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宽容与现代政治发展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宽容是共产主义社会预设的应然价值，有鉴于此，社会主义社会也必然是一个走向宽容的社会。改革开放40年的政治发展之路是一条走向政治宽容的回归之路，是一个政治主体包容性不断增强、政治行为法治化、制度层面协商民主形成并不断完善、政治文化不断理性化的过程。从宽容视角观察中国40年的政治发展可以发现，政治宽容性发展契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宽容精神，因此，中国应构建并巩固一元主导、多元共存的政治文化体系。此外，政治自信是政治宽容性发展的基础，宽容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改革开放；政治发展；协商民主；政治自信；政治文化
改革开放40年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事实上，观察政治发展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如政治参与水平、合法性的高低、治理模式的转变、制度化程度，以及与经济发展的适配性等等。宽容作为现代政治基本的价值取向之一，是政治文明的重要表现，也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尺之一。宽容与现代政治发展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政治发展之路的回顾与分析应是多方位的，其中，宽容无疑是一个重要视角。
一、现代政治发展的宽容逻辑
政治发展研究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古希腊，但政治发展作为政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却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当前，各国学者对政治发展含义的理解各不相同，美国政治学家鲁恂.W.派伊(Lucian.W.Pye，又译白鲁恂)在《政治发展面面观》一书中将政治发展理论概括为十个方面，注政治发展的十个方面：“1.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前提；2.政治发展是工业社会的典型政治形态；3.政治发展就是政治现代化；4.政治发展就是民族国家的运转；5.政治发展是行政和法律的发展；6.政治发展是大众动员和大众参与；7.政治发展是民主制度的建立；8.政治发展是一种稳定而有序的变迁；9.政治发展是动员和权力；10.政治发展是多元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一个方面。”见鲁恂·W.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任晓、王元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62页。尽管派伊的概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政治发展的内涵，但显然还不是精炼的定义，其中一些观点显得过于细微，而另一些观点又显得过于宽泛。一般来说，在广义层面上，政治发展是指“为实现既定政治目标而推行的所有政治变革，它是一个走向善治的过程。”[1]从狭义层面来说，政治发展则是指“政治体系内部结构、体制、功能和动作方式的合理化、制度化和简化。”[2]显然，政治发展作为一种正向的政治变迁，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主要表现为国家、政府与社会组织和团体政治能力的提高，表现为物质技术手段的改进和组织制度的合理化水平增强，而一个必不可少的表现则是政治理念文明化程度的提高。平等、民主与自由等政治理念构成了现代政治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在这一过程中，宽容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价值理念，一路助力政治发展。反之，政治发展也使宽容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价值要素之一。宽容与现代政治发展有着内在的、必然的逻辑关系。
首先，现代政治的平等理念天然内蕴着宽容。在传统等级社会中，权力主体往往无限地扩大政治权力与政治功能，并进一步导致权力的垄断与私有化，民众政治权利与政治义务严重倾斜，权利不平等必然导致不宽容，权力吞噬权利也必然凸显主仆二分，“宽容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美德”[3]，这主要是因为在不平等社会条件下，权力持有者不受约束，他也没有得到他人认可与尊重的必要，宽容的社会基础也因此不可能存在。“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4]，与商品经济一同到来的政治解放赋予了个人以人身自由与平等的政治权利，政治解放实现了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平等不但成为个人人权，还成为诠释人权的基本原则。“平等权概念意味着它是实现基本权利的方法或手段”[5],平等权是基本权利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对权力持有者的约束与对权力专横的消除，性别、出身、种族、语言、籍贯、血统、信仰或政治见解免受歧视或不享特权成为现代政治制度中的基本内容，宽容从个人美德走向社会价值，也使公共领域的宽容成为可能。
八区域碳市场横跨我国东、南、北、中部地区，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减排潜力、管理水平等存在差别，因此在制度设计、管理实施上各有不同，最终呈现出市场参与度、交易活跃度、减排效果等的不同。但经过五年的发展，各区域市场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针对这样的状况下，要建立完善的检疫制度和加强对养殖场的管理。一方面要建立严格的检疫制度，在检疫制度中，可以借助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进行完善和提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手段对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在羊布鲁式杆菌的检疫制度建设中，可以借助信息技术，建立羊布鲁式杆菌的检疫的实时监控系统和信息系统，对羊群的羊布鲁式杆菌的数据以数据库的形式进行记录。如果羊群中有感染羊布鲁式杆菌的羊，可以及时发现，并将其信息反馈给总控制中心，从而使得检疫人员能够及时发现，针对感染羊布鲁式杆菌的羊进行检查和隔离，进而避免其病羊感染健康羊群，影响羊群的健康发展。
