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识经济时代下中国政府行为范式的转换趋向（论文文献综述）
毕然[1]（2021）在《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形态为经济全球化浪潮和技术创新性革命供给了空前动力,也为生态危机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它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内蕴的张力不断强化了生态环境治理意识提升、治理内容丰富、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技术能力进步,而且其中的伦理反思或批判实际地担负着这种强化的内在理想尺度的功能。于是,生态伦理的思维逻辑和行动规程就在新的时代变革发展中具备了社会价值寻索的本体论意蕴,而现代管理所应呈现的生态伦理价值自是其题中之义。众所周知,工业文明以来的西方生态伦理始终存在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纷争,如何化解人与自然二元对立思维定势下的全球生态危机,自然生态的尊重并保护、开发和利用显然是决定人类生存发展的限度与进度的本质性议题。现代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理应坚守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对其进行批判性校正,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为指引,传承并发扬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将生态伦理的公正、平等、有序、绿色、和谐等价值理念合理地嵌入现代管理多元主体合作共赢的整体主义治理框架中。这喻示着,现代社会发展不仅要促成人们生态认知的格式塔转换,以共生同在、互惠并联、深层融合的生态思维范式重新检视人与自然之间所应建构的和谐共生模式;同时,应契合生态理性内核来赋予现代社会法治建设的生态伦理关切,使其在公共决策、协调、合作、监督等管理职能中统筹运用生态自然观、生态道德观、可持续发展观和技术引领观,以生态正义的价值追求维护人类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本文基于管理价值视域下对生态伦理理论进行审视来解读人与自然关系实质,通过现代管理思想史的简要回顾以透视生态伦理理念的演进变化、逻辑关联及其现实需求所呈示的价值偏好,力图揭示生态伦理的理论困境并形成具有实践影响的价值规约和导向,为现代管理的价值选择提供生态整体主义的公正、平等、自由、和谐的伦理发展路向设计依据,进而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刘宁[2]（2021）在《面向智能互联时代的中国工业设计发展战略和路径研究》文中认为当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正在经历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根本改变,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及我国均已将创新驱动、提质增效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近年来,随着一大批创新型企业的兴起（如苹果、小米、海尔、特斯拉等）,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技术能力和市场能力构成了经典创新耦合模型的基础,但除此之外,还存在第三种创新驱动模式——设计驱动型升级。自2000年起,众多国家制定了国家层面的设计政策与发展体系,其中,不乏将设计产业政策作为国家战略选择与政策制定的关键部分。因此,在此时代背景下,工业设计如何演变和进化,以及我国未来5-10年,工业设计相关国家战略的前瞻探析和实施路径的科学选择是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案例研究、溯因研究、系统分析等方法,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设计学等多方面、多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文章首先分析了国际国内工业设计发展的现状及趋势,总结了我国工业设计正在发生的三方面深刻变化,即创新属性、创新关系、创新业态。由此,提出了在我国传统设计服务向设计产业转变和升级这一重要论点。进而,明确界定了工业设计产业的概念、特征,并基于发展社会学、产业生命周期理论、范式与范式转变的机会窗口、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等,通过钻石模型、SWOT分析,结合阿里巴巴、小米、方太等实际案例,解析了如何推动设计服务向设计产业转变,以及如何构建我国工业设计发展的新阶段,即在智能互联为产业发展趋势的背景下,着力构建设计创新力的新属性、创新驱动力的新生态、社会发展力的新关系、国际影响力的新姿态等战略。最后,具体规划了战略实施路径,其一,建设创新型公共服务平台,包含创建国家工业设计研究院、建设工业设计产业互联网平台两个部分。其二,产出工业设计标志性成果,包括成立并发展世界设计产业组织、持续举办世界工业设计大会、继续举办国家工业设计奖等。其三,开展工业设计人才培养工程,包括建设设计开放大学、实施工业设计领军人才计划、开展设计人才能力素质评价等。其四,提升工业设计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包括实施制造业设计能力提升行动计划、实施设计赋能乡村产业振兴计划两个部分。本次研究遍览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分析总结全球20多年工业设计发展历程,紧扣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时代浪潮,并基于产业发展理论,提出我国未来工业设计的发展战略及实施路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应用价值。
曹海苓[3]（2020）在《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研究》文中认为人口老龄化是贯穿我国21世纪的基本国情。由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养老服务保障需求大幅增长,供需矛盾日益突显,给政府老年服务行业治理带来了严峻考验。在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以及政府经济上不堪重负的双重压力下,社会化养老成为我国缓解养老负担压力的现实出路。作为一种现代养老方式,社会化养老是指在遵循政府主导和社会力量参与相结合原则下,通过社会途径,由包括政府、家庭、市场、社区等在内的多元服务主体为满足全体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共担养老服务职能的养老方式。从提供主体视角讲,社会化养老强调养老资源由传统的家庭、政府的一元或二元向包括社区、社会组织、养老机构等在内的多元主体的转化。从社会化养老的客体角度讲,社会化养老面向社会全体有养老需求的老年人,实现了服务对象的普遍化。同时,社会化养老更加强调政府主导作用、市场决定作用以及社区、社会组织、养老机构等养老服务主体专业化服务特征的有机结合。社会化养老服务是完善我国老年福利制度,不断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必然要求,亦是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养老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长与需求层次的不断提高,社会化养老服务建设应被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养老作为关系国家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一方面,其解决得程度如何与执政党的执政成效息息相关,决定民心向背,政府作为执政党意志的集中体现者,应当发挥其在养老服务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从政府的本质来讲,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和公共资源的控制者,促使公共利益的实现是其重要的施政目标。养老作为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基础性、现实性的民生问题,直接关乎公共利益,保障与改善民生是政府公共服务的基本领域,是衡量现代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与能力的重要尺度。自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提出“社会福利社会化”构想以来,养老服务在各个阶段都显露出政府参与的痕迹,依靠政府的行政干预,客观上保障了我国养老服务事业的健康、可持续性发展。然而,政府在干预养老服务过程中也存在管理体制不完善、制度供给缺乏、社会组织扶持培育力度不够、服务主体协同性不足、市场化运行中监管缺失等缺陷与不足,这说明政府在干预养老服务过程中依然未能找准自身的定位,未能真正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发挥其职能。由于养老服务兼具政府保障特征和社会公益福利性质,适应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客观需要,培育和扶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养老服务事业建设与发展,提高政府社会化养老服务治理能力已是转换政府职能的当务之急。本文从政治学视角出发,立足社会化养老服务领域,借鉴政府职能、准市场、协同治理等理论的精髓和分析框架,以社会化养老为研究背景,以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为研究对象,以政府职能的履行与发挥为主体框架,以政府职能的完善为研究主线,以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核心概念、理论基础、历史回溯、实践形态、域外经验借鉴、具体完善路径为叙事脉络,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提出了充分发挥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建议。从政府职能角度开展社会化养老服务研究,系统探讨和分析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理论依据及行动策略,合理界定政府职能的内容、边界、存在问题和改进对策,以推动政府在养老服务中承担适度、有效职责。这对于拓展社会化养老服务讨论的政治学理论空间,巩固和维护我国政治和谐稳定的大局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1.构建了政府养老服务职能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据政府职能理论,从政府管理过程角度出发,结合社会化养老服务对政府职能的现实需求,将政府职能界定为决策职能、计划职能、组织职能、监督职能等四个要素,厘清了各要素的功能,为我国政府职能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在研究工具的选择上,设计了针对负责养老服务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参与养老服务社会力量的调查与访谈,在系统分析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工具价值。2.先行研究中存在重客体研究、轻主体研究的现象,对于社会化养老服务发展中的关键主体——政府与社会组织、社区、家庭等其他核心主体联动作用的研究视角关注较少。社会化养老服务是多元主体共同行动的过程,主体间关系结构复杂,行动逻辑不尽统一。处于社会化养老服务基础与核心地位的政府如何在多元主体的互动过程中抽离出不同主体的行动逻辑,进行资源整合与动员,以实现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是本文研究的亮点之一。3.研究结论的创新。本文提炼出了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研究的新的结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优化政府的决策职能,提高政府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决策质量。决策过程是政府行政的核心,政府决策是否科学与公正是决定社会化养老服务能否健康顺利运行的关键因素。（2）完善政府的组织职能,构建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与社会的协同关系。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供给现状表明,任何单一供给主体独立提供养老服务都存在供给困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需要整合多方力量重构中国养老社会化服务中的政社关系,建立供给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强强联合”。（3）深化政府治理体制的改革。我国政府在行使其职能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错位、缺位与越位问题,说明政府未能准确定位自身作用的边界与范围。因此,本文提出,要从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建立多元主体联动机制,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政府治理体制改革。
