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进程中，对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判断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这对执政党能否制定科学和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意义重大。苏联在70多年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在这方面存在严重的理论失误。苏联虽在不同历史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与定位有差别，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超越社会发展阶段与急于过渡的思想十分突出，之后的时期虽有纠偏之意，但都认为苏联已经进入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总的来说，超越社会发展阶段与急于过渡的思想长期以来在苏联占主导地位。究其原因：一是对十月革命前俄国基本国情的认识有误，二是不切实际地过高估计经济发展水平。中国共产党吸取苏联的教训，也总结了自身的经验，实事求是地提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并据此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对我们党和国家今后推进体制改革、正确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苏联；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与定位失误；初级阶段理论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判断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这对执政党能否制定正确的、科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判断正确，可以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不断取得成功；判断失误，会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挫折，影响改革进程，并成为社会主义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苏联在70多年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在这方面的理论失误值得我们研究，并从中吸取教训。
一、急于过渡的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与定位
在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是，社会主义社会是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社会主义在俄国成为了现实。列宁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结合俄国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实际，也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而把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称为共产主义。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初期，在当时的俄国国内国际条件下，不可能去考虑如何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而是要解决如何建设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所以列宁顾不得去具体研究社会主义制度在俄国建立以后的发展阶段。
在十月革命前与最初时期，列宁分析当时俄国形势的特点，提出了革命无产阶级的任务，并还提出了布尔什维克的经济纲领，其主要内容有：（1）“在土地纲领上，应把重点移到雇农代表苏维埃”。办法是：“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把国内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由当地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2）“立刻把全国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全国性的银行，由工人代表苏维埃进行监督。”（3）“……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1]15-16
说戒烟，光嘴巴说、心里想是戒不成的，必须有实际行动、坚强的意志和持久的决心，要有对生命、对家庭认真负责的态度，还要有一定的方法和诀窍。烟瘾上来了，他就努力忍受，把要吸烟的注意力分散，做几下深呼吸，把事先准备的薄荷糖含进嘴里，还轮换尝试过用嚼槟榔的方法应对。那些日子，还真是苦了老闻头儿，整日没精打采，心里痒痒的，怪怪的，两只手不由自主地在口袋里摸来摸去。
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列宁上述经济纲领在十月革命前也发生了大的变化。简单地说，在土地问题上放弃了把没收来的地主大田庄改建为由原雇农领导的国营农场，而提出通过土地国有化所没收的土地，按劳动或消费定额在劳动者中间平均分配。为了对工商业实行真正的监督，列宁提出，要把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并由国家监督它的业务，或者说实行银行国有化；采取步骤把各个辛迪加即资本家最大的垄断组织（糖业、石油业、煤业、冶金业等等辛迪加）收归国有；取消商业秘密；强迫工业家、商人以及所有企业主辛迪加化（即逼迫他们参加各种联合组织）；国家调节消费，规定消费定额，实行面包配给制等。①参见《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254页。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当今医学界公认的较为全面反映医疗行为自身运行的模式，这一模式它既是医疗规则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医疗行为的运行规范[9]。但在临床现实中，我们是否按此模式施行医疗行为，生物、心理、社会三者是否等量齐观，或者孰轻孰重，谁先谁后，不同的认识一定会产生完全迥异的结果。
基于关联规则挖掘的跨语言译后扩展核心问题是如何计算关联模式支持度.常见支持度计算主要有四种：(1)将关联模式在事务文档中发生的概率作为该模式的支持度[9]；(2)将项目权值总和与无加权支持度的乘积作为加权项集支持度[15]；(3)将特征词项目平均权值与无加权支持度的乘积作为完全加权项集支持度[11,16]；(4)以项集在事务数据库中项集权值总和占事务数据库中所有项目权值总和的百分比作为完全加权项集支持度[10,17].文献[17]表明，方法(4)挖掘效果比方法(3)的好.然而，方法(4)只考虑特征词项目权值对支持度的影响，忽略特征词频度对支持度的作用.
