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研究安排交流学习任务和个人任务，设立自然性不同的三种语境，分析语境对交流学习语言的影响。结果显示：（1）语言方式下交流语言准确性水平最高，典型表现在交流中后期；交流全程中，语言方式语言准确性表现出持续提高的趋势，对象方式表现出明显的波折性，表情方式则表现出不规则的倒U型特点。（2）交流中语言方式的语言准确性最高，个人任务中对象方式的交流认知准确性最低；语言方式和表情方式中交流认知准确性高于语言准确性。研究发现：相对缺少非语言因素的语境下，语言认知加工水平最高；对象可视性弱化了语言认知和交流认知，表情可视性增强了交流认知；交流语言认知对交流认知的代表性受非语言因素特点的影响。
关键词语境；交流；学习；语言
1 前言
交流（communication）体现了日常人们人际互动的方式和功能，其典型特征为：语言核心媒介性、人际互动性、信息沟通性、集体责任与奖赏并存性（张恒超，2013； Frobenius，2014； Goldin－Meadow ＆Alibali，2013； Kronmüller ＆ Barr，2015； Makkonen，2016）。具体而言，交流双方（语言指导者－director和参照操作者－matcher）围绕交流目的，以各种媒介彼此互换信息、沟通思想、表达期望假设和意图等，以实现任务对象的界定、分类、辨别和操作，进而共同实现交流任务 （Brown－Schmidt，2009；Jacquette，2014； Krauss ＆ Weinheimer，1964；Matovic，Koch，＆ Forgas，2014）。Markman 和Makin（1998）将交流范式归纳为：在特定交流情境下，被试双方基于共同的交流目的，轮流使用语言表达对象、问题和任务特征及相应的评价、观点和假设，对方参照同伴的信息做出相应的判定和决策，并执行相应的行为操作。语言在交流中的核心媒介性特点，使其成为研究的焦点之一：一是交流语言认知特征，二是交流语言和非语言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首先，关于交流语言认知特征。Grice（1975／1989）强调交流语言内容特征依赖于交流合作规则，交流的不协调意味着彼此间的语言互动会出现大量的言外之意。基于该观点，Grice（1975／1989）归纳了交流语言规则，见表1。
表 1 Grice’s Quantity maxim
规则1：语言信息量 规则2：语言信息内容 规则3：语言信息关系 规则4：语言信息表达以交流需要为标准提供信息（避免信息不足） 不说你认为错误的内容 交流语言应具有关联性 避免表意不明不应超出交流需要（避免信息过多） 不说你缺乏证据的内容 避免歧义简洁有逻辑
从表1可以看出，Grice重视交流语言与语言所指间的恰当而对等的关系，但是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发现，实际交流中语言信息并不总是恰到好处或绝对准确的。一部分研究指出，语言交流的目的不仅仅是信息传递，更为重要的是保持互动认知的协调发展。所以交流语言相对于语言所指对象经常表现出信息的相对丰富和赘余，即交流语言是对对象的一种精细化的解释 （张恒超，2018a；Galati＆Avraamides，2013； Heller，Gorman，＆ Tanenhaus，2012）。精细化的语言可以传递多种交流参照信息，不仅不会导致同伴对交流信息额外的认知推理，而且有助于交流共享性的达成（Katsos，2009；Rabagliati，＆ Robertson，2017）。而另一部分研究则认为，语言交流的意识性认知加工过程是以认知损耗为代价的；实际交流中双方会参照交流情境中的多种非语言线索，来限制交流语言的信息解释，该过程具有无意识性特征，有助于交流认知的节省，因此交流语言经常表现出简约性特点 （张恒超，2018b；Beyer，＆ Liebe，2015； Grynszpan，Martin，＆ Fossati，2017； Nappa ＆ Arnold，2014；Nicholas，Rick，＆ Roger，2011；Zwaan，2014）。
其次，关于交流语言和非语言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现实交流中语言不是在一个单纯的条件下发生发展的，情境中的非语言因素影响交流语言的具体特点，如交流者人格特征、社会身份，交流中的视觉信息、非语言媒介，交流的时空条件等（张恒超，2017； Buz，Tanenhaus，＆ Jaeger，2016； Clark ＆Marshall，1981； Sacchi，Riva，＆ Aceto，2016）。Galati（2009）指出，交流中以多种方式共享交流信息比仅单一媒介语境导致更强的交流记忆，交流信息共享方式的多样性能够增强交流双方共同的交流基础，这是交流高效顺利实现的重要保障。Galati（2009） 以 及 Vesper，Schmitz，Safra，Sebanz 和Knoblich（2016）研究了交流语境中的视觉信息对交流语言的影响，结果均显示对象的共同可视性使得交流语言信息显著减少，表现为语言的简化、片段化特征。O’Carroll，Nicoladis和 Smithson（2015）将同一交流任务前后分成表情可视交流、不可视交流（以隔板分开）两种条件，发现表情可视交流中语言简洁，不可视交流中语言精细。Graziano和Gullberg（2013）针对手势表情的研究指出，交流中手势和语言相辅相成，语言流畅，手势也自然连贯，反之，均表现出模糊和断续的特点。Alibali，Kita，Young（2000）则强调手势不仅配合语言交流而且辅助语言表达，具体表现为，语言表达困难时手势频繁发生，语言流畅时手势相应减少。Arnold，Kahn 和 Pancani（2012）通过控制交流一方（同谋）的反馈性手势发现：如果同谋在被试语言指导完成前就 “预测”出所指的特定物品（手势移向甚至拿起该对象），交流语言变得快速简洁。Brennan，Chen，Dickinson，Neider 和 Zelinsky（2008）在“O－in－Qs”视觉搜索任务中，借助眼动仪发现双方的注视可视性降低了语言的复杂性，甚至使得语言显得相对赘余。
