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延安时期，欧美记者来到延安，用镜头与文字让世界了解了红色中国的真相。在欧美记者的眼中，生活在艰苦环境中的延安人接纳了共产党；共产党帮延安人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这既构成了延安时期外国人视角下的延安形象，也对当下构建党群和谐共谋发展的延安形象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延安时期；欧美记者；延安形象
一、引言
1935年中共中央随红军达到陕北吴起，落户陕北，开启了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延安时期。延安时期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当时，延安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中心，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进步的革命首府，万众瞩目的圣地。中国革命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轰动的同时，国民党对外实行了对红色延安的封锁和包围，更增添了延安的神秘色彩，引发了各国媒体的注意，激发了他们走进延安、了解延安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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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第一位访问陕北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延安。之后，大批欧美记者来到延安。1943年11月初，美国记者福尔曼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赴延安采访要求，拉开了外国记者团访问延安的序幕。斯坦因、詹姆斯?贝特兰、哈里森?福尔曼、埃德加?斯诺、白修德、尼姆?威尔斯等大批欧美记者来到延安，随之《西行漫记》《华北前线》、《北行漫记》、《红色中国的挑战》和《红色中国内幕》等一批以中国革命为主要内容的作品接连问世。延安的所见所闻被镜头和文字真实地记录下来。到延安之前，外国人对中国有很深的偏见。在斯诺曾认为中国人身上缺失了一种东西，即反抗精神。斯诺在看到很多中国人在自己眼前活活饿死后，这样说:“他们的消极无为使我深感迷惑不解。我有一段时间认为，没有什么事情会使一个中国人起来斗争。”但是延安之行彻底改变了记者们的成见。记者团亲眼看到延安有与其它地方迥然不同的精神面貌和不可战胜的强大威力。斯诺说:“我错了。中国农民不是消极的；中国农民不是胆小鬼”。美国记者斯坦因曾在美国报纸上著文说：“在封锁线后面发现了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5年以来，在重庆对共产党除恶意的诽谤而外毫无所闻的我，对着在延安所发现的事物，吃惊地擦试着自己的眼睛。”中国的红色革命在延安取得胜利的真相通过外国记者的文字和镜头展现于全世界。
二、延安自然环境
黄土高原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种原始和粗旷。19世纪，德国旅行家巴隆·李德芬（BaronVonRichtofen）先生这样生动地描述延安。“所有的东西都是黄土。我们正是在黄土地带中心。一切东西都是黄色的。山丘、道路、田野、河流与小溪的水是黄色的，房子是黄土造的，植物上覆盖着黄色尘土，甚至空气也免不了黄色朦雾”。在黄土高原上，除许多石质山地外，大部分为厚层黄土覆盖，经流水长期强烈侵蚀，逐渐形成的特殊自然景观。延安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承载了黄土高原最典型的特征。1944年底，当美国记者白修德到达延安时，这样描述：“当你从北国、从那些秃顶的黄土山峯上空降落到延安时，你将疑心是到了一个人迹罕到的、有严重感的地方了。一个可爱的唐代古塔，黄黄地竖起，和蓝色的天空不大相称”。当时延安植被状况差，荒地覆盖。
杨秋香听他这么一说，更来火了，她把眼睛瞪得圆圆的：“杨力生，你想找事儿咋的？说是不愿意吃面条，以前我看你吃得也挺香，偏偏今天这饭就得另做？！”
外国人认为，延安人好客的方式与西方人天壤之别。这种待客方式，给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请我原谅延安给我们的“薄待”；随后他请我跟别的代表们还有一群官吏在合作社饭店吃饭。在那里，照中国传统的方式，歀宴了我们，很丰盛的菜简直使我不相信从前听说的，延安的饮食怎样清苦的话了”。其实贝特兰吃到的食物，并不是延安人每天甚至一年当中也很少有机会都能享用的，但是，他们会毫不吝啬地拿出最好的东西来招待客人。正如朱鸿召所言“中国社会人际交往伦理，素来有内外之别，主客之分。客，相对于主，一个集体，永远是异己之物……纪律原则让位给了礼遇客气”。艰苦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影响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尼姆?威尔斯深深体会到:“在延安，人们过着简单到了极点的生活。一年365天，大家亲亲热热地吃着的不过是粗茶淡饭。”记者们看到的是典型的延安精神，一种吃苦耐劳的乐观主义精神。虽然延安经历着各种战乱、战乱、瘟疫、干旱等天灾人祸，但延安人从未丢失自己的热情、善良和朴素的奉献本质。斯诺如此描述他初遇延安农民的情景:“他们都是穷人，心地善良，殷勤好客。他们有些人听说我是个‘外国客人’便拒绝收我的钱。我记得一个农村小脚老太太，自己有五、六个孩子吃饭，却坚持要把她养的五、六只鸡杀一只招待我。”延安人以这种方式接纳了红军、接纳了带给他们新生活的共产党，也接纳了友好的外国记者们。
记者们到延安，耳闻目睹了中共从政治、经济、农业、教育、文化建设等各方面进行有效改革。一系列维护农民利益的方针政策有效地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很快延安成为了战乱中的世外桃源。贝特兰来到延安后，深深地被这里的景色吸引，他这样描述延安:“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像延安这样风景如画的中国城市。一眼看上去，延安像一副宋人山水画似的神奇……远远的地方，那里是延安城河以外的青山，晨雾未消，山峰隐现，一座宝塔矗立在山巅，被阳光照耀着。任何银幕导演也不会设计出这样美观的革命党背景吧。”
正因为地质条件的限制，长期以来，延安农民的生活都很艰苦。除地质条件艰苦之外，自古以来延安荒无人烟，野兽横行，再加上常年兵荒马乱、土匪出没，使得普通老百姓常常处在饥饿的边缘。但就在这片不太适合人类生存的土地上，孕育了朴实坚强的延安人。
艰苦的自然环境和朴实的延安人给外国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他们亲眼目睹了在共产党领导下，这里人民大众生活的进步:党领导延安人民和军队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环境，开垦荒地，开展丰衣足食的生产运动、变工运动、改造二流子、消灭乞丐和树立劳动模范等运动，实现了自己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善了农民和士兵的生活，为延安人民开辟了一个战争中的世外桃源。