应该说，上述经济纲领是列宁针对当时情况提出的对俄国旧经济制度进行改造的初步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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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十月革命后，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赢得的和平喘息时间是很短的。1918年春，俄国内反革命叛乱和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对苏维埃政权发动了武装干涉，企图把它扼杀在摇篮里。这样，致使刚刚开始的和平经济建设停了下来。当时，列宁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把整个经济转向军事轨道，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政策。在这个时期（1918年春至1921年初），在苏维埃俄国形成了军事共产主义的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对后来的苏联乃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构建经济体制与认识社会主义都生产了很大影响。
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除了否定与消灭商品生产与货币外，还推行这样几项政策：首先是实行粮食征收制。借助于这个办法苏维埃国家把全部余粮集中在自己手里，然后有计划地以实物形式分配给全国各城市职工与居民。其次，随着货币结算的取消，国家与企业之间、企业互相之间的经济关系实物化。第三，在分配领域逐步把货币关系排挤出去，日益实物化。
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苏维埃国家随着形势的变化，从对大企业实行逐步国有化发展到加速全面国有化的政策。在1918年底举行的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工业国有化已基本完成。”通过国有化把基本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手里，并形成了大量的国有企业，从而建立了计划经济制度的基础。
第四，“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是针对当时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提出来的，确有冲淡发达社会主义的用意，避免过去不恰当地宣扬苏联所取得的成绩，掩饰矛盾和问题等错误，以利于今后的改革。但使用这一概念，决不是说，苏联自己认为它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可能否定自己取得的重大发展，而降为发展中的国家。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到，苏联不同历史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定位与理论有差別，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超越社会发展阶段与急于过渡的思想十分突出，之后的时期对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思想确有纠偏之意，但都认为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戈尔巴乔夫有关“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这一提法，也是认为苏联现实存在的是社会主义，是在不断发展和前进的社会主义，尽管这种社会主义存在严重弊端与扭曲。就是说，苏共及其领导人对苏联社会所处阶段的说法尽管几度变化，但在认为苏联社会已经进入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这一点上都是认同的，并没有实质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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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底1921年初战争结束了，苏维埃政权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这期间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整个国民经济处于极端困难时期。国内战争使本来就十分落后的俄国经济又倒退了10年。列宁认为，必须对军事共产主义的政策进行批判性的总结。列宁强调：军事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是在特殊条件下实行的特殊政策。从十月革命前与革命胜利后的初期，列宁认为，通过全盘国有化即国家垄断制，利用国家机器的强制力量，不需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办法，过渡到由国家直接控制生产与分配，这就是“直接过渡”。1918年春采取的战时特殊的紧急措施，与“直接过渡”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列宁回顾说：“当时设想不必先经过一个旧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期就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设想，既然实行了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的制度，我们也就直接进入了一种与以前不同的生产和分配的经济制度。”[2]221列宁在总结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之后，认识到这种“直接过渡”在俄国是行不通的。他指出：“毫无疑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这要取决于国内是大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还是小经济占优势。”[3]70列宁认为在一个工业不发达、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向共产主义过渡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3]70从而否定了“直接过渡”的思想，而是采用“间接过渡”的方式，即国家在掌握在国民经济中居重要地位的大企业的同时，允许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①列宁在论述新经济政策时，也是从重提他1918年谈到过的苏维埃俄国存在五种经济成分为起始的：（1）宗法式的、在很大程度上的农民自然经济；（2）小商品生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要正确对待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与小生产者，通过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以迂回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就是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对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经济体制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大而又十分深刻的改革，也是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在经济体制方面（当然也必然涉及到政治体制）的第一次改革。这一改革使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产品交换的经济关系过渡到商品货币关系，从坚决排斥市场机制转变为必须运用市场机制。这样，使一系列经济政策符合当时苏维埃俄国的客观实际。新经济政策时期成为苏联历史上最富有生命力的时期，也是列宁对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作出的最为重大的贡献。②转引自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第248页。邓小平在评论苏联社会主义时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4]139
