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从“同质性—差异性”冲突的角度来解读“解构理论的哲学属性”之争，不但把握不住解构哲学的要领，更领会不到传统同质性哲学自身的内在局限性。从“同质性—双重性”冲突的角度来看待解构哲学以及一般哲学书写的双重性特征，并揭示这一特征的先天根源，将为批判同质性的现代性思想视野提供一种的新的双重视野。
[关键词]德里达；解构理论；双重属性
传统的哲学观念认为，心灵是反映世界的一面镜子，因此，哲学的最高价值，就是揭示世界的真实。解构理论认为，哲学书写同其他任何人类文明一样，不过都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制度性建构，因此很难说它只具有一种单一的正面价值。由此产生了解构理论与反解构理论的“哲学属性之争”。在《解构理论的双重属性》①一文中，遵循德里达的策略，笔者也以一种修辞的方式，从所有的人类社会的制度性建构都具有“施毒”与“解毒”的双重作用这一角度，揭示了解构哲学以及一般哲学书写的双重属性。在本文中，笔者则试图通过重读德里达的《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一书，从理论的层面揭示哲学话语的双重属性的先天依据，并由此评价解构理论在学界所产生的双重效应，以及一般的哲学思想的双重命运。
一、作为双重属性之先天条件的差异、踪迹与延异
《几何学的起源》是胡塞尔晚年写作的一篇带总结性的现象学文献。在该文献中，胡塞尔以“回溯的方式”追问了流传给我们的“几何学的源初含义”。通过此例证，全面、系统、简炼地重演了一遍现象学的最高理想：“以历史沉思的形式实现对我们自身的当下的哲学状况的思义，并希望我们因此而最终能够获得哲学的意义、方法和开端”，[1](P.175)亦即获得观念对象——即真理和意义的源初起源并揭示其最终意义。
近年来，我国对于农民工的体育参与程度越来越给予高度重视，并且开始实施很多农民工健身的工程建设，从许多街道我们都可以见到各种体育健身的设备。仅从湖南省说，已经将体育健身器材普及到了村镇，如今很多农村和社区都有健身设备和器材。但是对于城市来说，很多公共体育健身的场所农民工进不去，这是由于农民工工作时间比较长，进行体育锻炼很不方便，因此政府要考虑到这些因素，适时增加公众体育健身场所的开放力度。
问题是，我们如何可能把握住“流传给我们的几何学的源初含义”呢？首先，胡塞尔确信，几何学是一种“精神成就的总体获得物，这种获得物在转化的过程中通过在新的精神活动中的新的获得物而得到扩展”。[1](P.177)在这样一种意义上，他指出，几何学“必然曾有过一个历史的开端，而且这种意义本身必然曾有过在创建行为中的起源：首先是作为筹划，然后是在成功的实施中。”[1](P.178)
如果几何学必然有一个历史的开端，且这一开端是创建的筹划与实施，那么，我们该如何追溯这一开端呢？一方面，“这个筹划及其成功的实施毕竟仅仅发生在发明者的主观性之内，而且可以说，原本当下的意义及其总体性的内容也因此而仅仅存在于他的精神空间之中”。[1](P.178)可是，另一方面，几何学上的存在又并不是心理上的存在。它不是个人的东西在个人意识领域之中的存在，而是对“任何人”都客观地存在于此的存在。由是，追溯几何学的起源，就必然会遭遇一个后验的、二元对立的“裂隙”：“几何学的观念性是如何从其最初的个人之中的涌现(在这种涌现中，它表现为在第一个发明者的心灵意识空间中的构成物)达到它的观念客观性的？”胡塞尔的回答直截了当：“我们事先就看到：正是通过语言的中介，它才获得自身，可以说，正是借助于语言它才获得了它的语言的肉身。”[1](P.180)由是，语言对于观念的起源就具有了特别的重要性。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会遭遇新的问题：“语言的肉身化如何从纯粹内在的主观性出发产生出客观之物呢？”胡塞尔化解这一问题的思路不同流俗。
首先，胡塞尔指出，观念的起源不仅与语言的起源先天地纠结在一起，它还以一个“作为我们的生活的视域的世界”为基底(前提)。而这一视域又不只是一个人的，它还属于全体共在的他者。依此类推，语言的起源也必然以一个生活视域的世界为基底，且这一视域属于全体共在的他者。而这恰恰就是语言的本性：普遍语言本来就属于作为共同体的人类视域。为什么？因为人类首先就是“作为直接和间接的语言共同体而被意识到的。很明显，只是由于作为潜在交流的语言及其广泛的记录，人类的视域才能像它对人们始终所是的那样成为无限的开放视域。”[1](P.181)
与此同时，胡塞尔认为，“一切东西都有自己的名字，或者毋宁说，在极为广泛的意义上，一切东西都是可命名的，就是说，可用语言表达的。”[1](P.182)进一步言之，客观的世界首先是对所有人而言的世界。反过来，世界的客观存在以那些作为具有共同语言的人[主体]的人为前提。这样，人，作为人、作为共在的人类、作为世界，就与语言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有了这样的前提，胡塞尔认为，原创建的几何学家当然也就能表达他的内在构成物了。
