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反思中国哲学史百年历程的今天，作为学院派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张岱年的“以问题为中心研究法”值得深入探讨。这一方法离不开对“哲学”“中国哲学”“问题”等范畴作出辨析，采取了综合创新论的路数。它彰显了解析法的应用，高度注意历史之流变，建立在对中国传统哲学基本特征的概括之上。它综合了胡适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又和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的侯外庐学派的“社会史还原法”形成互补，构成了“以马解中”的另外一条基本路径；和劳思光的“基源问题研究法”相比较，张氏的方法仍然独具特色。
关键词：张岱年；以问题为中心；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在胡适以科学主义为指导写作了半部中国哲学史之后，冯友兰以人文主义为特色写作了多部中国哲学史的同时，20世纪30年代，一位27 岁的年轻人张岱年写出了五十多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虽然由于时代的原因此书没有在新中国成立前出版，但是，此书即便放在它首次出版的50年代，再版的80年代，乃至21世纪的今日，其特色还是十分鲜明。此特色即它是以问题为中心写作而成的。
一、概念的澄清
张岱年采取以问题为中心研究中国哲学史，这种说法本身已经包含了诸多范畴以及某些论题。值得称道的是，张岱年对此具有清醒的自觉意识。在其名作《中国哲学大纲》一书的序论中，以及差不多同期写作的若干哲学论文①比如《谭“理”》《“问题”》《论外界的实在》等文章，参见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他就对“哲学”“中国哲学”“问题”等概念作出了澄清。这种做法本身一方面显示了哲学的反思本质；另一方面，也以确凿的证据表明张岱年处处贯彻着他对理想哲学的追求。众所周知，张岱年希望理想的哲学是“唯物”“解析”和“理想”的统一。而“解析”的题中之义之一，就是对所涉及的哲学问题、体系、命题、概念、范畴作出梳理和分析。
首先，张岱年对“哲学”范畴提出了他的理解。
他认为，“哲学是研讨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1]1。（《序论》）他把哲学看作一个“类称”，因此，虽然“哲学”这个概念翻译自西方术语，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西方哲学才是哲学，中国的相应的学问，比如先秦的诸子学、魏晋的玄学、宋明清的道学或者义理之学，也是哲学。也就是说，所谓“哲学”是一个一般的概念，在此之下，有一个特例叫作西方哲学，还有一个特例叫作中国哲学：它们的总名叫做“哲学”。
其次，张岱年对“中国哲学”做出了诠释。
他在两层意义上来理解中国哲学。第一，所谓中国哲学指的是中国系的哲学，而不是中国人的哲学。他认为哲学可以分为中国系、西洋系、印度系等数系。显然这种区分的标准不是地域，而是文化。虽然文化从其诞生之初算起必然和地域存在连带关系，但是，成熟的文化可以脱离地域而进入原先为别的文化所统治的地域进行传播，佛教传入中国即是典型的例子。从这个角度看，在中国的哲学完全可以是以其他文化（比如西洋文化、印度文化）为依托的哲学。可是，其本质却不是中国系的哲学，而是其他哲学在中国。由于在中国的其他哲学常常以主张者为中国人而极易被混淆为就是中国哲学，张岱年明确指出，中国哲学是指中国系的哲学，而不是指中国人的哲学。比如，张岱年认为佛教本质上是印度系的哲学，因此，虽然隋唐之后很多中国人也主张佛学，但他们所主张者不是中国系的哲学，所以他对此不做考察。从《中国哲学大纲》这本书之外张岱年整体的思想探索来看，他的确不甚重视佛学。如果联系他多次所说的自己的贡献之一在于对中国哲学史的探索来看，我们可以更加确证，张岱年所理解的哲学，根本上是中国系的哲学。
第二，张岱年认为，中国哲学指的是“中国系的一般哲学”[1]1，（《序论》）而不是中国系的特殊哲学。他认为所谓特殊哲学指的是特殊学科的哲学，比如美术哲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等。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广义上张岱年认为中国哲学分为五个部分：宇宙论、致知论、人生论、历史哲学以及政治哲学，虽然在《中国哲学大纲》中他主要讨论了前面三个部分。那么，他为什么又把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作为特殊哲学而摒弃在一般哲学之外呢？对此具有三个解释：
1）中国哲学“三部分论”和“五部分论”或许是张岱年不同历史时期的观点，至少在写作《中国哲学大纲》时他倾向于“三部分论”。同时，他认为“三部分论”是中国哲学之主流，其他则是支流，可暂不讨论。
胡、冯二人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在历史上影响深入而广泛。我们以为他们分别开创了以科学主义或者人文主义为特色的先河，是写作中国哲学史的典范。纵观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即便在《中国哲学大纲》一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受到了胡适和冯友兰的影响，一定意义上我们不妨说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综合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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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么一来张岱年的思想中似乎存在着某种紧张。因为既然中国系的一般哲学离不开特殊哲学，甚至只要是研究了特殊哲学就可以成为中国系的一般哲学的一部分，乃至中国系的一般哲学本身，那么，将中国系的一般哲学和中国系的特殊哲学作出区分便意义不大。于是我们只能说，由于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等不是中国系的一般哲学的主流，所以可以暂时不做考察；我们甚至最好引进第二种解释以消除张岱年思想中的这层紧张。因为，如果说历史学、政治学还有专门学科的话，那么宇宙学、认识学以及人生学更多地和哲学相关。
