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祖荫下》是许烺光先生1941到1943年间在云南大理喜洲小镇的田野调查过程中所收集资料整理后写成，书中对以祖先崇拜为主的文化行为方式进行非常详细地描述和分析。书中着重探讨中国文化对于人的个性形成过程的影响，并不涉及人的个性对于文化的作用。本书把文化放入心理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层面，在方法上和视野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关键词】祖先；家族；文化个性；成长
一、作者和书目简介
作者许烺光，美籍人类学家，出生于辽宁庄河。虽说先生修身人类学，创立了心理人类学这一门学科。但是他的著作以及研究领域并不局限于此，它还涵盖了社会学、心理学等诸多行为科学，因而用王国璋教授的“行为科学家”来评价他颇为妥当。他的著作还具有极高的应用性，能够有效应用于企业管理、教育改革、社会工作等实践性工作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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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荫下》是许烺光先生1941到1943年间在云南大理喜洲小镇的田野调查过程中所收集资料整理后写成，书中对以祖先崇拜为主的文化行为方式进行非常详细地描述和分析。书中着重探讨中国文化对于人的个性形成过程的影响，并不涉及人的个性对于文化的作用。学界对《祖萌下》的评价都用到“传统”一词，指出该书延续着传统人类学家的方法。笔者读到先生之书时，眼前浮现而出他活动在田野间的身影：亲身观察着田野间“图景”的先生，仔细聆听着田野间“声音”的先生，用心体验着田野间“情感”的先生。正是因为先生辛勤地付出，为后辈生动呈现中国人性格的认知与坚持。创作《祖萌下》，先生有选择地运用了自己在田野调查中收集到的材料，而不是不加选择地进行材料的堆积。他以生动的民族志描述和系统的人类学分析向我们解释为什么中国文化以集体主义价值观为取向，提出中国人的基本个性和地位个性结构的观点。本书选择以喜洲镇作为田野对象，对该地区的行政归属、人口构成以及节庆民俗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的描述，立足于文献并发掘其深层的文化含义，全书共分十二章。从第二章开始，先生从灵魂凡人的住所，到生活劳动，婚丧嫁娶，宗族生息繁衍，无处不在的祖先灵魂生活等方面，阐释了在这种相信灵魂不灭的文化体系中，祖先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处不在。从第七章与祖先进行交流开始，抑或是人们对自己祖先生活方式的怀念、学习和继承。用不同于马克斯·韦伯的农业社会长者权威的方式，剖析了喜洲镇人民生活在祖先权威中可能存在意义与价值。回归先生“文化—人格”理论的心理人类学研究方式，对喜洲镇文化与喜洲镇人个性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小结中，从喜洲镇文化以小见大影射和观照了中国国家文化的血缘、宗族与个性本质。
二、重点解读之我见
（一）喜洲的文化类型
在书中，先生对喜州文化做了一个精辟而全面的总结。他提出五个因素，即包括父子同一的关系、性别疏远、大家庭的理想、教育的模式、祖先的愿望等。作者认为父子同一的关系是喜洲文化的首要因素，因为在喜洲这种传统的乡村，婚姻关系、亲属关系、谋生活动都服从于祖先的权威，目的即是繁衍与延续祖先的生活，因而使得责任和权益在父子间也是双方相互的。其次是对性别的区分对待，喜洲社会男女地位并不平等，夫妻关系往往低于父子关系。在父子关系上又衍生出“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理想”，对于这个理想的家庭成员来说，要在分享荣誉和物质的同时学会和睦相处。并简要介绍了学校和教育制度，强调教育是继承祖先的传统。先生从婴儿的出生和成长过程谈到了家庭、社会教育的目的与方法。认为“在喜洲镇，教育的首要目的是以父母、祖父母、甚至远祖的模式来培养他们后代。人们不让孩子自己发展，拥有个性独特的性格。他们关心的仅只是尽快使孩子符合传统规范的成人”。而这所持的观念即是所有活着的人是生活在他们祖先的荫庇之下的。因此在喜州镇，死者对生者持有怎样的态度，生者对于死者即有怎样的态度。而这联系祖先与子孙，表面在于祭祀神龛、宗祠，实际却在于喜州人行为中对祖先的崇拜与称颂，对通过求神、守戒、祭祀积阴德的热衷，但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些实际的利益，而这些愿望正是祖先所希望的。因此喜洲文化的第五个因素，即先民的愿望也即应运而生。