然而，尽管语言是共在的，尽管所有事物都可言说、可命名，但是，“以内在于心灵的方式所构成的构成物”究竟如何达到“特殊的、作为观念对象性的交互主体性的存在”，在胡塞尔看来依然没有被讨论过。为此，胡塞尔专门反省(勾勒)了一下最初的现实的创建活动(即源初的“明见性”)被重新激活的条件与过程。这一条件与过程即：源初的活生生的明见性转瞬即逝—→(成为被动的)滞留—→(因再度被唤醒而成为主动的)再体验—→(此刻当下的)实际创建的主动性必然与过去了的主动的再回忆相一致—→同一性的明见性也就在源初的“一致”中显现出来。“相应地，对构成物进行任意重复的能力也通过重复的链条而奠基于同一性的明见性(同一性的一致)之中。”[1](P.183)
明白了这一过程与条件，再将“人总是移情共同体和语言共同体的人”这一要素考虑进去，我们也就可以断言，只要观念对象为一个人所理解，它就可能被全体共在的他者所理解，从而成为交互主体的存在。
然而，即使观念对象“从在某个人那里源初地被创建之物向对它进行源初地再造的另一个人的传递”成为可能，观念对象如何在这种现实的传递过程中获得永恒，依然是个有待澄清的问题。在此，胡塞尔果断地承认了“书写的语言表述或记载的语言表述”的重要作用：文字符号，尽管从其纯粹的物体性方面看是共同体中交互主体单纯的感性经验对象，但是，它的决定性功用依然在于，它无需直接或间接的个人交谈便能够使传达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传达的一种潜在样式。作为语言符号，它们完全可以像语言声音一样能够唤醒它们通常的含义。
尽管文字符号可能误导人们，使人们误入歧途，尽管文字符号也可能发生意外，但是，也只有依赖它，才能使观念对象获得永恒。有了这样的前提，我们也就可以追问最后一个重要问题了：科学思维在业已获得的成果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成果，这些新的成果又为更新的成果奠基——如此传承、增值着的观念对象如何获得一种“统一性”？
云浮族只在正午进行天葬，眼下日已落尽，自然不能再施行割礼。他们认为，灵魂惧怕日光，需要以肉体作为防护。正午时，灵魂会老老实实地躲在肉体内，随着骨肉进入白鹫的尸体，再在到达天空后，合成完整的一缕。
在这里，胡塞尔诉诸了一种“以特殊方式与语言连接在一起”的“逻辑”活动。胡塞尔认为，解释的意向性和主动性使被解释、被说明的判断(句子)成为可传承的观念对象性。而逻辑学的惟一所指正是这种对象性。这样，“以对我们有效的判断为基础明见地构成新的判断”，就成了逻辑思维及其纯粹逻辑明见性的特征。如此，“从原明见性出发，起源的本真性”就“必定会通过如此之长的逻辑推论的链条而传播开来”了。几何学的起源及其历史就成了一种活生生的、以生产的方式进步的意义生成过程。
农村地区大多数养殖户养殖规模较小，且养殖户分布较散，对动物防疫检疫工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也加重工作任务量。此外，部分基层养殖人员在养殖过程中将各类畜禽进行混合饲养，养殖环境较差，整体卫生防疫水平较低。当养殖中各类畜禽感染疫病病毒后会导致疫病大范围传播，对牲畜稳定生长造成了较大影响，情况严重会导致畜禽死亡，产生较大的经济损失[3]。
大体而言，《几何学的起源》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正面阐述自己的思想，已如前述。第二部分批判了近代哲学状况(全部近代哲学都没有达到绝对的自明性和前科学的生活视域)，并预先反驳了两种可能出现的反对意见(一种是某种在科学实践和哲学实践中不负责任的技术主义和客观主义，一种是被经验主义者对事实的崇拜以及因果论者的偏见所蒙蔽的历史主义)。通过此批判和反驳，胡塞尔不仅充分有效地重申了现象学回溯(还原)的必要性、正当性和创建性，而且还得到了两个延伸性结论。针对客观主义，胡塞尔的结论是：“历史从一开始就不过是源初的意义构成(Sinnbildung)和意义沉淀之间的相互交织和相互蕴涵的(des Miteinander und Ineinander)活生生的运动。”[1](P.197)针对历史主义，胡塞尔的结论则是：真正的问题在于，“通过诉诸历史中的本质之物，从而揭示出历史起源的意义，这种意义已经能够且必然能够赋予所有几何学的生成以其持久真理的意义。”[1](P.204-205)
《几何学的起源》的内容和思路大体如是。从这些内容与思路中，德里达预先发现了什么样的还击反解构主义的诘难的终极理据呢？且让我们再耐心地梳理一下德里达对胡塞尔的独特解释。
在《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中，德里达首先概括地指出了《几何学的起源》所关涉的问题谱系与整个现象学所关涉的问题谱系的一致性，然后便简要地点明，《几何学的起源》之不同以往处，就在于它对历史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批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有机统一。这种有机统一导致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构思：一方面揭示出新的历史性的类型和深度，一方面对历史反思的新型手段和独特方向作了新的规定。以此为前提，德里达便展开了他对胡塞尔的阶段性思想的确认和重新定位。