综上，交流语言认知过程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源于语境的丰富性和变化性，交流者对于交流情境因素的追踪和认知解释，影响语言的计划、组织和理解，因此，语言交流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认知互动过程。Davies（2011）将语言使用情境中的诸多因素归结为两个最为显著的方面：语言外的交流客观情境信息和交流者彼此的知识状态特点。流利的语言交流不意味着交流者不考虑交流语境信息，而是因为其能明确将这一信息合并入语言交谈中。因此，交流语境信息影响每一回合语言互动中的信息数量和特征（Clark ＆ Marshall，1981）。
案例分析是一种基于案例基础上进行教授的教学模式，教师在教学中鼓励学生对案例进行自主观察、分析、思考与总结。相对于传统教学过程中教师讲、学生听的固定模式，通过案例分析的教学方式学生能自主查阅与案例相关的理论实践知识，通过不断地学习来给出最好的案例解决之道。该教学法目前已经在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实践性和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取得了广泛的应用。案例分析的基本思想是以教师案例为中心、学生思考为主体，使学生围绕着所举出的案例进行探讨型的研究性学习模式，注重于培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的综合能力[3-4]。
在下一节比较震源模型之前，我们先对KiK－Net－BH数据得到的与GPS内插的同震位移进行比较。这两种数据集之间偏差位移矢量的均方根为0.47m，相当于KiKNet－BH 绝对位移矢量（1.25m）均方根的37%。因此，假设大的同震位移与MW9.0东北地震有关，这两种数据集就会非常相似，并提供独立的观测点，这可能对下面介绍的震源模型有影响。
精神发育迟滞（mental retardation，MR）又称智力障碍，是指18岁前在患儿个体发育时期智力明显低于同龄正常水平，并存在社会适应行为的显著缺陷，是一个常见的、备受关注的医学和社会问题。该病病因复杂，治疗困难，预后与转归较差。本课题拟采用分层随机对照统计模型进行前瞻性研究，探讨机构康复协同个体化家庭康复对精神发育迟滞患儿早期干预的疗效，以期为患儿提供经济合理的康复治疗方案，提高患儿家庭康复治疗的依从性，最大限度改善患儿生活质量和预后，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康复模式提供科学依据。现报道如下。
二是以往研究尝试分析了交流语境中的非语言因素对语言信息的影响特点，但相对缺乏非语言影响因素的系统性探讨，单一因素控制对于现实交流语境的模拟和解释相对贫乏。基于此，当前研究拟以语言为核心，采用因素递加的方式依次创设语言交流、对象可视语言交流、表情和对象可视语言交流三种交流语境，拟相对系统性分析非语言因素对交流语言的影响。另外，当前研究在交流学习任务后，安排了连续进行的个人迁移任务，目的在于将交流任务中语言准确性和个人迁移任务中认知准确性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揭示交流语言认知对交流认知的代表性，以及这种代表性受语境的影响特点。
单核心换乘厅是指换乘大厅呈一个整体，集中化程度高，乘客进入换乘大厅后空间视域完整、清晰，乘客可一目了然地确定换乘出入口，提高了换乘效率。
基于上述分析，当前研究拟创设长时交流学习任务和个人迁移任务，同时通过因素递加设立三种交流语境条件，探查语境自然性对交流学习语言准确性的影响特点。上述两方面的分析显示，特定交流情境下语言认知的具体特征受到语言和非语言因素间相互作用关系的影响，因此当前研究假设：首先，交流情境中非语言因素的增加将降低语言认知加工水平，当前实验集中表现为语言的准确性水平，但表情由于具有一定的交流性，因此并不会降低交流认知水平。其次，从任务间的比较角度出发，交流语言认知对交流认知的代表性相应将受到非语言因素的影响。
系统融典型机电一体化设备机械部件装调、电气控制电路装调、气动系统装调、PLC编程、触摸屏编程、工业机器人编程、数控机床编程、自动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于一体，涵盖了PLC技术、触摸屏技术、机械结构安装、驱动调速、气动控制、传感检测、系统调试等内容。同时从选材、造型及功能等多方面贴合工业生产实际，着重体现真实工业现场的技术应用。设备的各个模块可分别逐次运行，可以由浅入深，渐进全面地掌握各项自动控制技术。通过该实训系统的使用、训练和培训，帮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工业自动化生产线。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研究被试为288名在读本科生，男女各半，大一至大四的人数：72、72、74、70。
