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此文以对《人物志》的研究为例探讨中西方研究的认知差异，进而对照和反思本土管理思想研究的某些偏失，探讨本土管理智慧的发掘方向，在研究思路上具有参照价值，也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见解。该文的观点或可商榷，提法或可斟酌，但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和中国话语的管理研究。在现有研究中，从外在情境比较中界定中西管理实务差异较为多见，而从认知观点比较中探究因文化、思维、方法等方面的差异而产生的中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还有待深入。故希望以此文作为一个引子，欢迎更多学者参与相关讨论，进一步扩展管理学各个领域的中西比较研究，以期通过中西方差异的比较，探讨中西方管理研究在理念、方法、范式等方面的异同，以推进管理学研究的深入。
通过实验和访谈，实验对象认为以情感态度价值观为主的课程在一定程度上虽然可以缓解学习障碍，但不能做到面面俱到。学习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学习者的需求也是因人而异的，在面对技能的学习上，生动的语言描述和和情感价值观的讲授方法并不是特别有效，而更加有效的课程设计策略还有待研究。据此，实验过后，继续寻找文献，发现只有黄璐[19]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些设计策略(见表2)可供参考。
摘要：当代对传统经典《人物志》的研究，采用西方视角进行科学式分析无法探究真正的本土文化资源。通过比较中西方学术研究的思维差异及方法差异，说明西方范式主导下忽略或埋没中国智慧的原因。研究发现，在不同研究思路及研究逻辑支配下，发掘本土管理智慧遭遇了一系列问题：中国素材与中国智慧的混淆和误判、西方视角对中国智慧的遮蔽与淡化、中国管理研究的主体地位丧失，进而反映出本土学术思维的缺乏。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国智慧，需要用中国话语和中国视角去发掘，不能简单套用西方路数。在西方范式为主流的学术背景下，中国学术研究更需瞄准自身定位。
关键词： 《人物志》； 人才研究； 中西差异； 中国传统思想； 中国智慧
1 《人物志》研究及其西方视角下的解读与异化
三国时期魏国刘劭编写了一本关于识才用人、成就大业的《人物志》，150年后的十六国时期，西凉刘昞认为此书言简意赅，为让后人充分理解此书的深意，为其作注，对内容做了一些增补，此注随书流传至今。由于《人物志》所涵盖的理论融会贯通了儒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先秦两汉时期的学术思想，在知人、识人、用人、培养人等各个方面都有非常独到的见解和全面周详的论述，受到了后世的高度评价。
唐代刘知几[1]613-614的《史通·自叙》评论说：“五常异禀，百行殊轨，能有兼偏，知(智)有长短。苟随才而任使，则片善不遗，必求备而后用，则举世莫可，故刘劭《人物志》生焉。”李德裕在《李卫公外集》中专门写有《人物志论》，开篇就说：“余尝览《人物志》，观其索隐精微，研几玄妙，实天下奇才。”[2]216宋代阮逸为《人物志》作序说：“刘劭《人物志》十二篇，极数万言，其述性品之上下，材质之兼偏，研幽摘微，一贯于道，若度之长短，权之轻重，无铢发弊也。……是书也，博而畅，辨而不肆，非众说之流也。王者得之，为知人之龟鉴；士君子得之，为治性修身之檠栝，其效不为小矣。予安得不序而传之？媲夫良金美玉，籝椟一启，而观者必知其宝也。”[3]233明代郑旻在《重刻〈人物志〉跋》中说：“辨性质而准之中庸，甄材品以程其职任。事核词章，三代而下，善评人物者，莫或能逾之矣。”[3]236到民国时期，在文化艺术领域百花争鸣的大背景下，学者章太炎[4]、陈寅恪[5]、冯友兰[6]、牟宗三[7]、任继愈[8]和汤用彤[9]均从不同角度对此书有所论述。这些论著，大多从学术流派渊源角度进行分析，注重其哲学思想和学风变迁方面的影响。
1937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施莱奥克将此书编译成英文出版(译名为TheStudyofHumanAbilities:TheJenWuChihofLiuShao)，引起国外学界的广泛关注，使其在西方的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研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此后，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大背景，管理学、心理学等西方社会科学在我国蓬勃发展，这本书重回我国管理学者的视野，研究思路也基本遵循西方式人力资源分析，涌现出了一系列从心理学、管理学、人才测评等角度评述《人物志》的文章[10～12]。