其次，现代政治的民主信念赋予宽容以合理性。在传统社会中，“君权神授”使权力来源的正当性被遮蔽，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背景下，政治权力根源于上天之神、行使于地上之君，成为一种当然的意识形态。对权力与对权力持有者来说，无需要约束收敛自身的专横与恣意；对臣民来说，对君主的服从是天然而神圣的义务。政治权力私有化的运行体制必定以其能够采取的手段保证其权力的垄断性，使被统治者不具有权力，从而不具有与之抗衡的能力成为最为直接与有效的方法。由此，不宽容必定成为统治者自我保护的选择，不是宽容而是权力占有的多少或有无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以不宽容为本质特征的专制成为整个社会政治最为明显的特征。宽容不具备道德上的合理性与法律上的合法性，因此，封建专制制度下，不宽容被视为天经地义。民主是对君主的否定，是与君主专制相反的权力逻辑。源自于古希腊城邦政治的民主，其基本内涵为“多数人的统治”，政治权力来源于多数的公民，而非神与自然，政治权力的行使取决于公民的认同，伯里克利曾言：“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里。”[6]民主在洛克与卢梭等人那里完成了对传统权力来源的除魅，生成了其人民主权的内涵，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政治权力主体由君主转换为人民，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成为具有独立性的自由主体，也因此导致宽容主体在数量上发生了巨大改变，民主不但打破了政治权力垄断，实现了对权力的约束，更为重要的是，民主排除了以政治之名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伤害，使国家与个体之间关系的宽容成为一种制度。
首先，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政治发展之路是一个政治主体包容性不断增强的过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使中国社会形态发生了质的飞跃，也是最深刻的宽容性变革，这不仅是因为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成为国家主人，实现了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主体由少数到多数的转变，而且还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社会主要矛盾由对抗性的阶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可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应成为国家政治实践的主体内容。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及苏联模式的影响，尤其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狭隘的理解，在还没有实行改革开放的60、70年代，阶级斗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仍是重要的内容之一，阶级斗争扩大化严重挤压着社会主义宽容的内涵，其要求进行“朋友与敌人”的划分，阶级划分与家庭出身影响着人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也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分层。而政治分层的差距导致的权利歧视，使很多人成为国家权力排斥或专政的对象，国家政治生活中充斥着不宽容的气息，也在很大程度上分化了政治主体的整体性。
然而，现实层面的社会主义运动表现为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过程，这往往直接导致作为政治文化的宽容理念在后革命时代受到斗争思维惯性的挤压而举步维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并不意味着革命年代的斗争思维惯性的转变，划分敌我的政治观念还占据着主导地位，社会主义原本固有的公平正义、人的尊严和价值，以及平等理念受到了革命思维的抑制，社会主义价值观丰富性内涵被简单化或单一化， 对社会价值观多样性不宽容的取向，导致宽容价值观在社会各个层面缺位，整个社会弥漫着消除差异性的冲动，出现了严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抑制了社会主义价值观中固有的宽容精神，不仅极大地消耗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基础，也严重地窒息了整个社会的内在活力，这也决定了消除不宽容的政治遗产成为后“文化大革命”时代政治发展的现实起点，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政治发展之路是一条走向政治宽容的回归之路。对此，我们可以从政治主体、政治行为、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几个方面来加以考察。
二、改革开放40年中国政治发展的宽容之路
在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中，他们所期望的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指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发展与个性张扬，他们并不企图消灭差异、泯灭个性以达到价值的绝对性与同一性，恰恰相反，他们寻求的是克服对人的自由发展造成异化的不宽容因素，宽容是共产主义应然的价值预设。这是因为，只有在宽容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理念时，社会成员“自由个性”才能达到，真正宽容到来之日才是人类真正自由解放之时。在一定意义上，社会主义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实起点，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拓展宽容精神与宽容生活方式的过程，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是一个走向宽容的社会。
津村洋介法官提出一个关键问题：“请说出赵欣伯死亡的原因、时间和地点。”这一次，前4位赵碧琰的回答一致：先夫1951年以政治原因受到折磨，死在监狱中。只有来自北京的赵碧琰在这个众所周知的问题上给出了一个最不可思议的答案：“赵欣伯是病死的，1951年7月，脑溢血。他不是被折磨死的。”
2)保证支架合理工作状态。采取及时移架和限量放煤等方法，减少顶煤冒落，将支架顶梁仰俯角变化范围控制在±10°，防止后柱受力过小甚至出现拉力。