2．2 实验器材
在原料（g）∶水（mL）∶氨水（mL）为1.00∶2.10∶0.40、反应温度为80℃、反应时间为60min、自然冷却6h的条件下，改变搅拌速度［6］，考察其对直收率的影响，结果如图7所示，并进行了相关分析。
在国家现代职业教育改革的政策下，独立学院作为本科教育改革的先锋者，正好契合独立学院“转设”民办教育的契机。同时，自身具有制度创新、办学灵活、大胆尝试的优势，应在国家决策的指引下积极主动研究并实践，在“转设”民办高等教育的过程中更好地完成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建成适应高等教育改革潮流、具有中国发展特色的应用型本科院校。
哀乐声声，在悼念里婉转地流动。亲朋邻里纷然向阿里母亲的遗体鞠躬话别。走过老巴和阿东身边时都说，往后阿里有什么事，尽管说，我们都会帮他过这个坎。
实验材料是自行虚拟设计的陌生生物，生物拥有“口手眼脚”4个维度的身体特征，维度设定为2（1／0）值：大口／小口、二指手／三指手、竖眼／横眼、细脚／粗脚。其中的3个维度中安排了两类身体功能：维度1和维度2均为1值时，生物可以“吸收水分”，维度1～3均为1值时，生物可以“吸收水分并产生电流”，无关维度4以“有／无”方式呈现。考虑到特征凸显度、被试知识和期望等的差异，把维度1～4和身体特征的对应关系做了轮换，共形成4套材料：A口手眼脚、B手眼脚口、C眼脚口手、D脚口手眼。最后，从真值表中选择了8个生物样例，具体如表2所示。
同理，读取边坡的实测数据，分别计算各个实测数据属于各个稳定性等级的确定度，并乘以相应的指标权重得到其隶属度。将上述各隶属度分别相加，得到各评价指标在某一稳定性等级的隶属度之和。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各指标隶属度之和最大值所在的级别即可判定为该边坡的稳定性等级。
表2 生物样例
生物样例 维度1-4身体功能1 1 1 0无吸水不产电2吸水不产电3 1 1 1无吸水产电1 1 0有4 1 1 1有吸水产电5不吸水不产电6 1 0 1有不吸水不产电1 0 1无7不吸水不产电8 0 1 1有不吸水不产电0 1 1无
2．3 实验程序
全部实验包含两个连续任务：交流学习任务（功能预测学习）、个人迁移任务（维度选择）。
交流任务由10个标准化阶段（block）构成，在一个阶段中，所有生物随机呈现2次。采用了交流范式（Markman＆ Makin，1998）：交流双方相对坐下，分别面对一台电脑，电脑以网线互联，程序互应，当一个生物呈现时，一人口头语言描述，同伴参照语言按键判断其功能，三类身体功能的正确按键分别为“，”“．”“／”，即一个交流回合中，交流者彼此担任了“描述者”与“判断者”，下一回合，两人的任务角色轮换一次；交流回合的限时为20秒，之后提供4秒反馈（正确功能信息）。任务中对语言录音。
依据交流语境特点，实验创设了三种交流方式。语言交流：任务中只有描述一方的电脑呈现生物，交流角色随交流回合互换，电脑呈现方式随之也相应轮换；交流中在双方间放置一块隔板，交流者无法互视。对象可视语言交流：与语言交流不同在于，任务中双方屏幕均呈现生物。表情和对象可视语言交流：在对象可视语言交流基础上，取消双方间的隔板，交流过程中彼此可以互视。
个人任务是单人操作的方式，不同的是生物以遮盖特征的方式呈现，所有特征被6块灰色覆盖物遮盖（其中，手、脚分别2个，但点击任1个，则同时揭开），要求被试在判断功能前，用鼠标点击揭开“自己需要”看的特征。个人任务中全部样例随机呈现2次，不提供反馈。
交流任务中，交流者语言描述的维度是其主观认为与身体功能有关的维度，相应地，语言没有描述的维度是其主观认为与身体功能无关的维度，据此可以分出“有关维度”“无关维度”两类；生物标准维度中的“有关维度”“无关维度”分别对应“维度1－3”“维度4”。任务求得“主观维度”类别和“标准维度”类别的杰卡德相似性 （Jaccard similarity）：Cs＝［c／（a＋b－c）］×100%，c 为两者对应类中共有的维度数，a为“标准维度”类别中的总维度数，b为“主观维度”类别中的总维度数；再计算每个阶段中杰卡德相似性的均值。与此相同，个人任务中被试揭开的维度和未揭开的维度是“主观维度”类别，同样求“主观维度”类别和“标准维度”类别杰卡德相似性的均值。
但是，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尚存在不足之处。一是从实验研究控制便利性的角度出发，以往研究倾向于设计相对简单的交流任务，如上所述的卡片匹配任务 （Galati，2009）、屏幕对象同步移动任务（Vesper，Schmitz，Safra，Sebanz，＆ Knoblich，2016）、物品摆放交流任务（Arnold，Kahn，＆ Pancani，2012）、“O－in－Qs” 视觉搜索任务（Brennan，Chen，Dickinson，Neider，＆ Zelinsky，2008） 等 。Bezuidenhout（2013）主张交流语言认知研究采用长时交流任务，简单即时视觉交流情境不利于展现交流双方语言公共认知发生发展的过程。Brown－Schmidt和Heller（2014）则主张交流语言认知研究兼顾长时任务和即时任务，长时交流便于交流语言互动性的展示，在此基础上的即时分析可以进一步揭示语言公共认知的增量形成过程特征。当前研究拟创设长时任务，并将任务标准化为10个交流阶段，通过对交流全程语言的录制和分析，探讨交流语言信息的准确性特点。
