增长引起的人口、经济、环境的各种矛盾极易让人理解和感知，使得人们更容易团结一致，积极应对。然而对于低生育率的认识过程更为艰难，特别是低生育率理论的缺失、决策时受眼前利益的局限以及公众生育观念的变化，严重拖延了政府对低生育率的应对时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对比了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的人口惯性后，作者特别指出，东亚和欧洲各国的经验提示我们，人口惯性为政府变革生育政策提供了判断的预警线，忽视人口惯性会延误生育政策选择的时机。作者发出警告：目前中国可能面临生育率失去弹性、人口负增长惯性强化陷入“低生育陷阱”的双重危机。
除了进行严谨的理论研究，并对过去和现实作出科学的解释和分析，一项科学研究更大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对未来作出预测、提出建议，即从“是什么”到“为什么”，再到“怎么办”。从第9章到第11章，作者模拟了中国自2010到2050年人口负增长惯性的影响，强调自2020年起，中国人口惯性因子将低于1，出现显著且不可逆转的负惯性增长，由此导致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上升到接近35%。作者认为，中国处于低生育率的时间太长，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后，人口增长惯性经历了大幅度下滑(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44下滑到2010年的1.02～1.08)。在回顾了几十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有关计划生育政策的一系列决定和产生的影响后，作者提出，2010年至2020年是中国政府提高生育率、出台鼓励生育支持和相关政策的战略窗口期。
作者梳理了人口惯性测量方法的发展过程，介绍了测量总人口惯性和年龄别人口惯性的方法，分解出生和死亡对人口惯性的作用的方法，特别是死亡水平对于人口惯性的影响，为进一步计算和解释人口惯性的大小做了很好的铺垫。接着，作者借助模型生命表和模型稳定人口，估算了不同死亡水平和不同生育水平下各种稳定人口的惯性大小，得出结论：在同一死亡水平下，生育水平越高，人口惯性越大；而同一生育水平下，死亡水平越低，人口惯性越大。
细究起来，书中还是有几处“瑕疵”。比如在第26、27页，作者分析出生人口、生育人口和死亡人口在人口生命周期和人口再生产周期中不是同步出现，意在强调生育率和死亡率在不同的时期对人口惯性产生影响，但是在具体分析时，却把死亡人数限定为仅由老年人数和死亡率决定，显然不够严谨。
人口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问题，研究中国人口惯性也必须具有全球的视野。这不仅是因为国外的人口学家先于中国的人口学家进行了人口惯性的研究，更因为世界上许多国家人口惯性的发展变化已经展现出的规律性和某些独特性，为研究中国人口惯性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茅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全面吸收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广泛收集有代表性的国家人口惯性变化的案例，并在不同的背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历史)下进行剖析，保证了本书研究的学术水准，展示了作者的学术功力。
理性的政策建议
“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5］708——主张民主意识和群众观点的一致性；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也是文化的主人；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为全民族广大工农群众服务。
通俗的语言风格
在笔者看来，一本学术专著，内容无疑要科学、厚重，语言表述应充满“学术”味道，名词概念的解释要准确无误，分析阐述要缜密严谨，但又应尽可能地把深奥的学术道理讲得“通俗易懂”，以便于读者学习、理解。笔者才疏学浅，多年来对人口惯性的理解仅仅是“即使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中国人口仍将保持一段时间的增长”，从未认真地探究人口惯性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如何测量人口惯性、特别是中国人口变动的惯性，对于死亡率变化对人口惯性的重要影响更是一无所知，遑论根据人口惯性量化分析中国人口未来的发展趋势。刚拿到“茅书”，我心中忐忑不安，担心自己能否把这本属于数理人口学范畴的学术专著“啃下来”。沉下心来细读本书，我发现从定义概念、阐述原理，到计算数据、分析结果，乃至对未来的推演和预测，全书的语言风格简洁严谨，没有那些抽象晦涩的表达，这大大缓解了我对于研读学术专著的“恐惧”。以第11章为例，作者刻画中国和几个有代表性的国家的生育率变化和生育政策调整的过程，用了“一跌再跌”、“温水煮青蛙”、“失去弹性”、“双重危机”、“综合‘工具包’”等形象生动的语言，予人深刻的印象。
似应避免的“瑕疵”
（1）中国大部分城市大气降尘中重金属元素As、Hg、Cd、Cr、Cu、Ni、Pb 和 Zn 的平均值均高于中国土壤背景值，存在一定程度的污染。Cd在工业区和非工业区中的污染级别最高，污染程度最强。非工业区中的Cd是土壤背景值33倍，主要来自燃煤和车辆尾气；工业区中的Cd超标高达200多倍，主要来自冶炼企业的排放。Cr和Ni的含量在非工业区和工业区中差别不大。
又如，在第98页和第136页，作者两次讲到，中国未来40年死亡率进一步下降，而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导致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的结果。初读这段文字，我感觉过于精简、有点“跳跃”，甚至感到因果联系有些牵强，颇为费解。经过反复研读，细细品味，才悟出这段话实际上是说了两个意思：其一，生育率一直(更恰当的表述是“长期”)低于更替水平将导致新出生的人口在数量上不足以替代上一代人口，因此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将逐渐下降；其二，在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下，死亡率进一步下降(其实是“死亡水平下降，预期寿命延长”)将导致未来40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和比例不断上升；在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和占比较大的情况下，总人口的死亡人数将不断增加；而老年死亡人口的增加与生育率低迷造成的出生人口的减少将导致死亡人口数量超过出生人口数量，进而导致总人口的规模下降。或许加上上述黑体字后，作者的意思可以表达得更清楚一些。
2.完善目标机制，实现基层党建工作目标与中心工作目标有机统一。建立基层党支部目标考核、工作管理、党员责任区等制度，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发动党员群众为完成原油产量而奋斗。对党支部的工作制度、工作目标以及党员责任区划分情况，制作成展板上墙，进行公示，提高党员的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加大对党员的监督管理力度。