最后，现代政治的法治理念与制度是宽容的保障。古代社会的宽容在内涵上更多地是对个体道德的一种追求，它不能超越个人私德的视野而得到普遍化，不能成为一个社会公共的价值理念，更不能转化成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社会生活方式，宽容也往往沦为统治者作为权宜之计的妥协或策略性怀柔的伪善。如果说现代政治的特征是民主与平等，那么自由则是现代政治的本质，不管是平等还是民主，其主旨都在于人的自由与权利，体现为公民表达自己政治意愿的自由与权利。然而，这种自由与权利只有被对象化为法律制度之后才能得到保障，法治取代人治成为现代政治的必然要求。在传统的人治社会中并非没有法律，但统治者还是居于法律之上，法律只不过是统治者的工具和手段而已，对法律的服从更多地还是依靠强制力量。在现代社会，法律制度有着至上的权威，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律为每一个人创造了一个公平的、免受他人干扰的界限，在这个界限内，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做自己想要做的事，在政治领域，法律为每一个人设定政治权利、做出政治决策、规定自我治理的组织形式，人们享有人身、信仰自由、言论、结社等个人自由，即便公权力也不能任意干涉。如果说宽容是自由的原因，那么自由则是宽容的结果，事实上，宽容是法治下的自由，而法治是宽容的保障。
宽容在本质上是法治下的自由，法治的价值就在于规范与约束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保障宽容，拓展政治宽容的空间。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之所以能够有机统一的原因就在于权力的法治化。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党的权力可以超越法律，因为法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载体，而且法律还是一切公共权力的正当来源和合法基础，依法取得并依法行使是一切公共权力取得合法性的普遍形式，依法执政是党的权力运行方式的必然选择，没有依法执政就没有依法治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建设方针之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强调把法治建设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经过改革开放40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法治秩序建设取得巨大进展，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化保障化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政治宽容内涵得到持续涵养。
此外，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这既是对人民民主的真谛诠释，也是对协商民主要义的揭示，既表明了对民主一致性的要求，又蕴含着对多样性的尊重。宽容是协商民主得以可能的前提和原则，指导着协商民主的过程，这是因为协商民主的主体不管是个体还是群体，都必须承认、认同、尊重其他人的言行，换位思考，在不同主张的辩论、讨论中求同存异是协商民主的应有之义，否则，协商民主便不复存在。找出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最大程度地包容和吸纳不同的利益诉求，以政治宽容体现中国政治发展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成就与理论创新。
其次，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政治发展之路是政治行为法治化的过程。权力与权利关系是政治的核心，权力行为与权利行为构成了政治行为的主要内容，权力行为主要包括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而权利行为主要是政治参与。权力行为与权利行为成为决定政治宽容与否的实质性因素。这不仅是因为权力是宽容主体的要件，还因为权利是宽容客体的前提。前现代社会政治权力行为往往表现出明显的垄断性和任意性，而政治权利则表现出范围明显的狭隘性与义务的不对称性，因此决定了前现代社会政治不宽容的必然性与宽容的偶然性，而政治宽容的偶然性往往依靠权力行为的自我节制与自我约束。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现代社会的政治发展是一个从国家权力向公民权利的回归过程，权力与权利此消彼长，宽容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增量。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主权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人民权利的根本性与政府权力的相对性，决定了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是一个规范、约束公共权力与保障扩大公民权利的过程，政治行为法治化作为这一过程的必然要求，必然成为新时期政治发展的核心内容。
“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政治发展的一次巨大倒退，也是政治宽容的低谷，主要表现为政治行为失序、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甚至砸烂“公、检、法”，但也正是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法治被严重破坏这一教训的反思，促进并推动了中国政治发展的转向。如何重建、完善中国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结构，使之运行法治化成为新时期政治发展的重要主题。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政治发展，形成了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为三大支点的政治权力运行结构，走出了一条权力法治化的道路，同时也体现了对世情、国情与党情的探索性、适应性与创新性。党的领导构成党权，是政治发展的方向性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构成民权，是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决定着政治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依法治国构成政权与法权，成为政治发展的基本路径，规范着政治发展的基本形式。