2．4 实验设计
交流学习任务为3（交流语境）×10（交流阶段）的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全部被试先同性别随机配对，男女分别为72对；分别再随机分成3组，随机划入三种交流方式，每种交流方式中共48对，男女各半。因变量指标：交流语言杰卡德相似性的平均数。
再对交流任务b10的语言杰卡德相似性和个人任务维度选择的杰卡德相似性，做3（交流语境）×2（任务类型）混合实验设计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三种语境下交流语言准确性分析
（1）操作人员必须先进行安全技术交底，特殊工种应持证上岗。严禁非指定机械操作人员操作机械，严禁违章操作。
表3 三种语境交流语言结果
交流语境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b10语言（n=48） M 49.27 49.67 50.60 52.65 53.49 54.69 57.16 56.63 57.51 58.49 SD 13.74 14.97 15.30 14.99 14.56 13.27 14.82 13.63 13.41 15.38对象可视（n=48） M 41.78 44.25 46.46 48.83 46.35 47.78 47.09 48.14 49.58 47.47 SD 14.00 15.34 14.25 12.98 13.10 12.54 14.49 14.13 15.11 15.61表情和对象可视（n=48）M 35.90 44.20 44.48 45.23 47.42 48.43 49.86 47.87 46.58 42.87 SD 12.77 16.39 17.04 15.25 16.20 17.87 17.37 17.88 17.42 13.43
方差分析表明：交流语境主效应极其显著，F（2，141）＝6．36，p＜0．01，η2＝0．08； 交流阶段主效应极其显著，F（9，1269）＝17．30，p＜0．01，η2＝0．11。交流语境和交流阶段间交互作用极其显著，F（18，1269）＝3．02，p＜0．01，ηp2＝0．04，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三种语境交流语言结果见表3。
b1中，语言交流方式的语言相似性显著高于其余方式，对象可视语言交流方式显著高于表情和对象可视语言交流方式；b5－b10中，语言交流方式均显著高于其余方式。
语言交流方式中，b1－b3均显著低于 b4－b10；b4 显著低于 b6－b10；b5 显著低于 b7－b10；b6 显著低于 b7、b9。
表情和对象可视语言交流方式中，b1显著低于b2－b10，b2 和 b3 均显著低于 b5－b7，b4 显著低于b5、b7，b5 和 b6 均显著高于 b10，b7 显著高于 b9、b10，b8、b9 均显著高于 b10。
对象可视语言交流方式中，b1显著低于b3－b10，b2 显著低于 b4、b6、b8、b9，b3 显著低于 b4，b4显著高于b5，b5显著低于b9，b7显著低于b9，b9显著高于b10。
3．2 三种语境交流任务b10和个人任务结果分析
首先，交流任务中，语言方式下交流语言准确性水平最高，典型表现在交流中后期。语言准确性是交流语言认知加工程度和水平的直接反映，这证实在相对缺乏非语言因素的语言方式下，交流者语言认知加工水平最高。对象可视性和表情可视性的加入降低了语言准确性水平。
表4 三种语境交流任务b10和个人任务结果
任务类型 语言（n=48） 对象可视（n=48） 表情和对象可视（n=48）交流任务b10 M 58.49 47.47 42.87 SD 15.38 15.61 13.43个人任务 M 66.74 48.82 60.42 SD 10.93 20.40 17.24
方差分析表明：交流语境主效应极其显著，F（2，141）＝15．19，p＜0．01，η2＝0．18；任务类型主效应极其显著，F（1，141）＝42．89，p＜0．01，η2＝0．23。交流语境和任务类型间交互作用极其显著，F（2，141）＝11．54，p＜0．01，η2＝0．14，简单效应分析表明：b10 中，语言交流方式的语言相似性显著高于其余方式；个人任务中，语言交流方式、表情和对象可视语言交流方式均显著高于对象可视语言交流方式；语言交流方式、表情和对象可视语言交流方式中，b10的相似性均显著低于个人任务。
4 讨论
4．1 三种语境下交流语言准确性比较
研究发现，交流任务中，语言方式下交流语言准确性水平最高，典型表现在交流中后期；交流全程中，语言方式语言准确性表现出持续提高的趋势，对象方式表现出明显的波折性，表情方式则表现出不规则的倒U型变化特点（最高值在b7）。
三种语境交流任务b10和个人任务结果见表4。
3）提升设施设备维修维护水平。实验室设施设备是保护人、财、物、数据、环境等的重要屏障，提升维修维护水平，有利于大大降低安全风险。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第一，单位自己组建专业化的运维团队；第二，招标专业化公司统一代为运维，可采取全包和部分外包的形式；第三，按照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由使用方运维管理。不论采取何种方式还需单位指定部门做好监督工作，保证实验室设施设备及时得到维修维护，且工况良好。