1.人民币汇率预期对货物贸易项下跨境资金流出具有显著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预期对货物贸易跨境资金流出的影响显著，且这种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种具有滞后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人民币汇率刚开始出现贬值预期时，并未对货物贸易项下跨境资金流出产生影响，但一段时间后，市场交易主体意识到人民币汇率贬值将继续加大时，货物贸易项下跨境资金流出开始出现持续减少的趋势，这种趋势随着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的加深而保持一段较长时间。
尽管不断有学者呼吁，要突破管理学研究的原有范式，越来越多的人对管理研究的中国范式充满期待，认为用中国的文化来理解当代中国的管理实践是很好的想法[22]，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必须与中国传统哲学紧密结合[23]。遗憾的是，凡是涉及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管理学界就难以避免地产生出沟通差异和理解错位，具体表现在你对他说智慧，他对你说素材；你对他说素材，他对你说方法；你对他说方法，他对你说智慧。发掘中国传统管理智慧所出现的误解和偏失，不仅体现在西方视角下对传统文化解读的异化与偏差，更表现为国内学者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不足和虚骄，分不清中国素材与中国智慧，以西方思维淡化中国智慧，丧失中国管理的主体性地位。各种意识混淆掺杂在管理研究中，造成了研究思路混乱和研究路径迷失，中国管理研究汲取传统文化营养面临着一系列的认知偏向。
作为我国最早进行人才测评与研究的系统性专著，《人物志》传到国外，始终被作为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素材，以西方学术模式来理解，侧重于对其进行心理学分析。而国内对《人物志》的研究，最初集中于对其哲学思想和学风变迁影响方面的解读，后受现代学科分化和科学思维的影响，开始追随西方对《人物志》的定位，从心理学、行为科学或者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视角进行论述。纵观《人物志》研究的发展脉络，中国学者的解读经历了一个从传统文化视角向西方心理学、管理学视角靠拢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出的中西方研究思维差异，以及由这种差异带来的对中国传统学术的重新认识，都值得进一步思考。随着管理学界对本土研究的日益重视，以《人物志》在东西方学术中的认知不同为例，推动管理学研究对中国思维和中国智慧的发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感冒90%左右由病毒引起，病毒引起的感冒可自愈，5～7天病毒可以被身体自主清除，伴随产生的流鼻涕、咳嗽等症状可能会持续14天左右，有些人的咳嗽时间可能会更长些。感冒通常不需要使用抗病毒的药物，如金刚烷胺、利巴韦林等。（流感除外，甲流初期可以选用抗病毒药奥司他韦）。老百姓常用的所谓“消炎药”（即抗生素）如阿莫西林等是用来治疗细菌感染的，对病毒感染没有作用，吃了反倒容易引起腹泻、皮疹、过敏等副作用，同时也容易加速细菌耐药，产生超级耐药细菌。
在西方视角下，学者们对《人物志》的关注点聚焦于才性鉴定的方法、人格类型的划分、德行测评的方式、蕴含的人才心理学思想等。这些关注点以行为科学及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为切入视角，提取了同西方研究思路相契合的片段及相关因素，进行了一系列科学式分析。在这种研究模式下，《人物志》所提供的仅仅是中国素材，而绝非中国思想。客观地说，《人物志》被作为心理学著作和人力资源管理著作的确事出有因，它对于人才评价的论述和研究路径，同当代西方心理学、行为科学的研究呈现出较高的吻合度。然而，作为我国古代系统论述人才品鉴的一部专著，其内容具有独特的价值，绝非西方学界所解读的那般，仅仅是一本研究人才能力的心理学著作。
从西方视角对《人物志》的误读背后，可以看出明显的中国智慧及中国素材间的混淆。如果说，人格分类、才性鉴定、德行测评等内容因符合西方行为科学的审美而受到重视，作为中国学者，更该清醒认识到这些内容并非无源之水，其背后是绵延几千年的东方智慧的累积，是东方智慧的外在表达。在这一前提之下，对各种符合西方审美的中国素材进行技术层面的运用，若仅仅只停留在剖析技术层面，就有可能犯买椟还珠的错误。