一个划分敌我的政治，必定是不宽容的政治。改革开放之初最具宽容意义的“拨乱反正”就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对大量政治上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对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进行了摘帽。政治地位平等是宽容的前提，宽容必然要求政治地位的平等。阶级斗争的纠偏使中国在政治上快速走出了阶级斗争不宽容的藩篱，使政治权利不再与阶级或身份捆绑，从主体层面解除了不宽容的压力，使原先国家权力排斥或专政的对象成为国家权力保护的对象，使政治权利平等性与民主性得以回归，大大降低了不同阶层政治主体之间不宽容的张力，极大地增强了政治权利主体对执政党领导权与国家权力的认同感，迅速消除了“文化大革命”在政治方面形成的不宽容阴霾，这是新时期中国政治走出政治发展困局的第一步，也是走向宽容发展之路的起点。
最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政治发展之路是一个政治文化不断理性化的过程。政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政治系统的内在精神价值层面。政治文化的更新是影响政治发展的重要变量，也是政治发展最为深刻与本质的内容。政治发展过程往往是政治文化理性化或合理化的过程，理性通常表现为人自觉地调节和控制自身行为的能力，理性有着崇尚科学、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现实主义态度，在政治领域中的理性精神对政治发展有着平衡与纠错的功能，不但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政治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政治文化理性化的过程是一个宽容因素增量的过程，因为理性与宽容是联系在一起的，宽容来源于理性，而宽容又滋生并涵养理性，宽容与政治发展呈现一种正相关关系。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这标志着协商民主地位在中国的确立。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作用”，并作出重要部署，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前进方向。协商民主在中国主要表现形式为政治协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新中国政权产生的机制与形式，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制，政治协商成为选举之外的民主形式，并与选举民主进行了创造性的结合，有效地填补了人民权利在选举之外的空白，事实上，既关注多数人的利益，又兼顾少数人意见的协商民主，既关注了决策的结果，又关注了决策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协商民主在内涵上不断拓展，从治国理政到政府决策，从选贤任能到国计民生，覆盖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形式上不断丰富，有各类听证会，民主恳谈会，社区议事会，网络协商等等。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中国政治体系最为重要的主体，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领导性力量。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革命党，其存在的阶级基础是工人与农民阶级，根本使命是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方法论主要是阶级分析，即分清依靠对象、团结对象，打击对象以及分化对象，不宽容有其天然的合理性，“剥夺者被剥夺”，是暴力斗争思维的必然要求。然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其使命是建设一个有秩序的国家，由原先的破坏变成了建设，其方法论就必须由激进斗争转向阶级合作，以扩大自身的阶级基础，民主与协商成为其实践的主要方法，宽容成为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价值选择。然而，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主体性转变往往受到各种掣肘而显得举步维艰，往往会遇到革命越成功，革命“合理性”就越高的困境，“角色转换”往往不能及时跟进“地位转换”。但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着对“文化大革命”全局性、长时间性的反思，在新时期不断努力探索推动自身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转变的主要标志是中共十六大《党章》中对党的性质的表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性由“一个先锋队”到“两个先锋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地位”与“角色”的双重转换，体现了对异质性政治主体的包容性与开放性，不但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主体宽容性，同时也推动了政治行为、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的进步与发展。
根据偏移距及目的层段深度计算入射角范围（2°～47°），将偏移距道集转换为小角度（2°～15°）、中角度（15°～30°）、大角度（30°～47°）三个角度叠加数据体，并沿目的层提取均方根振幅属性。
虽然国家体育总局联合教育部成立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但机构设立在国家体育总局下设的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在运作上与教育部门的联系不多。省市一级办公室也均设在地方足协或地方体育系统，形成了事实上的体育部门主导地位。这一状况直接导致教育部门在校园足球工作中的政策执行动力不足，难以充分发挥其职能优势。
再次，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政治发展之路是一个在制度层面协商民主形成并不断完善的过程。民主是政治发展的重要价值目标，也是政治发展的手段和途径，选举只是民主的手段。当民主单一化地被理解为选举或者票决时，显然是狭隘性地把目标等同于手段的结果。在行为、利益、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选举民主的对抗性与竞争性在政治实践中往往表现出不宽容、刚性化的一面，往往为不同的政治势力和不同的政治思潮所裹胁，民主出现实然与应然相悖的困境，甚至导致战乱与分裂，民主的本质被异化。在选举民主不敷所需的背景下，协商作为一种传统政治实践开始被挖掘并赋予其现代民主的意义。协商民主强调政治参与主体的真实性与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讨论、对话与争辩，主张通过政治主体间的充分协商达成理性的共识，强调宽容理念的指导以及对他人个性的尊重和理解。