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的时间不长，从1921年算起到列宁逝世，总共才3年的时间，如果从1921年10月新经济政策才全面形成算起，那么，时间更短，只有两年多一点。所以，这个时期苏联的经济体制是很不成熟和很不定型的。还应看到，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一方面在理论上是十分谨慎的，另一方面也是经常变化的。列宁在1918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强调说：“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多少阶段。”[1]460他还说：“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不是一个党所能实施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才能实施社会主义。”[1]464到了1923年1月，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5]773苏联长期以来，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往往把这一“改变”仅归结为用粮食税代替粮食征收制。实际上，这一“改变”的内容要广泛得多、深刻得多，还反映在工作重心的转移，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性质与商品经济作出新的判断上，以及“国内和平”、大量裁军及财政改革等问题上。在国外方面，包括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和与社会民主党人关于共同行动的谈判等。正如苏联学者指出的，“这种‘根本转变’，就其深刻的程度来说，也许只有1917年的十月革命能够与之加以比较”。[6]501再从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来讲，列宁在1922年3月联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还认为新经济政策是“退却”，到1922年底至1923年初，列宁改变了看法，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由之路，但这种过渡不是直接过渡，而是通过迂回的方式。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苏联主要领导人。在他主政后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实现了工业化与农业全盘集体化。关于工业化完成时间，按斯大林的第一种说法为1932年，即“一五”计划结束时，工业化时期就结束了。他在1933年1月作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报告中说：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四年完成，“这一切就使我国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因为工业产值的比重和农业产值的比重相比，已经由五年计划初（1928年）的48%提高到五年计划第四年度（1932年）末的70%”。[7]164但到了1946年斯大林在谈到苏联由落后国变成先进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之时，称这是“一个飞跃”。在他看来，“这个历史性的转变是从1928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开始，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的”。他还进一步明确说：“我们国家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一共只花了十三年左右的时间。”[8]495工业化作为一个运动或时期来讲，斯大林1946年的说法可能更贴近实际。
斯大林执政后对经济发展一直实行赶超战略，这个战略集中体现在他的工业化方针与政策上，一再强调苏联实行的是超高速的工业化。以后苏联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一直实行赶超战略。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苏联在二战前的头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不仅经济有了大的发展，而且生产关系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斯大林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方面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1928年私人企业在工业企业中的比重为28%，到了1933年已降至0.5%。在农业中，私人经济在同一时期由97%下降到20%，零售商业则由24%下降到零。①参见[俄]T.M.齐姆希娜：《俄罗斯经济史》，俄文版，2000年，第244—245页。到1937年，社会主义经济在全苏生产固定基金、国民收入、工业与农业产值中的比重分别占 99%、99.1%、99.8%和 98.5%。②参见苏联部长会议中央统计局编、陆南泉等译：《苏联国民经济六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页。
由于取得以上的进展，1936年苏联公布新宪法时斯大林宣布：“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8]3991939年3月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其报告中宣布，苏联进入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1952年10月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章程》又明确写道：“现在，苏联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最后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赫鲁晓夫执政后，同样由于过高估计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水平，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不切实际地提出在短期内实现赶超美国。这种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思想，集中反映在196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20年内赶上超过美国和建成共产主义的纲领任务上。他还具体提出：第一个十年内工业生产绝对量与按人均计算的工业产品的产量都压倒美国，从而使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强国；第二个十年内即到1980年在按人均计算的工业产品生产方面将把美国远远地抛在后面。
二、悄有后退的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定位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发现，苏联不可能实现赫鲁晓夫提出的20年内赶上超过美国和建成共产主义，因此，对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得不提出新的说法，即提出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理论。勃列日涅夫在1967年11月3日庆祝十月革命胜利50周年大会上第一次宣布：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9]190自勃列日涅夫提出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并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一理论后，可以说，有关发达社会主义的论著充斥着苏联的出版物。这一时期，一再强调苏联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成熟性、社会的一致性和矛盾的统一性。后来，把发达社会主义与逐渐发展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关系联系起来。关于这一点，勃列日涅夫在1977年10月4日所作的《关于苏联宪法草案及全民讨论的总结》报告中作了论述。他说：“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着手进行共产主义建设。”他解释说：“苏联现在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新社会达到这样一个成熟阶段：根据社会主义内在和固有的集体性原则对全部社会关系进行的改造即将完成。从这里可以看到社会主义规律发挥作用的广阔天地，以及社会主义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显示其优越性的广阔天地。从这里可以看到社会制度所具有的有机的完整性和活力，以及它在政治上的稳定性和牢不可破的内在统一性。从这里可以看到各个阶级、各个社会集团和各个民族在日益接近，人们在我国结成了历史上崭新的国际主义的社会共同体——苏联人民。从这里可以看到新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诞生和新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确立。”[10]300，301从上面这段话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虽然对苏联所处社会发展阶段有后退之意，但并不能理解为苏联不再向共产主义迈进了，从这一时期苏联官方与学者的论述来看，一再强调发达社会主义是一个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基本前提，是要在这个时期中形成共产主义的前提。1977年通过的苏联宪法亦明确指出：“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一个合乎规律的阶段。”有鉴于此，苏联所需要的只是对发达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勃列日涅夫不可能也不认为需要进行大的改革，更不用说根本性的改革。
三、不断后退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与定位