基于上述喜洲文化五要素共同特征的是权威。这种权威是以父子关系为中心的，一般表现在性别关系、大家庭理想和成人式的教育模式上，并且通过已故祖先的愿望使其得到进一步地加强。由于这一共同特征，作者分析了喜洲文化的另一个因素——竞争。文化对人格的影响首先是绝对服从权威，这使喜洲人的一切行为都符合习俗。且在社会允许范围内，每个人都会有对功成名就的强烈渴望，因为这样可以光宗耀祖。一个大家族的荣光正是来自于一代又一代的祖先在生前积累的，活着的人依靠死了的人庇佑。因此活着的人有也应该尽自己所能光宗耀祖。但是，正如先生所认为的，这种竞争的意识，极易使得大家庭的矛盾重重。喜洲人不仅通过“同屋檐下分家”的安全阀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大家庭亲属关系结构的完整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大家庭亲属关系结构的整体性。
颠覆传统是一种新生事物诞生的起始，也是对新生事物的考验和最艰难的时刻，传统的审美观念包含着一定的思想情感。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是针对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所主张的精神，认为现代主义的精神和模式并不能给出正确的答案。后现代主义反对固定不变的的逻辑和原则，更强调的是开放性和多元化。作为一种思潮，后现代主义从西方引起，涉及到世界的各个领域。因此，后现代主义主张的审美观念毫无疑问是一种颠覆传统审美观念的新时期。钢琴家约翰凯奇强调偶然性的运用，他认为生活只是生活本身，一切都要顺其自然，而无须刻意从混沌和偶然中寻找出什么秩序。颠覆了以往作曲家创作的观念，也由此成为了偶然音乐作曲家的早期代表人物。
（二）喜洲的家庭结构
作者经过田野调查后，在《祖荫下》写道：“每一户人家在社会习俗方面是一个独立的整体，但从经济意义来看就分成了若干个更小的单位”。换句话说，意即“同屋檐下分家”：这些家庭在同屋檐下分成许多小家庭，而分家分开的小家庭并不单独登记成户，“分家”之后家庭的神龛仍留在西屋，成员们一如既往地继续一起祭祀，而且一旦镇上发生大事，同屋檐下的小家庭就会立即联结成大家庭。这不同于中国的其他地方，要分家便分得干净。财产均分，在世的父母同样分得与儿子们一样的份额。至此以后，父子之间的金钱往来，都必须依附于债务关系，实行“有借有还”的原则。在笔者看来，这种同宅分家的现象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和演变的过程。在中国，宗族的概念根深蒂固。宗族，其实是一种大家庭理想必然的衍生物。一个家庭逐渐兴盛，繁衍出越来越多的后代，逐渐形成一个宗族。但当现代经济逐步代替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之后，试想人们还是会被宗族这样的“纸枷锁”束缚住吗？这里的同宅分家恰好证明了这样的社会演变。当然，喜洲镇的民众是以家族为核心的，这就决定了集体意志高于个人，由此个人荣辱也与家族紧密联系在一起。亲属关系以父系为根本，并均在祖先的荫庇之下，父亲掌握着儿子的生死权，而儿子必须侍奉、孝敬父母，父母亡故后，服丧是儿子应尽的义务。这个小镇的农民家庭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家庭的缩影，他们的生活让我们更加理解中国家庭。
（三）个性结构的生成
在总结了喜州文化和家庭结构之后，许烺光先生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样的一种文化对于形成一个人的人格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他采用林顿的观点，认为“文化在形成各种社会基本个性类型方面，以及在代表每一个社会的一系列地位个性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第223页）。从《祖荫下》表现出来的喜洲镇居民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文化模式）可以看出，权威和竞争是影响宗族内部人格最为重要的两个因素。前者包括“父子同一”模式，即大家庭理想模式下儿子要等到父亲过世后取得社会地位，确立以他为中心的新权威。并且，父子都受到祖先权威的限制。后者包括“为祖先争光”的荣耀模式，即为了取得祖先们最宠爱、最有才干后代的社会地位，其展开范围包括经济财富、祭祀仪式和社会认可的方面。“父子同一”和大家庭的理想互相支撑，两者共同构成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制度把年轻一代的独立性完全消磨，与此同时又让年轻的一代继续承袭自己的祖先和父辈们已经取得的财富和荣誉。