永靖县农业生产基础薄弱，劳动强度大，生产成本高，产品销售难制约着全县现代农业发展，“互联网+现代农业”模式是推进产业扶贫、实现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建议将永靖县列为农业信息化示范县，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力度，大力推广“互联网+智能化生产”“互联网+电商”“互联网+服务”等模式，提高农业生产经营信息化水平，实现农业节本增效，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人物志》这部著作，本身对于究竟什么是中国传统思维并没有详尽阐述，甚至鲜有文字描述。结合当时的学术环境，这种思维是潜移默化、自然而然的。但运用于当今的管理研究，需要透过《人物志》具体内容的铺陈，将文本中隐含的治学方法和研究思路挖掘出来，明确刘劭为什么这样说而不是那样说，为何如此而不是如彼。在严谨细致的探究和挖掘中，发觉用西学思路面对中学材料时的错位和尴尬，用西学思维面对中国智慧时的遮蔽与淡化，因此中国管理在向传统文化寻求智慧时，研究思路应该发生转变，由把传统著作当作素材范本转变为把它们看作中国智慧和方法的范本。放在管理学研究乃至社会科学研究更广阔的背景下，把仅仅从历史资料中挖掘适合当今的素材，变为探究中国传统的思维、认知和行为机制。这对西方学者而言可能过于严苛，但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却是借鉴传统文化的必经之路，也是中国管理研究发掘传统资源、构建本土化学说的必经之路。
2 中西方研究的思维差异与方法差异
西方视角对《人物志》的要素式解读源于中西方学术研究思维的差异，是不同研究思路及研究逻辑下的必然结果。
2.1 中西方研究的思维差异
牟宗三[7]51在评价《人物志》时，曾对中西方研究思路的差异有过非常精妙的叙述。他描绘在中国的研究路数下，“每一‘个体的人’皆是生命的创造品、结晶品。他存在于世间里，有其种种生动活泼的表现形态或姿态。直接就这种表现形态或姿态而品鉴其源委，这便是《人物志》的工作。这是直接就个体的生命人格，整全地、如其为人地而品鉴之。这犹之乎品鉴一个艺术品一样。人是天地创生的一个生命结晶的艺术品。我们也须要直接地品鉴地来了解之。这种了解才是真正关于人的学问，乃是中国学术文化中所特着重的一个方向”。比较之下，西方的研究思路就显得截然不同，“西方科学路数中那关于人的学问，如心理学、生理学、人类学等，都不是直接就个体的生命人格、整全地、如其为人地来品鉴之。它们就人的存在，分解出某一面现象而论述其法则，然终不能还原其为一整全的人、为一整全的个体生命人格。这种科学路数中的论述不是品鉴的论述，乃是指物的论述，亦称为科学语言的论述”。从这些论述中，可以清楚地辨析出中西方在人才研究方面的不同路数，西方侧重的是科学语言的论述，从研究对象分解出现象，进而引申出法则，追寻的是理性客观主导下的科学性、可操作性；而中国学术文化侧重生命人格的品鉴，更偏重于通过模糊直接的感悟和体会来整体把握，是关于“全幅人性”的领悟。正如对一幅名画的研究，西方路数是分析其透视原理和色彩合成，突出科学与理性；中国路数是整体观察并感受其意境和神韵，突出品鉴与智悟。正是这种差别，使牟宗三[7]强调中国人物品鉴的道德和美学倾向，将其称为艺术境界和智悟境界。
从黑格尔对孔子的评价，可以一窥西方思维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进而掌握中西方思维下对学术的认识差异。对于孔子，黑格尔[19]119-120曾对其道德学说不屑一顾，抨击道：“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从黑格尔的眼光看，孔子的论著因缺乏思辨而毫无价值，这种认识潜含了一个判断——中国式思辨、感知式思辨不是思辨。对黑格尔所代表的西方学术思维而言，孔子式的智慧性表达不过是老生常谈，没有抽象，没有概念性的推理，以此为代表的中国式思维没有思想价值。在西学的研究思路下，严格按照三段论进行逻辑推理、归纳和演绎的才是真学问，认为符合逻辑的才是思想，才算思辨，这是用西学眼光看待中学的最大问题。
更进一步，由于西方和中国做学问的基本思路截然不同，两者在处理主客体关系这个问题上也大不相同。西方文化讲究中立、客观、理性，从第三者角度出发，研究对象和主体彼此独立，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对立的状态，强调主体和客体的对立。而中国往往是介入式研究，讲究从主客合一到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把自然人格化，把人融入自然中，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尽管西方心理学也有介入式研究，但前提却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依然遵循主体的客观和独立。《人物志》对人的种种品鉴和认知，不是以因素分析为前提的，而是将对象转化为自身感受所得到的，这种转化实现了从主客对立到主客统一。就像中国书画的技巧，意之所在就是着墨之处，其作品散焦而意聚；而西式绘画遵循聚焦透视的规则，作者始终在作品之外。中国传统文化中，主客统一、天人合一思想比比皆是，而西方视角由于主客对立的前提设定难以理解其中的意境。当然，无论是主客统一还是主客对立，只是东西方不同思维下处理主客体关系的差异，并无优劣对错之分。但不同思维差异造成的理解差异以及由此引发的研究视角差异，需要谨慎对待。
由此可见，用西方思维来理解孔子，哪怕小心谨慎追求客观公正，也会由于思维模式的差异而导致难以感同身受。所谓汉学研究，往往是摘取与西方思维合拍的成分去论证西方原理的普适性。尤其是无法发现孔老墨庄申韩思想差别的形成机制，更不能感受在人物品鉴的同一素材上形成的不同悟知，而只能看到先哲的论述有大量重复和冗余(即黑格尔所说的老生常谈)，看不到其中的智慧闪光(即牟宗三所说的欣趣判断)。西方人解读《人物志》，就像黑格尔评价孔子，不同的是，黑格尔因孔子不符合西方思维模式而贬低，施莱奥克则因发现《人物志》中的分类、描述、鉴别的表述与实验心理学相类似而褒扬。这种贬低和褒扬，看似相反，实出一辙，都是用西方逻辑分析的套路来解释中国素材，却无法提炼出其中真正蕴含的中国智慧。这是西方视角解读《人物志》的最大不足，也是当代接受了西式学术训练的中国学者在本土研究中常见的偏差。