勃列日涅夫之后，安德罗波夫执政。为了在体制改革方面有所前进，安德罗波夫1983年初在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提出了与勃列日涅夫迥然不同的看法。他并不认为苏联已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而是指出当前苏联社会处于这个“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①参见[苏]《共产党人》1983年第3期。安德罗波夫的“起点论”，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发达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要防止苏联在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可能出现的夸张，并批评这一代人要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这些论点是“脱离实际”和“超越时间发展”的。第二，不要把苏联社会看作是“尽善尽美”的社会，而这个社会既有许多受客观制约而形成的困难，也有不少因主观原因而造成的缺点。这就决定了，当前与今后一个时期，主要任务是完善“发达社会主义”。第三，强调要重视并解决各种非对抗性矛盾。“简单化地认为社会主义似乎根本不存在任何矛盾与分歧，是政治上的幼稚。”既然苏联社会处于“发达社会主义”的起点阶段，又很不完善并存在很多矛盾，因此，通过改革解决各种问题那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也就为改革留下了很大的余地。
1958年建成投产到2017年底，兰州石化累计加工原油2.6亿吨、生产乙烯1055万吨，累计上缴税费1259亿元，2009年以来连续成为甘肃省纳税超百亿元企业。近5年，公司每年上缴税费平均占甘肃省大口径财政收入的8.6%，占甘肃省税收收入的10.6%，有力地支持了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契尔年科上台后，在苏联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也一再表示赞同安德罗波夫的看法。他指出：“党十分注意了解当前时期的特点，注意清醒地、毫不空想地确定我们的新社会在社会经济方面所达到的成熟程度。为了确定这一点，我们正在制定苏共政策严谨的科学原则。……发达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我国正处在这个阶段的开端。”[11]4771984年4月，他在苏共中央苏共纲领新修订本起草委员会会议上，更加明确地指出：“在最近几年党的文件中得出了一个具有原则性重要意义的结论：我们正处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开端。”[11]498不论“起点论”还是“开端论”，从改革角度来讲，都是为改革铺路的理论。既然苏联发达社会主义还处于“起点”阶段，即不成熟阶段，那么就需要不断完善它，而完善的途径主要是体制改革，通过改革来解决各种社会经济矛盾，促进生产的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在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执政时期，一致地对勃列日涅夫时期宣布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重大修正，从“建成”改为苏联只处于发达社会主义的“开端”或起点。
同样，品管圈也是郑大一附院的一大特色。早在2013年，医院品管圈的概念被引入国内之初，郑大一附院便引入到了护理工作中。目前，品管圈已在医院遍地开花，从护理，延伸到了医疗、后勤、行政等管理中。
根据沃兹和尼尔森的研究结论，本次实验确定采用5名被试对象。研究者在与汽车相关的专业班级中筛选出5名学生作为测试对象。这些学生都掌握电脑基本操作，视力正常(或矫正视力正常)，愿意安排时间参与本项实验研究。
这里，有必要专门分析一下戈尔巴乔夫在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的观点。他在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前，与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的观点是一致的，但从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起以及以后的重要报告和讲话中，对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采取形式上继承而在内容上加以批判的态度。一方面他在二十七大的报告和党纲修订本中，虽然也用了苏联“进入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另一方面，则用“完善社会主义”来取代安德罗波夫提出的“完善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
总的来说，长期以来在苏联超越社会发展阶段与急于过渡的思想占主导地位。缘何产生这一情况，其原因是什么，对社会主义发展产生什么影响等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与研究。
学者李波、王红霞等在《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教育述略》《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发展与特点分析》中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干部教育历程，对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工作作了一定的阐述。解放战争时期是干部教育的继续发展期，随着解放区的日益扩大，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任务是不仅要求加强老区的各种建设工作，而且要求中国共产党能有相当数量及质量的干部调赴新区，能够有秩序地接管新开辟的解放区，以期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政府，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在新的形势下，干部教育理论有了新发展，规模逐渐扩大。[4]
第一，有人把“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视为一个阶段，说成是，“苏联降调为处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阶段”。我们认为，戈尔巴乔夫的这一新提法，不是指一个阶段，也就是说，不是用它来划分阶段的，而是用来反映当时苏联社会主义现实状况。“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是指不断发展和前进的社会，而不是僵化的、停滞不前的社会。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六月全会（1987年）的报告中指出：“我们革命学说的全部实质，我们全部的丰富经验表明，不能把社会主义看成是某种僵化的和一成不变的社会，也不能把完善社会主义的实际工作看成是使复杂的现实凑合和迁就一劳永逸地形成思想、概念和公式的方法。”
从科学的理论概念这一角度出发，苏联的提法仍然是处在发达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为什么当时苏联不太提及“发达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按阿巴尔金的解释，主要考虑到推行现实政策的需要，并要把使用的理论概念与所需要解决的具体任务联系起来。当前的任务是加速社会经济发展。为此，他认为，在实践中，应更广泛地使用“加速阶段”或“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时期”的概念。①参见[苏]《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87年第4期。
第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与苏共二十七大“有计划地全面完善社会主义”的提法，相互是衔接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充满着矛盾与斗争，要克服一切停滞的现象，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些，就要求全面地改革，以达到完善社会主义之目的。
第三，既然“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不是作为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概念提出来的，因此，使用这个概念较为灵活，回旋余地大。
从管理机构及其职能的设置来看，要求建立符合战争形势要求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领导机构。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对社会发展阶段性质问题的讨论，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不再无休止地议论社会阶段的如何划分、标志等问题，而是转向如何理解社会主义，集中在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问题上，不断地揭示过去的社会主义变形方面，并探讨如何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具有最现代的组织形式”。所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一再强调要发扬所有真正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通过革命性的改造来塑造社会主义的新形象。
