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是属人的社会活动，“界定人性内涵”和“符合人性规定”直接构成了政治生活历史的、逻辑的起点，政治人性因而成为政治生活的鲜亮底色与政治哲学的内在根基。从历史来看，颇具代表性的政治人性理论是古典政治时期崇尚德性的“公共人”设定和近代以来追求自利的“自然人”设定，从政治维度来看这两种范式的政治人性理论都具有浓厚的先验色彩和目的论叙事方法，故而既抹杀了国家的阶级本质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因此陷入一种虚幻的道德论证。所以，当前有必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建构一种具体的、历史的政治人性理论，理清马克思主义政治人性理论在“劳动”“社会关系”和“需要”这三个层面的内涵与相互关系，并以此指导和推进旨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时代政治进程。
关键词：政治人性；动机；社会契约论；美好生活
古今中外，任何现实层面的政治制度与运行、理论层面的政治设计与模式、应然层面的政治批判与反思都离不开对于政治人性的假设和规定，“政治人性作为政治哲学的逻辑基础，是因为人以及人的社会性是一切政治活动的前提”。[1]（p81）政治人性或隐或显地流淌在数千年的历史脉络中，铺陈在丰富的政治图景里，镌刻在人类政治文明的基因内，可以说政治人性是政治发展的鲜亮底色与内在根基，有什么样的政治人性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但是，当前国内学界对作为政治哲学根基的政治人性进行系统分析的研究成果付之阙如，反观西方管理科学中建立在“理性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复杂人”等人性假说基础上的各种各样制度设计、运行机制和激励模型等理论蔚然大观，更加呼唤国内学界对政治人性展开深入研究。基于此，笔者通过纵向比较历史上多维度、多类型的政治人性理论，试图提炼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的政治人性理论，并以此来指导和推进旨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时代政治进程。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曾提到，冷桥现象的长期存在，会导致建筑使用过程中出现墙体霉变，以及墙皮脱落的情况。更严重的情况下，会导致整个建筑的结构被破坏，因此这也很容易致使建筑使用寿命严重缩短。
一、政治人性的基本规定和历史拷辩
传统伦理维度的人性观认为，人性理论的基本硬核是对人性本善抑或人性本恶的设定和论证，并在此基础上引导人们向善抑恶；教育维度的人性观虽然也讨论人性的善恶，但它注重的不是人性善恶本身，而是能否通过教育的手段改变和塑造人性。不同于伦理人性观和教育人性观，政治人性观既不执着于人性的善恶，也不企慕人性的改变，而是关注人性的现实和如何利用人性达到治理或统治的目的。[2]质言之，政治人性理论主要考察人参与政治生活的动机、需要和目的，分析人在政治生活中的现实行为，并评判在此基础上的政治制度与追求的政治价值是否符合人性规定。因此，政治人性理论是关于“人为什么需要政治”和“人在政治中应该如何行动”的系统反思，政治人性理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对以实然的批判和应然的诉求为特征的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和理论根基。纵观政治哲学史，政治人性理论是政治哲学的一个经典命题，以“公共人”和“自然人”的政治人性观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政治的发展。
（一）崇尚德性的“公共人”设定。
“人为什么需要政治”的追问发端于古典政治时期，以雅典城邦为代表的政治制度将谋求“公共善”的政治视作最高的实践技艺，这一时期的统治者和思想家将城邦置于个人之上，义务置于权利之上，并把参与公共政治事务的行为视作高于个人事务的“优良的生活”。因此，人参与政治生活的动机就在于只有在城邦公共生活中才能完善自身作为公民的优良德性，而在城邦之外的不是神衹就是禽兽。于是，对政治生活中的人性进行观察和规定就成为古希腊政治哲学家的逻辑地平线。柏拉图从人性出发构建理想政治，将城邦视作为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认为凡是符合自然的就是善的，并把人性中的欲望、激情和理智三个部分对应到政治制度的构想中，由此理想的政治共同体应该基于代表欲望的生产者、代表激情和渴望荣誉的武士、代表理智的哲学王这三者共同组成，当上述三种不同的阶层各司其职、各尽所能、互不干扰和僭越时，城邦才是至善和幸福的。“人们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由于需要的不同反映在人的天性上就是适合自己干的事情各个人不同。因此，这种天性的禀赋决定了理想的城邦由统治者、护卫者和生产者三个等级构成。”[3]（p3）由此观之，在柏拉图那里人性与政治密不可分，而且建立城邦的目标是实现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而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特殊的幸福。为了达到至善的目标，不仅需要这三个阶级之间的政治秩序稳定，还要有相应的政治美德：智慧、勇敢和节制。在柏拉图那里，城邦至善和个人善好是相统一的，人只有参与政治生活才能够实现自身的高尚的德性，由此统治者应该通过教育和涵养公民德性的途径使城邦中的个人热切地追求至善的公共政治生活。
亚里士多德同样将政治和人性视作密不可分的统一体。他把追求崇高公共理性的政治哲学视作至高无上的学问（以《政治学》为代表），而将谋求现实政治制度的构建与良序运行的政治科学仅仅作为一种技艺（以《雅典政制》为代表），由此合乎人的本性并追求人性完善的政治哲学自然高于作为工具理性和技术手段的政治科学。亚里士多德曾断言，“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这种‘出族、法外、失去坛火（无家无邦）的人’荷马曾卑视为自然的弃物”。[4]（p7-8）亚里士多德将“人”参与城邦政治生活视作一种高贵的行为，人只有在城邦政治生活中才能发挥实践理性的作用，才能获得颖悟高尚德性、履行优良生活的义务，从而在城邦的至善中实现个人的善。由是，亚里士多德从崇尚德性的“公共人”设定出发，认为“国家是社会团体之一，它囊括其他一切社团；既然每一个社团都以一种善为目的，则国家便是以最高的善为目的”。[4]（pviii）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从未将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相混淆，指出政治哲学是谋求人群的善，伦理学是研究个人的善，并分别撰写了《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两部名著。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以“中庸”为特色，在公共政治生活中，亚里士多德把政治生活中的人性规定为“毋过毋不及”的中庸之道，认为中庸就是美德，行为的中庸、中道，即保持和谐、适中的状态，避免过与不及两个极端。中庸的具体标准是法律，“法律是中道的权衡”，这是亚里士多德政治人性的理论核心。法律具有公正性质，它是“没有感情的智慧”。在基于政治人性分析而构建起来的政治治理模式上，“中庸是适用于一切政体的公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各有弊端，是恶劣政体，而共和政体崇尚中庸，集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之所长，是优良的政体模式。在共和政体中，平衡两极之间的力量就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主政是城邦安定的重要原因。总之，“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汇”，亚里士多德将政治与德性相连、德性与中庸连通，对西方政治人性理论及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追求自利的“自然人”设定。