表面上看，德里达对胡塞尔阶段性思想的确认和重新定位严格地遵循了胡塞尔的思路和现象学的逻辑。①然而事实上，由于在定位之初即已从胡塞尔批判客观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最终结论和方法论启示中获得了某种合法的“前见”，这使德里达的确认和定位很快就表现出了与胡塞尔本人的论述的差异。
德里达是如何显露出自己与胡塞尔最初的差别的呢？那就是对“几何学的源初起源”与“对这一起源的回溯或思义”的矛盾与断裂的不同认识。从静态的构造现象学出发，胡塞尔将几何学视为是观念对象的一种理想类型。而从发生现象学的角度看，德里达却认为，几何学的起源是“意义与存在、事实与权利”不可分割的交织。[1](P.29)由于这一不同判断，使德里达和胡塞尔对“几何学的源初起源”与“对这一起源的回溯或思义”的矛盾与断裂的裁决显出了根本的分别。德里达曾明言，由于这一问题牵涉到普遍真理和普遍世界史的可能性问题，因此，对这一问题的不同思考就具有了系千钧于一发的重要性。
本来，从胡塞尔对客观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来看，《几何学的起源》是包含了这样的思想的：即几何学的起源具有某种“此时此地的不可还原性”，因而是第一性的。而对这一起源的回溯或思义，由于自身也具有一种不可还原的历史性，且必须以几何学的历史存在为前提，因而是第二性的。这样，在“对几何学起源的回溯或思义”与“几何学的源初起源”这两个问题之间，就具有了某种不可跨越的“历史的间距”。由于这一间距的存在，“几何学的源初起源”与“对这一起源的回溯或思义”的矛盾与断裂，就具有了远比人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更深刻更复杂的含义。对于这一含义，假若目前我们尚难以领会，它至少给了我们一个追溯它的方法论启示。这一方法论启示即：追溯几何学的源初起源，就好像是一种“与远距离沟通有关的邮政通信或其回声”。[1](P.34)要使这种远距离通信成为现实或可能，我们只能采取某种“之字形”回溯的策略，或诉诸某种必要的循环，否则，我们将无法穿越那绕不开的“历史的间距”。
德里达是如何进行“之字形”的回溯以化解“几何学的源初起源”与“对这一起源的回溯或思义”的矛盾与断裂的呢？他没有直接地展开他的分析，而是继续赋予胡塞尔的描述以深刻的历史性。他指出，本来，胡塞尔已把握住了“真理的文化与传统同时具有背谬的历史性这一特征”，[1](P.46)即一方面，真理的传统似乎摆脱了一切历史，而另一方面，真理的传统本身就是最深刻和最纯粹的历史。根据某种彻底的现象学还原的精神，要把握这一背谬的历史性的含义，我们就必须要回溯到真理起源之前的那个预备阶段之中，即把握真理的原始生成。然而奇怪的是，胡塞尔没有兑现他的允诺，他没有去追溯“起源的起源”的先天逻辑，而是“固执地、一再地返回到一个本质上如下所述的问题：主观的、本我论的意义明见性如何变成客观的和交互主观的？它是如何造成真实的观念对象的？我们如何赋予这一对象以这样一些特征：全时的有效性、普遍的规范性、对‘一切人’的可理解性、脱离任何一种‘此时此地’的事实性等等？”[1](P.52)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失误，在德里达看来，除了将几何学视为是一种静态的观念对象这一预设之外，还因为胡塞尔的如下预设：一、几何学的意义统一性就是传统的统一性；二、这一统一性以原初世界的统一性或无限视域的纯粹的开放性和统一性为基底。由于有了这种观念同一性的预设，胡塞尔以为，仅仅依靠现象学还原和原初给予的明见性，我们就足以能够把握几何学的源初起源了；仅仅依据某种原初含义的重新激活的无限可能性，我们就完全可以穿越“历史的间距”。于是，胡塞尔就这样轻轻地化解了“几何学的源初起源”与“对这一起源的回溯或思义”的矛盾与断裂；于是，胡塞尔就有了条件将他的关注重心集中于“观念对象如何获得它的身体与交互主体性并进而永存？”。
胡塞尔赋予了语言与文字至关重要的地位。如前所述，这一赋义基于如下直观或原则：一、观念对象性不仅是几何学与真理的特征，它同时还是语言一般的要素；二、超越论的交互主体性和共在的人类视域；三、事物的可命名性(命名与所指的一一对应性)，真理的可言说性(交流与理解的先天同一性)；四、文字书写的超时空性；五、语言的纯粹语法和先天规范与纯粹逻辑学含义的透明性、单义性和客观性先天同一，等等。然而德里达却认为，这一赋义过程的每一步都充满悖论。首先，他指出，将观念对象性视为是语言一般的要素，就已经对语言实施了一种现象学还原。然而悖谬的是，对语言的现象学还原恰恰无法还原这一正在实施着还原的语言自身。因而，对语言的现象学还原，其结果和意图刚好适得其反：抵制现象学还原。这样，既具有观念对象的构造潜能又具有不可还原性的语言就产生了新的困难：它要如何才能获得它的躯体、身体以及其历史性呢？
第三，MT检测：理论上不可行，MT检测范围为表面及近表面1～2mm，不能完全覆盖整个根焊，存在漏检。况且难以退磁，对后续填充影响大，易形成空心焊道和夹渣，同时难以处理掉黑磁粉（检测时一般都用大量水冲洗）。所以无法用MT检测根焊。