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政治发展之路是一个政治文化非理性的除魅过程。改革开放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推力来自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经济方面对利益存在的承认与对市场经济态度的转变也推动了政治文化的思想解放，开始走出教条主义的禁锢，僵化的、不宽容的斗争思维被否定，“摸着石头过河”的务实工具理性与社会主义理想的价值理性使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呈现政治文化理性化的特点。40年来，中国走出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严重背离与教条化理解的迷雾，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性务实的精神为政治文化注入了宽容的因子，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增强，民主、平等、自由、法治、和谐等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政治观念绝对化程度在降低，以前很多“不可以”的观念变成当前“可以”的理念，和而不同、尊重差异已经成为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信念。国际政治层面，在走出“敌人”与“朋友”、“反对”与“拥护”固化的惯性思维之后，求同存异成为中国国际政治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一方面避免了强化不同政治制度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以秉承开放并蓄的心态借鉴、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同时坚持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避免了政治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与颠覆性的变革，超越了老路，避免了邪路。另一方面，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政治文化异彩纷呈的多样性激发出更大的宽容需要，宽容走出作为手段的局囿，被赋予了更多的价值内涵。40年来，中国一直在国际政治领域展现出的宽容理念与实践，尤其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认同。理性的持守与宽容的增量正在拓宽中国在国际层面的政治发展之路。
三、中国政治发展的宽容愿景
从宽容视角观察中国40年的政治发展，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政治本质回归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主义价值观内涵不断发掘与显现的过程，对此，笔者有以下四点思考。
第一，中国政治宽容性发展契合了市场经济的宽容精神。市场经济在中国走过了波澜壮阔的40年。市场经济按照市场规律配置资源的方式决定了经济活动中的自由性、开放性和竞争性，打破了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一大二公”模式的垄断性与封闭性，极大地释放了不同市场主体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进而使多样化、差异性观念得到认同，使相互性、公共性与边界性原则成为市场经济活动的内在要求，使市场经济的宽容精神得以激发，成为政治发展走向宽容的经济基础。“政治宽容作用于经济的发展，本质上意味着它直接将自己的价值功能指向了人的能量的释放及其能力的发展。”[7]中国的市场经济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几个层层深化的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强调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在中国不断加强与完善。经济与政治的交织关系使宽容理念不可避免地向政治传导，政治发展也在深层次体现了经济发展的要求，“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只能是经济的平等走向政治的平等，经济的自主走向政治的自主，有主体意识的经济人转变为有民主意识的政治人，追求经济利益的生产者或消费者转变成维护政治权利和政治利益的公民”[8]。市场经济发展伴随着宽容精神增量，为政治发展开辟了宽容的前景。
第二，在构建和巩固一元主导、多元共存的政治文化体系中彰显社会主义价值的宽容内涵。政治文化的多样性存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绝对规律，强劲的全球化进程没有也不可能消灭多样性，反而是更加凸显了多样性的存在。绝对、统一、普适的政治文化并不存在。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指出：“现代民主社会不仅具有一种完备性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之多元化特征，而且具有一种互不相容然而却又合乎理性的诸完备性学说之多元化特征。这些学说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得到公民的普遍认肯。任何人也不应期待在可预见的将来，它们中的某一种学说或某些其他合乎理性的学说，将会得到全体公民或几乎所有公民的认肯。”[9]4然而，多样性并不意味着不同文化地位的相同性，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9]4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国家的意识形态，有着组织、号召和凝聚人民群众的作用，在政治文化中的主导性地位是历史必然。但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与政治文化的多样性并不是非此即彼或有我无你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并没有窒息其他政治思潮，反而在与其他思潮斗争的过程中，其科学性与实践性得以进一步彰显并发挥引领作用。在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在政治文化领域，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是主旋律，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是一种常态，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释放着其应有的宽容内涵。