刘志永[4]（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高安刚[5]（2020）在《中国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及其经济增长质量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市群建设是全球城市化的主导方向,更是促进区域创新、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空间载体。推动实现创新驱动是中国重大战略之一,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则是新时期中国面临的另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在中国经济增速减缓、“刘易斯拐点”来临及“人口红利”趋于消失的新常态下,传统的依靠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将不可持续,实现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将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所在。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一直是区域经济学、创新地理学等学科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而经济高质量增长则渐趋成为近年来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话题。已有针对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的刻画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上,忽视了对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经济效应的关注。创新要素投入与创新模式选择（自主创新还是模仿创新等）是学者们普遍开出的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药方”。尚缺乏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对话”。在国家深入推进城市群建设、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及推动经济转向高质量增长的三重战略叠加背景下,促使本文思考如下问题:中国城市的创新已取得了一定成就,那么,在城市群空间尺度下形成了何种创新空间结构?如何运用新的视角对这一创新空间结构进行测度?在地方政府支持、国家政策扶持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构建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演化的理论模型?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何种关联?是否可以从创新空间结构调整优化的视角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寻找新的“药方”?亟需在理论与实证上对这些问题给予回答。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主要对以下六个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第一,研究创新空间结构形成机制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的理论框架。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将测度创新空间结构的视角聚焦于创新单中心-创新多中心维度。在此基础上,对相关核心概念进行再解析,将空间结构界定为“基于创新的空间结构”,基于单中心-多中心视角对创新空间结构内涵进行再定义,凝练提出创新单中心空间结构、创新多中心空间结构概念。并借鉴结构功能主义的基本观点,吸收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创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搭建本文研究的理论框架,提出研究假说,为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的测度及经济增长的现实考察。选取中国13个典型城市群为研究样本。首先运用专利数据对城市创新水平现状进行初步考察。然后基于单中心-多中心视角采用位序-规模法则测度中国城市群创新多中心指数,揭示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特征。采用Arc GIS空间可视化、核密度等工具和方法研究不同地带城市群、不同等级城市群之间创新空间结构程度的差异化特征及其演化趋势。运用人均GDP、GDP总量等数据对城市群经济增长规模及速度进行现实考察。为后续计量实证研究奠定基础。第三,实证研究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用地方政府科技支持、国家高新区及外商直接投资占比分别作为地方创新动力、国家创新动力及全球创新动力的代理变量,选取2001-2016年为研究的时间范围,采用固定效应及双重差分（DID）等计量模型实证考察三种创新动力对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的影响。并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差距作为中介变量,探索三种创新动力对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的作用机制。更进一步,将城市群区分为东部与中西部城市群两类,实证检验三种创新动力对不同地区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影响的区域异质性特征。第四,实证研究城市创新空间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有效性,为进一步研究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奠定逻辑基础。将国家高新区作为城市创新空间的典型代表,选取资源型城市为研究样本,基于资源依赖的视角衡量经济增长质量效应。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国家高新区这一创新空间对降低资源依赖的效应、作用机制及其区域异质性。第五,实证研究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非线性效应。为了揭示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内在关系,运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代理变量,利用面板固定效应实证考察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的非线性关系,以检验两者之间存在的倒“U”型关系。在此基础上,引入产业结构门槛变量,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门槛效应。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稳定性与可靠性,还采用改变核心解释变量计算方法及用劳动生产率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第六,研究基于创新空间结构优化的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对策。根据本文研究的结论,结合国家推动创新驱动与经济高质量增长战略的实践,从创新单中心-创新多中心视角,具体研究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优化及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政策建议。本文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在研究的时期内,绝大多数城市群呈现创新单中心的空间结构特征,只有个别城市群表现为创新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但整体而言,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呈现单中心减弱、创新多中心趋势逐渐显现的演进规律;不同等级、不同地带城市群的创新多中心程度存在差异。第二,以地方政府科技支持为代理变量的地方创新动力与以外商直接投资占比为代理变量的全球创新动力均显着抑制了中国城市群创新多中心程度的提升,加剧了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的创新不均衡,使得创新向单一中心城市集聚,即地方创新动力与全球创新动力均促进城市群向创新单中心空间结构演进;以国家高新区为代理变量的国家创新动力显着推动了中国城市群创新多中心程度的提升,国家高新区是促进城市群向创新多中心空间结构演进的重要制度动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修补地方创新动力、全球创新动力对城市群创新多中心水平提升的抑制作用,将地方创新动力、全球创新动力对城市群创新多中心水平的影响由抑制作用扭转为促进作用。地方创新动力、国家创新动力及全球创新动力对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的影响具有显着的区域异质性。地方创新动力、国家创新动力对东部城市群创新多中心程度的提升效应更明显,对中西部城市群的促进作用不显着,但全球创新动力对东部、中西部城市群创新多中心空间结构水平的提升均起到显着抑制作用。第三,国家高新区这一城市创新空间显着降低了城市的资源依赖,显着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且通过提升城市创新能力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效应。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国家高新区这一创新空间降低资源依赖的程度具有显着的区域异质性,且不支持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假说。具体表现为国家高新区这一创新空间对降低中部地区资源依赖的作用程度最大,西部次之,东部最小且不显着,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空间差异特征。第四,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显着的倒“U”型关系,创新空间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会经历由创新单中心驱动向创新多中心驱动转变,且创新空间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影响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即只有当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与产业结构水平相匹配时,才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本文创新点主要有:（1）基于“单中心-多中心”视角研究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将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的表现形式聚焦于创新单中心还是创新多中心,视角新颖;（2）构建基于“行为-空间结构-功能”的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形成动力与经济效应的理论框架。基于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凝练提出“创新活动-创新空间结构-经济增长”的具体理论框架,进一步增进区域创新理论与结构功能主义之间的“对话”,拓宽创新地理学的实践认知领域。认为城市创新活动塑造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而创新空间结构受到地方创新动力、国家创新动力及全球创新动力的影响,多股力量作用下城市群创新单中心空间结构特征减弱、多中心特征增强;（3）搭建国家制度创新动力与创新空间结构演进之间的关联,为国家创新制度空间嵌入战略优化提供新的经验证据。本文将国家高新区从国家制度创新动力中单独分离出来,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国家高新区对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的作用及其区域异质性表现,从而有助于从外生制度视角揭示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演化机制,为国家高新区空间战略布局提供一个新的经验证据;（4）阐释并验证城市创新空间具有经济效率是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产生经济效应的逻辑前提,并提出基于创新空间结构优化的经济高质量增长新路径。本文通过对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关系的进行经验探索,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创新空间结构调整的经济高质量增长新路径,丰富与拓展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战略体系内涵。
王胜男[6]（2020）在《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球治理”一词在近现代国际政治语境中未曾见到。最早发明这一概念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距今也不到30年。目前有关“全球治理”的内涵解释是多方面多角度的,但是共同的解释都聚焦于“全球化”与“全球困境”两个语境。换言之,“全球治理”是伴随新时期的“全球化”到来,引发了以往未曾见到或者是未曾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全球困境”产生而产生的。很显然,“全球治理”属于国际政治现象,涉及“体系、行为体、价值与目标”,应当说,国际政治的基本要素应有尽有,那么,与传统的国际政治相比,是不是能够完全独立于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构成新的国际政治理论诠释?回顾国际关系领域的几大流派可以发现:国家间关系取决于国际体系、国家行为体与人性之间的互动,权力与利益成为国际政治的追逐目标,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成为密不可分话语叙述。从发展历史来看,现实主义相对历史悠久,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主义理论在研究国家之间的预防战争与追求和平方面,延伸并扩大了有关国际体系与其他行为体的“角色”作用,个人、公民团体、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行为体角色”纳入讨论范围。自冷战结束以来,建构主义的出现,扩大了国际关系本体论研究视角,对权力、身份、观念与秩序进行了更广度的讨论,进一步将身份角色、观念角色等国际社会领域的概念纳入到国际关系中来,其中“安全共同体”的理念打破了传统国际关系话语权的垄断,但国家行为体作为传统国际政治的主导角色,国家安全作为“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的叙事基本没有颠覆性的变化。进入21世纪,随着新全球化的到来,“全球主义”路径日渐浮现出来,但这一新视角并不意味着国家主导角色的丧失,其方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政治的图景,在新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理论从全球视角出发,作为研究国家关系新的理论现象与内容,既继承了上述传统理论的精髓,又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国家关系的方法与视觉,拓宽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同时,由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困境”的出现,以往被视为“低级政治”的非传统领域的东西变成了被优先考虑的“高级政治”的内容,如此次突发公共安全卫生事件,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导致全球各国紧密联动,全球治理、国际合作、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也不断提升。