三、延安人
延安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质特色，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降水量少，农田缺水，主要以雨水养农业，致使人民生活条件艰苦，生活水平低下。马克·塞尔登在《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中提到:“黄土的其他特性导致了该地区的困窘状况。这里在20世纪是总共最贫穷落后的农村”。斯诺在《西行漫记》描述:“陕北时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贫穷你的地区之一。一个农民有地可以多达一百亩，可是仍一贫如洗。陕西的农田可以说是倾斜的，有许多也可以说是滑溜溜的，因为经常发生山崩。农田大部分是地缝和小溪之间的条状小块”。
当下，这些新兴教育理念基本还停留于“理念层面”，新兴教育业态还处于早期的“草创阶段”，离“规模推广”还相去甚远。教育者对于理念的研究要多于实践操作研究。作为需求侧的高中教师除了需要丰富微课理念，更迫切需要研究：微课教学如何落实在日常教育中；教师已形成的教育习惯如何与微课深度融合；如何将微课教学与翻转课堂、慕课等新兴教学形式结合；如何在教学中避传统教学之短，扬微课之所长。
四、田园式生活
在农业圈，从来不乏感人至深、艰苦奋斗的故事，自“一懂两爱”活动开展以来，太多奋战在农业一线的农资人平凡却精彩的故事，立身为农、艰苦创业的精神融入了他们的工作日常，刘立鲁正是其中之一。
虽战争之火蔓延延安，但良好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开创了延安和谐的局面。正如美国记者斯特朗所说:“尽管在打仗，延安在我的心目中却是一个和平、安全的地方”。在延安，原始与文明并存，它的粗狂不羁，它的安详朴实给美国记者福尔曼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住的窑洞似乎是原始的，可是在那硗瘠荒凉的乡野却是最实用的。建筑用的木材和石块那里很少，倒是窑洞可以从松软的黄土岩壁容易地挖掘进去作为舒适的住处，冬暖夏凉，不怕水也不怕炸弹”。窑洞是中国西北地区，尤其是山西北部的一种典型的民居。黄土高原土层厚达几十公里。从远古开始，这里的人民发挥创造力，充分利用黄土高原这一有利的自然环境。他们在黄土壁凿洞而居，创造出最为绿色环保的建筑。斯特朗到延安后，立刻喜欢上了这种有四千多年历史的“洞穴式”居住文化，她说:“娇生惯养的美国人别瞧不起以窑洞为住房。它们以图相隔所以冬暖夏凉。我在凉爽的新的窑洞里，睡得很香”。从建筑风格上，可以看出延安人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实用主义生活态度。
斯坦因眼里的延安更为特别，他说:“虽然在战争的延安看来乡气、安静、朴素，与其说像中国共产主义的军政中心，毋宁说更像中世纪学院的校园。太阳投射在这片半野蛮而具有特殊吸引力的地方，显得安静和谐……羊、牛、马在河谷里、山上吃草，戴着宽边草帽的农夫在整饬的田地里的工作。穿着兰白衣服的人们蹲在浅的河流上，洗衣服、小孩，或是自己洗澡”。延安的世外桃源式的生活与血雨腥风的战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种悠然自得生活状态凸显了当时党群、军民和谐相处的状态。
福尔曼对延安劳动者描写多于斯诺，其描写更为细腻、详实。“这片已被开垦的土地伴着顽皮的小孩，叫的猪，吠的狗，啁哳的小鸡，显得生气盎然。一群硕壮的牛迟钝地看着这景致。孩子们都穿着很好的布鞋——一个表示真正繁荣的标记，中国各处都是如此——并且看出是快乐、活泼、营养充足。女孩们戴着小手镯和耳环，也许是银的”。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的引领下，战时的延安，以世外桃源式的生活景象，通过外国文人的笔触跃然中外读者眼前。
五、结语
延安时期的延安形象折射出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延安时期延安人以自己传统的品质热情地接纳了红军，接纳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的革命胜利无私奉献；共产党落足陕北后，军民团结，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克服了天灾人祸；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策方针回报了延安人民，帮他们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这也是外国记者眼中最真实延安形象。延安时期的延安文化通过延安形象得以体现。“任何文化都是特定的人群在特定的生存条件下进行生存的表现，具有其民族性、历史性和时代性。”在当代的延安形象建设中，自然环境与快速的城市化建设、传统朴实的民俗生活与现代化生活方式、大公无私道德标准与迅速滋生的个人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话题。欧美记者们有着各自的西方文化的背景，站在异质文化的立场观察、采访和报道延安的方方面面。他们作品中记录的“利用自然改善生活，党群互助共谋发展”的延安形象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延安形象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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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马克·塞尔登. 革命中的中国： 延安道路[M]. 魏晓明, 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6][英]詹姆斯·贝特兰. 华北前线[M]. 林淡秋,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6.
[7]朱鸿召. 外国文人在延安[J].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9（2）： 51.
中图分类号：D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19）03-0217-02
收稿日期：2019-1-1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延安时期的翻译文化与价值研究”成果（17XJC740007）；陕西省教育厅专项项目“延安时期英美文学传播研究”成果（16JK1845）；延安大学校级项目“延安时期的英美文学研究”成果（YD2014-10）
作者简介：屈彩娥（1977-），女，陕西延安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李凌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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