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崇高事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中，我们党的卓越代表毛泽东做出了瞩目共仰的历史性贡献。他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艰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建构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益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农村包围城市；一化三改；第二次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我们党的使命担当，党从一开始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崇高事业。我们党的历史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史。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探索中，毛泽东做出了瞩目共仰的创造性贡献，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道路，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准备和实践启示。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这一新论断新观点，是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又一次高度评价和求是肯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极大增强了全党全国人民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
一 毛泽东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奠基人和伟大实践艰辛探索者，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道路。从理论渊源、历史逻辑和笔者考证现有资料来说，他是我们党内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并阐论其思想要义的第一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给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实践以深远影响。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论新阶段》中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而“成为全党亟待解决的问题”[1]P658-659，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道路。这个科学论断，在经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略有修改，将原文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修成“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2]P534。相比较，修文的内涵更精当深刻，表达形式更准确具体。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思想的基本要义，一是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我们党的伟大事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成功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3]P337。事实上，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就是我们党的伟大事业发展的过程。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它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我们党的崇高使命和伟大事业“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任何“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2]P534，没有意义。二是能够适应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家运行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实践，照搬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外国经验，定无出路，只有紧密联系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破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实现合乎中国实际需要的科学理论创造，才有希望。他强调：“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4]P109马克思主义一定要随着社会实践发展而向前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否则它就丧失生命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随事而制”、与时俱进。三是我们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一个阶级、政党，必行理论实践创新才有生机。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体智慧结晶。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会议上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全面阐论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要义，指出：“我们的毛泽东，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是最伟大的功绩之一”，他“所做的，也正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3]P335-336因而确立了它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并写进党章，载入史册。历史经验显示，一劳永逸、决无生机；僵死教条、没有意义；抢残守缺、必定失败。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奠定了他在我们党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的崇高地位。
二 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创造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
毛泽东实事求是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辟了中国特色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为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艰巨任务，构建起瞩目共仰的历史丰碑，成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旷世伟业。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探索者、卓越成事者。
(一)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于中国革命实际工作中，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建立了新中国，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道路决定命运，而探索正确道路需要科学理论指导并与国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但国情不同，道路各异。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创建新中国，根本上是他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道路新境界。中国革命，有着与俄国革命不同的国情背景、社会条件。毛泽东指出：“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4]P5诚然，“革命的表现形式一定有许多样子。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有许多不同。苏联是由城市到农村，我们是从乡村到城市”，活学活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则”[5]P76。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崭露思想端倪；1938年11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作《战争和战略问题》的重要讲演，标志着这条道路的思想正式形成，并准确地阐论了它的思想内容，指出：“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这是中国革命必由之路。一是这条道路是由中国国情决定了的。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背景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2]P541-542，是把革命工作重心放到广大农村去，积蓄力量，以武装斗争夺取全国政权。二是创建农村根据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农村是反动势力相对薄弱、革命基础比较雄厚的地方，建立广泛巩固的农村根据地，“这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好办法”，“是支持长期战争所必需，也是向前发展所必需的”[2]P426根本出路、根本保证，以造就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革命阵地，星火燎原，逐步取得全国革命胜利。三是中国革命特点使然。中国革命的“主要成分都是革命的人民”，面对强大凶恶的国内外敌人，只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任何“呼声革命”、“无血运动”、议会斗争的方式，终无致胜。这种革命特点，使我们党的主要任务“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组织武装斗争，依照情况，反对内部的或外部的武装的反革命，为争取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2]P544四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使然。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正义战争，“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人民是力量之源、胜利之本。中国人民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农村创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革命，“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2]P480抗战胜利后，毛泽东科学考证了政治形势和国共力量状况，主动放弃即取城市的构想，发动农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继续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争取革命力量。几年努力后，全国农村根据地迅速扩展并合成整片，最后形成对城市的武装包围，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建了新中国，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6]P1426-1427他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胜利，建立新中国，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功盖天地，与日月同辉。1978年12月，邓小平说：“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能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地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7]P1480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高度评价：“毛泽东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3）增强内部审计人员素质。内部审计人员需具有审计、会计、财管、法律、宏观经济等知识，应具有丰富的审计实践经验，对审计内容具有高度敏感性和责任感，应对问题具有敏锐判断力。内部审计人员能力的高低关系着审计检查风险的大小，同审计质量直接相关。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探索者。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拓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道路，创立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体系，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美好未来的坚实基础，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益借鉴和现实启示，极大地增强了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