简而言之,现有的全球化的全面深化,打破了国家封闭的“海洋孤岛”,全球体系形成了彼此联系,相互依赖的网络,这种相互依赖性全球性结构导致合作越成功共同收益就越多,反之,对抗越激烈损失就越大。任何国家只关注自己国家内部事务,而回避与其他国家相互关联与互动,完全不参与现有的国际事务纷争之中,试图维持本身的“角色孤立”已经不尽可能。近30年来,面对全球治理困境严峻现实,大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引起学人的关注,并常常被放在全球治理的国际政治中心的位置。中美两国分别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角色认知、角色期望、角色需求,面对新一轮全球化的出现,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表现出不同的“角色定位”。从全球治理动态发展来看,国家的“角色定位”具有多维度。每个参与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确定不同角色。而全球性大国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定位”的作用尤其突出。大国“角色定位”一旦形成,对全球治理的实践、体系结构的稳定影响巨大。可以说,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如果减少“角色冲突”,全球治理体系就存在了一个持久性的基础,体现出来的一种稳定模式。反之,如果“角色冲突”加剧,全球治理体系也将处于不稳定状态。在彼此联系、依赖与博弈关系的全球治理的系统中,经过反复多次的“角色冲突”,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性竞争”逐渐向“对抗性竞争”偏移。“对抗性竞争”危害在于将会全面延伸到其他领域,因此,中美之间如何相互认知适应、追求共同利益、规避对抗竞争、追求相对收益与共同收益就成为“合作优势”的基本动机。当然,相互依赖性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竞争领导权的现实主义本质属性,但合作共赢的目标极大修正了对抗性竞争“零和博弈”的走向,因此,构建中美之间良性的“竞合关系”,就成为全球治理的当务之急。本论文研究,主要涉及了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认知、角色预期、角色定位、角色冲突、受众效应、角色嬗变与新时代“角色再构建”等多方面内容,按照国家主义、国际主义与全球主义三个路径方向,融汇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三大理论,借用全球治理宏观理论,将角色中层理论与竞合关系的微观理论有机结合,集中在全球治理、区域治理与大国双边角色互动三个层面,同时,在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发展治理、全球环境治理、全球安全治理、全球公域治理和全球区域治理等六个主要领域展开多维度的研究。在新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今天,国际政治不仅步入“百年未曾有的大变局”时代,人类也面临迄今未曾见到的全球治理困境。因此,如何构建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合作性角色”,如何推动中美两国的良性的“竞合关系”,对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对全球治理困境的解决、全球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
祁文博[7]（2020）在《复杂现代性视域下城市风险治理研究》文中认为城市文明的发展常常会带来经济财富增加、人生存境遇的改善、社会的持续进步。但现代人环顾四周,在感受到现代化带来身心喜悦的同时,却不断受到各种风险的威胁。城市作为现代性文明最突出的展现,本应是人类自由发展的“诗意栖居”,但却不断遭遇城市风险的威胁。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上述问题的出现?人类应该选择何种方式去规避客观存在的城市风险?已成为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本研究聚焦复杂现代性视域下的城市风险治理,尝试通过复合且独特的视角来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何为复杂现代性理论?复杂现代性理论与城市风险的内在逻辑关系如何?城市风险呈现样态的生成之因是什么?怎样构建城市风险治理的展开路径?围绕这几个核心叩问,本研究通过建构“复杂现代性-城市风险-治理”的研究框架,综合运用文献法、比较法、哲学思辨法展开研究,并结合当前风险治理实践,深度把握复杂现代性视域下的城市风险治理问题。绪论部分就本文的选题价值、研究现状、研究问题以及方法与框架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综述。第一章是城市风险的复杂现代性理论检视,主要基于复杂现代性分析范式与城市风险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城市风险是复杂现代性的重要表征,复杂现代性在认知向度、制度架构、风险规避层面为认识、治理城市风险提供新的视角,二者互相建构。第二章是城市风险的呈现样态,城市生态失衡带来人的生存之困、城市权利失衡带来人的发展之困、城市意义迷失带来人的存在之困。第三章是现代城市风险的成因,科学与技术构成了城市风险生成的客观原因,资本逻辑在城市空间的强势运行所带来的资源浪费以及人本价值背离导致城市空间生产的异化,社会系统转型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所带来的政府、媒体、公众、抽象体系等次级系统的不合理运行。第四章是城市风险治理维度,城市伦理、城市制度与城市权利是现代城市风险治理最重要的三个维度,城市伦理规约、滋养、涵育城市制度,而完善合理的城市制度能够支撑、保障城市权利的实现,三者之间是相互统一的,为构建复合型城市风险治理体系提供伦理指向、行动方向与价值指引。第五章是城市风险治理体系,在治理理念上,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思想深度植入城市伦理、城市制度以及城市权利之中,推进城市风险治理思想现代化;在治理结构上,从科技伦理转型、资本逻辑规塑与社会系统逻辑规约三个方面推进城市风险治理结构现代化;城市风险治理最终应实现共同体治理,通过不断减少空间区隔与结构固化、调整运行规则、实现文明自觉,在多重向度上构建城市命运共同体。最后是研究结论,即在中国复杂现代性理论的指引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逻辑,在利用与规塑资本现代性的基础上,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风险治理体系,在引领中国城市文明不断发展与进步的同时,也为世界城市发展与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此外,针对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作者将在分析框架、实践案例与主题内容三个方面予以完善,以期对城市风险治理研究完成更为深度的挖掘。
杨伟荣[8]（2020）在《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村和农民的发展问题,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否取得根本成功、国家现代化发展能否获得顺利实现。不可否认,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推动农村和农民“更好”发展的政策性安排的确是党和国家对西式城市化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新时代成果,但当下各地方振兴战略的规划方向和实施重点仍延续了发展主义话语下乡村经济如何实现快速发展的老问题。鉴于以往乡村发展被发展主义裹挟的客观结果是乡村更加边缘化,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如果不转变思路,很可能会再次遭遇过去那些乡村建设运动所面临的发展主义困境。为此,本文以发展伦理学为学理依据,从“发展”的流动性特点切入,通过系统梳理“发展”意蕴的伦理呈现和乡村发展概念的价值彰显过程,分析了国际发展伦理的建构瓶颈以及乡村发展伦理的出场语境和当代使命,并以乡村振兴的发展主义遭遇为突破口,对发展主义在乡村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以及发展方式等方面的“问题化”表现进行深层的伦理考量和价值确认,提出了应对乡村增长主义、精英主义、消费主义以及城市中心主义的伦理策略,确立了乡村“整体美好持续共生”的价值取向,力求在推动乡村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语境下建构符合中国乡村发展实际的发展伦理体系。首先,就乡村发展目标的“问题化”而言,经济增长至上的乡村增长主义给农民带来了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同时也使乡村面临“负增长”困境、农民陷入无意义的价值危机。为此,必须以乡村“美好发展”对乡村发展目标进行伦理定位,明确农民美好生活作为乡村发展价值目标的基本内涵,并在推动农民劳动休闲化和休闲劳动化融合统一的过程中落实农民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其次,在乡村发展主体的“问题化”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凭其较高的经济贡献率主导了乡村发展,并对分散小农群体产生“排斥”,导致了不同阶层之间发展权益的不平等。为此,必须以乡村“整体发展”对乡村发展主体进行伦理审视,坚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并共享乡村发展成果的伦理要求,发挥“中坚农民”的主体联结功能以克服弱势小农群体“被组织”、“被合作”的主体建构困境。再次,在乡村发展动力的“问题化”方面,刺激农民消费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被人为建构并无限扩张,最终出现了资本逻辑宰制的、不可持续的乡村发展动力谱系。为此,必须以乡村“可持续发展”对乡村发展动力进行伦理整合,明确资本逻辑在乡村发展中的双重作用,并以“社会运行与发展的总体逻辑”整合多元化的乡村发展动力要素,实现内、外源动力之间的互动转换和有效聚合。最后,在乡村发展方式的“问题化”方面,以城市（镇）化为核心的乡村发展方式使我国城乡发展长期处于一种非均衡、不协调的状态,乡村难以享受到公平的发展机会和权益。为此,必须以城乡“共生发展”对乡村发展方式进行伦理调适,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的属人性、平等性和多样性价值,并通过践行平等公正的“对称性”发展准则、双向合作的“互惠性”发展路径及五位一体的“共赢性”发展格局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实践。当然,发展主义在乡村发展中的“问题化”表现并非仅有乡村增长主义、精英主义、消费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四种形式,发展伦理对社会发展的伦理考量和价值确认也不止是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和发展方式四个方面。只有在更深层发掘“问题域”和更广泛拓展“价值面”的基础上推动乡村发展伦理体系的建构,才能真正实现农村和农民“更好”的发展。
陆俊杰[9]（2020）在《合作型地方法治的社会权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法治现代化征程中,地方法治深嵌在时代发展大潮和国家法治建设的双重关系中,需要在实践中着力解决“何以可能?何以进行?何以实现?”等关键性问题。全球化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意味着处于开放型格局中的地方必然要以国际化视野认真对待经济社会和治理中的各类法律问题。数字时代的信息与数据的变革,催生了地方数字政府,优化了社会规范与工具,促进了社会发育和公众参与。面对这些机遇和挑战,地方法治受到了动力主体与要素不平衡和内在权力关系配置失衡的制约。破解社会基础薄弱和政府主导的悖论关键在于培育社会力量,建设“有效地方法治”。当下,地方法治主要有三种类型即国家试错分析模式的试验型地方法治、政府竞争分析模式的竞争型地方法治、压力发包分析模式的承包型地方法治,均存在着社会缺位等问题。多元主体力促政府与社会合作,这是地方法治现代化的重要路向。现实中,市场化利益聚合、服务型政府改革和社会力量嵌入性成长促使地方法治逐步向政社合作转型。地方性事务的平等治权、宪法与法律的涉地合作规定、地方社会的信赖机制等为合作型地方法治提供了正当性、合法性和实效性基础。合作型地方法治意指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社会权力和政府权力以信任为基础,充分运用已有资源和社会资本,通过平等合作和交织互动,发挥多元社会主体结合而成共同体的能动作用,有效实现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法治目标的地方法治模式类型,需要具备合作主体、合作条件、合作方式、合作平台等构成要件,具有强社会性、多主体性、平等性、集体行动等鲜明特征。社会权力作为合作型法治的重要力量一直存在于地方法治的实践场域中。政府与社会结构网络中,社会权力活跃于政府服务、公共治理和基层自治等领域,并且在公权力的主导下作为参与性力量参与地方立法、行政和司法活动。权力关系结构中,社会权力在社会阶层复杂化、资源配置社会化和网络观念多元化的催生下逐步发育壮大,从而与政府权力之间基于主体、制度和结果等相互信任而迈向合作。这种合作展现了平等性地位、公共性指向和多向度开放的合作特点。法理语境中,社会权力是除国家组织和社会个体之外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群体凭借其掌握的社会资源对政府、社会和公众产生影响、支配和控制作用的力量和能力,是地方法治权力关系的重要组成。其生成和实施需具备社会组织等多元社会主体力量、社会资本等各种资源条件以及对于其他主体和权力权利产生影响等条件。“政府-社会”关系模式下,作为地方法治权力关系的重要维度,社会权力的主体是多元化的。社会权力的法治力量主要来自于社会领域的多元主体,需具备组织化、群体化、社会化和公共资源等条件。地方性社会组织是社会权力最重要的主体,其囊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等,在迈向高质量治理进程中不仅具有组织独立性和行动自主性,还具备了民间性和公共性等特点。稳定的社会群体则是基于社会利益价值需要为实现共同目标结合的社会共同体,包括较多现实结合的实体性社会群体和虚拟化网络社会群体,自组织性、利益共通性和成员认同性是其重要特点。而自治性社区组织是法定的常见社会力量,广泛地存在于城乡治理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权力主体不仅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组织形态,更是地方法治的重要推动力量。