2.2 中西方研究的方法差异
西方管理研究注重计算和执行，偏重硬性的工具、方法和技术，强调管理工具、管理手段、管理方法等；而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注重形而上的思维方式，偏重软性的管理智慧，强调管理理念、管理思想、管理哲学等。相比西方管理追求工具理性及科学性，中国传统管理方法多以“用人艺术”而呈现。所以，中国式用人学问难以走向“科学”。而西方的管理研究，科学化一直是其主流。《人物志》这样一本人才品鉴的著作，在中国是智慧之作，而受到西方的关注的原因，则是其中包含的类型区分、评价方法、推论技术以及结论判断与西方的研究模式吻合。所以，他们看到了其中的“科学”，却难以发现其中的“智慧”。
事实上，中国传统人才研究的基本功力在感觉、领悟、拿捏，而非西方研究习惯下由理性所支配的测量与分类。在中国做学问，所强调的是不可多一分也不可少一分的主观感觉，这与西方崇尚科学、追求精确的黄金分割率不同。笔者并不否定西方管理研究的巨大价值，但却不倡导因此而排斥中国智慧。应该承认，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的感悟、拿捏，与西方管理学说尊崇的理性、精确各有所长。当代管理学发源于欧美，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往往有着强烈的工具理性追求，具有严密的数理支撑，这不仅是当代管理学的特点，也是其优势所在。那些借弘扬传统而排斥西学的观点，对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有害无益。但也要看到，中国在推进管理研究的过程中，专业教学多数是西式的，不仅关注管理思想、管理理论的掌握，更注重管理技术、手段、方法的运用，这种着眼点的确促进了我国管理研究的科学化。但是，在管理科学化的过程中，不应抛弃或者割裂同本土传统的联系。无论采取怎样先进的方法、技术、手段，管理研究最终需要同管理实践相结合，同中国的管理现状相联系，需要接地气、有成效，而非在象牙塔中自娱自乐。从技术层面看，中国传统管理方法已经老旧，但从智慧角度而言，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恰似陈年老酒，积淀了数千年的中国智慧，在时光的淬炼中更显弥足珍贵。诚然，管理必须有理性和技术，但管理不仅仅是理性和技术。无论管理的科学化需要怎样理性精确的手段，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文化与智慧都是管理实践中的有益营养。这种不能被量化的感悟与拿捏，可以消弭科学化的机械与冰冷，使管理回归“人的艺术”。HAMEL[20]指出，“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无非就是对两样东西的追求：让管理更加科学，让管理更富人性色彩”。贝尔等[21]29认为，管理学家努力追求的东西，既是一种“人性”，一种“道德哲学”，一种“精神科学”，又是一种“严谨的科学”。如果说西方管理理论体现的是严谨、精确、科学化，那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所展现的则是柔性、通达、人性化。学界应该关注二者的偶合，并促进其相得益彰。
显然, 变换矩阵(A-μB)-1B的最大特征值将对应于原广义矩阵特征值方程中最靠近偏移值μ的特征值, 这个变换过程通常称作shift-and-invert算法[6]. 标准矩阵特征值问题可以采用隐式重启Arnoldi方法求解最大幅值的特征值, 在MATLAB软件中对应于eigs函数调用.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物志》在不同价值观、不同学术思维的学者眼中呈现出了不同的解读视角，这是学术发展的正常现象。但从对《人物志》这本著作的翻译、解读，可以看出秉持西方学术思维的学者对中国传统思想及中国智慧的盲视。《人物志》的西方化、科学化解读确有必要，但应该同智慧化、感悟化并进。可以说，《人物志》的中西研究差异仿佛一面镜子，照出了中西方人才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差异，也揭示了发掘本土管理智慧产生偏失的深层原因。
3 本土管理智慧的发掘偏失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持续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要不断地深入贯彻以创新创业（即双创）带动就业的政策。普通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核心基地，在新时代更应该重视双创人才培养，将双创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融合方式贯穿于大学生培养的全过程[1-2]，扎实培养出具备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高素质双创人才。