让困难变得更加复杂的是，错误的陈述也具有观念对象性。与此同时，不可还原的语言和文字还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模棱两可性(既是被构成的感性躯体，又是构造性的身体本身；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既束缚了观念对象，又使观念对象的最终解放得以可能；既具有一种理想的单义性，又具有本质的多义性；既是一个自身封闭的统一体，又具有无限的开放性)。如是，命名与言说倒底在何种意义上才成为可能？如何保证语言的纯粹语法和先天规范与纯粹逻辑学含义的透明性、单义性和客观性先天同一？
要回答这一问题，一个前提性的条件，就是先理清由种种流传甚广的德里达的研究性和批判性意见所形成的幽灵谱系。然而，由于这一幽灵谱系牵涉广泛，限于篇幅，这里只能举一种英语学界的代表性意见为例示。其他意见，只能留待其他场合分析。
总之，德里达认为，简单地在观念对象性、语言、文字和纯粹语法逻辑之间划等号，简单地赋予原初创建与重新激活的内在一致，这只能是观念同一性的循环论证(预设)，根本无法揭示几何学的起源及其历史性。真要揭示真理的起源及其历史内涵，我们只能以活生生当下的绝对原初性为反思的真正出发点，亦即以那不可还原的“真理的源初起源”与“对这一起源的回溯与思义”的“断裂与交织”的原时间的辩证体验为出发点。
然而，倘若我们的反思必然要“束缚”于活生生当下的绝对原初性中，我们如何可能“超越”此原初性而把握住那“普遍历史的先天结构及其常项”呢？基于观念与历史在原时间意义上的不可分离性，基于原时间的“前摄—当下—滞留”结构，结论只可能是：
2.2 术后安静时VAS评分比较 各组VAS评分均随着术后时间增长呈下降趋势。术后2 h SB1组、SB2组镇痛效果起效均较S组快，SB1组和SB2组各时点VAS评分均显著低于S组，且SB1组和SB2组间VA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在组间、时点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但组间和时点间交互作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驻足于活的当下的单纯现在中是不可能的；事实与权利、存在与意义虽然具有绝对意义上的绝对而统一的起源，但在其自身同一性中总是另一个；对于坚持本原的绝对之物的纯朴的未分状态，我们是无能为力的。这都是因为绝对之物只有在不断的延迟(se différant)中才是在场的，这都是因为这种无能为力和不可能性表现在源初的和纯粹的差异(Différence)意识之中。这样一种具有奇异风格的统一性的意识一定能够被揭示出来。如果没有它及其断裂本身，那么任何东西也不会显现出来。[1](P.173)
二、作为双重书写之结果的双重危险与双重命运
总结一下德里达对胡塞尔的解读，可以看出，《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的主要意图，就是通过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消解、重释和重新奠基，以表达德里达自己对真理的源初起源的独特理解。以今之视昔的眼光看，这一理解为我们提供了什么反反解构主义者的终极理据呢？
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到底是不是哲学的？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尽管从形式上看，《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当之无愧称得上是经典意义上的哲学著作；然而奇怪的是，若从思想内质的角度看，许多坚定的反解构主义者却常常表示怀疑。
大学生身心已基本发育成熟，自控能力比中小学生要强，经过小学、中学阶段的学习，他们有了一定的英语学习基础，具备了一定的网络自主学习的能力。随着电脑及智能手机的普及，大学生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教学资源及学校的网络教学平台资源进行自主学习，这种网络学习方式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可以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不少德里达的批判者就持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德里达对胡塞尔的解读是建立在大量的误解之上的，因此，德里达的胡塞尔解读的合法性值得怀疑。既然德里达的解读合法性都值得怀疑，那么，德里达的哲学解读的哲学属性，当也值得怀疑。③
Adenocarcinomas represent the majority of PC,less than 5% are neuroendocrine tumors. Pancreatic neuroendocrine tumors have specific features and different treatment modalities[3]. In this paper, we will focus only on metastatic pancreatic adenocarcinomas.