社会权力在合作型地方法治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是其重要的法理向度。整体而言,社会权力自组织运行不仅能够增强其在权力体系中的法治地位,还能有效发挥其外化的法治功能。首先,社会权力通过多元化方式有效防止地方政府权力的扩张与滥用,途径是社会权力促使地方政府通过职能转变自限权力、扩张社会权力领域限缩政府权力实施空间、通过静态分享和动态转化方式分解政府权力。其次,增强社会资本促进社会与政府间合作,则是社会权力法治功能的重要一面。在具体实践中,社会权力通过架构陌生人互惠关系网络、培育平等合作的公共精神和构筑体制回应的社会秩序等方式丰盈社会资本的内容,增强社会权力内在动能。再次,社会权力通过“民间法”等社会规范的成熟完善,不断生成自身治理权威,架构多元权力的耦合机制,从而促成社会秩序的逐步建立。通过限制政府权力、培育社会资本、生成社会秩序,社会权力致成了其法治功能。社会权力在合作型地方法治的作用主要通过其有效的运行机制实现。社会权力运行主要依赖于地方开放复合的民主实践空间、经济和信息等多元资本以及多样繁荣的理性文化等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地方法治建立公私伙伴关系集聚信任,强化平等对话与公共协商,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的有序参与和城乡的社区自治等方式实现深度法治合作。社会权力的作用机制是其介入地方法治进程最核心的运行机理。社会权力通过自主决策和能动机制,建立了多元权力平等合作的网络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多元权力主体基于项目化绩效目标,生成动态的项目合作共同体。在较为完善的社会信任制度体系以及政社权力合作运行规范机制下,多元主体基于互惠原则展开法治合作的集体行动。社会权力的作用机制,实际上是其和政府权力通过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等多元主体,依靠强大的社会资本和互惠的信息共享机制,基于信任形成项目化的虚拟合作共同体,对权力运行绩效进行评价及反馈,动态回应治理中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需要,实现地方法治目标。当然,合作型地方法治也要高度警惕社会权力的政治动机和权力溃散现象,确保权力的运行和功能以法治目标为导向。
鞠丽华[10]（2019）在《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当今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公共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全人类的关注。由于政治的公共性,各种安全问题总是和政治实践密切相关。建构主义安全研究的代表人物巴瑞·布赞曾说:“政治领域是最大的领域,所有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范畴,威胁和防卫都是从政治角度上构成和定义的。^因此,政治安全是其他各项公共安全的保证,居于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地位和最高层次,如果政治安全面临挑战与威胁,则直接从根本上威胁着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国家政治安全和政治合法性密切相关,保证政治安全,不单纯是从外部防范和减少政治体系的威胁因素,从根本上来讲,维护政治安全更是要通过增强政权的合法性程度,提高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水平来实现。国家政治安全维护是一项宏大的课题,与政治发展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其中,政治传播对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意义重大,成为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研究的重要视角。国家政治安全与政治传播过程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政治过程都可以被看作是信息传播的过程,政治体系的稳定运转必须保证政治信息在政治体系内外的畅通传播。政治传播作为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的信息传递、接受、反馈的过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就是国家如何运用传播手段获取同意的过程,主要是合法性的获得过程,从社会角度来讲就是公众接受并内化政治信息,形成国家政治认同的过程。在当今社会中,政治传播是政治系统获取政治合法性、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安全形势依旧十分严峻和复杂。尽管政治传播越来越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但是我国的政治传播建设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内和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政治认同,对国家政治安全维护产生不利影响。政治传播对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重要性以及我国当前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政治传播发展的相对滞后都对从政治传播角度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提出了理论和现实要求。从政治传播视域对国家政治安全问题展开研究,研究思路应实现政治学与传播学两种视角的融合。对于政治传播,历来有政治学视角下的研究和传播学视角下的研究两种思路,政治学视角下的研究侧重于将政治看成为一个传播过程,政治就是传播,传播是政府的神经;而传播学视角下的研究侧重于从传播（特别是大众传媒）对政治过程的影响以及公共舆论的形成及影响的角度展开研究,认为“居间政治”已经成为民主的主要模式,传媒在政治过程中的地位日渐重要。由于政治传播视域下的国家政治安全研究是从政治传播的角度对“政治安全”这个政治学中历久弥新的问题进行研究,故而政治学本位是首先要坚持的;同时,在大众传媒对当代民主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新媒体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作用越来越大的背景下,从传播学角度思考政治传播和政治安全问题不仅是理论研究的需要,更是现实推动的结果。鉴于此,政治传播视域下的国家政治安全研究将落脚点放在当代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的维护上,尤其是分解了当前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的几个主要构成要素,在各个层面的构成要素下着重分析了政治传播对不同层面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作用及维护路径。具体研究遵循着“阐释概念——建构理论——追溯历史——分析现实——解决问题”的思路展开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的论析。概念阐释部分阐释了国家政治安全的内涵、层次、构成要素、理论基础等基本问题。国家政治安全具有多维内涵,既包括国家政治权力不受威胁、能够有效实施,也包括政治权力存在稳固的社会基础的支持。其中,政治观念安全和政治制度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而观念安全和制度安全主要指其合法性问题。国家政治安全包括价值层面的意识形态安全、政党层面的执政安全、政府层面的有效运转、社会层面的政治秩序稳定、国际层面的国家主权安全五部分构成要素。在当前我国的总体国家安全中,政治安全处于国家总体安全的最高层次,是总体国家安全的根本和保障。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政治安全注重政治发展与政治安全的统一、国内政治安全与国际政治安全的统一、国家政权安全与公民权利和安全的统一、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统一。理论建构部分在政治传播理论的分析视域内,阐述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内在逻辑关联,寻求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间的理论契合。通过政治合法性的获得,政治传播和国家政治安全内在关联在一起,政治合法性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本质内容,有效的政治传播通过促进政治合法性的价值、权力和社会基础,不断推进实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政权安全和政治秩序稳定,进而巩固国家政治安全。在构成要素上,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存在主体上的一致性、内容上的相关性、媒介上的交互性和目标上的吻合性。历史追溯部分对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历史演变与现实挑战展开考察。时代特征决定国家政治安全的总体形势和维护方式。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同历史时期,处于政治安全本质层面的政治合法性,其来源和基础是由当时的政治发展状况和国家战略选择决定的。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发展和国家政治安全状况直接通过当时的政治传播过程展现出来,特定时期的政治传播又会对当时政治合法性的获得和国家政治安全维护产生重要影响,对建构当时的政治秩序发挥重要作用。当前,新媒体时代的政治传播对国家政治安全的维护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国家治理现代化及政治传播的现代转型是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本质要求和总体方向。我国的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着社会思潮多元化、社会认同感缺乏、网络政治参与无序化、国际安全局势复杂化等挑战。现实分析部分以政治合法性为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密切结合我国政治安全维护实际,根据当前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的五部分主要构成要素,从价值层面、政党层面、政府层面、社会层面、国际层面等五个方面构建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分析框架,分别对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研究。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价值层面从政治传播对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意义出发,论述了如何通过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本质上是要实现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以巩固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实现我国意识形态认同的根本要求,政治传播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手段。在我国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过程中,要通过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内容和形式的与时俱进,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传播内容上既要秉持其民主、法治、民本的基本价值追求,又要将价值宣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结合起来、与广大人民群众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传播方式上通过创新传播理念、完善传播话语、丰富传播途径以适应网络信息化传播的新要求,改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切实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政党层面从分析党的政治传播的向度出发,论述建立双向互动的政治传播过程,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途径。政治传播模式有单向传播和双向传播之分,政治传播的向度对执政党与民众交流的效果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直接关系到执政党获得人民群众支持的状况。尽管单向度的政治宣传在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维护党的执政安全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双向互动的政治传播更有利于这个目的的实现。当前,需要通过加强党内政治沟通文化和制度建设,形成有效沟通的氛围和畅通的党内政治传播渠道,以期通过双向的政治传播,在党内更好地实现聚心聚力的政治目标,为维护党的执政安全打下坚实基础。通过创新传播思维、构建传播新模式等实现党与民众之间信息的双向沟通、良性互动,以期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维护党的执政安全。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政府层面从政府传播中存在的信息公共性不足的现状出发,论述如何通过增强政府传播的公共性,提高政府公信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从政府层面看,国家政治安全建立在政府公信力基础之上。政府通过信息传播影响公众对政府行为的感知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必要条件,对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中信息选择的真实性和回应性对政府公信力建设最为重要,而有选择性地控制政务信息极易导致政府与民众间信息沟通遇阻,引发公众质疑,对政府信任造成威胁。从政府传播的角度来讲,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就是要通过不断增强政府传播的公共性,提高政府行为的公信力,培育和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这需要从树立政府传播公共理念、整合政府传播资源、加强政府传播制度建设等方面展开。