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王朗自然保护区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及外文文献翻译，主要关键词:自然保护区,西南地区,平武县,生境,气态,田鼠,群落。
王朗自然保护区论文文献综述
刘少英,赵联军,王新,廖锐[1]（2019）在《王朗自然保护区发现珍稀兽类四川田鼠》一文中研究指出四川田鼠(Volemys millicens)是一种罕见的田鼠亚科啮齿类。该种1911年被Thomas命名为Microtus millicens,1990年俄国科学家Zagorodnyuk以Microtus musseri为属模,命名新属Volemys,并把四川田鼠归入该属,因此,其学名改为Volemys millicens。四川田鼠非常稀有,在1911年被命名后,直到2013年才在茂县采集到四川田鼠标本,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记录点。2018年,在王朗自然保护区采集到四川田鼠,形态和分子均支持该种的鉴定。因此,王朗自然保护区为四川省田鼠的第二个分布点,有重要研究和保护价值。(本文来源于《四川林业科技》期刊2019年05期）
罗成龙,徐正会,熊忠平,祁彪,袁定宇[2]（2019）在《四川王朗自然保护区及邻近地区蚂蚁物种的分布格局》一文中研究指出为了揭示四川省蚂蚁物种分布规律,采用样地调查法研究了王朗自然保护区及邻近地区蚂蚁物种的分布格局,共发现蚂蚁5亚科37属77种。结论认为:气温和植被类型对蚂蚁物种的分布和丰富度起主要作用,低海拔植被类型食物资源丰富,栖息着更多的蚂蚁物种,林窗效应可以提高蚂蚁物种的丰富度。针阔混交林栖息的蚂蚁物种最多,多为土壤内筑巢,地表觅食。不同地方蚂蚁物种对筑巢场所的选择与气候因素有关。随着纬度降低,到达树冠上觅食的蚂蚁物种比例递增。因为对环境要求严苛,大部分蚂蚁物种分布范围较窄,生态适应能力弱,这些物种很容易因受到人类干扰而在局部地区陷入濒危境地。王朗自然保护区及邻近地区栖息着丰富的蚂蚁狭域物种,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具有重要价值。(本文来源于《浙江农林大学学报》期刊2019年04期）
罗成龙,徐正会,诸慧琴,袁定宇,祁彪[3]（2019）在《四川王朗自然保护区及邻近地区蚂蚁物种多样性的海拔梯度》一文中研究指出为揭示四川省蚂蚁多样性规律,采用样地调查法研究了王朗自然保护区及邻近地区的蚂蚁物种多样性.观察蚂蚁27 788头,经鉴定,隶属于5亚科、37属、77种.蚂蚁群落主要指标为:物种数1～30种(平均12.7种),个体密度0.2～1 332.4头·m~(-2)(平均316.3头·m~(-2)),多样性指数0.000 0～2.219 8(平均1.223 1),均匀度指数0.024 8～0.999 6(平均0.550 8),优势度指数0.139 2～1.000 0(平均0.383 6).不同海拔蚂蚁群落间相似性系数在0.000 0～0.552 6之间,处于极不相似至中等相似水平.总体来看蚂蚁群落的物种数目、个体密度、多样性指数呈现随海拔升高而降低的趋势,同时存在多域效应现象.王朗自然保护区及邻近地区垂直带高差达2 920 m,栖息着丰富的蚂蚁资源.纬度和海拔共同影响蚂蚁物种的丰富度,气温决定植被的垂直分布,植被类型进一步影响蚂蚁物种的垂直分布,森林结构和人类干扰对蚂蚁群落有重要影响.除了自然保护区保护工作,应结合天然林保护工程,对自然保护区外的蚂蚁多样性进行保护,充分发挥蚂蚁的生态功能.(本文来源于《福建农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期刊2019年04期）
陈星,赵联军,胡茜茜,罗春平,梁春平[4]（2019）在《基于地形的牲畜空间利用特征及干扰评价——以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地形是栖息地的基本要素,从地形评价动物的空间利用特征能够掌握动物的分布规律并进行预测。为掌握保护区内牲畜的空间利用特征,并评价它们对主要保护动物的潜在影响,我们于2018年5–11月调查了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牛和马的分布,并结合红外相机监测结果及历史监测数据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结果表明:(1)虽然两种牲畜均偏好低海拔、低坡度、光照良好(半阳坡、阳坡)、距水源近的栖息地,但它们在地形利用上存在显着差异;(2)牲畜活动最频繁的叁条沟分别是竹根岔右一支沟、竹根岔正沟和大窝凼洋洞沟,且呈现不同的干扰特征;(3)基于监测数据,羚牛(Budorcas taxicolor tibetana)可能是保护区内最易受牛马活动威胁的保护动物。红外相机监测结果显示,羚牛沿海拔分布现状可能是回避牲畜密集区域的结果。基于本研究,我们建议:(1)保护区重点关注竹根岔(右一支沟、正沟、白沙沟)、大窝凼(洋洞沟、外侧坡)两个核心区的牲畜活动情况,并尽快针对放牧采取措施。例如,持续监测重点干扰区域牲畜的种群数量和空间分布趋势。(2)严格限制牲畜继续向高海拔栖息地入侵。(3)管控放牧投盐等干扰的发生频率。(4)加强执法力度,防止牲畜对保护区带来的干扰持续和扩大,威胁物种安全。(本文来源于《生物多样性》期刊2019年06期）