近代以降，随着封建庄园经济的瓦解和布尔乔亚生活方式的兴起，特别是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浪潮的推进，个人价值逐渐被发现和挖掘。人参与政治生活的动机和需要逐渐从古典城邦政治和中世纪神学的蛛网中走出，转而追求物质利益和个人幸福的市民社会成为新的生活场域。经济上的发展也直接导致了政治上的变革和思想上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对政治人性的认识从崇尚公共德性的“公共人”设定转向保全个体生命、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然人”假说。
霍布斯是将古典城邦政治时代对人性的崇高设定下降为人的自然属性和生物本能设定的始作俑者。一方面，霍布斯肯定了个人追求物质财富和政治声望的合理性，并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基于利己的人的本质，因而人与人关系的主要形式是竞争，争夺的主要对象是利益、权力、荣誉等稀缺资源，人为了实现自身利益就需要与其他人进行无休止的争夺，这就必然导致一切人对一切人战争的“丛林状态”，亦即霍布斯称之为的“自然状态”。“自然人”为了个体生命的保全和自利的驱使就在自愿的前提下让渡出一部分自己的自然权利，共同订立契约，政治国家因此而形成。由此观之，在霍布斯那里，人需要政治的原因和初衷只是为了避免人在永无休止的斗争中消灭彼此，政治活动和国家实体就褪去了古典政治时代人追求高尚、颖悟德性、完善自我的崇高向度和价值理性，个体所持有的政治动机和所追求的政治价值转而下降到作为保全自身生命和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的手段的纯粹工具理性。进而言之，促成这一政治人性预设转向的根本原因在于新兴的追求世俗生活和物质利益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兴起，一方面资产阶级思想家挣脱了神学对社会发展的束缚，基督教会权力对世俗政权的干涉在启蒙理性的催化下走向式微，这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思想家对政治生活的过分祛魅和基于生物人假设的政治人性设定导致公共生活的崇高价值成为明日黄花，取而代之的是“他们的终极动机、目的或企图是预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保全”。[5]（p128）
如果说霍布斯只是将“自利”作为人的本质规定，那么洛克则走得更远，他以经济人原则为基础，开创了现代政治的庸俗的物质主义志向，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们是平等、和平地相处的，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辛勤劳作获得财产。社会契约的首要目的就是保护个人持有财产的权利，而把惩罚权让渡给政府。政府的统治若根据契约保护私有财产就是符合“自然人”的人性规定的，“人们联合起来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6]（p77）反之，若不能保护私有财产，人们用强力推翻政府统治也是符合人性的。
卢梭则从人性平等的角度阐释人参与政治的动机，在《社会契约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等著作中，卢梭指出自然状态就是纯粹的，既非争斗也非和平，在自然状态下是没有“不平等”现象的，不平等的产生是在人类求生存和进步的过程中人为衍生的。这种不平等现象的起因乃是私有制，私有制出现后人们便可根据拥有财产的多少划分穷人和富人，进而经济的不平等又会扩大到社会的不平等，人类从而进入可怕的战争状态。在此情况下，国家是因订立契约而产生，人民是制订契约的主体，由此卢梭提出了“人民主权”的思想，认为一切人权的表现和运用必须符合人民的意志，法律是“公意”（general will）体现，任何人不得违背法律，以此来保障政治秩序与人性规定的和谐统一。
马克思主义政治人性理论的价值基点植根于人的本质，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对政治人性作出了科学界定。与以往那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8]（p139）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人性应该反映“现实的个人”在诉求理想政治价值的过程中实践地生成人性的过程。[9]（p36）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治人性理论是一种动态的、生成的过程，“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10]（p632）一般而言，马克思关于人参与政治生活的态度是持反对立场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反对所有参与政治的行为，只是反对无产者以议会斗争或争取普选权的方式参与到资本主义统治秩序中成为资产阶级幕僚的政治行为，因为在私有制基础上妄图通过政治手段获得资产阶级同情来改变无产者自身命运的方式无异于与虎谋皮，在《政治冷淡主义》中，马克思明确反对其论敌——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所鼓吹的工人阶级应当保持一种政治冷淡态度，在马克思看来，巴枯宁笔下的工人阶级“像一群饱食的绵羊那样，温顺有礼，不去打扰政府，惧怕警察，尊重法律，毫无怨言地充当炮灰”。相反，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通过政治联合的方式实现阶级觉醒、通过组建无产阶级政党的方式使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转变成自为阶级。马克思之所以强调无产者要通过建立政党的方式实现阶级觉醒，正是基于对政治与人性的辩证关系的深刻剖析。在唯物史观视域中关于政治人性的思想主要有三个命题：一是“劳动或实践是人的本质”，“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8]（p147）二是“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三是“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这三个命题是相互统一的有机整体，把握人的本质应当贯彻三者统一的原则。[11]