从准确性角度，一方面支持了非语言因素的增加促进语言简化的研究结论 （Brennan，Chen，Dickinson，Neider，＆ Zelinsky，2008； Galati，2009； Grynszpan，Martin，＆ Fossati，2017），另一方面进一步证实，语言简化意味着语言交流的不准确性和不恰当性 （Graziano＆ Gullberg，2013；O’Carroll，Nicoladis，＆ Smithson，2015； Vesper，Schmitz，Safra，Sebanz，＆ Knoblich，2016）。而语言准确性指标又是交流对象描述中语言信息特征的集中体现，这样，当前研究结果为交流语言信息特征之争提供了一种调和解释：从交流语境中非语言因素递增设计来看，非语言因素越少语言信息越倾向于详尽，反之，非语言因素越多语言信息越倾向于简单化。
具体而言，可以说 Grice（1975／1989）强调交流语言内容严格遵循交流合作规则以保证交流语言信息的最大化的正确性和恰当性，是对于单一语言交流的一种较理想的期望和要求。而当交流情境各种信息相对匮乏时，交流者为保证交流认知和行为的协调一致，以及高效实现交流目标，必定精细化推理和加工交流语言，相对于交流对象的标准信息而表现出信息过多 （Galati＆ Avraamides，2013；Heller，Gorman，＆ Tanenhaus，2012； Katsos，2009）；而当交流语境中各种认知提示线索增多时，交流语言的彼此精心推理又显得不够经济甚至是信息的重复赘余表达，因此交流者会自觉降低语言加工的复杂性而表现出简化的特征 （张恒超，2018b；Grynszpan，Martin，＆ Fossati，2017； Nappa ＆Arnold，2014； Nicholas，Rick，＆ Roger，2011；Zwaan，2014）。
实验使用2台笔记本电脑 （ThinkPad－Edge－E520），屏幕是 15．6 英寸，分辨率设置为 1366×768，实验中用网线将两电脑连接，彼此程序可以互应；电脑操作实验程序由计算机专业的高校教师编写。正式实验过程中，成对交流者对面而坐，分别距自己电脑的屏幕40厘米左右，屏幕与键盘之间的夹角120度左右，屏幕上端低于被试头部。
同时，语言方式下交流语言准确性优势典型表现在交流中后期。这是交流时间进程中交流互动性在语言认知中的动态反映，该特点体现了交流认知加工过程的三方面的特点。
一是交流语言认知是一个时延展开的过程。交流语言是交流双方公共认知形成的主要媒介，交流者彼此个人认知向公共认知的转化，是彼此间认知“冲突—协调”转换的标志，同时也是双方交流动机和思维发散的激发过程（Bezuidenhout，2013；Duran ＆ Dale，2014； Hellbernd ＆ Sammler，2016）。因此，长时交流任务的动态发展性有助于解释这一变化过程，也是语言方式下语言准确性在交流中后期表现出来的一个原因。
二是语言交流进程中的变化特点支持了交流语言认知加工的两阶段理论或监测和调整理论（Monitoring and Adjustment theory）：交流语言认知加工过程中，交流者时刻关注个人信息和共享信息间的关系将导致认知资源的浪费，也是不必要的，因此，交流之初交流者倾向于从自我中心的角度来设计语言。随着交流进程和认知互动的不断发展，共享性语言才逐渐在交流后期形成，此时交流者对于彼此语言的监控性明显显现出来（Vanlangendonck，Willems，Menenti，＆ Hagoort，2013）。
三是从语用观点出发，交流语言不是在一个单纯简单的情境中发生的，交流语境信息制约语言发生和理解中的认知推理过程和特征。随着交流进程的发展，交流者对于交流情境中的非语言信息的利用程度逐渐加深，进而语言认知协调作用相对降低，监测和控制程度相应降低。在当前研究条件下，具体表现为交流语境中可利用的非语言因素相对更多时，随着交流进程发展影响性便逐渐显现，即出现在交流中后期的显著更低的语言准确性。非语言因素的多少反映的是交流语境的自然性程度，现实语言交流中同时存在大量复杂的非语言因素，且不断变化和相互作用。
其次，交流全程中，语言方式语言准确性表现出持续提高的趋势，对象方式表现出明显的波折性，表情方式则表现出不规则的倒U型变化特点（最高值在b7）。该结果的一个有意义发现是：随着交流的发展，语言方式下语言准确性呈上升趋势，对象方式下语言准确性变化相对平缓并富有波折性，表情方式下出现了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对照展示了交流语境中非语言因素对语言准确性的影响，且随着非语言因素的递增影响特点复杂而多样。
Preece等［3］认为，知识融合是最大限度地开发并利用分布于信息系统网络中大量的知识源，并以一种高度动态的方式将这些来自多个异构来源的知识进行组合。邹湘军［4］从工程设计的角度，提出知识融合是指知识工程在产品开发全过程中的应用，就是把知识嵌入整个产品开发过程中，实现知识的无缝对接、融合。缑锦［5］提出了一种较为全面且通用的定义，知识融合就是通过对分布式异构数据源和知识源进行组织和管理，结合应用需求对知识元素进行转化、集成和融合等处理，从而获取有价值或可用的新知识，并优化知识对象的结构和内涵，提供基于知识的服务。