第三，政治自信是中国政治宽容性发展的基础。对于个体而言，宽容是自信的体现，而自信则需要宽容的涵养，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同样。改革开放40年，中国政治发展在价值层面经历了一个从相信到自信的过程。我们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相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适应保证各项事业顺利开展的制度体系，相信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中国人民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发展阶段，现正走向一个强起来的新时代，已经站在了最自信的历史节点上，走到了一个能够宽容而且需要宽容的关口。自信越来越多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心理基础，正如习近平所说，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接近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自信是一种在自我能力评价上的积极意识特征，正是这种自信，成为中国政治宽容性发展的内在文化条件。自信使我们对内鼓励探索、实践、创新，使民主内涵持续增量，民主方式不断增多，使“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全面展开”，并不断完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寻找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越来越成为政治发展的理念之一。不同的社会群体、价值观和信仰体系、知识见解得到越来越多的存在与竞争空间。
第四，宽容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基本价值追求的区别，以人民为中心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与执政立场。“人民”一词本身就是一个宽容性的概念，“在现阶段(或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人民实际上涵盖了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10]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是抽象的，然而人民作为社会主体又是具体的，不但有地域、民族、阶层之分，还有利益与权利诉求的不同。正是这种利益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差异性决定了政治发展前景的宽容性。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政治发展强调突出了人民作为独立个体的权利与自由，而不是消灭个体利益与权利的多样性，更不是泯灭个人独立性，而是在寻找基本共识的基础上实现多元共存的政治秩序，致力于保障权利与约束权力的法治建设。这种宽容性的政治发展，顺应了中国现阶段的世情、国情与民情，也合乎未来社会——“自由人联合体”的基本价值要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发展是中国社会永恒的主题，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发展旨在为每个人赢得发展的空间，使每个人都能获得发展的机会。应该说，中国的政治发展是平等的、自由的与民主的发展，也必定是宽容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俞可平：《中国政治发展三十年》,《河北学刊》2008年第5期。
[2] 燕继荣：《发展政治学：政治发展研究的概念与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
[3] 房龙：《宽容》,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7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3页。
[5] 韩大元：《宪法学基础理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0页。
[6]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30页。
[7] 杨楹：《宽容:现代政治的伦理内蕴》,《哲学动态》2005年第11期。
[8] 蔡拓、吴志成：《市场经济与政治发展——转型时期的中国政治》,厦门：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9] 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10] 虞崇胜、余扬：《理解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方略的逻辑起点》,《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1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19)01-0055-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现代社会的政治宽容研究”(15BZZ024)
作者简介：曹峰旗，1967年生，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王辉，1993年生，喀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雅莉]
标签：政治论文; 宽容论文; 民主论文; 权力论文; 中国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论文; 《黑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现代社会的政治宽容研究”(15BZZ024)论文;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喀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