综合以上政治哲学家对政治人性的设定我们可以发现，“公共人”和“自然人”都是以人的先天的某种属性为根据，人性的利己和利他的两面使得政治生活具有“趋善”和“避恶”的两种面向。在各执一端的人性天平上，政治人性似乎都不能那么平稳，尽管有学者提出人性是复杂的，有善也有恶，正如美国科学家德加·沙因提出的“复杂人”人性假设。但是，由于以往这些谋求普遍政治人性的情结都是理想性建构主义，无论其对政治“善”或者政治“机器”的设计多么巧妙，政治人性理论都会导致纷争、陷入窘境。这种脱离物质活动的抽象的政治人性理论，把人性看作一成不变的永恒范畴，使得政治人性的逻辑只能从抽象走向抽象，实则湮没了政治人性的科学向度。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人性根基及其超越向度
其二，保障公民权利作为基本要求。公民权利作为“弱者的武器”，[19]（p23）是政治生活中人性需要的重要体现，而公民权利的保障是实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相对于高屋建瓴式的政治文明而言，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公民权利的现实性，不断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没有民众的积极政治参与，政治决策和政治运行必定是低效能的。公民参与政治生活、不断扩大公民权利，是需要一定政治现实条件的，比如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足够的信息、畅通的政治参与机会与渠道、闲余时间等。目前，大多数人尚不具备这些条件，影响了中国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的进程。由此造成的政治冷漠最能反映他们的政治能力还不足以高质量地全面介入政治生活，这种无可奈何的心理与行为选择驱使人们自动地远离政治生活，而这一避让延缓了人们政治能力与素质的提高。[20]（p112）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高公民在政治发展中的主体意识，在最大限度地扩大政治权利主体范围的基础上充分保证各类政治主体实际享有与其能力相适应的政治权利，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使命，更是实现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应有之义。公民社会的培育在中国刚处于启蒙阶段，在公民社会成长的过程中逐步培育良好的公民精神，使公民具有一定的政治理性，这种公民精神是现代社会的基石。公民精神和政治理性对于可以使公民积极有序地投入到公共事务当中，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和自治精神，对于我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断觉醒，其政治参与的诉求与愿望与日俱增。特别是党和政府的积极回应和有效引导，使得公民政治参与的实践活动呈现出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趋势。[21]（p23）但是，受历史文化的影响和传统因素的制约，现阶段我国公民权利意识呈现出过渡性、多维性、变动性及矛盾性的复杂特点，公民的权利意识淡薄现象仍很普遍，人们行使权利的自觉性不高，特别是通过现代制度手段使受到侵犯的权利获得法律救济的意识不强。普通民众既缺乏对权利现象的正确价值评价和判断，又没有在内心里敬畏关于权利的理想化、神圣化的形象，从而树立起坚定的权利信仰。中国民众的权利价值企望更多是一种对与自身切身利益相连的实用主义关心，至于以“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社会公德”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权利价值往往束之高阁、敬而远之。这说明，在当代中国，还没有形成为一个在社会上拥有理性的、共同的价值目标体系和价值评价标准体系。[22]（p68）公民权利意识的现代化需要通过教育的熏陶和培养逐步提升，它必定与政治进步的过程相伴随，因而也是政治人性规定的逻辑使然。
归根结底，占据西方政治哲学主流的社会契约论改变了政治生活的自然本性和神学面目，以现代性的方式解释了政治国家的起源、确立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理论来源，对近代以来公共选择学派的“经济人”假说影响尤为重要。社会契约论契合了近代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变革阶段的时代精神和思想诉求，对西方国家政治变革也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主导了这一时期人们的基本政治价值观，因而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重要作用。“自然人”假说虽然肯定了个人利益是政治生活的重要动力，强调了政治生活对于保障个人利益的重要性，但是它没有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待人性，并且把“逐利”当作人的唯一的、先验的、永恒的行为动机，把政治活动看作政治家、选民、政党、纳税人的“成本—收益”分析，使政治生活从高尚沦为卑劣的行径，在理性的宰制和利益的驱使下造成政治和人性变得暗淡无光。因而，社会契约论受到了功利主义的批判和诘难。伴随着“拒斥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浪潮和追问“知识合法性”的语言哲学的兴起，由近代以来的自利驱使的“自然人”设定使得“‘价值祛魅’在政治科学化的进程中越来越明显，政治哲学失去了昔日价值理性的光辉”。[7]（p15-16）
其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主体，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同时也是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生活的主体属性、根本动力、依靠力量和发展归宿。[17]因而，人民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之魂。人民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主体，只有依靠人民、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政治文明建设才不会是说辞；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8]（p57）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依靠力量，就要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立场。这里的“人民”并不是抽象概念，而是现实的人，忽视现实的人的利益就会使得这种建立在“人民”的名义之上的民主政治远离马克思主义政治人性理论的本质要求。
由θ的先验分布可知显然关于{Wt，t≥0}是鞅，关于{Bt，t≥0}。且在T有界时，依据等距[14]可知是平方可积鞅，有同理，是平方可积鞅，且由文献[15]及大数定律可得