首先，尽管欧美学界的德里达论争(所塑造的德里达形象)错综复杂，充满差异④，但从整个论争大体都是围绕着“哲学/修辞(的复杂关系)”这根主轴进行的而言，斯皮瓦克的德里达研究，就算得上是首开端绪，具有了相当的代表性。
如果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思想内质上，《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都具有无可辩驳的哲学属性，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该如何界定这一哲学属性的特质？显然，基于德里达的文本对于胡塞尔文本的寄生性，我们只能说，德里达的哲学书写是一种双重科学。
然而，倘若《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仅仅只是证明了德里达的哲学书写本身就是双重性的，它又如何可能为我们提供反反解构主义者的终极理据呢？只要我们把胡塞尔的现象学视为是一种理想的哲学范型，同时意识到德里达对胡塞尔的解读完全与胡塞尔异质，那么，我们将不难发现其中的奥秘：
在一种不带贬意的意义上，胡塞尔的《几何学的起源》其实就是一种对最古老最经典的哲学理想的最精致最简练的现代证明。由于这一证明预先就敞开了所有反解构主义者言而未明的“观念对象与语言、文字和纯粹语法逻辑具有先天同一性、单义性和封闭性”的哲学预设，因而，我们说，《几何学的起源》就为反解构主义者们预备了最具哲学深度的说辞。
1771年10月后，阿斯特拉罕省长办公厅下设了一个专门管理机构——特别管理处，1772年，在这个“特别管理处”内又设立了一个审理卡尔梅克人本民族案件的法院——扎尔固。到1786年，阿斯特拉罕省长波将金下令关闭了这个扎尔固，将其原来审理本民族案件的职能转交县级法院受理。
然而，远比那些僵化的、浅薄的反解构主义者高明的是，胡塞尔的著作还蕴藏着另一种自我颠覆的潜能。德里达发现了这一潜能并提供了本源性的解释。因此，德里达对《几何学的起源》的解构本身就可能成为对反解构主义者的最好反击。
德里达所揭示的现象学的自我颠覆的潜能如何预先就反驳了反解构主义者们呢？根据前面的重述，我们看到，如果说，对“‘真理的源初起源’与‘对这一起源的回溯与思义’之间的断裂与矛盾”的思义及其困难是一切二元对立观念的发源地，那么，所有观念哲学的同一性直观对这些二元对立的“克服”就不过是一种虚悬的预设。因为，表面上，所有观念哲学的同一性直观都化解了所有二元对立之间的断裂与矛盾。然而实际上，由于这些同一性直观早就将自身局限在了同一性的观念的本质领域之内，因此，所有观念哲学的同一性直观根本就无法(没有)切入所有二元对立观念的发源地。观念同一性直观不但没能化解种种二元对立，相反，倒使种种二元对立变得更加尖锐。
观念哲学的成就与失败为德里达提供了机遇。如前所述，由于从原时间体验的层面发现了真理的起源乃观念与历史的交织，对真理的起源的回溯与思义同样具有一种原创建性，德里达便突破了现象学还原的自我封闭，将反思的视野溯源到真理的原始生成，从而开创性地揭示了“真理的源初起源”与“对这一起源的回溯与思义”在原时间体验层面的相互交织的先天机制。这一机制即通常所说的差异、踪迹与延异。
从这样一个角度看，延异的反形而上学的功能就在于：并非单纯地颠覆种种二元对立，而是在揭示种种二元对立的建制性和内在悖论之后，返回到(溯源到)种种二元对立诞生之前、之初的那个境域之中，敞现了使种种二元对立得以自我建立又自我消解的原初发生、原初涌动、原始交织。
伊德里斯的世界地图区别于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中世纪欧洲“T-O”世界地图，也不同于以麦加为中心的巴勒希地理学派的世界地图 (主要描述伊斯兰之境的神圣地理学)，而是对自然世界的自然主义描述，这恰恰是伊德里斯地图最有价值的所在。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为何“吸毒与禁毒”并非像想象的那样截然对立，而总是陷入种种悖论。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写作何以并非像想象的那样单纯透明，而总是具有施毒与解毒的双重功能。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为何“解构理论的旨趣就是想颠覆传统形而上学的的二元对立”这样的论断乃反解构主义者的虚悬想像。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何以解构理论与观念哲学的“对立”并不在吸毒与禁毒的对立这样一个层次。
总之，从已知定性分析结论:蓝色越浅，越接近黄色，代表任务越稀疏，该区域离中心城市越远，则价格越高；从定量分析结论:任务与其所属区域中心点的距离Ri变化最大，说明距离对定价的影响是最大的。从两者分析几乎相同的结果可知距离的确是对价格影响最大的因素。从纯理论上分析也应该如此，在经济发达的繁华地区，会员数众多，即使任务也相对较多，但依然不能减少竞争的压力。在偏远的郊区，任务数就很少了，而且距离较远。每个会员都会首先从自身利益考虑，若不是有利于自身，谁也不想去偏远的地区做任务。所以升高偏远地区的任务价格，就成了鞭策会员去完成任务的内在驱动力。
总之，在德里达看来，从一开始，反解构主义者与“解构主义者”的论争就是错位的。从一开始，他就预备了应对这一错位的说辞。如果那些反解构主义者能早一点意识到这一点的话，当不会产生如此之多的分歧。然而无奈的是，思想史仿佛就是由一系列错位的论争构成。论争双方所争夺的，往往更多的是阐释真理的权力，而非真理。由此可以理解，那些以哲学的守护神自居的反解构主义者们，何以即使从不阅读德里达的文本，也照样可以拒绝德里达对在场形而上学的解构，而顽固地召唤那个误以为真实在场而实际上从不在场的幽灵。