赵志江,葛静茹,李建清,赵妍晰,康东伟[5]（2018）在《王朗自然保护区不同地带土壤的水分特征曲线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土壤水分特征曲线是研究土壤水分运动的重要参数,但是长期以来,测定土壤对气态水分的运移规律是非常困难的。本研究通过使用吸湿等温曲线自动测绘仪-Aqua Sorp进行测定,并分析四川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同地带土壤的水分特征曲线。结果表明,在相同水势的情况下,相同立地条件下不同土层的土壤水分特征曲线差异明显,不同立地条件相同土层的土壤水分特征曲线差异亦明显;整体上讲,森林地带土壤的持水能力最好,滑坡地带土壤的保水性最差。(本文来源于《西部林业科学》期刊2018年06期）
傅信坤,苏立新,徐杰,邓金梁[6]（2018）在《四川王朗国家自然保护区小粪蝇科(双翅目)分类初报》一文中研究指出基于采集自四川王朗国家自然保护区的小粪蝇标本,给出了小粪蝇科昆虫名录.记录了该保护区小粪蝇科2亚科15属22种.其中包括1新纪录属:无翅小粪蝇属Aptilotus Mik,1898;4新纪录种:光额无翅小粪蝇A.glabrifrons Marshall in Marshall et Smith,1990,不等泥小粪蝇Borborillus vitripennis(Meigen,1830),尼星小粪蝇Poecilosomella nepalensis(Deeming,1969),鞍伪丘小粪蝇Pseudocollinella jorlii(Carles-Tolrá,1990).提供了所列物种的分布和采集信息.(本文来源于《沈阳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期刊2018年03期）
田成,李俊清,杨旭煜,余鳞,袁丹[7]（2018）在《利用红外相机技术对四川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物种多样性的初步调查》一文中研究指出本研究以四川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区域,利用红外相机对保护区内的主要野生动物进行了初步调查,分析了该区域的物种多样性现状、相机数量和相机工作日与物种数量间的关系以及物种的相对丰富度。结果表明:42台红外相机共拍摄到物种独立照片1,793张,鉴定出野生动物25种,包括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四川羚牛(Budorcas tibetanus)和红喉雉鹑(Tetraophasis obscurus)3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熊(Ursus thibetanus)、黄喉貂(Martes flavigula)、中华鬣羚(Capricornis milneedwardsii)、中华斑羚(Naemorhedus griseus)等8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相机数量增加到23台的时候拍摄到了本次记录的全部25种野生动物,并且在单台相机工作日达到180天时,物种数达到饱和。保护区内物种相对丰富度最高的是血雉(Ithaginis cruentus)(29.28)和毛冠鹿(Elaphodus cephalophus)(15.78);大熊猫的相对丰富度为8.09;红腹角雉(Tragopan temminckii)、中华鬣羚和红喉雉鹑的相对丰富度在2–5之间;中华斑羚、勺鸡(Pucrasia macrolopha)、黑熊、四川羚牛和蓝马鸡(Crossoptilon auritum)的相对丰富度最低,不到1。综上所述,红外相机能够有效地对野生动物资源进行监测调查,对于相对丰富度较低的物种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这些物种的栖息地保护对于自然保护区的发展至关重要。(本文来源于《生物多样性》期刊2018年06期）
何海燕,邓维杰[8]（2018）在《自然保护区周边发展生态友好型产品收益分析——以四川王朗自然保护区大熊猫友好型产品五味子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通过成本收益法对王朗自然保护区周边农户采集五味子所承担的成本和获得的收益进行测算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在成本方面,农户家庭用工折旧成本较高,与采集时间密切相关;显性成本较低,其中运输成本普遍高于工具材料成本比重。