其二，马克思主义要求从人与他人的“主体间”关系来规定和理解人，而不是从“实体”出发对人的现实存在进行“自我”规定，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将融解和扬弃人的“普遍本质”，又将人的“个性”与“普遍性”内在统一起来，从而使人特有的生存特性得到充分显现。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社会关系的三种形态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前提的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可见，“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包含对于人的生存状态及人的自由和解放深刻的价值眷注，它既体现在为批判压迫和束缚人的自由个性的社会关系提供价值尺度，更体现在为人们追求和创造合乎人的自由个性的社会关系奠定价值支点。[12]（p27）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要获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就不可避免地需要与他人进行交往，并且人的本质由其所处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由此，人的本质所决定的人性就变成一种动态的、多层次的存在，而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所处的生产关系，由生产力总和即社会关系所决定的政治上层建筑则与人的自足与发展密切相连。正如人不能摆脱其自身的自然属性一样，人同样无法摆脱所处的社会生产关系，而人参与的政治生活只不过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表现形式，人参与政治生活的主体诉求由此生成。
其三，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的需要，人的需要随着生产实践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诸多著作中深刻论述了人的需要与人的本质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特定的现实条件下生活的人们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需要，需要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决定了社会关系的实质，从而决定了人的本质。需要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并且随着生产实践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的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方式具有同一性，但是落后的生产力无法满足人的欲望不断增长的需求。随着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出现，每个人都不得不和他人交换劳动产品以满足自己多方面的需要。在此过程中，“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13]（p37）由此，人的需要产生出真正的社会关系，“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14]（p439）马克思和恩格斯毫不避讳谈需要和个人利益，并且认为需要和个人利益既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同时也是个人和社会相分裂的基础。“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15]（p507）这种需要的满足方式影响和决定着“人”走向“非人”的状态，因而人的本质必然是异化和扭曲的，人类为了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必然要不断进行阶级斗争。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劳动成为实现自己本质的、令人愉快的活动，人们对自然界的需要、社会的需要、精神享受的需要才能够得到和解，在异化的扬弃过程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才能真正成为自由、完整的生命存在。即“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3]（p123）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也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从人的本质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途径——“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15]（p84）“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16]（p491）从政治解放到人的解放，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境界与必然归宿。
中国共产党以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和幸福为宗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国家以增强人民的“获得感”为新时代人民政治的目标理性思维，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逻辑。“‘获得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根本宗旨的现实体现，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客观反映，也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良政基准和善治标尺，它深刻体现着坚持和贯彻经济建设战略的成就状况，准确反映着社会公平正义的实际状况。同时，‘获得感’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中不断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的鲜明体现，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程度的现实标尺。”[17]“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加强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鱼水深情，并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和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同一切破坏党心民意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社情民意是政治好坏的晴雨表，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判断标准，坚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凝聚党心民心、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才能真正符合并完善政治人性并将政治文明建设引向深入。
马克思主义政治人性理论不仅是殷鉴人类思想史中关于政治人性的结晶，更实现了从形而上的抽象人性论到“具体的抽象”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同时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遵循，因此对新时代中国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文明推进具有深厚的方法论启迪和时代价值。