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社会层面从政治参与的秩序,特别是网络政治参与无序的现实问题出发,论述如何构建畅通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体系,引导网络政治参与有序发展,促进政治秩序的稳定。公民利益表达畅通、政治参与有序、政治认同良好、社会政治秩序稳定是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衡量指标。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讲,政治传播反馈渠道的畅通是政治参与有序的重要保障,直接影响到政治秩序稳定。当今时代是一个数字化的网络时代,网络成为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政治信息沟通和交流的新途径,网络政治参与作为政治传播反馈的形式之一,对政治秩序稳定产生重要作用。良性的网络政治参与对于维持社会政治秩序意义重大,但无序的网络政治参与也会给社会政治稳定带来威胁和挑战。引导网络政治参与有序发展关键在于保证信息输入的有效性和畅通性,充分发挥网络政治参与表达民意、缓冲矛盾的积极作用,避免网络政治参与的非理性和表达不畅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危害。通过推进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主体建设、加强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政府治理、改善网络政治传播参与和信息反馈环境,推动网络政治参与理性发展,发挥网络政治参与对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促进作用。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国际层面从对外政治传播对国际政治安全的重要性出发,论述如何通过良好的对外政治传播,构建积极的国际认同,维护国际政治安全。国际认同是一国国际政治安全的深层影响要素。对外政治传播促进国家对外沟通和交流的实现,国际认同的理念基础、规则基础、有效性基础、共识基础的获得都离不开一国的对外政治传播。国际认同的获得过程实质上是一国通过对外政治传播实现政治合法性的国际政治社会化过程。我国国际政治认同的实现需要以让世界知晓“中国要走怎样的发展道路、中国代表着一种怎样的价值”为前提,这离不开强有力的对外政治传播。当前,进一步加强对外政治传播建设、积极促进国际认同是维护我国国际政治安全的重要任务。可以通过有效整合对外政治传播内容、加强对外政治传播话语建设、丰富对外政治传播形式和途径等措施构建积极、主动、有效的对外政治传播过程,充分发挥对外政治传播对于增进国际认同的作用,切实维护我国国际政治安全。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五个层面彼此紧密相关、相互影响,构建起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多维度、整体性的分析框架。概而言之,五个层面蕴含着国家与社会两种意义上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关系。国家与社会两个方面的政治安全是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一体两面,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各个层面都要实现国家（政党、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协调运转。作为国家政治安全主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安全、执政安全、政府公信力和民众的政治参与秩序通过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体现出来,也必须要通过两者之间的互动来实现和维护。五个层面彰显出对内与对外两个方面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关系。不仅国内政治安全和国际政治安全彼此促进、密切相关,而且国家对内政治传播与对外政治传播也密切联系在一起,国家对内政治传播的内容和模式决定着对外政治传播的基本特征,对外政治传播效果的好坏也会对国内舆论和国内民众的政治认同产生影响,两者共同对国家政治安全维护起到重要作用。五个层面诠释了观念与过程两个范畴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关系。一方面,政治传播视域下观念范畴上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贯穿于各个层面的政治安全维护过程之中,我国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是各个层面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核心内容和要实现的基本目标。另一方面,观念范畴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通过各个层面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过程来实现,通过政治传播过程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对内就是在党的政治传播、政府传播、民众的政治参与等过程中体现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内涵,维护其主导地位;对外就是在国际政治传播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实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国际认同。
二、知识经济时代下中国政府行为范式的转换趋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知识经济时代下中国政府行为范式的转换趋向（论文提纲范文）
（1）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思路与主要创新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本质 |
| 第一节 生态伦理的阐释 |
| 一、西方生态伦理的思想流变 |
| 二、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内涵及特征 |
| 第二节 多学科视角的生态伦理属性 |
| 一、政治学视角:基于政治权力的生态伦理属性 |
| 二、经济学视角:共生和绿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管理 |
| 三、社会学视角:社会结构的生态化转型 |
| 第三节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基本规定 |
| 一、生态伦理的价值理念 |
| 二、生态伦理的基本原则 |
| 三、生态伦理的理论基础 |
| 四、生态伦理的维护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现代管理视域下的生态伦理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古典管理理论的价值定位——效率至上 |
| 一、古典管理理论的“经济人”人性假设基础 |
| 二、科学管理的管理模式:控制自然的祛魅化设计 |
| 三、理性逻辑的科学化功利价值取向 |
| 四、“经济人”假设的反生态伦理省思 |
| 第二节 行为科学管理的价值转换——情感依托 |
| 一、行为科学管理的“社会人”人性假设基础 |
| 二、行为科学理论模式:人际关系的社会化凸显 |
| 三、情感激励的生态化行政伦理扩展 |
| 四、行为科学理论的生态伦理缺失 |
| 第三节 系统权变管理的价值探索——因境制宜 |
| 一、系统权变管理的“复杂人”人性假设基础 |
| 二、系统权变管理的管理模式:人境关系的动态化调适 |
| 三、动态持衡的多元化政府伦理关系 |
| 四、系统权变时期的方法论评价 |
| 第四节 知识与文化管理的价值创造——互生共存 |
| 一、知识与文化管理的“文化人”人性假设基础 |
| 二、知识与文化管理模式:人智关系的持续化建设 |
| 三、生态和谐的人本化行政文化结构 |
| 四、知识经济时代“文化人”的内在限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价值向度 |
| 第一节 现代社会管理的生态意识理念 |
| 一、生态健康意识——推动社会协调发展 |
| 二、生态优先意识——保证社会持续发展 |
| 三、生态环境意识——引领社会绿色发展 |
| 第二节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的价值体系 |
| 一、生态公正:政府生态伦理管理的核心价值 |
| 二、生态自由:公共管理秩序建构的目标价值 |
| 三、生态平等:道德主体利益协调的价值根基 |
| 四、生态和谐:和谐社会伦理调和的价值趋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价值实现困境与出路 |
| 第一节 生态伦理在现代管理中的实现困境 |
| 一、现代管理的主体性困境:主体价值的公平失允 |
| 二、现代管理的目标困境: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受阻 |
| 三、现代管理的秩序困境:生态安全的秩序失衡 |
| 四、现代管理的文化困境:中西生态伦理的融突 |
| 第二节 公共社会治理实现生态伦理的出路 |
| 一、构建生态伦理观念以践行协调共生的价值理念 |
| 二、实施生态伦理战略以推动生态化的社会经济发展 |
| 三、加强生态法治建设以维护生态安全的稳定秩序 |
| 四、创新生态文化理念以促进生态文明的理论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价值建构之维 |
| 第一节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态伦理价值阐释 |
| 一、基于命运共同体的生态伦理价值构建 |
| 二、生态善治对美丽中国愿景的实现 |
| 第二节 中国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决策模式 |
| 一、生态管理及其决策理念建构 |
| 二、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决策运行模式 |
| 第三节 生态伦理视域下生命安全健康的价值阐释 |
| 一、生命安全健康的理性制衡内蕴 |
| 二、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健康的生态行政价值观建构 |
| 三、中国政府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实现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2）面向智能互联时代的中国工业设计发展战略和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课题来源 |
| 第二节 选题依据和研究背景 |
| 一 工业设计正在成为全球创新发展新模式 |
| 二 我国工业设计已处于突破规模优势临界点 |
| 三 工业设计正在发生三个深刻变化 |
| 四 我国工业设计快速升级发展 |
| 第三节 课题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
| 一 意义1:推动中国工业设计从“政策红利”阶段转向“创新红利”阶段 |
| 二 意义2:推动中国工业设计从“跟随式发展”转型为“先进性发展” |
| 三 价值:为中国工业设计十四五发展规划和行动路径提供理论基础、指导思想、行动路线 |
| 第四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工业设计产业研究综述 |
| 二 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综述 |
| 三 工业设计产业发展战略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五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 |
| 三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工业设计与工业设计产业 |
| 第一节 工业设计与工业设计产业的界定 |
| 一 工业设计的界定 |
| 二 工业设计产业的界定 |
| 三 工业设计产业的主要特征 |
| 四 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产业发展战略的内涵 |
| 一 产业发展战略的定义 |
| 二 产业发展战略的特征和主要内容 |
| 三 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与执行 |
| 第三节 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的基础理论和工具 |
| 一 产业发展战略的主要理论基础 |
| 二 产业发展战略的主要分析工具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的脉络 |
| 第一节 工业设计理念的引入与成长 |
| 一 现代工业设计理念的引入 |
| 二 与产业脱节的初期成长阶段 |
| 三 工业设计产业的成长 |
| 第二节 政策推动下的产业发展 |
| 一 我国工业设计产业中重要政策的提出 |
| 二 我国工业设计产业中典型企业的发展历程 |
| 第三节 智能互联时代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新趋势 |
| 一 工业设计发展的多元化趋势 |
| 二 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智能互联时代背景下我国工业设计产业发展战略的分析 |
| 第一节 智能互联时代背景和特征分析 |
| 一 智能互联时代的技术和经济发展特征 |
| 二 智能互联时代对设计产业发展的影响和新的要求 |
| 三 智能互联时代设计产业的发展和走向 |
| 第二节 服务国家现行战略 |
| 一 “双循环”战略 |
| 二 “一带一路”倡议 |
| 三 供给侧、需求侧升级 |
| 第三节 发展战略分析 |
| 一 基于钻石模型的分析 |
| 二 智能互联时代下的中国工业设计产业SWOT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智能互联时代我国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的新战略 |
| 第一节 战略之一:设计创新力的新属性构建战略 |
| 一 构建设计产业资源配置系统 |
| 二 工业设计产业领域扩展 |
| 三 制造业设计创新能力提升的策略 |
| 第二节 战略之二:设计创新力的新生态构建战略 |
| 一 智能互联重构“人、物、环境”设计生态 |
| 二 数字化创新型人才培养策略 |
| 三 工业设计产业生态构建策略 |
| 四 法律法规的保障策略 |
| 第三节 战略之三:推动社会发展力的新关系构建战略 |
| 一 工业设计与数字技术的新关系构建 |
| 二 工业设计与创新型公共服务平台的新关系构建 |
| 三 工业设计与产业发展的新关系构建 |
| 第四节 战略之四: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新姿态构建战略 |
| 一 融入国际设计业界的“语境” |