勃列日涅夫逝世后，苏联在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与定位问题上，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并非简单的学术观点之争，而是反映了对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方法，实际上涉及到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来进行今后的改革。例如，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强调苏联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性质的相适应可得到自动的实现等，所以，勃列日涅夫对旧体制只采取小修小改的态度，甚至后来根本否定改革的必要性。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对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左”的错误进行了批判，在这基础上，提出了根本改革旧体制的主张。
启发式翻转课堂[4]主要分为：从整体上介绍本课程；抛出第一个问题，指引学生观看学习资料，上网查找资料，做到课前有大致解决问题的思路；课上通过分组验证，小组分享讲解答案；教师讲解补充答案，讨论总结深化及反馈。《计算机网络技术实训》课程是一门创新实践类选修课程，面向的是全校本科生，引入启发式翻转课堂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戈尔巴乔夫的上述社会主义理论，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相比，确实是一种崭新的观点，反映了他对体制改革的一种理念。
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后两年，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时，更多的是转向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戈尔巴乔夫说：“我们所抛弃的，实质上是斯大林专横官僚体制模式的那种社会主义。”[12]30在他下台后出版的有关著作中，也再次提到如何认识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性质。他写道：“归根到底，大家看到，苏联所实现的‘模式’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而是极权主义社会的模式。这对所有认真追求人类进步的人来说，都是值得进行思考的一个严肃的问题。”接着，他引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之父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的奥托·鲍威尔在《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一书中对苏联社会主义的下列看法：“如果这是社会主义，那么这是特别的社会主义——专制的社会主义。因为在这里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劳动人民自己支配生产手段，领导劳动过程和分配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反，它意味着一个脱离人民的、只代表人民的少数、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的国家政权支配着生产手段和劳动力、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用自己的暴力手段使人民的全部力量服从自己的劳动计划，让他们参与自己的劳动组织。”[13]29,46-47
四、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
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经济体制模式的主要特点是：第一，除了农业外，几乎对全部经济（包括对超过5人的小企业）都实行国有化，以此来达到最大限度地扩大国有制企业的目的。对农民，通过粮食征收制征收全部农业剩余产品集中在国家手里。第二，对从生产到分配的全部经济活动，其决策与管理权都集中在国家手里，实行强制的行政方法进行管理。第三，在消灭商品、货币的条件下，经济关系实物化。第四，国有企业与国家（总管理局）的关系是一种行政隶属关系，各企业从国家那里获得全部物资供应，而企业生产的全部产品上缴国家，是完全的“统收统支制”。第五，分配上实行高度的平均主义。第六，实行劳动力的强制分配和普遍劳动义务制。第七，当时很不发达的对外经济则完全由国家控制，这与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对外贸实行国家垄断的措施有关。
后来，在公开发表的几次讲话中，他多次使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这一提法。“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含义是什么？应该如何理解？
（一）首先关于对十月革命前俄国基本国情的认识问题
这里涉及到以下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1．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认识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应该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换言之，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全部生产力的基础上，不能越过这个阶段。当时在俄国有些人认为俄国资本主义已发展到相当水平，已为十月革命创造了成熟的前提条件。另外还有些人（以民粹派为代表）认为，俄国虽然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但可借助于村社，俄国可以跳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列宁认为俄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但还是资本主义刚刚起步不久，处于发展的初期。考虑到俄国的基本国情是资本主义不发达，还是农村人口占86%、国民收入中农业占53.6%的经济落后的农业国，而无产阶级占少数，对此，列宁指出：“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同工人阶级有绝对的利害关系。”[14]5561917年3月列宁在《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中写道：“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但有可能“使我国革命变成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变成进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阶梯”。“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但它能使俄国革命具有浩大的声势，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极好的条件，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15]90，91应该说，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列宁认为，俄国应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以此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后再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二月革命后，列宁有关先进行民主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开始发生变化，其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由于在一战中俄国失败，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度困难，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临时政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和平、土地、面包与自由的要求。这时，对布尔什维克党来说，利用这一形势，果断地举行武装起义，实现了夺取政权的目标。二是列宁对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是否完成问题的认识上也有变化。这反映在他在1917年4月写的《论策略书》中，他说：“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就这一点来说，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1]25,37