(二)创造性地领导“一化三改”和社会主义建设，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迈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新中国伊始，毛泽东就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相结合，开创了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为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奠定基础。毛泽东指出：“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8]P251；“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革命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把经济制度加以改变……但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5]P182，走上社会主义强国富民道路。如何强国富民？毛泽东进行艰辛探索，确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化三改”道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任务。关于“一化三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毛泽东指出：“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9]P704这条总路线，明确规划了党在过渡时期的中心工作是“一化三改”。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主体，社会主义改造是两翼，有机构成，相得益彰。农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先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把家庭小生产的个体经营方式变成互助组，进而初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他认为，“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私有观念很深，我们是逐步地引导他们改变这种私有观念。互助组只能解决集体劳动的问题”，“到了初级社，因为农民的土地有多有少，不能不采取土地入股的办法。经过高级社和人民公社，进一步改变了农民的私有观念”[8]P262，达到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水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加工定货、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方式，发展初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公私合营企业，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毛泽东指出：“对于民族资本家，我们是经过了三个步骤，即统购包销、加工定货、公私合营，来实现对它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我们的国家一方面掌握了原料，另一方面又控制着市场，同时又对资本家贷给流动资金，这样就使民族资本家不能不接受改造。”这一改造，我们党是“有很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8]P253社会主义工业化，毛泽东早有思考。1944年5月，他就提出中国工业化问题，说：“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致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10]P146党的七大会议上他提出：“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1]P1081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再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6]P1437《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深刻阐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他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现在我国工业化速度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我们在大型工业的主导下，大量地发展中小型工业，在洋法生产的主导下，普遍地采用土法生产”，走“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8]P259-260的道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工业条件差，市场经济落后，社会产品短缺，需要一个发展商品经济时期。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邀集全国工商联和民主人士座谈时提出实行“新经济政策”，“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2]P47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新生产关系的确立又为新的生产力发展开辟了道路。从世界历史看，国家工业化和社会改造皆生成于国家政权建构之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8]P270“一化三改”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9]P717这样，“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八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造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9]P831我们党坚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道路和方针，和平过渡地变革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一个伟大创举。十一届六中会指出：新中国“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到一九五六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13]P17-18邓小平也充分肯定了“一化三改”的重大成就，说：“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7]P302我们党比较好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的实际相结合，取得“一化三改”伟大胜利，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迈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阶段。
(三)创造性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二次结合”，建构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善了中国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水平。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就提出要独立思考、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重要思想，继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基本遵循和正确方向。1956年4月，他说：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中“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要破除教条主义，要“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14]P557这彰显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党的八大会议期间，他接见外国兄弟党的代表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指出：“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5]P133，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他认为，新中国初期我们搞建设“是懵懵懂懂的”，“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照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4]P305于是提出“以苏联经验为鉴戒”的方针，强调： “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5]P42我们党独立思考，“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8]P419，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1962年1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9]P829，同时开展技术革命运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9]P749我们从只能造桌椅、碗壶、纸张、面粉，但“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9]P712的落后状况，到逐步建立冶金、汽车、机械、石化、电力、交通运输、精密仪表、航天航空、国防工业等一大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初步建构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有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二次结合”。资料显示，1952—1978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11.2%，居世界前列。1949—1976年，主要工业品产量，如钢、发电量、石油、煤炭分别由16万吨、43亿度、12万吨、3200万吨增加到2046万吨、2031亿度、8716万吨、4.83亿吨；汽车从1955年年产100辆发展到1976年的13.52万辆。农业方面，全国兴修水利，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实行科学种田，培育推广优种，发展无病虫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农业生产技术。1952—1978年，全国农业机械化提高639倍，农机耕面积扩大299倍，机电灌溉面积增长78倍，农业技术推广站发展1762倍，奠定国民经济基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在资源勘探、矿藏采掘、医疗卫生、原子能、航天航空、自动化等现代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就，1962—1975年，我国成功研制了原子弹、氢弹、人造地球卫星、中程远程导弹、核潜艇，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1949—1976年，粮食人均量从418斤增加到615斤，初步解决了当时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问题。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小学、中学、高等院校在校生分别由2439万人、103.9万人、11.7万人扩展到1.5亿人、5836.5万人、64.7万人。医疗卫生事业蓬勃发展，农村普遍建立县、区(社)、生产大队三级医疗卫生机构，“赤脚医生”活跃在广阔的农村经济社会舞台，全国人口死亡率从20‰下降到7.25‰。
猪肉是我国居民传统的肉食消费品，消费量占到肉类总消费量的60%以上。作为消费者，为避免买到病害猪肉，除到正规商场、超市和农贸市场选购有检疫检验合格标志的猪肉外，还需掌握下列基本的鉴别方法。
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基础教育体系和医疗卫生体系，在当时是公认的奇迹。十一届六中全会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13]P20-22党的十八大高度肯定了毛泽东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丰功伟绩：“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伟大胜利。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等光辉著作和党的八大决议，就是集中体现“第二次结合”的重要成果，折射出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水平。
三 毛泽东创立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体系，为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美好未来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启迪
Leech in his book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published in 1983 defines politeness as forms of behavior that establish and maintain com