再次，张岱年对“问题”这一范畴作出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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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中国哲学大纲》之前，张岱年对“问题”概念本身也有过一番探索。1932年他写作了《“问题”》一文。在其文中他指出：“每一问题都是根据一个命题的。每一问题都包括了一个断语。”[4]46他又说：“对于任何问题，都应该考察一下它是根据什么命题，更应审察这个命题究竟是真是妄。如果不作此项审察，贸然根据错误的命题而提出问题，进行研讨，则这种研讨必然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4]47也就是说，正确的问题总是预设了所问之物的存在。从张岱年对“问题”的理解上，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在以问题为中心进行中国哲学研究之前，张氏不厌其烦地对“哲学”“中国哲学”作出概念的厘定：一方面这是缘于其解析的哲学风格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以问题为中心研究法的前提是这些问题所指向之物的确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张氏与其说是在进行概念澄清，不如说是在以概念澄清的方式确立这些概念所代表之物的存在。因此，他的以上工作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和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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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耕老师签字赠我的散文诗选集名《爝火之音》。这是自谦。“爝火，犹炬火也，亦小火也”（成玄英《庄子·逍遥游》疏）。
最后，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在方法论上也贯彻了其“综合创新”的路数。
阅读《中国哲学大纲》，需要问的是在本书中张岱年有没有“以西解中”。自从20世纪末、21世纪初学界提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以来，“以西解中”成了刻画中国哲学研究之现状的一个专门术语。但是，何谓“以西解中”，对此学界似乎缺乏明晰的界定。笔者以为，所谓“以西解中”（或者与之相联系的“以中解中”“以马解中”）可以从多个层面加以理解。首先，从问题的层面看，“以西解中”的意思是用西方哲学的问题来代替中国哲学的问题，以此来统领中国哲学的研究；其次，从命题的层面来看，就是试图用西方哲学的命题来概括中国哲学；再次，从范畴的层面来看，就是试图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刻画中国哲学；又次，从体系的层面来看，就是试图用西方哲学的体系开规范中国哲学之先河。
(1) 桩土应力比与地基变形沉降量随着褥垫层厚度的增大而逐渐减小。当褥垫层厚度超过某一限值时，桩的优点得不到发挥，沉降量反而会增加；太薄时，复合地基应力过于集中在桩体，土很难发挥作用。在实际工程设计过程中，褥垫层能够确保桩土共同工作，为更好地协调桩、桩间土间的荷载分担，褥垫层厚度的取值尤为重要，一般为桩径40%～60%。
如果以此标准来反观张岱年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张氏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染上了“以西解中”的色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他根本上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考察中国哲学。他说：“可以说，有一类学问，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学，这一类学问之总名是哲学。如此，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入此类者，都可叫作哲学。以此意义看哲学，则中国旧日关于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论，便非不可命为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在根本态度上未必同；然而在问题及对象上及其在诸学术中的位置上，则与西洋哲学颇为相当。”[1]2（《序论》）
第二，张岱年试图从总体上将缺乏外在系统的中国哲学形式化、系统化。
从历史的角度看，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是以郭沫若、“侯外庐学派”为典型。但是，在其后，这种方法被模式化、僵硬化，形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军对垒”的研究格式，一定程度上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从这个角度看，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的存在意义非凡，功莫大焉：它表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也可以写出另种形式的漂亮的中国哲学史的。
