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追求的共同理想。西方学者面对选举民主在政治实践中的巨大挑战提出了协商民主，虽然在理论上取得了较大突破，但明显存在着阶级局限性、理论局限性、历史局限性和制度局限性等不足。我国关于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都走在世界前列，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这是由中国共产党集使命党、领导党和执政党于一身的特色和优势所决定的，并在近百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了广泛、多层、制度化的特征。协商民主是实现党领导的重要方式，要把执政党权力的运行规律和国家政权权力的运行规律结合起来，与时俱进、探索创新党的领导制度和执政方式。
[关键词]协商民主；制度化；党的领导；重要方式
协商民主是民主的重要内容和形式，是政党发挥功能、制定政策、实现领导的重要制度和方法，精髓是民主，方法是协商。“名非天造，必从其实”，在我国协商民主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前提下，从协商民主的视域，在理论、实践、制度诸方面探索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改革和创新党的执政方式，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巨大优势，发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协商民主的重要作用，就具有时代紧迫感和现实必要性。
一、中外协商民主的发展辨析
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追求的共同理想。长期以来，西方关于选举民主的理论和实践遇到了重大挑战，西方政党政治乱象丛生，金钱政治和寡头统治的传统势力仍在作怪，加之传统政治精英治理乏力，民众不满情绪暴涨，形成了政治参与冷漠和政治参与过度的极不正常、极不健康的两极状态；极端政党纷纷出笼，有的政党甚至通过蛊惑民众在选举竞争中获胜，成为了执政党；民粹主义者摇旗呐喊，底层社会遥相呼应，街头政治一时成为潮流和时尚，使民粹主义正在撼动西方传统政治和现实秩序。在这种背景下，协商民主理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脱颖而出、崭露头角，走进了西方理论家的视野。1980年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协商民主”一词。20世纪90年代始，更多学者关注了协商民主理论。1996年，圣路易大学的詹姆斯·博曼发表了集中论述协商民主的专著《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性》。1998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乔·埃尔斯特在其主编的《协商民主》一书中指出，作为一种政治决策机制，讨论与协商是对投票的替代。而作为20世纪后期重要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和批判理论家，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也分别出版了论述协商民主的专著。纵观西方学者对协商民主的研究，其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一种决策机制；二是一种秩序良好的宪政民主；三是一种政府性的实体；四是人民就公共事务进行协商并参与公共决策的过程。一言以蔽之，关于协商民主，西方主流政治理论认为：对于以普遍的不平等、日益明显的文化多元主义，以及逐渐增长的社会复杂性为特征的社会来说，协商民主是充满活力的、制度上日益可行的政治模式。
实施医院科研经费支出的内部控制，应该根据国家和有关部门的科研管理规定，结合医院自身情况和管理特点，构建涵盖科研立项、实施、结题全过程的科研管理制度，并重点加强拟定采购管理、资产管理等方面的管理制度、管理流程。同时，通过构建制度和拟定管理细则，明细相关人员的权限，落实不相容岗位分离的要求，从制度上确保风险的控制。
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审视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不难发现西方协商民主明显存在着四个局限：西方学者为了维护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站在资产阶级统治者的立场、观点看民主政治和协商民主，其阶级局限性十分突出，不可能真正同马克思主义者那样，高屋建瓴，辩证和历史地看问题，揭示出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本质；他们总是机械的、形式的、教条地分析问题，其理论观点是孤立的、片面的、静止的，就民主的实现形式而言，他们提出的是“替代论”，而不是“互补论”，否定了民主实现形式的多样性，表现了理论上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西方协商民主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在理论界兴起的，短暂的历史局限性，其理论和实践还有待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更致命的是，西方世界由于受到政治理念固化、政治制度僵化的局限，协商民主缺少具体的制度安排和实践检验，还处在一种民主理想的状态。以美国为例，民主党、共和党代表着泾渭分明的利益集团，以权力制衡为初衷的“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和以选举民主为代表的单一的民主形式，日益沦落为不同利益集团的角斗场，为争夺选票而相互揭短攻讦，两党候选人互相诋毁谩骂，屡屡上演政治斗争的丑闻；在联邦层面复杂的重大决策中，两党之间协调机制日益式微，互相对峙、拆台、扯皮成为常态，为了否决而否决，为了反对而反对。可以说当今美国选举民主的种种弊端，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所在。
随着我国的互联网快速发展，社会经济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市场对高素质、高技能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这对高职院校培养技术技能的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否在互联网时代培养广大优秀的复合型技术人才直接影响到中国能否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高职院校毕业的学生能否满足当前市场的需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职院校教师团队的质量，因此，培养“双师素质”的教学团队是高职院校的重中之重，也是高职院校的挑战之一。建设“双师素质”的教学团队对互联网时代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4）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构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党政关系。执政党就是要掌握国家政权，这是政党政治的根本规律，是执政党的根本特征和非执政党的奋斗目标，同时，政党和国家政权又具有不同的性质和职能，其权力运行也有自身的规律和要求，把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和国家政权的权力运行规律有机统一起来，创造性地构建新型的党政关系，中国共产党为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党政关系提出了“党政分开”的要求，但从40多年的实践来看，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在许多方面教条化、形式化地误解了邓小平的要求，正如王岐山所讲的，“一个时期以来，有的人在这个问题上，讳莫如深、语焉不详甚至搞包装，没有前提的搞党政分开，结果弱化了党的领导，削弱了党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也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的最高政治原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体现在坚定理想信念宗旨、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上，体现在党管干部原则，选对人、用好人、树立鲜明的价值观导向上。