理清了反解构主义者与德里达的论争，现在，我们就可以以之为“参照”来处理德里达与他的支持者和批判者的复杂关系了：如果说，那些基于“态度”而非基于学理的反解构主义者与德里达的论争是错位的，那么，那些基于学理的解构理论的严肃认真的解读者和批判者们与德里达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从德里达一再作出的委婉暗示来看，他们那些“不得要领”的解读，是否也标明了他们的出发点与德里达明显不在一个层次？
按照胡塞尔的意见，几何学的起源奠基于前科学的生活世界之中，因此，追溯几何学的起源，必须溯源至前科学的感性经验世界。然而，由于现象学还原的原初直观早已预先将自己局限在了先天领域之内，因此，无论现象学如何还原，我们也只能揭示原创建的几何学家所抵达的本质领域，而根本无法抵达作为感性的和经验的生活世界，更别说揭示作为原创建的主体在彼时彼刻所经历的从经验的生活世界向着先验的观念世界的“飞跃”的原始生发(原时间体验)。而事实上，我们是能够揭示这一原始生发的。其前提是，只要我们意识到，每一次对几何学的原初含义的重新激活(现象学还原)都是又一次的此时此刻的原创建，而不是像胡塞尔所说的那样，是观念同一性的简单重现。由此，德里达发现，在向几何学的源初起源的回溯中，如果说，在静态现象学的意义上，现象学还原具有绝对的必要性、正当性和创建性的话，那么，在发生现象学的意义上，现象学还原就遭遇了它的有效性边界：现象学的看无法看到现象学的看自身。
第四，政治权力的更替必须经过“民”的许可，不得私下授受。既然“民”是政治权力的让渡者，是委托人，那么受托人就不能将权力私自授予他人。权力的变更或者分解必须得到委托人的同意。
在这篇长达80余页的“译者前言”中，斯皮瓦克一开始就借助对黑格尔的“序言与正文”的“子与父”关系的解构来类比(隐喻)了自己所撰写的“前言”与德里达《论文字学》的“原文”的复杂关系，并进而质疑了“书的本源”即书的“主权主体”、“书的同一性”问题。这表明，斯皮瓦克此时即已深得解构精神的精髓，否则，她不可能有此类哲学书写的自反关涉化自觉。
2017年10月在河南郑州召开的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试点动员部署及技术培训会上，培训专家也介绍了试点阶段我国重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评估值(mineral explore level，简称MEL)与其“三率”及权重值之间的基本契合关系，即 MEL=K*P1+ε*P2+R*P3，式中各符号含义为：K-开采回采率、ε-选矿回收率、R-综合利用率，P1、P2、P3分别代表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在评估MEL计算中的权重值。在对已完成“三率”调查的33种矿产计算MEL时，建议试点阶段P1、P2、P3分别取53、35、12[4]。
整个“前言”的重心在第二、三部分。在第二部分中，斯皮瓦克花了相当的篇幅来揭示德里达与他所认同的前辈——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关系，从而清晰地勾勒了解构理论所承继的精神谱系。这一谱系即：从尼采对“了解”的涂抹、弗洛伊德对“精神”的涂抹和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涂抹到德里达对“书写”的涂抹。[2](P.34)所谓涂抹(把一个词写下来又划掉，然后把词和删除线都打印出来)，就是指“既要抹煞事物的在场而又不得不把它书写出来”的“悖论”。
在场形而上学的两根隐性支柱，就是语言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然而，由于德里达在颠覆了语音中心和逻各斯中心之后，又不能给予能指以先验的特权，因此，解构就陷入某种“既非/又非”的迷人的逃避的相对论。“一旦掌握了这一点”，斯皮瓦克指出，“也许就能发现，解构的需求意识似乎更适合‘不负责任’的话语，这种话语通常被叫做文学。”[2](P.46)
（四）授权与许可的基本特征。授权与许可的作为一种科学的管理方法，其在核电厂运用的主要目的在于：控制安全风险、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经营成本。其运用需具备如下特征：a.计划为中心，分为短周期计划和长周期计划，以便提前准备匹配资源；b.敏捷调整，以短期滚动计划为基础，根据资源数量进行计划的调整安排；c.资源授权，资源分为人员、机具、物料、规程、作业环境，对这些资源进行分类并分级，以便开展许可工作；d.以风险为基础的许可，对作业风险进行定量分析，设定需控制的风险等级，对需控制的风险进行分级许可。
因此，德里达认为，在《几何学的起源》中，如果胡塞尔阐述得更充分的话，必然会触及到延异的理念：“绝对起源的源始的延异……可能就是‘先验’概念里常常提到的东西。”[1](P.171)然而斯皮瓦克却认为，“这种观念也许就存在于胡塞尔的作品中，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也只是被曲解了。因为，就像我们以后对语音中心论的论述中会看到的那样，胡塞尔用建构主体来围绕延异的概念，建构主体形成并因此成为了延异结构的绝对起源。”[2](P.45)从这样一个角度看，是德里达“制造”了胡塞尔与胡塞尔的对立，而非胡塞尔真的反胡塞尔。
在梳理了德里达与前述精神前辈们的继承性关系之后，在第三部分，斯皮瓦克分析了德里达与结构主义(索绪尔、福柯、拉康)的反叛性关系。这一反叛性关系即：用书写结构(“涂抹”符号)替代了符号结构。从这样一个角度讲，德里达完全担得起文字学结构主义哲学史学家的称谓。