之所以要讨论张岱年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以西解中”的成分，并不是意图批评张先生的研究缺乏中国特色，而是要指出，正如张岱年自己多次所指出的，在中西文化相遇的现代，正确的选择是“综合创新”。此论在广义上是文化创造的方法论指导，在狭义上则是哲学创造的原则。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也不妨采取“综合创新”的方法——如果我们采用以上问题、命题、范畴、体系的层次区分法，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这些层次上，可以进行中西哲学的综合性探索。当然，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张岱年尚未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但他对中国历史上唯物主义和“对理法”（辩证法）的阐发，可以看作是和马克思主义具有某种匹配性的内容。其以综合为创新的方法论特征是十分明显的。
二、张氏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特点
联系《中国哲学大纲》以及其后的相关研究，还有张岱年晚年自身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反思，张氏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具有如下四个基本特点。从某种角度看，这些特点均“以问题为中心研究法”为主干，是从不同侧面为其服务的。
第一，以问题为中心。
《触电》这首诗具有强烈的构成性，是整体与通感的。通感一般是把分属于不同“感觉域”的词或词组，通过特定的语法手段组合在一起，使核心意象的词义发生变化——感染上其他“感觉域”所特有的色彩，从而形成通感意象。
如果我们仔细剖析《中国哲学大纲》中张岱年对“问题”的理解，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在严格的意义上其实指的是“论题”。用英文来表达，这层意思可以更加显豁：在中国的语言中，“问题”既可以是疑问，即question 或者problem，也可以是方面、论域、内容、论题，即issue。众所周知，张岱年在此书中主要讨论了宇宙论、人生论以及致知论三大部分。对于这三大部分，虽然我们也可以提出“中国哲学的宇宙论是什么”“老子认为世界的本根是什么”“孔子的人生理想是什么”之类的问题（question），但其实张氏讨论的是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三大论题（issue）。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大纲》的写作采取的是分门别类法。
晚年，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对问题研究法有新的理解和提法。他认为，“深入考察一个哲学家的思想，首先要联系他所处的历史时代，考察他要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5]53。显然，此处的问题指的是疑问意义上的问题，即question。这个意义上的问题分为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哲学家受到实际问题的刺激，提出理论问题；通过解决理论问题来从一个侧面解决实际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认为，从哲学史的发展来看，“每一时代的哲学思维，都有其讨论的基本问题。总赅古今而言，哲学基本问题就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5]54。这段话应该分两层看。首先，张岱年明确提出了每一个时代都有其讨论的基本问题。也就是说，此时的张岱年已经不再简单地把问题理解成某一个哲学家个人的问题，而是试图从时代的高度发现这个时代的哲学家面临的共同的问题。其次，显然是受到了时代氛围的影响，他认为从古到今的哲学基本问题只有一个，此即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里存在着某个断裂：因为前面一句说的是“每一时代”所讨论的基本问题，后面一句说的是“总赅古今而言”。显然，时代的基本问题和超越时代的问题是不同的。在下文张岱年又指出：“中国先秦时代，哲学基本问题是天道观问题。”[5]54在这句话中，他把时代问题和超越时代的问题统一起来了，时代也在讨论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同时，“天道观”一词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又等同于“宇宙论”[1]3，（《序论》）这就表明，在具体展开时代问题和超越时代的问题时，张岱年又将“问题”理解成“论题”。
3）也许更加重要的是第三种解释。张岱年把哲学理解为宇宙论、致知论、人生论之和。这种“和”不是机械的叠加，而是宽容的包含。也就是说，一个哲学家只要研究了其中一个部分，并对此提出了新的观点、新的论证，做出了新的贡献，那么，他就是在进行中国哲学的建设。他说：“哲学之研究，实以探索最根本的问题为能事。不论何派哲学家，其主要工作，或在研究宇宙之根本原理（或世界事物之源流），或在探讨人类生活之根本准则（或改造社会的道路），或在考察人类认识之根本规律（或科学知识之基础）。总而言之，凡关乎自然界、人类生活或人类认识之根本问题之研究，统谓之哲学。”[2]因此，哲学家可以建立哲学系统，但也可以对专门问题的探索、个别概念范畴的剖析、某些原则的阐发做出特殊的贡献，这些也是哲学[3]183。也就是说，哲学家不必面面俱到地对宇宙论、致知论、人生论等做出系统的研究，只要对其中一部分做出了探索也是在进行哲学研究。这种理解显然有利于“中国哲学”名称的确立。因为在中国很少有哲学家对它们作出系统的巨细无遗的研究，如果把中国哲学理解为“三部分”的机械叠加，那么，这就很可能否认在中国存在哲学；只有将哲学理解为三部分或者多部分的总和，只要涉及其中一部分就是哲学，才可能赋予中国哲学以合法性[3]180-200。