3.1 中国素材与中国智慧的混淆及误判
西方对中国素材的理解，与中国人自己的理解，往往存在难以避免的沟通差异和认知异见。批评他们断章取义、穿凿附会可能过重，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不理解往往是无意的，甚至是善意的。但是，中西方之间确实存在着明显的思想隔阂，存在着真诚的误解。以《人物志》的主题为例，中国古代凡是论政言事的文献，都将人才品鉴作为管理思想的一个重要论题。从先秦诸子到汉代文献，都不乏识人用人的论述。但是，中国古代不存在西方式分类体系，所以，人才品鉴著作在目录学中散列于诸子。《隋书·经籍志》把《人物志》列入名家类[13]1 004，实际上，诸子中儒、道、法、纵横诸家，关于识人用人的著述更多。即便从接近于逻辑辨析的名家角度看，如果把《人物志》仅仅看作人才品鉴的逻辑推理著作，而忽视蕴含的其他内涵，就有可能买椟还珠。中国传统对人的研究是极为丰富的，几乎所有学问都把重心放在人与社会方面，这同希腊以来的西方传统把学问重心放在自然与宗教方面形成鲜明对照。从今天的人力资源管理角度观察，《人物志》无疑是古代相关著作的代表，它将这一主题在学理上加以深化，是一部系统、全面的人才评鉴著作，而且涉及的各部分内容不是要素的简单叠加构成，而是要素之间融合渗透的有机构成。
罗瑞争辩道：“我很被动啊！凭什么只有我是嫌疑人，你就没份吗？我看这个姓杨的警察是在吓唬我们，他是愿意跟我们合作的。”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必须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管理智慧之中，这样才能够把中国的传统智慧和哲学思想经过概念化的过程，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架构[24]。然而，国内大多数中西结合的创新管理理论，仅仅停留在对中国几千年博大精深学问的粗略剪接，远远没有再现古代先贤管理智慧的精髓，更谈不上概念化的引申及提炼，只是一味地与西方范式的管理理论生硬衔接。从传统智慧出发挖掘管理思想，不去平心静气地梳理体会传统智慧和哲学思想的深意，仅仅只提取些许中国素材，就打起管理本土化、中国式管理的旗号，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借鉴及对管理本土化的探寻难免太过浅薄。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为构建本土管理理论提供坚实基础及精神滋养，这种滋养及支持来自于其中蕴含的深刻的中国智慧，而非形式化、符号化的中国素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管理思想，更需要还原儒墨道法各家各派思想源流中的管理洞见。《人物志》研究的西方视角解读，正是用浅显直接的中国素材替代了中国智慧的深刻挖掘，将中国素材与西方技术方法简单套用，而忽略了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深刻洞见。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挖掘和运用过程中，类似的研究屡见不鲜。
如果说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的误解情有可原，那么，中国学者对传统的误解显然不容轻视。中国传统文献所遵循的治学之路，是不直接写出研究方法和思路，而以对材料的选取、点评、论断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让读者通过移情式思考来领悟相应的观点，并通过注释、训诂、疏证、考据加以深化发挥。所以，读古籍，只有读出字面以外的意思，才能领略其含义，只有看到原作未说出的话语，才能明白作者内心的想法。所谓“举一反三”，是入门、登堂、入室的步步递进，而不是我、你、他的平行类比；是增加纵深度，而不是扩大横截面。所以，当今中国学术在传统文化中需要汲取的是其中隐含的中国智慧，是透过各种符号和形式对蕴含文化的深刻理解及为我所用，而非简单地提取、搬运夹杂其中的中国素材。西方视角对中国智慧的理解是肤浅的，他们只看到了外化后的中国素材，却体会不了中国智慧的内在深意，他们以西方标榜的科学手段，排斥古老的传统方法，如此解读提取了中国素材，却忽略了中国智慧。对于西方人来说，这可以理解，但对中国学者来说，却是致命伤。将中国管理智慧提炼与中国素材提炼相混淆，对中国管理思想及传统智慧解读不够，是目前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取上述清洗干净的鲜切荸荠约500 g放入1 L的烧杯中，向烧杯中分别加入750 mL上述不同浓度的乙醇使荸荠完全浸泡在乙醇中，浸泡时间为 5 min。将浸泡后的荸荠，用无菌水以50 mL/s的速度淋洗5 min减少乙醇残留。将淋洗后的鲜切荸荠滤干，装入25 cm×28 cm厚度为0.01 mm的PE保鲜袋中放置在4 ℃下贮藏。
3.2 西方视角对中国智慧的遮蔽与淡化