如前所述，对象可视性和表情可视性均导致交流语言的简化，而从交流时间进程看，对象可视性仅导致语言准确性提高的延缓和不规则，可见对象可视性仅仅是提高了交流对象的感知特征直观性，但是对象本身不具有任何交流性，因而简化交流语言的同时并没有促进交流认知的提高。而表情作为一种非语言交流媒介（如面部表情、手势表情、眼睛注视表情等）（Beaudoin-Ryan＆ Goldin-Meadow，2014； Goldin-Meadow，2015； Koppensteiner，Stephan，＆ Jäschke，2016； Novack ＆ Goldin-Meadow，2015； Perniss，özyürek，＆ Morgan，2015），不仅辅助语言交流而且具有一定的独立交流性，在特定情境下语言交流困难时，表情可以传递语言不便于表达的信息（这具体表现在如下结果中：交流中语言方式的语言准确性最高，个人任务中对象方式的交流认知准确性最低）。交流的“相互作用模型”（the interface model）认为，语言和表情分别由信息发生器和行动发生器启动、计划和支配，两者发生的机制尽管不同，但交流互动过程中彼此参照和限制（Kita ＆ özyürek，2003）；交流的“词汇性手势生成模型”（lexical gesture process model）则指出，手势和语言交流相互配合，共同表达交流意图，手势不是语言伴生品，特定交流中手势可能先于语言发生，并对语言发生和理解起到激活作用，同时手势可以表达语言之外的交流含义 （Alibali＆ Nathan，2012）；交流注视优势假说（gaze advantage hypothesis）强调，交流语言策略性认知加工过程需要时延展开，这对认知资源的需求较高，因此可能产生交流认知协调的弊端，而交流者间共享的注视信息相对更有交流优势（Hanna＆ Brennan，2007）。
概言之，对象可视性和表情可视性在交流中均导致语言信息的简化，当前表现为随交流进程的发展语言准确性提高的效率效果相对更低。但是比较而言，对象可视性仅延缓或阻碍了语言准确性的提高，而表情的交流性作用随交流进程不断加深使得语言认知协调作用相对降低，表现为语言准确性在交流后期出现逐渐降低趋势。
4．2 三种语境下交流任务b10和个人任务比较
研究发现：交流中语言方式的语言准确性最高，个人任务中对象方式的交流认知准确性最低；语言方式和表情方式中交流认知准确性高于语言准确性。
首先，交流中语言方式的语言准确性最高，个人任务中对象方式的交流认知准确性最低。从当前研究任务设置和指标特点看，交流任务中分析的是交流语言准确性，而个人任务作为交流学习任务后的迁移任务，分析的是交流学习认知的准确性。结果证实交流中语言方式的语言准确性最高，如上所述，当交流语境中非语言因素相对缺少时，交流者必须通过交流语言认知加工的不断深化来促进认知和行为的协调性，或者说语言媒介的重要性被相对加强；反之随着交流语境中非语言因素的增加，这种重要性被相对弱化，而表现出语言信息简化和准确性的降低。
而个人任务中对象方式的交流认知准确性最低。三种交流语境比较证实：对象可视性不仅弱化了交流语言准确性，同时弱化了交流认知的准确性，而在对象可视性基础上再递加表情可视性后，交流认知表现出与语言方式的无差异性，进一步证实表情的交流性特征促进了交流认知准确性的提高。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同时提供了有力的视觉和听觉信息线索，表情信息可以提示交流者彼此的思维过程、思想内容和观点评价，即使这些信息并非是有意识性的交流信号。比如，交流者彼此眼睛互视和对于交流对象的注视变化可以触发交流注意的反射性转移，面部和手势表情可以传达交流情绪和态度，通过这些沟通互动方式，交流者既保护了交流认知资源，还为交流公共认知的建立提供了多层次和多重的证据（Shintel ＆ Keysar，2009）。
其次，语言方式和表情方式中交流认知准确性高于语言准确性，表明当前实验控制条件下，语言方式中的语言准确性也并不完全代表交流学习认知准确性，其交流语境中也包含了实验所没有控制的其余的非语言因素的影响。Shintel和Keysar（2009）指出，语言交流和非语言交流的最大区别在于，认知的意识性和非意识性，两者的相互作用关系反映了交流者对认知资源的分配和使用特点。实际交流中交流者通常能够很好地精确协调彼此间的互动关系，尤其在交流困难时或交流错误的损耗增高时，交流者对于交流媒介的利用会更多样化和综合化，既有助于促进交流认知的协调性，又有助于降低交流认知的损耗性，即人们倾向于通过强有力的、简单的、低廉的交流线索来协调彼此的交流认知和行为。Davies（2011）进一步强调交流语境中的非语言线索，尤其有助于区别不同对象比较性的区别特征。就交流认知推理而言，交流意义不仅源于语言的语义和句法，而重要的是源于对一般交流情境信息的充分利用和对交流对象附加意义的提取，该过程反过来引导交流者彼此对交流语言的认知解释。
应该注意的是，当前实验设计中，一方面，对象方式由于对语言认知和交流认知均产生阻碍作用，使得其认知水平相对更低，因此语言准确性和交流认知准确性间的差异没有显著表现出来；另一方面，表情方式是在对象可视性基础上递加了表情可视性，尽管个人任务中语言方式和表情方式间无显著差异，且均表现出交流认知准确性高于语言准确性，但是表情方式中交流认知准确性高于语言准确性的心理含义不同于语言方式，其在对象方式更低的交流认知水平上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5 结论
语言方式下交流语言准确性水平最高，典型表现在交流中后期；交流全程中，语言方式语言准确性表现出持续提高的趋势，对象方式表现出明显的波折性，表情方式则表现出不规则的倒U型变化特点。
交流中语言方式的语言准确性最高，个人任务中对象方式的交流认知准确性最低；语言方式和表情方式中交流认知准确性高于语言准确性。
参考文献
张恒超．（2013）．参照性交流中的“听者设计”．心理发展与教育，29（5），552-560．
张恒超．（2017）．共享因素对参照性交流双方学习的影响．心理学报，49（2），197-205．