| 二 成立中国主导的国际设计组织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工业设计产业发展战略的实施路径 |
| 第一节 路径之一:建设创新型公共服务平台 |
| 一 创建国家工业设计研究院 |
| 二 构建智能互联时代工业设计技术支撑体系 |
| 三 建设工业设计产业互联网平台 |
| 第二节 路径之二:产出工业设计标志性成果 |
| 一 成立并发展世界设计产业组织 |
| 二 持续举办世界工业设计大会 |
| 三 继续举办国家工业设计奖 |
| 第三节 路径之三:开展人才培养工程 |
| 一 建设设计开放大学 |
| 二 实施工业设计领军人才计划 |
| 三 开展设计人才能力素质评价 |
| 第四节 路径之四:提升工业设计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
| 一 实施制造业设计能力提升行动计划 |
| 二 实施设计赋能乡村产业振兴计划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3）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问题的呈现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文献回顾与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重点、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重点 |
| (二)创新之处 |
| (三)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政府职能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政府职能 |
| (二)政府治理 |
| (三)公共服务 |
| (四)社会化养老 |
| 二、基本理论的阐释 |
| (一)政府职能理论 |
| (二)准市场理论 |
| (三)协同治理理论 |
| 三、社会化养老服务政府职能的构成 |
| (一)公共服务视阈下政府的职责 |
| (二)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构成要素 |
| 第二章 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政府职能的历史演进 |
| 一、中国政府职能的历史变迁 |
| (一)计划经济背景下的全能型政府职能 |
| (二)改革开放初期政府职能的改变 |
| (三)深化改革阶段政府职能的转向 |
| 二、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特征 |
| (一)从无限职能到有限职能的转变 |
| (二)政治职能向社会职能的演进 |
| (三)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换 |
| 三、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演变轨迹 |
| (一)“单位”制养老服务时期:政府职能的全面干预 |
| (二)“单位”制向社会化养老服务转换时期:政府职能的收缩 |
| (三)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构建时期:政府职能的回归 |
| 第三章 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政府职能的现状考察 |
| 一、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发挥 |
| (一)社会化养老政策与法规的制定 |
| (二)社会化养老资源的初步整合 |
| (三)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行动 |
| (四)社会化养老服务过程的监督 |
| 二、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模式的变革 |
| (一)计划体制时期:政府的全能型、管制型养老服务 |
| (二)市场体制时期:政府的有限性、服务型养老服务 |
| 三、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履行的失位 |
| (一)社会化养老服务管理体制的不完善 |
| (二)社会化养老服务制度供给的缺乏 |
| (三)社会组织培育扶持力度不够 |
| (四)社会化养老服务主体协同性不足 |
| (五)养老服务市场化监管的缺失 |
| 第四章 社会化养老服务中发挥政府职能的国际经验与借鉴 |
| 一、域外国家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 |
| (一)英国政府的职能定位 |
| (二)美国政府的职能定位 |
| (三)日本政府的职能定位 |
| 二、域外国家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治理模式 |
| (一)英国的混合主义模式 |
| (二)美国的自由市场模式 |
| (三)日本的政府主导型模式 |
| (四)中外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治理模式的比较 |
| 三、域外国家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分析的启示 |
| (一)确立政府主导原则并付诸行动 |
| (二)实施多元主体的引导性培育 |
| (三)发挥政府对社会化养老服务全过程的监管 |
| 第五章 充分发挥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政府职能的建议 |
| 一、政府完善社会化养老服务职能的动力因素分析 |
| (一)法治建设的驱动 |
| (二)人口老龄化的现实挑战 |
| (三)传统养老制度的历史传承 |
| (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价值取向 |
| 二、社会化养老服务职能履行中政府的行动逻辑 |
| (一)以养老服务的社会化需求为逻辑起点 |
| (二)以建构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关系为逻辑中介 |
| (三)以实现高质量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为逻辑终点 |
| 三、完善社会化养老服务进程中政府职能的行动策略 |
| (一)优化政府的决策职能:提高政府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决策质量 |
| (二)增强政府的计划职能:提高政府社会化养老服务制度供给能力 |
| (三)完善政府的组织职能:构建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与社会的协同关系 |
| (四)强化政府的监管职能:建立社会化养老服务监察制度 |
| (五)深化政府治理体制的改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图表目录 |
| 附录二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养老服务机构主要管理者、创建者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政府养老服务相关部门负责人访谈提纲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5）中国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及其经济增长质量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章节安排与技术路线 |
| 1.3.1 章节安排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空间结构经典理论回顾:从杜能到克鲁格曼 |
| 2.2 创新的相关研究方面 |
| 2.2.1 创新理论发展脉络 |
| 2.2.2 创新的衡量方面 |
| 2.2.3 创新对区域的增长效应方面 |
| 2.3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方面 |
| 2.3.1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特征研究方面 |
| 2.3.2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影响因素研究方面 |
| 2.3.3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的经济效应研究方面 |
| 2.4 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相关研究 |
| 2.4.1 多中心的维度与空间尺度方面 |
| 2.4.2 多中心的测度方法与模型方面 |
| 2.4.3 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经济效应研究方面 |
| 2.5 经济增长理论 |
| 2.5.1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2.5.2 新增长理论 |
| 2.6 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研究 |
| 2.6.1 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方面 |
| 2.6.2 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因素方面 |
| 2.6.3 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路径方面 |
| 2.7 相关研究简评 |
| 第三章 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构建 |
| 3.1 相关核心概念内涵解析 |
| 3.1.1 城市群的内涵 |
| 3.1.2 创新的内涵 |
| 3.1.3 空间结构的内涵 |
| 3.1.4 单中心-多中心视角下创新空间结构的新解析 |
| 3.1.5 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界定 |
| 3.2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再拓展 |
| 3.2.1 结构功能主义的基本内容 |
| 3.2.2 基于行为-空间结构-功能的地理系统 |
| 3.2.3 行为-空间结构-功能框架在创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地理应用 |
| 3.3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演化及其经济效应的理论框架构建 |
| 3.3.1 总体理论框架 |
| 3.3.2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假说 |
| 3.3.3 城市创新空间与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的内在关联 |
| 3.3.4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假说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城市群创新单中心-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及经济增长的现状分析 |
| 4.1 城市群创新水平的现状分析 |
| 4.1.1 城市群范围的界定 |
| 4.1.2 创新的测度 |
| 4.1.3 总体规模及增长速度 |
| 4.1.4 相对规模及增速 |
| 4.2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测度:单中心-多中心视角 |
| 4.2.1 测度方法 |
| 4.2.2 测度结果分析 |
| 4.3 经济增长的现状分析 |
| 4.3.1 GDP总量的演进 |
| 4.3.2 人均GDP演进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方、国家及全球创新动力影响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的实证检验 |
| 5.1 三种创新动力对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直接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1.1 样本与数据 |
| 5.1.2 变量定义 |
| 5.1.3 计量模型 |
| 5.1.4 实证结果分析 |
| 5.2 作用机制的实证检验 |
| 5.2.1 变量定义 |
| 5.2.2 模型设置 |
| 5.2.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 区域异质性检验 |
| 5.3.1 计量模型 |
| 5.3.2 结果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4.1 检验方法 |
| 5.4.2 检验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产生经济增长质量效应的前提:城市创新空间有效性检验 |
| 6.1 理论背景与假设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数据样本 |
| 6.2.2 变量定义 |
| 6.2.3 模型设定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国家高新区这一创新空间对资源依赖的效应 |
| 6.3.2 作用机制检验 |
| 6.3.3 进一步的检验:循环累积因果效应的验证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 |
| 7.1 研究设计 |
| 7.1.1 样本与数据 |
| 7.1.2 变量定义 |
| 7.1.3 计量模型设置 |
| 7.2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7.2.1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关系检验 |
| 7.2.2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关系的门槛效应检验 |
| 7.3 稳健性检验 |
| 7.3.1 改变计算核心解释变量的指标 |
| 7.3.2 替换被解释变量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含义及展望 |
| 8.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8.1.1 城市群创新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 |
| 8.1.2 城市群创新单中心空间结构特征减弱,但存在显着异质性 |
| 8.1.3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受到地方、国家及全球创新动力的共同影响 |
| 8.1.4 城市创新空间有效提升经济增长质量 |
| 8.1.5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 |