至于德里达与胡塞尔的关系，则要曲折些。斯皮瓦克认为，“对德里达而言，埃德蒙·胡塞尔文本的重要性严格地说在于它的自我冲突。德里达认为，胡塞尔似乎是一个胡塞尔文本中暗示的非同寻常的、老辣的、文字学含义的、非同寻常的隐瞒者。”[2](P.44)“胡塞尔仿佛是开启了文字学的可能性，同时又故意将其关闭了。”[2](P.45)
如所周知，在最初的阶段，德里达的思想是借助英译本和美国这个学术中心向全世界播撒开来的。因此，围绕德里达的哲学书写所产生的种种误读与论争，就与这一过程有了密切、复杂而微妙的联系。而在解构理论这一最初的播撒—接受阶段，斯皮瓦克的“德里达《论文字学》译者前言”(1976年)无疑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不仅解构的“修辞”模糊了“哲学”和“文学”的界限，为了不与自身的理论基础自相矛盾，解构的过程(策略)也受到了解构逻辑自身的束缚：首先，解构主义批评必须非常认真地采用“隐喻的”结构；其次，解构主义还必须考虑到批评家自己主权的缺失；第三，最要命的是，解构再也不能把能指当作一把开启通往真理之路的先验的钥匙，而只能把它当作一个修补者或思想者的工具。于是，解构的结果就必然是：深层次的解构主义解构了解构，二者都在寻找基础，都代表了无底洞的快乐。
以上是“《论文字学》译者前言”前四部分的内容。通过这样的勾勒，至此，斯皮瓦克所描绘的德里达早期思想肖像，已初具轮廓。而这一初具轮廓的“思想肖像”，在整个欧美学界的“解构理论的哲学属性”之争的论争语境与论争谱系中，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接着，在“前言”的第一部分中，斯皮瓦克以异常精炼的语言指出，(如今人们已耳熟能详)，解构思想的要旨，就在于通过语言的差异结构发现了语言自身的自我“抹除”逻辑——德里达把这一逻辑叫“差异”、“痕迹/踪迹”、“播撒”、“延异”、“原文字”等等，由此导致了对在场形而上学的消解，对所有二元对立的抹除，和抹除这一“抹除”，等等。
说德里达的胡塞尔解读值得怀疑，原因在于：众所周知，胡塞尔的哲学理想是追求观念的绝对性和自明性，可德里达却偏要无视这一基本事实。他从观念起源的初始污染、裂隙和辩证法入手解读胡塞尔，对胡塞尔的哲学预设和最终结论进行了肆意的改写。然而，这一对德里达的质疑本身正值得怀疑。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假若我们意识到，胡塞尔的哲学文本的确蕴含了从静态的现象学构造过渡到发生现象学的潜能；而一切胡塞尔的解读，都不应教条地从胡塞尔本人的哲学主张出发，而应面向事实和问题本身；那么，德里达就有理由从胡塞尔的晚期思想出发，沿着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道路，去重新审视、质疑、颠覆和重构胡塞尔的现象学。如果这样的解读还缺乏合法性，惟一可能的原因，就是胡塞尔已经终结了哲学。
然而这一“代表性”所意味着的丰富复杂的内涵，却让人深感叹谓。这是为何呢？
且让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斯皮瓦克的德里达评论。首先，我们注意到，尽管斯皮瓦克追溯了德里达的思想渊源，但是，正如她自己所说，她只是提供了一些“互文性思考的素材”[2](P.72)，并未真正揭示德里达与这些思想源泉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整个斯皮瓦克的德里达阐释，仅只是梳理了德里达的结论与各家思想的结论的“相通性”，而并没有去追溯德里达思想的发生学“起点”，因而也就未能把握住德里达思想的生成逻辑，更别说揭示，在德里达那里，尼采、海德格尔、弗洛伊德和胡塞尔的思想是如何内在地错置地“结合”在一起的。从这样一个角度看，尽管斯皮瓦克已经将自己的德里达阐释自反关涉化了，但她终究没有实现解构阐释的内在要求：从德里达思想的“内部”生发出德里达自己的“内在”结论。也就是说，斯皮瓦克终究把德里达的思想当成了一种单维度的分析对象，而忽略了其文本所具有的双重性张力。
由于有了上述缺失，即使敏锐如斯皮瓦克者，也只能沿着传统的思维定势，单向度地揭示解构理论的“抹除逻辑”对自身的“抹除”，而无法认识到抹除逻辑与二元对立的非对称性关系，因而在消解了哲学与文学的二元对立之后，又树立了新的对立——德里达的(“文学式”的)哲学书写与传统的(“哲学式”的)哲学言述的对立。这表明，尽管斯皮瓦克已深得解构理论的精髓，但她对德里达的阐释，仍不自觉地遵从了某种同一性哲学的预设。
而斯皮瓦克对解构主义的“抹除”逻辑的悖论的一系列评论，更是在人们的心目中加深了这样一种印象，仿佛德里达也不可自拔地陷入了传统哲学的单义性逻辑的困境(即为了不自相矛盾，只能将自己所标举的逻辑应用于自身)，最终不得不(必然)走向修辞性的、相对主义的、虚无主义的文字游戏。
这就是双重性的哲学书写必然要遭遇的危险：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不是德里达的全部文本本身，而是有关这些文本的某种单维度的阐释，塑造了他在欧美哲学界的“金身”。
这就是双重性的哲学言述必然要遭受的命运：对德里达的某方面哲学思想的阐释越是精深，就越是为那些极端的反解构主义者们提供了口实——你看，你那些最忠实的追随者们对你的阐释，每一句都清楚明白地证明了，我们对你的批判是正确的。
由是，我们便明白，德里达为何有那些被人们叫作“解构”的惊人之举了。由是，我们便明白，在德里达与解构理论的支持者、批判者和反对者们之间的非对称的错置性的对立性关系，原来竟是本源性的。
结语