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伟大复兴中国梦有机统一、不可分割。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拨正了航向，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改革和创新党的执政指明了方向。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对成绩和贡献感到骄傲的同时，也深刻认识到存在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四个有待于”：把协商民主放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框架下的认识还有待于深化；在理论、实践、制度层面把“发展民主”和“坚持党的领导”更进一步地有机统一还有待于深入；许多人还固执己见，把政治协商会议看作是协商民主唯一的制度安排和实践形式，对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的理解还有待于深解；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三者的结合和贯通还存在体制机制上的诸多问题，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和深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某些思路还有待于深省。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推进创新
由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执政党，改善党的领导制度和执政方式，就必须在探索和运用“三大规律”的同时，也要对政党政治、权力运行规律进行深入探讨和充分运用，二者的有机结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才是党的领导执政的真谛。就中国共产党组织内部的权力运行来讲，要通过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职能、地位的进一步界定和确立，使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分开，又相互联系，实现党的领导制度和执政的体制机制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
要全面准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及协商民主的特色和优势，首先要全面准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特色和优势。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集“三个先锋队”、“三个代表”和一个“领导核心”于一身，以完成自己使命为担当。从近一百年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伟大实践，以其与世界政党相比较，就会看到中国共产党有如下鲜明的特色和优势：
一是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党。政党使命是政党核心价值观的载体与反映，是政党承载的责任和任务，是政党存在和发展的理由。政党使命来源于四个方面：阶级或者阶层赋予政党使命；民族赋予政党使命；人民（国家）赋予政党使命；人类社会赋予政党使命。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三个先锋队”、“三个代表”和一个“领导核心”的忠诚实践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前进的根本动力。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十九大之后，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我说过，大就要有大的样子。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讲话，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使命，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各国人民和世界各民族的使命。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担当，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和世界意义。
动机的一般解释是指推动人从事某种行为的念头。作为高校访学归国外语教师跨文化能力指标要素之一的动机，是要围绕其出国前、出国期间和归国后三个阶段来分析其为何需要提升跨文化能力水平的念头或需求。这三个阶段的动机是连续统一的，内容上也存在相互关联、制约和促进的关系，出国前的动机势必会影响出国期间的跨文化能力提升，而出国期间的动机则又会制约归国后跨文化能力的建设。所以，对于中医药高校的外语教师来说，其动机可能也不能简单地以一般文化交流、提升自己的语言水平为主，同时还必须兼顾对中医药文化的学习和传承。
三是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执政是党的领导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的有效载体和实现方式。从世界政党学、政治学关于执政党的定义来看，执政党就是执掌中央政权的政党。从中外执政党的执政实践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有其显著特点：
3.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应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负责，接受党的代表大会的领导，要向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工作，是党的专门纪律检查机关。和中央委员会是平行关系，不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1）西方的执政党仅仅掌握中央政权，地方政权也许被反对党、在野党或地方性政党所掌控，中国共产党则不仅掌握了中央政权而且也掌握了地方政权、基层政权，实现了党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的全面领导。从此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影响更大、责任更巨。
（2）西方政党主要是选举党，西方政党的执政地位是不稳固的，随着选举竞争的胜败，处在周期性的变化之中。这种执政地位的不稳固性、任期的有限性和执政的届期性，决定了西方政党只能解决任期之内的问题，而不可能作出长远的规划，有的职能是届期目标和短期行为，使它的目标有限，作为受限。在政党竞争中，竞争方式发生了质变，传统主流政党不再集中、整合民意，而是比拼“互黑”；在政权交接过程中，虽然通过竞选，基本上实现了平稳顺利，但充满了冲突对立和恶斗厮打。与西方政党相比较，中国共产党是长期执政的党，我们也搞换届选举，而我们重在选人而不选党。这就保证了党长期稳固的执政使我们党的最低和最高纲领的统一有了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根本保证。
（3）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和“主权在民”的理念是一致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也是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在政治上的深刻反映。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具有深厚的基础和广泛持久的合法性。巩固的阶级基础、广泛的群众基础、牢固的民族基础，坚实的思想基础，辉煌的成就基础，共同构成和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构成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是全面的、广泛的、持久的，有伟大领袖的个人魅力、人民拥戴的民心基础、辉煌的成就保证、稳定的制度保障、伟大梦想的目标引领。以美国为例，反观西方世界，我们就可以看到，主权在民，仅仅是西方政治的遮羞布，愚弄民众的幌子，从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各地此起彼伏的抗议活动和局部骚乱，深刻反映出了美国的种种矛盾。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说，美国民主的实质就是“1%所有，1%统治，1%享用”。真可谓一针见血、一语中的，把美国民主的虚伪和本质彻底暴晒在光天化日之下。