各地开展试点工作，应包括自然文明、用水文明、管理文明以及文化文明四个方面的建设内容；其指标体系应以地区自然、人文、经济社会禀赋条件为基础进行设计，并开展水生态文明评价。结合未来区域发展目标，提出符合区域特性的水生态文明建设原则，设计区域水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方案，以关键技术作为支撑开展区域水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以上这段分析的目的不在吹毛求疵，而是指出，“问题”具有多重含义。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主要以“论题”为中心展开研究。在其后的专著中，他既考虑到了人物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也探讨其把握到的理论问题。由于时代氛围的影响，他又把基本的理论问题理解为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在具体论述时，又往往把问题论题化来加以展开。
第二，注重解析法的运用。
解析法的运用首先变为对概念内涵的细致澄清。比如，他分析出了“本根”的三层含义：始义、究竟所待义以及统摄义，并且对本根概念和本体概念作出了意义对比。这种做法也即“析其辞命意谓”[1]18。（《自序》）在广义上，解析法所针对的，不仅是概念范畴，而且是哲学思想的基本性质以及它的内在条理系统，此即“审其基本倾向”和“察其条理系统”[1]18-19。（《自序》）
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张岱年将以上三条内容统一起来，明确提出了“理论分析方法”[5]44。这种方法要求对哲学概念范畴、哲学命题以及哲学体系作出不同的分析。对于哲学概念范畴，要分析出它的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描述出其历史演变，揭示出其理论意义和阶级意义。对于哲学命题，要发现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要揭示出其多层意义。对于哲学体系，要注意一个哲学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要考察每一个思想家的哲学理论的基本倾向，确定其基本性质，还要考察哲学体系内部概念范畴的层次。为了理解哲学学说的真谛及其所达到的深度，需要研究者“好学深思，心知其意”。
第三，注重历史之流变。
张岱年说：“发展或历史的观点，是永远有用的；想深切了解一个学说，必须了解其发展历程，考察其原始与流变。而在发展历程之考察中，尤应注意对立者之互转，概念意谓之变迁与转移，分解与融合；问题之发生与发展，起伏及消长；学说之发展与演变，在发展中，相反学说之对转，即学说由演变而转入于其相反；这都是应注意审勘的。”[1]19（《自序》）张岱年认为，这其实就是辩证法在中国哲学研究上的运用。在《中国哲学大纲》中他便贯彻了发展的观点。他对问题的研究并不局限于某个时代之一家一人，而是从历史发展着眼。正是这一点确保了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本质上是一部哲学史的著作。
第四，以对中国哲学基本特征的把握为支柱。
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张岱年提出中国哲学具有六个特点：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重人生而不重知论，重了悟而不重论证，既非依附科学亦不依附宗教。其中前三者为主要的，后三者为次要的。1957年，张岱年又明确提出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四个基本特点：本体与现象统一的观点；生活与思想一致的传统；在唯物主义方面，唯物主义和辩证观念相互结合的传统；生死自然观与无神论在哲学发展中的深刻影响。此外，张岱年认为，中国古代哲学还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基本范畴、基本概念，在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曾经提出并争论过一些有特殊提法的问题，这些可以算是比较次要的特点。
张岱年对“问题”本身的理解有着历史的变迁，其以问题为中心的基本做法甚至延续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他以人物、断代、学术思潮为中心的中国哲学史写作中去。可见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在张岱年那里存在时间之长、特色之深。当然，毋庸置疑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中国哲学史研究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也受到时代的影响，也有点把中国哲学史理解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军对垒”的倾向。
综合这些提法，笔者以为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是以对中国哲学基本特征的把握为支柱的，而这些基本特征比较重要的是如下方面，张氏在讨论中国哲学史时特意予以了突出。
1）在本根论上，中国哲学坚持本体与现象相统一的观点，从而和印度哲学以及西方哲学将本体与现象相分裂的观点区别开来。这一点张岱年在讨论本根概念的三层含义和多重特点时便予以了揭示。