在人类过往的生存实践与哲学反思中，所有的命名、言说、事物、事件、自我、传统、历史、文化身份、社会建制和世界秩序都被赋予了一种成己性(appropriation)，即被赋予了一种去成为自身、成为本质的统一体、成为可定型的一的潜能和“主体意志”。这种主体意志是如此的自然，以致于人们从一开始就想当然地将它接受了下来，而从来没有去怀疑过：原来这不过是传统西方哲学的表意实践所具有的最基本的(不证自明的)预设之一，是现代西方哲学最隐秘又最不可遏止的“强力意志”的折射。这种强力意志是如此的强烈，以致于它为了维护自身的同一性，不但无视许多“概念之间的边缘聚集着语义学的不稳定性，不可还原性的困难，边缘概念的不确定”，[3](P.110)拒不承认事物、事件和所有的建制都具有的另一种潜能和主体意志——不可成己性(unappropriability)；相反，倒将这一不可成己性视为是异质性的妖魔，要将之驱除殆尽。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现代人的这种驱魔运动注定是不会成功的。因为，成己性与不可成己性，或者说，肯定与否定施毒与解毒、吸毒与禁毒，本来就是人类生存的一体两面，是人自身存在的本源性处境。人不可能在整体性地截除了自己的异质性自我否定的一面之后，单靠自身的同质性自我肯定的一面而幸存。因此，人类应当感激自身的这种双重性的本源性存在处境。如果不是因为这一本源性处境的存在，人们恐怕将难于抗拒那些顽固的保守主义者和占据霸权地位的专制主义者们的种种追求自身同一性的肆意妄为，从而免于陷入种种作茧自缚的灾难性后果，直至“哲学的终结”，或“人的终结”。⑤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白，解构理论重新审视哲学书写的同一性预设并直面哲学书写的双重属性、进而重构出使这一双重属性自我展现、自行运行的源初逻辑的终极旨趣了。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白，何以解构理论的哲学属性之争，不仅关乎哲学的权力之争，而且更关乎哲学的命运以及人类前途的生死抉择。
然而，从解构理论的哲学属性之争的对立性和错置性来看，可以预料，关于哲学的命运、关于人类的前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恐怕人们都将难于抉择。而从解构思想最初的萌芽到最终展现出其终极旨趣的艰难曲折来看，哲学言述的双重属性对于未来的哲学书写和人类命运的前景来讲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再也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充当先知的角色。
注释：
①文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
②在第一章中，德里达纲要式地概括并肯定了胡塞尔全部哲学的进程(从静态的构造到生成的构造)、问题意识(对起源的思义)、方法道路(现象学还原)和理论预设(逻辑和语言一般的观念对象性的构造就是交互主体性的关联性构造)。
③方向红著《生成与解构——德里达早期现象学批判疏论》的“导言”部分有相关评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26页)，可参阅。
④首先是专业哲学界与非专业哲学界的差异，其次是专业哲学界英美哲学与大陆哲学的差异，再次是英美哲学界的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差异和大陆哲学界的德法哲学的差异。受此影响，国内学界所塑造的德里达形象，也大体呈现出了这样的多样性或谱系。
⑤德里达用“自身免疫性的悖论”这一术语来形象地指称了这一灾难性的结局。什么是自身免疫性的悖论？按德里达的意思，就是指“那样一个奇怪的行为，在这个行为中”，为了维持自身的同一性，“每一个活着的东西自身都以自杀的方式工作，破坏它自己的保护层，使它自身具有反抗它‘自己的’免疫性的免疫性。”参博拉朵莉著《恐怖时代的哲学——与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对话》，王志宏译，华夏出版社2005，第100页。
参考文献：
[1][法]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M].方向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美]斯皮瓦克.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斯皮瓦克读本[M].陈永国等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美]博拉朵莉.恐怖时代的哲学——与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对话[M].王志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9)03—0077—08
基金项目：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耶鲁学派‘解构—生成’诗学研究”(16YJA752002)、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百年中国学术史反思的方法论问题研究”(2019SYB2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戴登云，西南民族大学文新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现代西方哲学、诗学和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四川 成都 610041
收稿日期2018-11-25
责任编辑尹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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