一项有价值有意义的科学研究，仅有抽象的理论构建和逻辑演绎是不够的，应该能对现实世界中的现象和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在前五章理论构建的基础上，“茅书”第6章到第8章分析了中国人口惯性的变化，表明1952～2010年中国人口的增长惯性快速下降趋势非常明显，到2010年已经趋近人口正负惯性的转折点。特别是1990年到2010年的持续低水平，显示我国人口惯性下降速度非常惊人。而且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人口，正增长惯性都已经非常微弱。作者利用历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计算了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全国各省的人口惯性因子，按照人口超强正增长惯性、人口很强正增长惯性、人口较强正增长惯性、人口微弱正增长惯性、人口零增长惯性、人口负增长惯性6个级别，对这4个年份各省(区、市)的人口增长趋势做了分类。对作者的这一部分计算结果和各省(区、市)人口惯性分类，笔者深以为然。从上海、北京先后于1982年、1990年进入零增长惯性，到2000年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山东、重庆、四川进入零增长惯性，再到2010年又有河北、山西、福建、湖北、湖南、陕西进入零增长惯性。1990年进入人口负增长惯性的只有上海，2000年增加了北京、天津、辽宁，到2010年，进入人口负增长惯性的省份达到12个(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山东、重庆、四川)。各省(区、市)人口惯性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几十年生育率变化的反映。比如2010年进入人口负增长惯性的12个省(区、市)，除内蒙古外，其余省、市正是上个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工作的10个一类省、市(重庆当时是四川省的一部分)，因为当时评价各地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生育率，一类地区的生育率先于其他地区达到了比较低的水平。作者指出30年来各省人口惯性呈现快速下降趋势，省际差异不断缩小，并特别强调上海和辽宁在2010年出现了超低人口负增长惯性。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学术力作
本书关于人口惯性，特别是人口负增长惯性的研究，起始于茅倬彦在顾宝昌教授指导下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人口学博士学位之时，从当时攻读博士研究生时的研究主题到作为专著正式出版，历时十年。
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针对生育率的不断下降，不时有国内外专家提醒中国人口内在的增长率已经很低甚至即将转向负数，然而当时“低增长率、高增长量”的表象使整个社会仍然关注着控制人口总量的不断增长。顾宝昌教授和王丰、郭志刚等教授希望从欧洲关于低生育率的讨论来加强对于中国乃至亚洲发展中国家低生育率问题的认识，其中包括欧洲学者提出的关于人口负增长惯性问题的讨论。
从2012年到2016年，我国已选择数百个城市或城镇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截至2017年3月，我国95%的副省级城市、83%的地级城市，总计超过500个城市，在政府工作计划中提出建设智慧城市。预计我国今年内建成和在建智慧城市数量将有望超过500个。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投资模式创新和关注度较高，包括政府直接投资、政府购买服务、PPP、特许经营等多种方式，但建设模式往往关注度不够，也容易导致后期建设效果不及预期。
顾宝昌教授抓住了深化中国人口发展规律研究的关键，认为研究人口惯性是认识低生育率下人口规律的很有意义的切入点，因而建议茅倬彦以此为选题展开她的博士论文研究。顾宝昌教授的建议非常具有前瞻性。茅倬彦没有辜负导师的期望。在国际相关论文不足50篇，国内不过10余篇的条件下展开中国人口惯性研究，无疑具有奠基和开拓的意义。“茅书”探讨了中国人口惯性变化的内在机制，指出中国人口惯性始终是由死亡变化推动向正增长方向发展，由出生变化驱动向负增长方向发展，特别是死亡率变化产生的惯性，实质上阻止、延缓、弱化了人口负增长惯性出现的潜在力量，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生育率持续20多年低迷、但人口正增长惯性依然存在的“表象迷雾”，从而大大地深化了对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变化的内在规律的认识，特别是对低生育率下的人口变化的规律性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以及顾宝昌教授、王丰教授、郭志刚教授的睿智思想和治学精神令人钦佩！
在“茅书”的“后记”中作者讲了一段话：“在中国人口即将进入负增长阶段，人口负增长惯性研究显得更为重要，相关研究才刚刚开始。”回顾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的变化、学术界有关低生育水平影响后果的讨论乃至争论，我感到作者此言不虚，有理由相信，关于中国人口惯性的研究将不断深入下去。至少就“茅书”来说，以下两个方面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和展开。第一，对于人口惯性内在机制的分解，对数据质量要求很高，特别是死亡的数据，目前由于数据不够完整和不够准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于中国人口惯性的计算和研究，特别是分省人口惯性的计算。待有更完备更准确的数据，对目前的计算结果进行校核，更应深入细致地进行各省、各国的对比研究。第二，与对欧洲、东亚部分国家人口惯性的全面且深刻的剖析相比，作者对于中国人口负增长惯性的分析显得有点吞吞吐吐，“犹抱琵琶半遮面”。其实，中国的人口学者更应对中国人口惯性的变化及由此导致的未来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影响，作出更全面、更科学、更详细的研究，提出有效应对的政策建议。
(作者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老龄司监察专员)
中图分类号：C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68(2019)05-0075-03
标签：惯性论文; 人口论文; 生育率论文; 中国人口论文; 作者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人口学论文; 世界各国人口调查及其研究论文; 《人口与发展》2019年第5期论文;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老龄司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