张恒超 （2018a）．交流语言认知特征．心理科学进展，26（2），270-282．
张恒超 （2018b）．交流手势的认知特征．心理科学进展，26（5），796-809．
Alibali，M．W．，Kita，S．，＆ Young，A．J．（2000）．Gesture and the processofspeech production： We think，therefore，we gesture．Language and Cognitive Processes，15，593-613．
Alibali，M．W．，＆ Nathan，M．J．（2012）．Embodiment in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learning：Evidence from students’ and teachers’ gestures．Journal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21，207-215．
Arnold，J．E．，Kahn，J．M．，＆ Pancani，G．C．（2012）．Audience design affects acoustic reduction via production facilitation．Psychonomic Bulletin＆Review，19（3），505-512．
Beaudoin－Ryan，L．，＆ Goldin－Meadow，S．（2014）．Teaching moralreasoning through gesture．Developmental Science，6，984-990．
Beyer，H．，＆ Liebe，U．（2015）．Three experimental approaches to measure the social context dependence of prejudice communication and discriminatory behavior．Social Science Research，49，343-355．
Bezuidenhout，A．（2013）．Perspective taking in conversation：A defense of speaker non－egocentricity．Journal of Pragmatics，48，4-16．
Brennan，S．E．，Chen，X．，Dickinson，C．A．，Neider，M．B．，＆ Zelinsky，G．J．（2008）．Coordinating cognition：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shared gaze during collaborative search．Cognition，106（3），1465-1477．
Brown－Schmidt，S．（2009）．Partner－specific interpretation of maintained referential precedents during interactive dialog．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61（2），171-190．
Brown－Schmidt，S．，＆ Heller，D．（2014）．What language processing can tell us about perspective taking：A reply to Bezuidenhout （2013）．Journal of Pragmatics，60，279-284．
Buz，E．，Tanenhaus，M．K．，＆ Jaeger，T．F．（2016）．Dynamically adapted context－specific hyper－articulation：Feedback from interlocutors affects speakers’subsequentpronunciations．JournalofMemoryandLanguage，89，68-86．
Clark，H．H．，＆ Marshall，C．R．（1981）．Definite reference and mutual knowledge．In A．K．Joshi，I．A．Sag and B．L．Webber （eds），Elements of discourse understanding （10-6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vies，C．N．（2011）．Over－Informativeness in Referential Communication.Doctoral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mbridge．
Duran，N．D．，＆ Dale，R．（2014）．Perspective－taking in dialogue as self－organization under social constraints．New Ideas in Psychology，32，131-146．
Frobenius，M．（2014）．Audience design in monologues：How vloggers involve their viewers．Journal of Pragmatics，72，59-72.