| 8.2 政策含义 |
| 8.2.1 夯实创新与经济实力,为提升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奠定基础 |
| 8.2.2 推动三种创新动力相对均衡,促进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转型 |
| 8.2.3 优化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为经济增长质量提升提供战略路径 |
| 8.2.4 采取“双结构”协同推进战略,探索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新路径 |
| 8.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8.3.1 研究的不足 |
| 8.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分类与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四、论文创新与论文不足 |
| 第1章 全球治理体系与全球治理理论 |
| 1.1 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演变 |
| 1.1.1 全球化发展与新全球化的出现 |
| 1.1.2 全球治理体系的三个历史阶段 |
| 1.1.3 全球治理体系演变的基本原因 |
| 1.2 全球治理的基本内容 |
| 1.2.1 全球治理的概念界定 |
| 1.2.2 全球治理的构成要素 |
| 1.2.3 全球治理的实践范畴 |
| 1.3 全球治理的理论基础 |
| 1.3.1 全球治理理论的现实价值 |
| 1.3.2 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范式 |
| 1.3.3 全球治理角色理论的框架 |
| 第2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
| 2.1 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认知” |
| 2.1.1 中国的“角色认知” |
| 2.1.2 美国的“角色认知” |
| 2.2 中美两国彼此之间的“角色预期” |
| 2.2.1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角色预期” |
| 2.2.2 中国对美国霸权的“角色预期” |
| 2.3 冷战后中美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2.3.1 中国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2.3.2 美国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第3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角色冲突” |
| 3.1 中美在全球治理实践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1.1 “多元合作”与“单极霸权”的治理冲突 |
| 3.1.2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模式之争 |
| 3.2 中美在区域治理实践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2.1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虹吸效应 |
| 3.2.2 美国“印太战略”的对华遏制围堵 |
| 3.3 中美在大国关系互动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3.1 中美贸易战的冲突持续升高 |
| 3.3.2 中美科技战的零和性博弈凸显 |
| 3.3.3 中美核心利益的碰撞全面升级 |
| 3.4 中美两国“角色冲突”的受众效应 |
| 3.4.1 “角色冲突”带来不同的“受众效应” |
| 3.4.2 “角色冲突”引发的中美“角色困境” |
| 第4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1 中国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1.1 “中国发展”推动了国际格局的演变 |
| 4.1.2 “中国方案”影响着国际规范的导向 |
| 4.1.3 “中国角色”促进了国际制度的发展 |
| 4.2 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2.1 全球治理“举旗者”蜕变为“搅局者” |
| 4.2.2 霸权体系“保护者”蜕变为“讹诈者” |
| 4.2.3 自由秩序“灯塔国”蜕变为“破坏者” |
| 4.3 中美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4.3.1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4.3.2 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第5章 新时代中美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再构建” |
| 5.1 中美构建良性“竞合角色”的重要基础 |
| 5.1.1 中美构建良性的“竞合角色”重要性 |
| 5.1.2 中美构建良性“竞合角色”的新机遇 |
| 5.2 中美在全球治理中“合作性角色”的实践积累 |
| 5.2.1 全球经济治理合作 |
| 5.2.2 全球安全治理合作 |
| 5.2.3 全球公域治理合作 |
| 5.3 中美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再构建”的路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7）复杂现代性视域下城市风险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与评价 |
| 一、国外关于风险的研究概况 |
| 二、国内关于风险、城市风险治理的研究概况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与研究问题 |
| 一、核心概念 |
| 二、研究问题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框架 |
| 第五节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城市风险的复杂现代性理论检视 |
| 第一节 复杂现代性的风险追问 |
| 一、现代性与现代性批判 |
| 二、反思现代性及其理论价值 |
| 三、复杂现代性及其理论价值 |
| 第二节 现代城市发展的风险追问 |
| 一、城市风险的历史演变 |
| 二、现代城市风险的基本特征 |
| 第三节 城市风险的复杂现代性 |
| 一、城市风险与复杂现代性相互建构 |
| 二、复杂现代性的城市风险生成逻辑 |
| 三、复杂现代性的城市风险多维面向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复杂现代性视域下的城市风险 |
| 第一节 生态失衡与生存之困 |
| 一、复杂现代性视域下的生态风险 |
| 二、城市生态失衡:城市生态风险的当代呈现 |
| 三、生态失衡风险与人的生存之困 |
| 第二节 城市权利失衡与社会风险 |
| 一、复杂现代性视域下的城市权利观 |
| 二、城市权利失衡:城市社会风险的当代呈现 |
| 三、城市权利失衡与制度规约乏力 |
| 第三节 城市意义迷失与文化风险 |
| 一、复杂现代性视域下的城市文化风险 |
| 二、城市意义迷失:城市文化风险的当代呈现 |
| 三、城市文化危机生成之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复杂现代性视域下城市风险成因 |
| 第一节 城市风险的科技逻辑成因 |
| 一、高科技时代的全面到来 |
| 二、技术成因 |
| 三、科学成因 |
| 第二节 城市风险的资本逻辑成因 |
| 一、空间的资本化生产 |
| 二、空间的结构性失衡 |
| 三、资本逻辑的强势发展 |
| 第三节 城市风险的社会系统成因 |
| 一、政府成因与“有组织地不负责任” |
| 二、媒体的传播机制与放大效应 |
| 三、公众风险意识淡薄与社会参与乏力 |
| 四、抽象体系失信与专家系统的利益导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复杂现代性视域下城市风险治理维度 |
| 第一节 城市伦理:城市风险治理的道德维度 |
| 一、城市伦理何以重要? |
| 二、城市伦理的本质与功能 |
| 三、城市伦理的实现与发展 |
| 第二节 城市制度:城市风险治理的行动维度 |
| 一、城市制度何以重要? |
| 二、城市制度的本质与功能 |
| 三、城市制度建构的原则与方向 |
| 第三节 城市权利:城市风险治理的价值维度 |
| 一、城市权利何以重要? |
| 二、城市权利的本质与功能 |
| 三、城市权利生产的实现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复杂现代性视域下城市风险治理体系 |
| 第一节 城市风险治理思想现代化 |
|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必要性 |
| 二、“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三重逻辑 |
| 第二节 城市风险治理结构现代化 |
| 一、科技伦理转型 |
| 二、资本逻辑规塑与城市制度 |
| 三、社会系统逻辑规塑与城市权利 |
| 第三节 城市命运共同体与风险治理 |
| 一、构建城市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 |
| 二、城市命运共同体的本质与功能 |
| 三、城市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的学术考察与分析 |
| 一、国内外的发展伦理研究及其“地方性”取向 |
| 二、国内外的乡村伦理研究及其“发展性”问题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创新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田野调查的个案选择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乡村发展:一种伦理性发展 |
| 第一节 “发展”意蕴的流变 |
| 一、客观存在状态的描述 |
| 二、规范性意义的嵌入 |
| 三、自反性品质的呈现 |
| 第二节 乡村发展概念的演进 |
| 一、模糊的文化概念 |
| 二、突出的经济概念 |
| 三、复合的社会概念 |
| 第三节 乡村发展伦理的出场 |
| 一、国际发展伦理研究的“进入” |
| 二、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发展转型 |
| 三、“整体美好持续共生”的价值确立 |
| 第二章 发展至上?——被发展主义遮蔽的乡村伦理视界 |
| 第一节 增长主义:乡村发展目标的“问题化” |
| 一、增长主义的“增长”逻辑及其“乡村化” |
| 二、乡村增长主义驱动下的增长困境与价值危机 |
| 三、“去增长”的解构与“美好生活”的定义 |
| 第二节 精英主义:乡村发展主体的“问题化” |
| 一、农民阶层分化: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 |
| 二、“富人治村”:乡村精英概念的普遍化 |
| 三、“扶贫内卷化”:乡村精英俘获的消极后果 |
| 第三节 消费主义:乡村发展动力的“问题化” |
| 一、消费力:扩大乡村消费需求的动力表现 |
| 二、由“消费积极分子”到乡村消费主义 |
| 三、资本逻辑:构成乡村消费主义的深层根源 |
| 第四节 城市中心主义:乡村发展方式的“问题化” |
| 一、乡村发展的城市化“偏好” |
| 二、“城市信仰”与“永恒正义” |
| 三、“乡村复兴”与“尺蠖效应” |
| 第三章 为何发展:乡村发展目标的伦理定位 |
| 第一节 以农民美好生活定位乡村发展:历史沿循与现实审思 |
| 一、现代乡村发展目标的迷失及缘由 |
| 二、农民美好生活:新时代乡村发展目标的价值确认 |
| 三、实现农民美好生活的现实困境及其发展伦理消解 |
| 第二节 在“富”与“安”之间理解农民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 |
| 一、农业匮乏经济基础上的“小富即安”生成 |
| 二、乡村发展主义主导下的“小富即安”批判 |
| 三、乡村发展伦理建构中的“且富且安”实践 |
| 第三节 以“美好发展”重塑农民生活的“劳—闲”之维 |
| 一、新乡村增长主义与农民“劳动—休闲”异化 |
| 二、休闲本原化:农民美好生活的“低人本”设计 |
| 三、“美好发展”:一种合乎人性的“劳闲融合”策略 |
| 第四章 谁主发展:乡村发展主体的伦理审视 |
| 第一节 多元主体参与乡村发展的伦理要求 |
| 一、坚持“以农民为中心”的乡村发展理念 |
| 二、重视“竞争”发展对新型主体的责任引导 |
| 三、推动“道义”发展对弱势小农的主体建构 |
| 第二节 乡村“道义”发展的现行模式及其主体困境 |
| 一、“发展型”小农经济:“道义”发展的现行模式 |
| 二、“弱势”组织合作:“发展型”小农经济的主体建构 |
| 三、“被组织”情形下“弱势”主体建构的实践困境 |
| 第三节 “中坚农民联结”:新“道义”视角下的乡村整体性发展 |
| 一、中坚农民:支撑乡村“道义”发展的新主体 |
| 二、主体联结:中坚农民在乡村发展中的伦理功能 |
| 三、基于“中坚农民联结”的乡村整体性发展 |
| 第五章 凭何发展:乡村发展动力的伦理整合 |
| 第一节 应对乡村资本逻辑的发展伦理思路 |
| 一、建构与破坏:资本逻辑对乡村发展的双重作用 |
| 二、既有乡村资本批判的逻辑主题及其伦理向度 |
| 三、发展总体逻辑: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
| 第二节 “资本之外”:乡村发展动力体系的伦理考察 |
| 一、乡村发展的技术支持与“技治主义”的伦理规制 |
| 二、乡村发展的组织基础与“共同体”的伦理培育 |
| 三、乡村发展的“制度安排”与政府权责的伦理重构 |
| 第三节 乡村发展“合力论”及其伦理意义 |
| 一、外源动力扩张与乡村自主性的式微 |
| 二、内生动力开发与乡村价值性的单一 |
| 三、“内外聚合”:乡村可持续真正发展的关键 |
| 第六章 如何发展:乡村发展方式的伦理调适 |
| 第一节 发展伦理视域下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导向 |
| 一、发展的属人性: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理念 |
| 二、发展的平等性: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核心 |
| 三、发展的多样性: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标识 |
| 第二节 从分离到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单向逻辑及其局限 |
| 一、“以乡促城”中的“牺牲型发展”及其“正义性搁置” |
| 二、“以城带乡”中的“追赶型发展”及其“人本性缺失” |
| 三、“城乡协调”中的“统筹型发展”及其“地方性消解” |
| 第三节 “城乡互融共生”:实践乡村振兴的“新范式” |
