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恺同志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我从事党的组织工作的启蒙老师。我在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工作40余年，先后有两段时间在习仲恺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第一段是1956年至1963年；第二段是1977年至1995年。在这二十多年里，由于习仲恺同志的关心培养和言传身教，我从一名一般的青年干部成长为对组织工作和业务较为熟悉的组工干部。
1954年全国审干工作开始时，习仲恺担任着陕西省委组织部审干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当1956年8月他担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后依然分管审干工作。我1956年调到省委组织部后被分配到审干办公室，开始在习仲恺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由于当时全国刚解放不久，新的政权建立，干部队伍迅速扩大，有一部分干部在政治历史上存在一些问题，影响组织对干部的选拔任用。因此，中共中央于1954年5月发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要求对部分干部政治历史上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一次审查并做出结论，为各级组织部门正确选拔任用干部提供可靠依据。习仲恺同志要求大家首先了解被审查干部政治历史的全面情况，提出需要审查的问题和调查线索，在调查工作中必须实事求是，取得真实可靠的证明材料，然后认真分析研究，做出正确的结论。对涉及组织处理的问题，一定要按照中共中央的有关政策规定，提出恰当的处理意见。习仲恺同志在整个过程中坚持原则、认真把关，非常仔细和认真地听取调查情况汇报和审阅每个审查结论材料，不放过一个有疑点的问题。对最后定稿的审查结论，均交给被审查人阅看和签注本人意见。由于习仲恺同志对工作的严格要求和认真负责，经过几年的艰苦工作，到1959年，全省审干工作基本完成，在此后多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没有发现这次审干工作中所做的审查结论和组织处理有不当之处。
1963年3月，习仲恺同志突然被免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职务，调到省商业厅担任副厅长。习仲恺同志以党的事业为重，服从组织的安排，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积极做好工作。我们去看望他的时候，从未见到他对此有丝毫埋怨情绪，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在“文化大革命”中，习仲恺与许多老干部一样，受到极左路线的冲击和迫害，直到粉碎“四人帮”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习仲恺同志才恢复了工作，并于1977年12月重新回到了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岗位。
1986年，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中共组织史资料》的征集编纂工作，并要求这项工作由组织部牵头，组织部、党史研究室、档案馆3个部门共同完成。当时习仲恺同志刚由副部长岗位退下来，改任组织部顾问，且已年过花甲，身体状况也不太好，但当省委决定由习仲恺同志主持这项工作时，他还是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习仲恺同志立即与组织部、党史研究室和档案馆的领导进行联系协商，研究征编工作领导小组组成方案、征编工作办公室的设置和工作人员的配备及办公用房等问题，得到3个部门领导的全力支持，提出了具体解决方案。为了解决征编工作经费和工作用车问题，习仲恺同志又带上我到省财政厅与有关领导联系协商，使征编工作经费和工作用车问题很快得到落实。
茉心笑道：“小主放一百二十个心，是主子娘娘身边的莲心亲口来告诉奴婢的，说是听见皇上与主子娘娘说的。给莲心一万个胆子，她也不敢撒这样的弥天大谎啊！”
1986年3月27日，第一次全国组织史资料征集编纂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习仲恺同志带队参加了会议。为了解前一段组织史资料征编工作的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给即将召开的全国组织史资料征编工作座谈会准备材料，他带领工作人员，深入咸阳市和西安市等地了解以前组织史资料征编工作的试点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听取了3个县的情况汇报，接着又请铜川市等单位来省上汇报情况，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给参加全国组织史资料征编工作座谈会准备了详实的材料。3月底，习仲恺同志在北京参加了第一次全国组织史资料征编工作座谈会以后，又遵照省委常委有关领导的电话指示，在北京亲自访问了刘澜涛、马文瑞两位老领导，了解有关史料。在征集资料过程中，他还带领干部访问一些老领导，了解西安解放以前三原地委的有关史料，并多次深入榆林等地市，检查了解组织史资料征编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
全国组织史资料征集编纂工作座谈会结束后，省委副书记周雅光召集会议听取汇报，由周雅光同志主持进行讨论，经研究决定，正式成立“中共陕西省组织史资料征编工作领导小组”，习仲恺同志担任领导小组组长，下设组织史资料征编工作办公室，负责组织史资料的征集整理编纂工作。由于习仲恺同志去北京参加会议前就带病坚持工作，回到西安在将以上工作安排妥善后，才抽出身来去治病。习仲恺同志对第一次全国组织史资料征集编纂工作座谈会制定的“广征、核准、精编、严审”的八字方针非常重视，并认真贯彻执行，特别重视对资料的“核准”，使编出的资料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对于征集资料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意见，不轻易下结论，而是认真、深入地进行调查考证，慎重对待。例如在征集资料阶段，对于陕西最早建立的党组织在哪里，就曾出现过两种不同的意见相持不下的情况。领导小组研究后，要求持不同意见的两个地、市征编办，对这一问题再进一步深入调查，提供确凿证据，然后由省征编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专题研讨会，并邀请有关专业人士，进行研究论证，最后取得了一致意见。
对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实施服务和管理，寓管理于服务中，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参与城市建设，为他们将来返乡创业积累经验和资金。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的众多服务中，就包括了“法律援助”服务。
在历时8年的陕西省组织史资料第一卷的征集编纂工作中，习仲恺一直是一边治病，一边坚持工作，从不言苦言累。1990年由省组织史资料征编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岗位退下来以后，又担任省委审稿组成员。“古稀”之年的他，带病认真审阅省组织史资料第一卷共计170余万字的书稿，提出了不少宝贵的修改意见。1994年，《中共陕西省组织史资料》（1925.10-1978.10）第一卷的征集编纂工作完成，并于1994年7月正式出版发行。习仲恺同志为这项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将与这部资料一同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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