《人物志》能够被西方重视，主要是其中的某些类型素材与西方学术旨趣可以融洽对接，人格分类、才性鉴定、德行测评等内容因符合西方行为科学的模式而受到重视，但这种西学框架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解读，无意识地遮蔽、淡化了中国智慧。真正读懂《人物志》，需要在科学形式及东方符号背后寻找支撑的力量，需要透过经验研究看出中国智慧，体味深奥玄妙中国智慧的独特价值。现有研究已揭示了本土化研究的种种局限[25]，中国学者在西方学术思维方式主导下对传统文化的不自觉扭曲比比皆是，因此解读传统文化及思想时，学术路径的选择视角值得斟酌。社会科学没有一个天然最优标准，产生同一结果的路径是多样的，学术的审美观也应该是多元的阴阳平衡，不应走向单一化的乏味[26]。单一视角的采纳，掩盖了传统文化全面的思想见解，无视其丰富的学术内涵，西方思维的推崇，忽略了隐含其中的中国智慧，引起了片面的误读。
如果仅从要素角度看，《人物志》同其他著作存在大量重叠。比如同《大戴礼记》中的《文王官人》相比较，就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大量类似之处[14]187-198。《大戴礼记》第72篇《文王官人》，以周文王与姜太公对话的方式，把考察人才的方法概括为6个方面，称为“六征”(《逸周书》第58篇《官人》与此内容相同[15]757-795，仅仅是对话人物变成了周文王与周公旦)。这还只是从经书角度观察，如果从史书和子书角度发掘，就会发现更多的雷同。学人中有《庄子·列御寇》解释的识人九原则(1)原文为九征：“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智)，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侧，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16]1 054，实践中有诸葛亮、李世民等人的操作方法[17,18]，在逻辑和素材上都与《人物志》的说法大同小异。西方学者不可能对中国文献进行全方位爬梳，他们以自己的学科素养和技能，把研究框架限定在人才心理学范围，对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人才品鉴思想选取自己可以进行研究操作的部分，以科学精确的西方视角加以解析。尤其是在现实研究中亦如此，往往是以中国数据来解释西方理论。这种做法只是简单选取了中国文献(或者调查资料)中符合西方思维习惯的部分材料，只看到了著作某些内容与西方心理学研究模式的契合，却没有看到在局部契合之外的整体文化观念，更没有看到以科学模式解析中国材料之后对中国智慧及中国思维的消解。即以中国素材验证西方理论，以西方方法驾驭中国素材。这种西化式的本土研究确实具有其学术价值，但不能以此囊括学界，更不能以此取代对中国智慧和中国思维的发掘。尤其是许多国内学者在“国学热”以及官方强调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以西方式方法训练，对中国文献寻章摘句，名曰弘扬传统，实则放弃传统的精神内涵，由此对中国学术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不察。
在中国管理学界对本土化理论、中国式管理、中国范式满怀希冀的背景下，不少学者意识到了传统智慧这一丰富的宝藏，开始寻求在管理理论构建中借鉴挖掘中国传统智慧，也对如何将中国传统智慧真正运用于现代管理，形成了一些初步结论[27]：①西方的管理理论应用于中华文化的土壤时，需要进一步的验证和修改；②中国智慧可补充西方理论的不足；③中西智慧配合，可将管理理论提升至一个更高的层次。可见，在探索管理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传统智慧所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它不仅在时间的长河中孕育出中国特色、深深扎根于中国情境，能够解决西方管理理论水土不服的问题，还在历史的洗礼中经受了重重淬炼，在现代创造性应用可以使来自西方的管理理论更加通达适用，为理性精密的西方管理理论增添更多的智慧及艺术光彩。
3.3 中国管理研究的主体地位丧失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西方管理学，最初被接受的主要是以法约尔为代表的管理过程理论和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学派，近20年来，以计量统计方法为主要手段的定量实证研究在管理学研究的应用中突飞猛进。这样的变化差异，体现了中西方文化差异所在，也体现了中国管理学发展的轨迹。中国管理在追赶西方管理的过程中，在推崇科学化、精确化方面愈行愈远。