在收益方面,大熊猫友好型产品较高的市场认可度可以弥补因规范化采集而造成的产量损失,与本地市场价格相比,友好型产品的出口价格、收购价格均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近几年五味子的合作社收购价格增幅小于本地市场收购价格,本地五味子市场价格发展迅速,两者价格差距逐渐缩小,友好型产品五味子采集的后期经济激励不足。从五味子采集整体情况看,户均成本收益率为5.6%,表明农户参与大熊猫友好型项目实施五味子规范采集的总体收益大于成本。但是产业链较短,限制了五味子的增值空间和农户的经济收益。因此,开展自然保护区开发研究,延长环境友好型农业产业链,鼓励壮大产业组织规模,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产业水平,适度提高友好型产品价格。(本文来源于《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8年01期）
王小蓉,康东伟[9]（2017）在《王朗自然保护区斑羚的生境利用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为了解斑羚的生境需求,本文研究了王朗自然保护区内斑羚的生境利用特征。研究发现:在地形方面,斑羚更多利用坡向为半阳坡,坡度为6~20°,坡位为中部,坡形为凸坡,距离水源大于300m的环境;在森林群落方面,斑羚更多利用郁闭度为0.25~0.49,灌木盖度为25%~49%,竹子盖度为25%~49%,植被类型为针阔混交林,森林起源为原始林的环境;在竹子方面,斑羚更多利用种类为缺苞箭竹,竹子高度为2~3m,生长状况为中等,生长类型为散生的环境。(本文来源于《甘肃科技》期刊2017年23期）
冯超颖[10]（2017）在《平武做绿色加减法护青山》一文中研究指出“之前这两块地草一直没长起来，今天看着终于好多了。”7月17日，在雪宝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记者来到虎牙保护站一处植被长势与周围有些不同的区域。这里曾被移动式厕所占据，而今渐渐恢复原生态景象。平武县近年来旅游发展较快，而在快速发展(本文来源于《四川日报》期刊2017-07-25）
王朗自然保护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为了揭示四川省蚂蚁物种分布规律,采用样地调查法研究了王朗自然保护区及邻近地区蚂蚁物种的分布格局,共发现蚂蚁5亚科37属77种。结论认为:气温和植被类型对蚂蚁物种的分布和丰富度起主要作用,低海拔植被类型食物资源丰富,栖息着更多的蚂蚁物种,林窗效应可以提高蚂蚁物种的丰富度。针阔混交林栖息的蚂蚁物种最多,多为土壤内筑巢,地表觅食。不同地方蚂蚁物种对筑巢场所的选择与气候因素有关。随着纬度降低,到达树冠上觅食的蚂蚁物种比例递增。因为对环境要求严苛,大部分蚂蚁物种分布范围较窄,生态适应能力弱,这些物种很容易因受到人类干扰而在局部地区陷入濒危境地。王朗自然保护区及邻近地区栖息着丰富的蚂蚁狭域物种,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具有重要价值。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王朗自然保护区论文参考文献
[1].刘少英,赵联军,王新,廖锐.王朗自然保护区发现珍稀兽类四川田鼠[J].四川林业科技.2019
[2].罗成龙,徐正会,熊忠平,祁彪,袁定宇.四川王朗自然保护区及邻近地区蚂蚁物种的分布格局[J].浙江农林大学学报.2019
[3].罗成龙,徐正会,诸慧琴,袁定宇,祁彪.四川王朗自然保护区及邻近地区蚂蚁物种多样性的海拔梯度[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
[4].陈星,赵联军,胡茜茜,罗春平,梁春平.基于地形的牲畜空间利用特征及干扰评价——以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J].生物多样性.2019
[5].赵志江,葛静茹,李建清,赵妍晰,康东伟.王朗自然保护区不同地带土壤的水分特征曲线研究[J].西部林业科学.2018
[6].傅信坤,苏立新,徐杰,邓金梁.四川王朗国家自然保护区小粪蝇科(双翅目)分类初报[J].沈阳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
[7].田成,李俊清,杨旭煜,余鳞,袁丹.利用红外相机技术对四川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物种多样性的初步调查[J].生物多样性.2018
[8].何海燕,邓维杰.自然保护区周边发展生态友好型产品收益分析——以四川王朗自然保护区大熊猫友好型产品五味子为例[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9].王小蓉,康东伟.王朗自然保护区斑羚的生境利用研究[J].甘肃科技.2017
[10].冯超颖.平武做绿色加减法护青山[N].四川日报.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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