这也同样是一种基础的教育，此种教育方法从过去着手，目的是为了把年轻的一代人雕琢成具有他们祖先模样的人。通过这种教育方式，使得中国的年轻人早于欧美等地区的青年人进入成人阶段。这种几代人之间的同一性和教育过程直接造就了富人的孩子依旧富有、穷人的孩子一如既往的贫穷的现象。有钱人家的孩子在继承父辈的财产的同时，还从父辈们手中继承了权利和社会地位。穷人的孩子则和父辈一样穷困潦倒，为人卑微，根本没有社会地位可言。穷人家的孩子必须像他们父辈一样为生存而挣扎，而富家子弟不必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从而，在祖先的荫庇之下，在密切的父子关系和大家庭理想相结合的同一文化背景中，贫、富两个阶层的年轻人被塑造成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格。富人完全依靠他们的父辈，一切服从传统的父权制，穷人有很强的独立性，不受传统父权制的摆布。此外，这些个体在家庭发展后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其地位和性格的差异往往更加突出。在许先生看来，贫穷的孩子可以通过努力工作而变得更富有，而富人的孩子则逐渐挥霍了整个家产。从而这种个性结构的差异便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家庭会在两三代人之间经历一个兴衰周期。
三、结语
正如书的标题所揭示的那样,作者紧紧抓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祖先像大树一样荫庇着子孙后代，每一个个体实际上都是在祖先的荫庇下成长的。这种祖荫其实即是我们祖先努力的延续，且通过这样，给予我们短暂的生命以永恒的意义，这就是中国式的个体。简单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处于一个家庭当中，处于和祖先关系比较密切的联络当中。也即意味着，中国式的个体不可能脱离家庭，社会关系和日常伦理而存在。虽然有的个体已经走出了他们祖先的祖荫，反叛了他们的家庭，但他们并没有就此而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或是自立。相反，在摆脱传统的伦理约束之后，个体会表现出一些极端的功利主义倾向。所以，他们可能会在依靠他人支持的情况下满足一些自己物质上的欲望。作为子女，无论刚才说的反叛也好，自我的决心也好，其实都是在差距格局和上述这一大前提下所进行的。子女不可能冲破这样的一个关系去达到真正的独立和自主。基于这样的理论预设，作者在《祖荫下》书中认为理解了喜洲的文化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中国人，这是一种中国社会的微缩观。实际上我们即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斥着传统和现代的社会氛围中，传统的优秀美德更像是作者书中描述的“祖先的庇护”。正是这样的文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基本个性结构和地位个性结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应该是我们选择的最好的生活方式，让世界、国家、社会、甚至个人，所创造的财富庇护着我们的子孙后代一起成长。
[参 考 文 献]
[1]许烺光.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M].王 芃，徐隆德译.国编译馆主译.台北:南天出版社，2001．
[2]潘允康.社会变迁中的家庭——家庭社会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3]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M].北京:三联书店，1997．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36（2019）01-0058-03
【作者简介】王存祖（1992-），男，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2016级研究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
□编 辑／张明元
标签：祖先论文; 文化论文; 家庭论文; 个性论文; 传统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神话与原始宗教论文; 原始宗教论文; 《黑河学刊》2019年第1期论文;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