由于MEMS陀螺随机信号易受环境温度、外界震动、陀螺自身温度、电压波动、电路稳定性、自身重复性差等因素影响[8],导致MEMS陀螺随机误差模型中结构参数和噪声统计特性波动明显,难以准确获取[5]。
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IL-17、RORrt蛋白表达升高，IL-10、Foxp3蛋白表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模型组相比，阳性组、黄芩茎叶黄酮组IL-17、RORrt蛋白表达降低，IL-10、Foxp3蛋白表达升高，具有剂量依赖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图4，表5。
2）在本根论和大化论上，同时也在知识论和方法论上，中国哲学具有唯物主义和辩证观念相互结合的传统。这突出地表现在张载和王夫之身上，他们既是主张气论的典型的唯物论者，又是对辩证法做出了深入诠释的哲学家。
在“瀛洲仙池”水利风景亚区，“霍童洞天”水利风景亚区，“虎贝天工”水利风景亚区，“溪海交融”水利风景亚区游区入口，交通站场等地，设置游客服务中心，游客服务中心不宜过大，可以木屋形式安置，游客服务中心提供咨询，导游，展览，礼品商品销售等活动，这些游客中心应经常向游客提供免费旅游印刷物，扫二维码关注公众号了解水利风景区总体情况。配置专职人员，安装电脑数控中心和旅游咨询触摸屏电脑，供游客休息、咨询、免费取阅游客手册或指南。
3）中国传统哲学高度重视人生论。
4）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识论比较薄弱。
其一，张岱年以挖掘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思想为自身的重要学术使命。他首次在中国哲学史中恢复了等同于唯物主义的“气论”的历史地位，明确把它列为和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相并列的一支，并且指出在现当代它是大有发展前途的。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本质上是以实用主义这一唯心主义的哲学来解中国哲学。张岱年在高度肯定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卷的同时，对下卷提出了批评。他说：“冯著《中国哲学史》下卷稍逊于上卷，主要是对于唯物主义哲学阐述不够。我则比较注意发掘中国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传统。”[8]
三、比较与讨论
张岱年以问题为中心研究中国哲学史，这种做法是独特的。
（一）与胡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比较
2）张岱年所谓的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等是指历史学、政治学等特殊学科中接近于哲学的一般原理。显然，在这个解释中，哲学本身和历史哲学等似乎分属不同的学科，因此，中国的历史哲学其实是中国的历史学的最高原理，它和哲学似乎是并列的。如果这样理解，张岱年不取中国的特殊哲学作为研究对象自有其道理，因为他毕竟是在研究哲学，而不是历史学或者政治学。
他受到胡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高度认同胡适的科学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第一条规则就要求立论必须“拿证据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体现了这个要求。劳思光认为“胡书根本缺乏‘哲学’成分，只有‘史’的成分”[6]305，虽然这是批评性的意见，但反而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彰显了胡适著作的特点。张岱年明确地继承了胡适的科学主义方法论。他说：“现在讲中国哲学，对于一个哲学家的学说有所诠释，实必须指出证据，实必须‘拿证据来’。因此今日讲中国哲学，引哲学家的原文，实不只是引，而亦是证；不是引述，而更是引证。”[1]19（《自序》）的确，我们阅读《中国哲学大纲》，常常会被其丰富的史料所折服。晚年的张岱年更是写作了《中国哲学史料学》专著，对中国哲学史研究一般会使用到的史料做出勘定、介绍。在笔者看来，这本书和其早年的《中国哲学大纲》是相得益彰的。《中国哲学大纲》引述宏丰，但毕竟侧重于理论的分析；到了《中国哲学史料学》一书则更自觉地显示了张岱年的史家功夫。
与此相联系，张岱年所受的胡适科学主义的影响还表现在解析方法的大规模运用以及对中国哲学史中知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讨论上。解析法本质上是科学主义在理论研究上的反映。在现AI写作作哲学史，清晰而深入的分析是必须的要求，这点即便是侧重于人文主义的冯友兰也不能例外。从内容上看，科学主义要求在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脉络中发现与之紧密联系的部分，此主要是知识论和方法论。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在这方面虽然内容比较单薄，却毫不犹豫地把包含了两者的“致知论”作为和宇宙论、人生论相并列的一项内容，其意图甚是明显。他实在是有见于对知识论和方法论的探求是现代科学主义昌盛的必然要求，所以试图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发现与之相匹配的部分，以此为基础进行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创新。