Galati，A．（2009）．Assessing Common Ground in Conversation：The Effect of Linguistic and Physical Co－PresenceonEarlyPlanning．ProQuestLLC．789 East Eisenhower Parkway，PO Box 1346，Ann Arbor，MI 48106．
Galati，A．，＆ Avraamides，M．N．（2013）．Collaborating in spatialtasks： How partnerscoordinate theirspatial memories and descriptions．Cognitive Processing，14（2），193-195．
Goldin-Meadow，S．（2015）．From action to abstraction：Gesture as a mechanism of change．Developmental Review，38，167-184．
Goldin-Meadow，S．，＆ Alibali，M．W．（2013）．Gesture’s role in speaking，learning，and creating．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64，257-283．
Graziano，M．，＆ Gullberg，M．（2013）．Gesture production and speech fluency in competent speakers and language learners．In Tilburg Gesture Research Meeting（TiGeR）2013．Tilburg University．
Grice，H．P．（1975）．Logic and conversation．In P．Cole and J．Morgan （eds），Syntax and semantics，3：Speech Acts （41-58）．New York：Academic Press．Reprinted in Grice，H．P．（1989）．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2-40．
Grynszpan，O．，Martin，J．C．，＆ Fossati，P．（2017）．Gaze leading is associated with liking．Acta Psychologica，173，66-72．
Hanna，J．E．，＆ Brennan，S．E．（2007）．Speakers’ eye gaze disambiguates referring expressions early during face-to-face conversation．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57（4），596-615．
Hellbernd，N．，＆ Sammler，D．（2016）．Prosody conveys speaker’sintentions： Acoustic cuesforspeech act perception．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88，70-86．
Heller，D．，Gorman，K．S．，＆ Tanenhaus，M．K．（2012）．To name or to describe：Shared knowledge affects referentialform．TopicsinCognitiveScience，4（2），290-305．
Jacquette，D．（2014）．Collective referential intentionality in the semantics of dialogue．Studies in Logic，Grammar and Rhetoric，36（49），143-159．
Kita，S．，＆ özyürek，A．（2003）．What does cross-linguistic variation in semantic coordination of speech and gesture reveal？ Evidence for an interface representation of spatial thinking and speaking．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48（1），16-32．
Koppensteiner，M．，Stephan，P．，＆ Jäschke，J．P．M．（2016）．Moving speeches：Dominance，trustworthiness and competence in body motion．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94，101-106．
Kronmüller，E．，＆ Barr，D．J．（2015） Referential precedents in spoken language comprehension： A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83，1-19．
Krauss，R．M．，＆ Weinheimer，S．（1964）．Changes in reference phrases as a function of frequency of usage in social interaction：A preliminary study．Psychonomic Science，1，113-114．
Makkonen，T．，Korpijaakko-Huuhka，A．M．，Ruottinen，H．，Puhto，R．，Hollo，K．，Ylinen，A．，＆ Palmio，J．（2016）．Oral motor functions，speech and communication before a definitive diagnosis of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JournalofCommunicationDisorders，61，97-105．
Markman，A．B．，＆ Makin，V．S．（1998）．Referential communication and category acquisition．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General，127（4），331-354．
Matovic，D．，Koch，A．S．，＆ Forgas，J．P．（2014）．Can negative mood improve language understanding？ Affective influences on the ability to detect ambiguous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52，44-49．
Nappa，R．，＆ Arnold，J．E．（2014）．The road to understanding is paved with the speaker’s intentions：Cues to the speaker’s attention and intentions affect pronoun comprehension．Cognitive Psychology，70，58-81．
Novack，M．，＆ Goldin-Meadow，S．（2015）．Learning from gesture：How our hands change our minds．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27（3），405-412．
Nicholas，D．D．，Rick，D．，＆ Roger，J．K．（2011）．Listeners invest in an assumed other’s perspective despite cognitive cost．Cognition，121，22-40．
O’Carroll，S．，Nicoladis，E．，＆ Smithson，L．（2015）．The effect of extroversion on communication：Evidence from an interlocutor visibility manipulation．Speech Communication，69，1-8．
Perniss，P．，Özyürek，A．，＆ Morgan，G．（2015）．The influence of the visual modality on language structure and conventionalization： Insightsfrom sign language and gesture．Topics in Cognitive Science，7，2-11．
Rabagliati，H．，＆ Robertson，A．（2017）．How do children learn to avoid referentialambiguity？ Insightsfrom eye-tracking．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94，15-27．
Sacchi，S．，Riva，P．，＆ Aceto，A．（2016）．Myopic about climate change： Cognitive style，psychologicaldistance，and environmentalism．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65，68-73．
Shintel，H．，＆ Keysar，B．（2009）．Less is more：A mini-malist account of joint action in communication．Topics in Cognitive Science，1（2），260-273．
Vanlangendonck，F．，Willems，R．M．，Menenti，L．，＆Hagoort，P．（2013）．The role of common ground in audience design：Beyond an all or nothing story．In the Workshop on the Production of Referring Expressions：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computational and empirical Approaches to Reference the（PRE－CogSci2013）．
Vesper，C．，Schmitz，L．，Safra，L．，Sebanz，N．，＆Knoblich，G．（2016）．The role of shared visual information for joint action coordination．Cognition，153，118-123．
Zwaan，R．A．（2014）．Embodiment and language comprehension：Reframing the discussion．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18（5），229-234．
The influence of context on communicative learning language
ZHANG Hengchao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School of Law，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Tianjin 300134）
AbstractThe study arranged the communication learning task and individual task，setting up three different contexts，and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context on communicative learning language．The results showed： （1）The language accuracy level was the highest in the way of language，typical performance in the middle and late stages of communication．In the whol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the accuracy of language in the way of language showed a trend of continuous improvement，the object way showed obvious twists and turns，and the expression way showed irregular inverted U characteristics．（2）The language accuracy of communication way in communication was the highest，and the cognitive accuracy of object way in the individual task was the lowest．The cognitive accuracy in both language way and expression way were higher than the language accuracy．The study suggested that：In the absence of non－language factors，the level of language cognitive processing was the highest．object visibility weakened the language cognition and communicative cognition，expression visibility enhanced communicative cognition．The representation of communicative language cognition on communicative cognition was influenc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nlanguage factors．
Key wordscontext； communication； learning； language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6YJC190029）
通讯作者：张恒超，男，副教授，博士。Email：zhhengch＠126．com
标签：语言论文; 认知论文; 方式论文; 语境论文; 准确性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心理学论文; 心理过程与心理状态论文; 《心理研究》2019年第5期论文;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6YJC190029)论文; 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心理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