既然十月革命在生产力还没有达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的情况下、是在俄国资本主义不足情况下进行的，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或者说如何弥补这个先天不足呢？那只能靠后补的办法，即补资本主义的课，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不断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前提。这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来说，是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但遗憾的是，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实行超越阶段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政策。后来列宁经过对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反思，提出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列宁之后，正如本文在前面指出的，苏共领导人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都实行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与政策。
2.关于“一国社会主义”与“一国共产主义”理论
关于“一国社会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在俄共党内有一场大的论战，争论很激烈，主要领导人都参与了。这里仅就斯大林在这方面的理论对苏联社会发展阶段认识的影响作些分析。
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斯大林有关“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有不同的表述，有时又有相互矛盾之处，但从总体来看，其实质是把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归结为国内外阶级斗争的胜负成败。他在1926年12月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上解释说：“如果用具体的阶级语言解释这一公式，建成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在斗争进程中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本国的资产阶级。所以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苏联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苏联本国的资产阶级。”[16]20斯大林对建成社会主义定下三条标准：（1）消灭剥削阶级；（2）实现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公有制；（3）取消工农业、城乡之间存在的商业环境，实现工农业、城乡的直接结合，即否认商品经济，进行直接产品交换。从斯大林的这些论述可以说明，他主要根据生产关系的变革、阶级关系的变化来判断社会主义是否建成，并以此为标准，忽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顾及人民生活条件改善的状况，更不提及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化应取得的进展。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斯大林在苏联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断折腾生产关系，变更生产关系，不断搞阶级斗争，把农民作为最后一个资产阶级消灭，急于用强制的手段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还提出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
虽然“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并不符合苏联实际，明显超越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但从提出的历史背景来说，也有为了增强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念之意。但是“一国共产主义”理论，则完全反映了斯大林的一种极“左”思想，也是一种完全脱离实际的空想。我们不妨简单地介绍一下斯大林是如何论述“一国共产主义”理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6年9月17日，斯大林在回答美国《星期日时报》记者提问时说：“一个国家内的共产主义，特别是在苏联这样的国家内，是完全可能的。”斯大林在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又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三个条件：一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接着斯大林还提出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物质指标，他说：“我们必须使我国每年能生产生铁5000万吨；钢达到6000万吨；煤达5亿吨；石油达6000万吨。”笔者查了一下苏联公布的统计资料，1965年苏联生铁产量已达到6618.4万吨，1960年钢产量为6529.4万吨，1961年煤产量为5.64亿吨，1955年石油产量已达到7079.3万吨。如果按斯大林的标准，苏联早就为共产主义创造了物质条件。二是要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以产品交换制替代商品流通。三是必须把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到足以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与智力，使社会成员都能获得足以成为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活动分子的教育，都能自由地选择职业，不致由于现存的分工而终身束缚于某一职业。①参见《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89—591页。以上提出的三个条件的第一条，由于对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认识上的绝对化，②后来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共同规律。并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这导致苏联长期片面发展重工业，形成畸形的经济结构。第二条关于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那完全是出于尽快实现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的目的，历史事实证明这并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对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起了很严重的破坏作用。第三条的要求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至于提出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些经济指标，把共产主义低俗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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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代表的生物才是自然界真正的主人。这种认知是随着人类品尝过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副作用的苦涩果实之后才被人类重视并逐渐接受的。福克纳笔下大熊和山姆这两个代表了自然和谐的形象在文中的时代是注定要被现代工业文明所消亡的。在《熊》中，福克纳极具预见性地警告了读者：森林的消亡与大自然的损害必将带来人类无法挽救的恶果，人类终将自食恶果。《熊》强烈批判了盲目自大而无节制的人类文明其毁灭性和邪恶性的一面，并为后世的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新鲜而深刻的话题—人类在与自然的互动中所处的关系是从属关系、人类必须要遵循自然规律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二）不切实际地过高估计经济发展水平
我们先看一下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时的经济状况。这时的苏联摆脱饥荒刚不久，1935年才取消居民消费品的凭证供应。据有关材料揭示，当时凭证供应水平是：拼命干活的纺织工人每月可以得到1公斤米，500克肉，1500克鱼，800克糖。供给医生、教师、大学生的还少些。[17]27据俄罗斯学者计算，工人平均工资1913年可以买到333公斤面包，而1936年只能买到241公斤，油21公斤和13公斤，肉53公斤和19公斤，糖88公斤和56公斤。[18]298就是在1952年斯大林说共产主义在苏联完全可能实现的时候，居民的肉消费量比1913年还少3公斤，粮食少28公斤。英国工人每小时的收入所购买的食品高于苏联3.6倍，美国则高于苏联5.5倍。
苏联工业虽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33—1937年）有较大发展，1937年生产生铁1450万吨，钢1770万吨，煤1.28亿吨，石油2850万吨，电力362亿度，棉织品34.48亿米，皮鞋1.829亿双，砂糖2421万吨。苏联工业品产量虽有较大增长，但按人均计算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详见表1）。
表1.1937年苏联按人均计算的一些工业产品产量与西方国家比较