三、政治人性的当代中国意蕴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中介，借助于对人的社会性的核心范畴——劳动实践的分析，批判了超阶级的人性论和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提出了在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中把握人的本质，以满足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需要的目标。在现实的人身上，实践活动是内容，社会关系是形式，人的需要是动力。人的本质是为我的、自觉的、社会性的生成物，它在三者之中得到生成、体现和确证，只有正确地理解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在三者统一的基础上全面把握人的本质和政治人性的科学规定。马克思主义政治人性理论坚持了人的具体性、社会性和阶级性，反对抽象人性论，实现了对以往人性理论的根本性超越，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实践，但同时也是共产主义的不完善形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人性观为指导，逐步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政治人性理论，朝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崇高目标不断前进。
其一，劳动和实践是人能动地改造物质世界的对象性活动，它构成了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实践是全部社会关系的发源地，离开了实践活动人的需要就不可能得到满足，人就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剩下的只是空洞的“类”的抽象。社会关系是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总称，一定的社会关系是人的活动的具体的历史的形式。如果说人的社会性说明的是人参与政治生活的客观必然性，那么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则阐释的是人参与政治生活的主体诉求。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劳动是指人所特有的属性——自由自觉的活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异化劳动的四重特征，认为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的集中表现，即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出现，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种主体的创造物反过来支配并主宰主体的异化劳动既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也同样不符合人作为历史主体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本质要求。进而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劳动者和劳动对象的分离、劳动者自由自觉的天性与机械式生存的对立、劳动者越勤奋工作则在生活中愈发贫困的魔咒和宿命，由此异化劳动背离了人性的本质要求，所以无产阶级应该联合起来推翻现实中违背生产规律且背离人性规定的剥削制度。在这里，人参与政治生活的根本动机是人性的复归，即通过建立一个公有制的新世界，实现人自由自觉的本质活动。
通过不同气候带各稻作区划(不同生态环境)对稻耐旱性指标的方差分析表明，不同气候带和稻区对稻耐旱性各指标的影响达极显著水平(P<0.005)，表明稻耐旱性表现与气候环境因素关系密切。
在系统梳理思想史中两种风格迥异的政治人性假定的基础上，我们面临的学术职责是在唯物史观视域中，厘定马克思主义政治人性理论的基本内涵、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人性理论的超越维度，并以此来指导旨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时代政治进程。
“沉鱼落雁”是形容女子容貌非常美丽的意思，是一种夸张的修辞方法，鱼儿见到美女就为之沉到水底，大雁见到美女就为之降落到沙洲。可见这个成语不是说“要把鱼儿沉到水里去，要把大雁打到地上来”，而是说美人长得太美了，容貌美得“使得鱼儿沉到水里去，使得大雁从天上落到地上来”。可以看出这个成语中“沉”和“落”这两个动作行为的发出者是“鱼”和“雁”。
其三，推进政治人性与政治文明的深度契合。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和政治发展取得的成果，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摒弃了以往历史上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统治的政治权力控制形式，第一次实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因而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的文明形态。[23]（p30）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价值导向。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涵具有多维性，是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三个层面发展的有机统一。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人权等政治价值为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提供了合理的价值定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塑更是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价值表达与价值追求，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灵魂，彰显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现代政治文明的价值之美。政治制度文明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载体和核心内容，任何先进的政治价值理念都要在政治制度层面得到表达和反映。离开了政治制度文明，政治价值和政治行为等文明形式便无处生根。