目前中国管理研究的现状是，对西方管理模仿有余，而中国式管理建设不足。“不论是海外还是内地的中国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将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对理论的拓展、修正和完善上，而没有放在开发新理论上。”[22]管理研究的本土化在推进中遭遇了研究思维、研究对象、理论基础等一系列问题。在研究思维方面，不仅存在对西方理论及观念的先入为主、亦步亦趋，同时还存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及思想的视而不见。这起落之间，体现了本土管理思维的匮乏，也反映了中国管理学者并没有在借鉴模仿中寻找到自己的发展途径。而改变这种现状，需要在理论及文献储备中不仅重视西方理论的积累，更要有意识地对传统文化进行系统而深刻的梳理及挖掘。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中国智慧及管理思想，能够为培养本土管理思维提供营养充足的沃土。在研究对象方面，缺乏本土化管理思维，会导致习惯于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管理的现象，从而无视文化差异、思维差异下的不同管理情境。管理研究的中国化或本土化，需要提炼独特的研究问题以体现特殊的管理文化，需要用客观现象和现实观察引领研究，尤其是基于本土现象的客观观察，而非仅依靠现有的理论及文献。在理论基础方面，管理研究则更应避免西方管理理论先入为主的现象，秉持本土化的理论视角，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理论源泉，或者在本土文化中寻找解决本土现象的依据。传统的组织建制和运作机制、历代王朝的领导艺术、用人选人的制度安排、决策选择的制约考量等，这些都体现了中国独有的管理智慧，带有强烈的文化基因、行为习惯和中国特色，值得中国学者去斟酌体会。
中国管理学从西方引进以来，依次走过了学习、借鉴、模仿的阶段，带有深厚的西学烙印。在向学术前沿看齐的过程中，西方的学术标准几乎成为唯一标准，中国管理研究在演进过程中逐步失去了主体地位。正如《人物志》此类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独特管理智慧得不到强调与推崇，转而依赖西方科学形式化的表达来提取符合西方学术审美的中国素材。背后隐含的民族文化意识和本土学术思维的缺乏让人无法忽视，也折射出中西方学术自信的差异。这种误读本质是以西方的眼光观察本土资源，用西方范式审视中国传统，置自身于他者地位，抛却民族本位而主动采取西学本位。现代化以失去主体性为代价。
管理研究的发展与推进不应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标准。雷恩[28]307曾形象地指出，管理思想的演进中，“存在着旋律的重叠，各种主题在大调、小调的各种调式的变幻中演奏出来”。西学确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尤其是在符合科学的部分，但生活不完全是科学，真正认识生活，仅仅依靠科学无法全面解释。西学之长在其精细，西学之短在其隔阂，向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寻求启示，强调对中国智慧及中国经验的关照，恰好能弥补管理学在引入我国时所丢失的主体性地位，扭转用西方理论解读本土资源的现状，重新建立学术研究中的本土话语权。
4 结语
伴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社会科学在我国盛极一时，占领了主要的学术话语权，社会科学以向西方研究范式和西方学术符号靠拢为荣。面对西学的冲击，中国学者一直没能找到协调中西关系、融合中西思想的有效途径[29]。管理学如此，近代的社会科学亦如此。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学必须与西学对话，但中国学问如何做，如何处理差异性和一致性的问题，如何在普适性中寻找中国学问的独特性，都需要学者仔细考量。中国管理思想不应仅仅只是参与、迎合、靠近世界管理思想，更要实现与世界管理思想在未来的深度对话。当然，对话需要审慎，强调中国特色不代表反对全球化，学术研究本没有国别之分，区域差异不妨碍互相理解，也不否认一致性，认识差异性不应使一致性受到各种遮蔽、障碍、误解、错位。真正要掌握中国智慧，形成管理研究的中国话语，应当在方法上彰显开创有中国特色的格致心法。淡化西方范式下普遍的学科分类、知识灌输、概念界定、逻辑方法，突显中国传统治学中独特的格物致知、心领神会、因人施教，以类似于书院式的、感悟式的方法体验传统智慧，形成中国话语。
中国管理学者习惯了西方范式[26]，需要中国的主场，更需要中国的主体。《人物志》作为一本典型的传统人才著作，当然可以借鉴西方相关理论做现代式分析，但需适可而止而非削足适履。这是中国思想、中国智慧，需要中国话语、中国视角，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思路，更不能沦落为西方思想的中国表达。当西方范式及西方思维逐渐引领了东方文化之时，中国学者有责任去探寻中国管理思想的真实内涵和意蕴，在世界学术思想版图中锚定中国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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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theExplorationPathofTraditionalManagementWisdomBasedontheDifferencesbetweenChineseandtheWesternStudiesonJenWuChih