资料来源：[苏]梁士琴科著、叶林等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63页。
项目 计量单位 苏联 美国 德国 英国电力 度 215 1160 735 608生铁 公斤 86 292 234 183煤炭 公斤 757 3429 3313 5165棉织品 平方米 16 58 — 60皮鞋 双 1 2.6 1.1 2.2砂糖 公斤 14 12 29 8肥皂 公斤 3 12 7 11
以上是从数量角度分析经济问题，如果从质量角度来分析，那么苏联不论在建成社会主义阶段还是在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是一种落后的经济。这表现在诸多方面：
首先，长期以来苏联一直忽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列宁强调指出：“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1]490列宁还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5]16，17可见，列宁不仅十分明确地把能够创造“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作为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而且也把它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而从70多年苏联经济发展过程看，其劳动生产率一直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根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材料，20世纪50年代，工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30%，农业劳动生产率为25%，到了80年代上述两个指标分别为55%与20%—25%。1980年苏联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粮食14490斤，而美国为159335斤，生产肉类分别为1149斤与16133斤，生产奶类分别为6943斤与35227斤。
其次，重要的发展经济政策并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这突出表现在：
一是长期以来苏联实质上推行的是经济军事化政策，经济的发展战略、政策主要是为扩军备战和为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服务的。从斯大林执政开始，一直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推行的经济赶超战略，其核心是军事力量的赶超。这样的结果是，甲、乙两类工业的增长长期难以平衡，而是增长速度的差距不断拉开，即由1966—1970年间的1.04:1扩大至1971—1980年间的1.28:1。在重工业内部，与军事工业密切相关的部门发展更快，1971—1980年机器制造业产值增长速度要比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高1.7倍。苏联工业的80%与军工有关。由于偏重发展重工业，牺牲农业，把农民挖得很苦，使苏联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苏联时期三农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国民经济的军事化给苏联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苏联“在一些年份里，用于军事准备的开支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25%—30%，也就是说，比美国和欧洲北约国家的同类指标高出了4—5倍”。[13]211对此，亚·尼·雅科夫列夫指出：“没有任何敌人能像军国主义化那样吞没一切，给经济造成如此严重的破坏。这是在人民面前犯下的罪行。”[19]169
二是与上述问题相关，苏联发展经济的政策往往脱离人民的切身利益。长期以来，苏联市场紧张，一直被称为“短缺经济”。到苏联解体前夕，市场供应越来越紧张。1990年1200多种基本消费品中有95%以上的商品供应经常短缺，在211种食品中有188种不能自由买卖。到1991年，国家不得不在所有城市实行严格的票证供应。到1991年末，苏联居民食品供应量是：每人每月糖1公斤，黄油0.2公斤，肉制品0.5公斤。即使按照这个标准供应也缺乏实际保证。零售贸易中的商品储备减少到破纪录的最低水平——只够消费32天。1992年1月，粮食储备约为300万吨，而当时俄罗斯国内粮食消费每月为500万吨以上。在89个俄罗斯地区中，有60多个地区没有粮食储备和面粉，都在“等米下锅”。①参见[俄]A.B.乌留卡耶夫著、石天等译：《期待危机：俄罗斯经济改革的进程与矛盾》，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0页。“社会局势紧张到了极点，人们纷纷储备惟恐食品完全匮乏。”[20]281991年10月—1992年4月，笔者在苏联（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作为访问学者，考察当时正处于准备与起始阶段的经济改革，亲眼目睹这个时期苏联（俄罗斯）市场商品奇缺的状况，它比人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真是“空空如也”。叶利钦夫人奈娜回忆起1991年随叶利钦访问德国科隆的情况时说，当时他们应邀参观市场和路旁的店铺，那里商品丰富，琳琅满目，使她想到了俄罗斯商店里商品奇缺的情形，羞愧得恨不得一头钻到地底下，心想：我们一辈子都在工作，完成五年计划，但是，为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呢?[21]这里想起了苏联的一个政治幽默。一天，有个西方记者来到上天的宇航员加加林的家，记者不断地敲门，但没有人出来开门，惊动了邻居。邻居出来后问那个记者：“你找谁？”记者回答说找加加林，要采访他。邻居回答说：“他上天了。”记者说：“那我采访加加林夫人也行。”邻居说：“她去商店买东西了。”记者说：“那我等她回来吧。”邻居说：“你还是等加加林吧，因为他夫人买东西要排很长时间的队，而加加林在天上飞得很快。”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世界大国中苏联经济结构畸形与比例失调的情况是最为严重的。建国70多年来，苏联经济从来都是不协调地、不按比例地发展着，因此，给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在调整经济结构上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也是阻碍俄罗斯当前与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基于此，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忽略对个体需求的满足而一味强调整体目标的重要性。个人固然要从集体、组织和社会中得到他所需的各种资源，但也不能据此就认为应限制个体对整体的索取而单纯讲究奉献，担心个人的自私贪婪破坏和掏空整体的利益。
三是长期以来，苏联经济处于半封闭状态，60%左右的对外经贸合作是与经互会成员国进行的。苏联与经互会成员国的经贸关系实际上是其国内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延伸，市场经济机制并不起作用，经济不是走的开放式发展道路。特别要指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建立，斯大林错误地提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他说：“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在这样的工业发展速度之下，很快就会使得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己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已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22]621这样，使苏联经济割断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结果是，使苏联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作茧自缚。因此，苏联对外经济关系发展水平大大低于西方一些国家。1988年，苏联对外贸易出口额占其GNP的7.7%，而1980年，世界贸易出口额就已占世界GNP的21%以上。[23]12至于苏联在国外的投资与国外对苏联的投资，那更无法与西方一些国家相比。这些因素，决定了苏联经济素质难以提高，其竞争能力一直处于低下水平。
四是经过70多年的修补性的改革，在政治体制方面并没有建立起民主制度，并没有成为法治国家。列宁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24]168在经济体制方面仍然是一种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排斥市场的作用，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经济效益也很难提高。这样也就排斥了市场的作用，使官僚主义的唯意志论盛行，往往造成重大的政策失误和经济损失。苏联经济是长期被束缚在这种已缺乏动力的体制下发展的，最后出现社会经济危机。普京在1998年12月30日发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对苏联70多年经济作评述时写道：“目前我国经济和社会所遇到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继承了苏联式的经济所付出的代价。要知道，在改革开始之前我们没有其他经济。我们不得不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而且有着笨重和畸形结构的体制中实施市场机制。这不能不对改革进程产生影响。”“我们不得不为苏联经济体制所固有的过分依赖原料工业和国防工业而损害日用消费品生产的发展付出代价；我们不得不为轻视现代经济的关键部门付出代价，如信息、电子和通信；我们不得不为不允许产品生产者的竞争付出代价，这妨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俄罗斯经济在国际市场丧失竞争力；我们不得不为限制甚至压制企业和个人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付出代价。今天我们在饱尝这几十年的苦果，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苦果。”“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化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25]4-5