魏晋时期流传下来的绘画，比如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有一点特别有意思：画中不管是仕者还是美人，衣着皆“大袖宽衫”，貌似仙风道骨，实则透露出当时某种诡异的时尚，便是从皇帝到仕族，皆喜食丹药。食丹后身体容易发热，衣紧不适，只能穿肥大的衣裳，以致士大夫披发赤足，因内热而癫狂于道，在当时被视作“风度”，到后世则被视为“怪诞”。
二是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回首近百年党的历史，不难发现，党在全国范围内的领导，要比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执政早近30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经历了革命党时期和执政党时期两个阶段。在革命党时期，党的领导是通过科学的理论、先进的组织、正确的战略策略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实现的。在执政之后，党的领导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科学理论体系为指导、执掌全国政权以及构建科学合理稳定的政治制度，通过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实现的。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始终要确保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党是我国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在新时代所肩负的使命和面临的挑战，对党的领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执政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党时期为之奋斗的目标，建立全国性政权后，执政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之一，而不是全部。所以，全面认识中国共产党必须充分认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可替代的领导作用。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这是世界其他政党尤其是西方政党在政治制度、政治实践中所没有的。
在中国，关于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不仅表现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而且表现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之中。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就进行了协商民主的伟大创造和实践探索。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结合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实际，提出了著名的“三三制”原则；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国共两党暂时隐忍了阶级冲突，而以民族利益为重，创造了富有国情特色的协商合作形式，实现了政治上的空前团结和军事上的一致对外，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都是我们党倡导的协商民主的伟大实践和光辉典范，是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事例。建国之后，我国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国体的政体支柱和制度安排。就其职能的实现和运作的机制来看，协商民主贯穿其中，是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的助推器和连接器，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形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党的历史方位变化的自觉认识和深刻把握，我们党对协商民主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历史和现实的逻辑、理论和实践的逻辑无不证明：我国的协商民主是由我国的具体国情、中国革命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特点决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中国化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作出的自觉选择，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和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
由此可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了更加巩固的政权支持和制度保证，领导和执政是密不可分的，领导决定执政，执政服务领导，从而使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在坚持党的领导和执政方面有了具体的着力点。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集使命党、领导党和执政党于一身，这在世界政党中是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和生命力所在，也是党的责任和使命所在。
三、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和创新党的执政方式
1.关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地位，必须要突出两点，一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二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最高权力机关，在于突出坚持国体、巩固政体，突出党是我国政治生活的最高领导力量。实现党的全面领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它重在行使国家权力。坚持党对人大的领导，这是我国政治生活的最高原则，是我国国体的根本保证。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职能,也要突出两个方面,一是决定党内的重大问题,如党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党内重要干部的任免、选举，以及宣传思想工作。二是研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按照法定程序，把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并向国家机关推荐重要干部等。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积极推进理论创新，以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中国民主政治和协商民主发展的实际为基础，学习和借鉴中外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从更高的起点、更广阔的视野来研究协商民主视域下党的领导制度和执政方式的改革，具有现实的紧迫性。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和创新党的执政方式。