(一)科学凝练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基本经验。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13]P46；他“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13]P22他科学凝练革命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原则，一是总结提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11]P1093-1094这对当前破除“四风”、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具有现实意义。二是概括党的“三大法宝”。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2]P606这对团结全党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是科学指南。三是提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中国的商品经济很不发达。1958年11月，他指出：“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现在要利用这个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12]P499“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要树立发展商品经济“对必要比例的认识”[8]P278，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为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准备。四是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1960年3月，他指出：“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4]P135这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五是提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战略思想。他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4]P116这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思想启迪。六是提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他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认为，社会主义可分两个阶段发展。“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8]P264这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七是制定社会主义文化教育方针，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他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9]P135，“又红又专”，以培养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为我们树立以人为本、全面自由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大繁荣大发展提供了有益启迪。八是制定社会主义民族宗教政策。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多宗教国家。他领导制定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方针，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和宗教问题，依法管理民族宗教事务，尊重和帮助少数民族。他说：“必须帮助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6]P1084-1085。这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宗教关系，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一五”时期，国家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建设占全国投资的20%，“三五”、“四五”时期占比分别提高到52.7%、41.1%，有力推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二)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学说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毛泽东指出：我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奠定了人民民主专政学说的思想基础。我国的阶级基础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是领导者。我国政体是“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在中国采用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应当“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15]P135-136。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全面深刻阐论了人民民主专政学说，指出：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是“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对于一切反动派“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享有广泛的经济政治文化权利。他领导制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改进了党的领导，加强了党的建设，奠定社会主义建设坚实的政治基础。他全面阐论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强调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9]P758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应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实行批评教育、民主、说理的方法。他指出：“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9]P770，就是为了增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发展经济文化事业，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营造“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9]P819。
草，割了一茬又一茬，起初越割越盛；可当土地瘠薄，养份尽失，草也就变黄、变枯、变少，直至消失，恰似头发。故而，我乐用“头上草”称呼“头发”，调侃、俏皮，却又透着“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的无奈与豁然。
(三)建构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体系，扩大了对外关系，促进了人类和平事业发展。毛泽东一贯重视对外交往，发展对外关系，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政策。毛泽东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在党的七大会议上说：“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6]P1084-1085新中国前夕，他宣告：“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在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前提下，“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6]P1465-1466。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以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视野审察世界局势，进一步发展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对外关系，制定了“一边倒”“打扫屋子干净再请客”“一条线”“一大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针政策体系，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营造了和平发展机遇。1954年12月11日，他接见缅甸总理吴努时说：“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这也适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类和平事业。“五项原则是一个大发展”，“是一个长期方针。”[14]P321他创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和中国永不称霸的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支持世界人民的正义事业， 团结世界正义力量，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发展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他还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方略。他的这些外交方针政策和基本理论，为当前发展对外关系提供了科学指南。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强调：我们践行毛泽东外交思想方针，就是“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我们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积极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活动，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外交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人类和平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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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毛泽东年谱(1949—1976)(卷2)[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5]毛泽东文集(卷5)[M].1996.
MaoZhedong’sArduousExplorationintheSinicizationofMarxism
HE Quansheng
(Party School of the Hu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Changsha Hunan 410001, China)
Absrtact：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s the holy career for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Mao Zhedong, the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our party, has mad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He creatively combines the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Chinese revolution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rduously explores a path of revolution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China’s situation,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greatly promotes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provides positive inspira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Mao Zhedong;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rural areas surrounding cities;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ree transformations; second combination
中图分类号:A84；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681(2019)06-0001-07
收稿日期：2019-08-27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资助项目“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探索研究”，编号：17YBA402。
作者简介：贺全胜(1964—)，男，侗族，湖南绥宁人，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教授。研究方向：毛泽东思想。
(责任编校：简小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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