（三）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中国共产党吸取苏联超越发展阶段理论阻遏改革和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教训，也总结了我们自身大跃进、把人民公社视为进入共产主义天梯与赶超英国的历史教训，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分析我国国情，明确提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领导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应该说这是邓小平对我们党和国家今后推进体制改革、正确地制定社会主义发展路线和政策作出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贡献。1980年4月，在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时，邓小平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26]312他在南方谈话中特别强调：“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4]379-380之后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坚持了邓小平的这一思想，确认“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27]12这些判断，使我们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反映了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长远考虑，不急于求成，不急不躁，稳步前进。这样，有利于保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也为解放思想、理论创新创造了条件，以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朝着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方向继续前进。
通过以上有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与实际的论述，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有其规律，正如马克思在谈到《资本论》总的指导思想时指出的：“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28]101-102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历史发展的实践也证明，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能逾越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进入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因为任何一种经济关系都“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又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29]235即在旧社会的母腹内部生长和发育起来的。对此，马克思有个大家熟悉的十分重要的论述：“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28]33
我们应该切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上述论述，凡是脱离实际、违背历史客观规律超越发展阶段的思想与政策，不仅不可能取得成功，还会遭到历史的无情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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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Stage Theory of Soviet Socialism
LU Nanqua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During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compatibility of the judgment of situated sta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governing party to make scientific and correct theories, lines, principles and policies.The Soviet Union made serious theoretical mistakes on this issue in its 70 plus years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Even though there were variations in the theories and positioning on socialist developmental stag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n the Soviet Union, the mentality to surpass social developmental stage and transform rapidly was obtrusive during the reigns from Stalin to Brezhnev.Despite later intentions for rectification, it was typically considered that the Soviet Union had already reached the first stage of communist society conceived by Marx and Engels.In general, the mentality to surpass social developmental stage and transform rapidly long dominated in the Soviet Union.The reasons are as follows: misperceptions of the basic Russian conditions prior to the October Revolution, and unrealistic overestimatio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Learning from the Soviet lessons and summarizing its own experienc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alistically makes the scientific judgment that our country is still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nd makes the correspondent basic Party line for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Thi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our Party and state to promote system reform and correctly advanc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the future.
Key Words:Soviet Union; sta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and positioning mistakes; theory of primary stage
中图分类号：D751.2；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9)03-0063-12
收稿日期：2019-02-10
作者简介：陆南泉，男，江苏江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郭彦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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