在新时代，就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根据党领导执政的伟大实践，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根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进一步推进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统一战线之间的纵深改革和横向联系，提高和改善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厘清和界定各自职责及权力，健全体制，完善机制，充分运用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优势，以协商民主、选举民主的进一步完善来推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探索规律,攻坚克难,深化改革，把原则的规定性和方式方法的灵活性、多样性统一起来，纵横捭阖,协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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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中央委员会要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其职能定位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对执行中的一般性问题具有决策权。在与党的代表大会的关系中，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在工作上要有请示汇报制度，要定期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工作。
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加剧,老人的安全监管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据统计,截至2015年6月,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接近2个亿,占总人口的14.9%[1],这一比例明显高于联合国传统老龄化社会标准。
就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即我们通常说的党政关系而言，要牢牢把握以下三点：
第一，关于党和人大的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完善。”从这一主旨鲜明、意义深刻、内涵丰富的重大论断出发，认识党和人大的关系就要始终坚持三点：（1）坚持“三者有机统一”。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伟大民主政治的实践，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相辅相成，是一个不可分割、不可偏废的有机整体。（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时代内涵，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的“四个必须”，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保证和发扬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3）完善和创新的是实现党的领导、执政的不同层面的体制机制、方式方法，而毫不动摇的最高原则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第二，关于党和政府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执政党就要牢牢掌握国家政权，这是认识党政关系的根本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治国理政的根本，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正确把握党政关系，必须牢牢坚持：（1）坚持党对政府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的根本要求。在新时代新条件下，建设法治政府，必须把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作为根本原则，把坚定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根本要求，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行动指南，把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作为根本原则。（2）牢牢掌握政权，是执政党的根本要求政府，有政府权力运行的特殊规律，职能是政府的核心，职能科学是法治政府的重要标准，制定科学的政府职能就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有效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重要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第三，关于党和人民政协的关系及协商民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也是我国政党制度的优势和特色。从世界政党制度的角度看，我国的政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避免了世界政党制度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的弊端，整合了政党力量，执政党和参政党，“领路人”和“同路人”，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共同奋斗。
每一个进入大学的新生都想对自己就读的学校有更深层的了解；辅导员老师可以带领组织学生参观学校校史馆，让老师具体给大家讲解学生的历史、现状、发展和未来等，增加他们对学校的认同感；组织学生学习学校的校歌、校训、校风，增强他们的对学校的归宿感和自豪感。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民主的形式由西方一元的选举民主丰富为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两种重要形式。这两种民主形式不是相互替代、相互否定的，而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和优势。
这种制度不仅体现在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具体形式上，而且其原则和精神也体现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等层面中，体现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制度的稳定性、长期性，又与制度的变革和完善相统一；既有制度的原则性，又与方式方法的灵活性相统一，具有广泛、多层、制度化优势。我国的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在于：广泛达成决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识；广泛畅通各种利益诉求进入决策程序的渠道；广泛形成发现和改正失误、错误的机制；广泛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的机制；广泛凝聚全社会推进改革发展的智慧和力量。●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6566（2019）02-0035-05
[收稿日期]2018-11-28
[作者简介]骆爱喜（1968—），男，甘肃武山人，中共天水市党校副教授。
标签：中国共产党论文; 民主论文; 领导论文; 政党论文; 制度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党的领导论文;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中共天水市委党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