张岱年也受到了冯友兰人文主义特色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于人生论的高度重视上。众所周知，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此学既包含了一个形上学体系，又对社会文化有所论说，但闻名于世的显然是“人生境界论”。相对而言，“新理学”的形上学体系反而成了获取人生境界的手段，在理论建构上则沦为附属品。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既有独立的史的意义，又和其论的建构具有某种对应关系。也就是说，他的中国哲学史写作以人生境界论为重要指向。在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中，人生论的问题占据了其书几乎一半的篇幅。他明确说：“中国哲学之中心部分是人生论，人生论之中心部分是人生理想。”[1]254其所谓的人生理想，基本含义和冯友兰的人生境界相同。
在更广的层面上我们可以发现，张岱年受到的冯友兰的影响不限于冯氏的人文主义，而且，他对中国哲学基本内容、论题的思想恐怕也是来自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冯友兰明确地将哲学区分为三个部分：宇宙论、人生论及知识论[7]。张岱年毫无疑问接受了这种区分。如果我们比较冯友兰和张岱年对这三个论题的界定，这点可以更加明显。但是，张岱年也不是毫无保留地接受这种区分，他也有自己的创造。关键的一点在于，冯友兰是以西方哲学为蓝本划分中国哲学，张岱年则试图勾勒中国哲学自身的特色。因此，他以“致知论”来称呼在冯友兰那里属于“知识论”的内容。这种名词上的慎重其背后的关心甚大。
当然，张岱年之为张岱年，在很多方面他是超越了胡适和冯友兰，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从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来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张岱年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时显然主要是以问题（论题）为核心的。在展开论述的时候，一方面充分运用解析法，另一方面注重思想学说的历史流变，同时，又贯彻了他对中国哲学基本特点的理解。总起来看，他突出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三大部分，挖掘了古典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传统，这两点也是张氏多次明确表明的。如果我们结合张岱年在价值论、伦理学方面的成绩，以及他对“理想”的追求，就可以明白，古典哲学中的人生论，尤其是人生理想论也是为其高度重视的。
其二，张岱年自认的另一个重要学术使命是挖掘中国哲学固有的辩证法传统，用他的话说即“对理法”。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则旨在展示科学方法的运用。冯友兰的多种中国哲学史则以“负的方法”即直觉法为最高的方法。其间的差异十分明显。
其三，张岱年主张以“动的天人合一”代替“静的天人合一”。如上所述，人生理想也为张岱年所高度关注。在这方面，他和冯友兰的区别与对直觉法的推崇相联系，冯友兰认为人生境界的提升的关键在于主体觉解的程度和深度。虽然他同时肯定觉解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因此一定程度上也肯定了实践的合法性，在这种意义上的实践实际上可有可无，故张岱年将之称为“静的天人合一”[4]394。“动的天人合一”则要求以现实的手段改变世界。它是以对世界的唯物主义观点为前提，也是运用辩证法的结果。
（二）与社会史还原法的比较
张岱年被誉为“学院派马克思主义”。和他处于同一阵营的是“侯外庐学派”，他们以社会史还原法作为研究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基本方法。这种方法的本质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哲学史研究领域的运用。今日看来，张岱年没有直接使用社会史还原法，与其说是一种缺陷，不如说是某种优势。
不过，就命题和范畴层面而言，张岱年的中国特色是很明显的。比如，他用“对理法”来指称中国哲学中和西方哲学的辩证法相似之物。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哲学大纲》中随处可见，这是张岱年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自觉的努力。
当然，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张岱年没有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但其基本关心则是和马克思主义合拍的。他主张挖掘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传统，而这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张岱年的努力和社会史还原法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形成互补。因为后者突出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不妨说，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和郭沫若、“侯外庐学派”的思想史著作构成了“以马解中”的两条基本路径。在后一条路径因历史的重负而受到百般责难的情势下，张岱年所代表的路径有助于恢复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中国哲学史方法指导原则的地位。
此外，新时代山西旅游正在推进景区体制机制改革以确立市场主体，已经确定了149个重点景区的管理权与经营权分离。
（三）与劳思光的“基源问题研究法”的比较