因此，政治制度文明在政治发展进程中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作用，保障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为主体结构的政治制度文明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优势和特点，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体形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领导力量，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和核心，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保障。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的引导下，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逐渐从暴力政治走向协商政治、从权力政治走向权利政治、从无序政治走向有序政治、从垂直政治走向平面政治，凸显了政治生活的历史进步维度。政治行为文明是测量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达程度的重要尺度，政治行为文明通过具体的行为规范和规则贯穿在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行为文明从实践层面体现出对政治文明的现实诉求，它既用政治制度文明来保证其深入发展，同时又进一步巩固政治制度文明的成果。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指明了方向，指向政治文明的最高样态。政治人性以政治文明为旨归，政治文明以政治人性为基石，才能有望得到实现。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导向，才能不会偏离政治人性的轨道，真正的政治文明才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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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基本动力。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要矛盾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居于支配地位、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主导性矛盾。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全局，才能有效促进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因此，解决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实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准确判断和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政治论断，将社会主要矛盾指向主体的需求与社会的满足之间的矛盾，目的在于以改革为手段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满足社会主体的需要。[24]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论断的人民主体地位并没有变，它是对人民大众需要的真切反映和现实观照，而“美好生活需要”则将主体的需要指向更高的追求，改变了以往“物质文化需要”的简单（基本）层次，更加注重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及尊严、权利、当家做主以及整个社会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政治价值在全社会的实现，凸显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新形象和新面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已经不再只是生存意义上的需要层次，而是从精神文化的政治生活、从现实社会地位的心理预期、价值认同等方面，对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甚至对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等方面需求的确证，将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指向了更加全面和明确的新境界，它使当代中国政治进程有了更强的思想指引、更高的目标追求。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是当代中国人性关怀和人民权利凸显的时代，它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价值希冀和期盼，解决好社会主要矛盾是党和国家工作的方向和重点，能够进一步带动国家的政治发展和进步，对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出了正确指引。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认为，这几年的互联网经济极具盲目性，但互联网经济的未来不能靠烧钱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矛盾是时代前行的动力，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表征着政治发展的理论需要和实践导向。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为动力，解决民生领域的短板，提升社会文明水平以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25]一言以蔽之，“政治作为人类重要的实践活动，须臾不能离开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26]（p8）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将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水平的提高，只有不断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和符合政治人性规定才能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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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9）10-0011-08
作者简介：陈绍辉（1991—），男，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岩（1964—），男，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航基地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话语体系建构研究”（19JZD008）。
责任编辑 张 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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