WANG Xiaojing1,2 CAO Rong2 LIU Wenrui2
(1.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an, China; 2.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China)
Abstract： It is less likely for researchers to explore true native cultural resources in the analysis of JenWuChih, a traditional classic, if perceive it from western perspectives in scientific way. The real reason of ignorance and missing of Chinese wisdom guiding by western methods will be revealed by studying the differences of academic researches and method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world.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re are a series of problems in exploring traditional management wisdom in different research ideas and research logic. It includes confusion and misjudgment between Chinese materials and Chinese wisdom, the concealment and dilution of Chinese wisdom from western perspective, and the loss of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which further reflects the lack of local academic thinking. The cor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s Chinese wisdom, which needs to be explored with Chinese discourse and Chinese perspective, and cannot be simply applied with western methods. Under the academic background that western paradigm is the mainstream, Chinese academic research should aim at its own orientation.
Keywords：JenWuChih; research on talent; Chinese and Western differences;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 Chinese wisdom
中图法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84X(2019)11-1593-08
DOI编码：10.3969/j.issn.1672-884x.2019.11.002
收稿日期：2019-02-26
基金项目：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重点项目(2017ZDXM-SF-088)；西安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19J99)
(编辑 桂林)
通讯作者：曹蓉(1968～)，女，河北高阳人。西北大学(西安市 710069)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行为学。E-mail:caorong@nwu.edu.cn
标签：中国论文; 智慧论文; 人物志论文; 中国传统论文; 思维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管理学论文; 《管理学报》2019年第11期论文; 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重点项目(2017ZDXM-SF-088)西安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19J99)论文;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论文;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