在张岱年写出《中国哲学大纲》几十年后，劳思光不满于胡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特意以“基源问题研究法”为基本方法论，写出《新编中国哲学史》四卷。表面上劳思光和张岱年一样提出了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但是，细致地对比之下我们还是会发现张岱年的写法仍然颇具独创性①劳思光对于张岱年的工作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也怪不了他。《中国哲学大纲》虽然写于20世纪30年代，但是，此书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由于当时形势的限制，人在中国港台地区的劳思光自然无缘一睹。。
首先，从直观上看，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是以问题（论题）为中心写成的。而劳思光的《新编中国哲学史》虽然力图做到和胡适、冯友兰的哲学史著作相区别，但在形式上还是采用了以人物为章节的写法。这使得其根本意图没有和形式表现紧密结合起来。
③层淤泥质粉质黏土与粉细砂互层：青灰色，松散；饱和，软塑-流塑状态，粉细砂呈薄层状穿插于淤泥质土中，层厚不等，多为10～15cm。层厚15.80～19.60 m，层底标高-22.00～-16.60 m。
其次，张岱年的以问题为中心写作方法一定程度上已经具有了“基源问题研究法”之长，而更显自己特色。
劳思光指出：“所谓‘基源问题研究法’，是以逻辑意义的理论还原为始点，而以史学考证工作为助力，以统摄个别哲学活动于一定设准之下为归宿。”[9]148它具有三个特点：事实纪述的真实性、理论阐述的系统性、全面判断的统一性。它分别克服了系统研究法、发生研究法以及解析研究法的不足，而却吸取了它们的优点。
劳思光认为，系统研究法将所讨论的思想做出系统的陈述。它的优点不言自明。缺点在于：1）所讨论的思想除了可以被系统化的内容之外，还有“歧出旁生的观念”[9]141，对于这些观念系统研究法无能为力；2）哲学家可能只是在某些问题上具有独特的观念，在其他问题上的思索甚为浅薄，如果以系统研究法剖析之，很可能因为追求系统化的缘故而把创见遮盖；3）系统研究法难以避免研究者本人的思想系统的先验性，使得被研究的思想发生扭曲。
发生研究法关注的是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对此形成过程做出描述。它的长处在于能够尽量确保资料的客观性，短处在于往往使得研究者只看见零星片段的事实，不见理论的全体。由此得出的陈述本质上是史，而不是哲学。
解析法便是在研究中剖析哲学家所使用的词语的意义，整理他的一个个论证本身的结构以及论证之间彼此的逻辑关系。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我们可以得到许多精确而客观的结论。缺点在于它不能对哲学史研究整体提供一个统一的观点。
从劳思光对“基源问题研究法”之特点的揭示来看，他认为这种方法包含了以上三种方法的优点，而避免了它们的缺点。我们以为，其实张岱年的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也具有这三种方法的优点，而没有其不足。而且在著作的形式上张著又别具特色。
第一，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也使得哲学史呈现出自身的系统性。同时，由于不必对每一个哲学家作面面俱到的论述，所以，可以吸取哲学家在某些方面的特长，而忽略其在其他方面的不足。如此，即便哲学家不是在各个方面都是优秀的，只要他在某个方面有独到贡献，他就可以被照顾到。对于哲学家思想中歧出的观念，由于我们的系统不是依照哲学而来，而是依照问题而来，因此，歧出的观念如果足够特异，就可以被吸收到属于它的论域中去，反而丰富了哲学史的研究，而不以之为负担。
第二，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并没有拒绝客观而严密的史料考证。这点上文已说。
第三，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法是和解析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这点上文也已说过。劳思光担心解析法不能提供对哲学史的统一认识。但是，在张岱年那里，解析法是作为哲学研究方法之一种而使用的，对于哲学史的统一看法在使用这个方法之前就已经具备。因此，张岱年运用解析法可以得其所长而避其所短。
第四，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也是具有普遍性的。所谓普遍性，在此的意思是人人可用。劳思光认为：“我们讨论方法问题的时候，要自觉地不涉及个人才智问题。某些有特殊才智的个人，可能写出极好的作品，但那并不表示他有一种自觉的方法。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方法，是假定为一切研究者都可以使用的方法，而去努力发现它。这里不能诉于天才的助力——虽然我们也希望这种方法不致限制研究者的天才。”[9]147或许劳思光“一切研究都可以使用”这种说法有点极端，因为方法本身也是需要训练之后才能掌握，而且的确存在方法和人之间的亲和性的问题，不过其基本意思我们还是可以同意的。这里要说的是，张岱年的研究方法也是满足人人可用这个要求的。在上文厘清了其方法论的内涵之后，再反复参看这种方法所得出的成果，假以时日，我们也是能够运用这种方法的。