| 一、遵循平等公正的“对称性”发展准则 |
| 二、践行双向合作的“互惠性”发展路径 |
| 三、建构五位一体的“共赢性”发展格局 |
| 结语 探索乡村发展伦理体系的建构 |
| 一、乡村发展“问题域”的发掘 |
| 二、发展伦理“价值面”的扩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9）合作型地方法治的社会权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复杂背景下地方法治变革的动因 |
| 第一节 时代变革叠加驱动地方法治转型 |
| 一、全球化时代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
| 二、数字时代信息扁平化的喜与忧 |
| 第二节 内在结构失衡期待地方法治转型 |
| 一、法治变迁动力机制的结构失衡 |
| 二、权力纵横配置的内在关系失衡 |
| 第二章 治理现代化语境地方法治的合作型转向 |
| 第一节 基于“控制—依附”结构的地方法治类型 |
| 一、国家试错分析模式的试验型地方法治 |
| 二、政府竞争分析模式的竞争型地方法治 |
| 三、压力发包分析模式的承包型地方法治 |
| 第二节 合作型地方法治:有效法治的可能范式 |
| 一、逐步趋向合作的地方法治 |
| 二、合作型地方法治的法理证立 |
| 三、合作型地方法治的内在特征 |
| 第三章 社会权力的法治合作及其法理意蕴 |
| 第一节 合作型地方法治的社会权力在场 |
| 一、政社关系结构网络的社会权力实践连接 |
| 二、社会权力对法治合作机制的内生要素扩展 |
| 第二节 合作型地方法治语境社会权力的法理属性 |
| 一、域外关于社会权力的经典论述 |
| 二、国内学界关于社会权力的解读 |
| 三、合作意蕴的社会权力法理界定 |
| 第四章 合作型地方法治的社会权力主体力量 |
| 第一节 地方性社会组织 |
| 一、法律语境的社会组织 |
| 二、社会组织高质量转向 |
| 三、迈向治理的组织类型 |
| 四、变塑社会的特征优势 |
| 第二节 稳定性社会群体 |
| 一、社会群体的学理维度 |
| 二、虚实结合的多元社群 |
| 三、主体特征的社会面向 |
| 第三节 自治性社区组织 |
| 一、基于法定的主体地位 |
| 二、社区自治的力量条件 |
| 三、自治效应的典型实践 |
| 第五章 社会权力之于合作型地方法治的功能 |
| 第一节 控约地方政府权力 |
| 一、制约政府权力的传统机制及其式微 |
| 二、社会权力阻却地方政府权力的扩张 |
| 三、社会权力对政府权力的分解与转化 |
| 第二节 丰盈民间社会资本 |
| 一、社会资本与合作型地方法治 |
| 二、地方法治中社会资本的孱弱 |
| 三、社会权力重塑法治社会资本 |
| 第三节 生成地方社会秩序 |
| 一、社会权力生成地方法治的“民间法”资源 |
| 二、基于社会权力合作治理的社会秩序生成 |
| 第六章 合作型地方法治社会权力的运行机理 |
| 第一节 开放多元的运行条件与场域 |
| 一、开放复合的民主社会实践空间 |
| 二、市场经济与信息技术等现代化资本 |
| 三、多样繁荣的地方社会理性文化 |
| 第二节 深度合作的有序运行方式 |
| 一、对话与协商:公私伙伴关系的建立 |
| 二、有序参与:政社权力的深层互动 |
| 三、自主治理:社会权力的自主实现 |
| 第三节 制度化网络的集体合作行动机制 |
| 一、自组织决策的项目绩效合作机制 |
| 二、制度化政社权力的集体行动机理 |
| 余论:对社会权力的法治制约 |
| 一、对社会权力保持政治警惕 |
| 二、防止社会权力的溃散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10）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国内外关于政治安全的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外关于政治传播的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趋势和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 论文的创新点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政治安全的基本问题阐释 |
| 一、国家政治安全的概念和构成要素 |
| (一) 政治安全相关概念辨析 |
| (二) 国家政治安全的四种界说 |
| (三) 本文国家政治安全的基本含义 |
| (四) 国家政治安全的构成要素 |
| 二、国家政治安全的理论基础 |
| (一) 新安全观:国家政治安全的观念基础 |
| (二) 合法性理论:国家政治安全的理论内核 |
| (三) 政治沟通理论:国家政治安全的分析路径 |
| 三、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国家政治安全 |
| (一) 新时代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
| (二) 国家政治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中的地位 |
| (三) 国家政治安全的“总体安全观”考量 |
| 第二章 政治传播:国家政治安全的理论分析视角 |
| 一、国家政治安全维护中政治传播视角的提出 |
| (一) 政治传播的基本概念 |
| (二) 政治传播的要素分析 |
| 二、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的内在逻辑关联 |
| (一) 传播政治价值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
| (二) 有效政治沟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 |
| (三) 推动公共舆论维护政治秩序稳定 |
| 三、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的理论契合 |
| (一) 主体上的一致性 |
| (二) 内容上的相关性 |
| (三) 媒介上的交互性 |
| (四) 目标上的吻合性 |
| (五) 途径上的有效性 |
| 第三章 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历史演变与现实状况 |
| 一、政治传播视域下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历史演变 |
| (一) 革命语境传播阶段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1949-1978) |
| (二) 改革语境传播阶段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1978-2001) |
| (三) 深化改革语境传播阶段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2002-2011) |
| (四) 新时代治理语境传播阶段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2012-今) |
| 二、政治传播视域下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挑战 |
| (一) 当前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时代背景 |
| (二) 当前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的现实挑战及对政治传播的要求 |
| 第四章 价值层面的维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
|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作用 |
| (一)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实现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要求 |
| (二) 政治传播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手段 |
| 二、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存在的问题对意识形态安全造成的威胁 |
| (一) 传播内容存在的问题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
| (二) 传播主体存在的问题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
| (三) 传播方式存在的问题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
| 三、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
| (一) 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内容价值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
| (二)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方式与时代发展同步 |
| 第五章 政党层面的维护:政治传播的向度与党的执政安全 |
| 一、政治传播的向度对党的执政安全的重要性 |
| (一) 政治传播的向度:单向的宣传与双向的传播 |
| (二) 双向的政治传播对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
| 二、当前单向度的政治传播对党的执政安全产生的不良影响 |
| (一) 党内政治传播的单向性及影响 |
| (二) 党外政治传播的单向性及影响 |
| 三、完善双向互动的政治传播过程,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 |
| (一) 畅通上下互动的党内政治传播,增强党的凝聚力 |
| (二) 推进双向互动的党外政治传播,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 |
| 第六章 政府层面的维护:政府传播的信息选择与政府公信力 |
| 一、政府传播的信息选择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 |
| (一) 政府公信力是衡量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指标 |
| (二) 政府传播的信息选择是影响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关键因素 |
| 二、当前我国政府信息传播的选择性对政府信任造成的威胁 |
| (一) 政府自身认识欠缺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
| (二) 政府传播信息质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
| (三) 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传播信息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
| 三、增强政府信息传播的公共性,提高政府公信力 |
| (一) 树立公共理念,夯实政府信任的基础 |
| (二) 整合传播资源,提高政府传播力和公信力 |
| (三) 完善传播制度,保障政府传播公共性的实现 |
| 第七章 社会层面的维护:民众政治传播的反馈与政治参与秩序 |
| 一、政治传播的反馈对政治参与秩序的重要性 |
| (一) 有序政治参与是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 政治传播反馈对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作用 |
| 二、网络政治参与:政治传播反馈的形式和政治秩序维护的途径 |
| (一) 网络政治参与是民众对政治传播反馈的重要形式 |
| (二) 网络政治参与和反馈对政治秩序的积极影响 |
| (三) 当前我国无序的网络政治参与和反馈对政治秩序造成的威胁 |
| 三、建立畅通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反馈体系,促进政治秩序稳定 |
| (一) 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的主体建设 |
| (二) 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的政府治理 |
| (三) 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的环境改善 |
| 第八章 国际层面的维护:对外政治传播与国际认同 |
| 一、对外政治传播对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性 |
| (一) 国际认同:国家政治安全的国际层面 |
| (二) 对外政治传播对获得国际认同的重要作用 |
| 二、当前我国对外政治传播存在的问题及对国际认同的影响 |
| (一) 传播理念的相对滞后不利于国际认知的实现 |
| (二) 传播话语的相对弱势不利于国际认可的实现 |
| (三) 传播途径的相对单一不利于国际认同的实现 |
| 三、加强对外政治传播建设,积极促进国际认同 |
| (一) 促进传播内容整合,全面增强国际认同基础 |
| (二) 加强传播话语建设,构建中国特色大国话语体系 |
| (三) 完善传播模式,多途径提升国际认同水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知识经济时代下中国政府行为范式的转换趋向（论文参考文献）
- [1]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D]. 毕然.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2]面向智能互联时代的中国工业设计发展战略和路径研究[D]. 刘宁.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3]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研究[D]. 曹海苓.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5]中国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及其经济增长质量效应研究[D]. 高安刚. 广西大学, 2020(07)
- [6]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王胜男. 吉林大学, 2020(08)
- [7]复杂现代性视域下城市风险治理研究[D]. 祁文博. 苏州大学, 2020(06)
- [8]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D]. 杨伟荣.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2)
- [9]合作型地方法治的社会权力研究[D]. 陆俊杰.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2)
- [10]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研究[D]. 鞠丽华. 山东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