总之，劳思光对以往哲学史研究所使用的方法的反思以及对“基源问题研究法”的提倡是值得重视的。不过，张岱年的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在对方法的反思上达到了同样的深度，而且和“基源问题研究法”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从形式上看，张岱年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写成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大纲》似乎还胜过劳思光的四卷本《新编中国哲学史》，迄今仍未被超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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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三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5.
[3]刘静芳.综合创造的哲学与哲学的综合创造——张岱年哲学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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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一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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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八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463.
[9]劳思光.论中国哲学史之方法[G]//韦政通.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Problem-centered Research Method”——Reflection on Zhang Dainian's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AI Zhidong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Law,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Abstract: Nowadays,when centennial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becomes an issue that leads to hot reflection among its researchers,the“problem-centered research method” of Zhang Dainian,as an academic historian of Marxist philosophy,deserves an in-depth discussion.It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categories of“philosophy”,“Chinese philosophy”and“problems”,adopting the research method of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theory.Based on the generalization of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the method highlights the application of analytical method and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historical changes.In integrating Hu Shi's and Feng Youlan's research method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omplementing with Hou Wailu's “Method of Restoration of Social History”,who is also a Marxist philosopher,it constitutes another basic way of “interpreting Chinese philosophy with Marxist philosophy”.Compared with Lao Siguang's “basic source research method”,Zhang's “problem-centered research method”still has its unique features.
Key words:Zhang Dainian；Problem-centered；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Methodology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19.05.012
作者简介：蔡志栋（1978-），男，上海人，副教授，哲学博士。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实践智慧视野下的冯契哲学研究”（19YJA72000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当代中国哲学史（1949-2009）”（11&ZD085）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19)05-0074-08
收稿日期：2019-05-02
（责任编校：耿春红英文校对：杨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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