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吸收继承了老子“道”的思想，将道家之道与法家之法结合，为君主一统天下、成就霸业创造了条件。本文将从政治层面、经济层面、生态层面三个方面阐述韩非的治理思想，希望能为相关学者的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韩非；治理思想；《韩非子》；政治；经济；生态
一、政治层面
在后人整理的《韩非子》一书中，多次记载韩非以“明君之道”“人主之道”“有道之君”“守道者”“先王之道”等说明贤明的君主如何利用道、法来治国安邦。在韩非眼中，只有明君才可以治理好国家，无道之主是治理不好国家的。
三相PWM整流器是四象限运行的变流装置,能量回馈装置中的三相PWM整流器只运行于有源逆变状态且要有接近1的功率因数[3]。要实现能量回馈装置的单位功率因数逆变,需要通过对电网侧电流控制,其波形要接近正弦波。
韩非认为，必须依靠法、术、势等强制手段，使君主实行全面政治控制，才能达到效果。“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1］（P41）韩非是法家集大成者，他强调法度治国的重要性，国家强弱的关键在于是否可以奉法或奉公法、去私意。韩非在《韩非子·有度》中引用了楚、齐、燕、魏四国之事，说明国家的强弱在于是否奉法。“故当今之时……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1］（P44）一个国家遵循法令、去除掉奸邪谋私之事，百姓才会安宁、军队才会强大，“故明主使法择人……故主雠法则可也”［1］（P45）。君主根据法度规定明察得失，才不会被蒙骗。如此，君主必须以法为准则择人量功。
尊重法度是治理好国家的前提，然而，一味地顺从古法和常规而不去改变或者打破，也不能治理好国家。《韩非子·南面》中记载：“夫不变古者，袭乱之迹；适民心者，恣奸之行也。”［1］（P169）沿袭古法，适应民心，是放纵奸邪的行为。“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必立其治。”［1］（P169）君主的智慧体现在懂得如何治国，严令刑罚，即使所行之法与民意相异，但只要对治国有利，也会坚决施行。
态度均分为（5.22±1.40）分，最低为 1 分，最高为7分。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的月收入、本单位工作年限、科室、年龄及“是否与适龄儿童共同生活”、“是否主动了解”和岗位与疫苗及安全接种态度不同有关（Z/H=13.784、11.673、-4.054、14.656、-2.010、-2.447和 7.919；P 均＜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医务人员月收入和科室是疫苗及安全接种态度的影响因素。见表4。
韩非继承了商鞅的“重农抑商”思想，认为先富国后强兵，国家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才会在军事方面有所发展。若生活无法保障，强兵更加无法实现。韩非在《韩非子·心度》中要求君主应重视耕战，以增强国力，如此才可以统一天下。“能越力于地者富，能起力于敌者强，强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开，在所塞，塞其奸者必王。”韩非极其看重国家的经济实力，认为积极发展农耕的国家经济就富裕，能够在军事上调动兵力，国家强大，这样就可以成就霸业，而成就霸业的前提是国家经济实力强大。“好力者其爵贵；爵贵,则上尊；上尊，则必王。国不事力而恃私学者其爵贱；爵贱，则上卑；上卑者必削。”此外，韩非提倡国家的君主需要重视国家的农业生产，尊重从事者，为成就霸业奠定经济基础。韩非在《韩非子·五蠹》中说道：“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1］（P714）韩非认为，擅长言谈的人遵守法律，从事劳动的人让他们回归到农业生产，勇敢的人到军队服役。这样，太平时国家富有，发生战争时兵力强大，这是君主正确治理国家所能达到的效果。
“君人者，国小则事大国，兵弱则畏强兵。大国之所索，小国必听；强兵之所加，弱兵必服。”［1］（P71）韩非认为，小国要侍奉大国，弱兵要服从强兵，国与国之间以利害为前提，谁主宰谁、谁服从谁在于实力，因此，君主必须使国家走上富国强兵之路才不会灭亡，才会有立足之地。为了辅佐君主成就霸业、使国家富强，韩非提出“富国强兵”的口号，认为“富国”和“强兵”缺一不可。韩非在《韩非子·备内》中说道，君主治理国家时对内减少徭役赋税，百姓就会减轻负担，他们感激君主的恩德，从而更好地为君主效力，这也是有道之君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韩非的富国强兵价值体系除了要求君主少打仗、从事农业生产以外，还在其他方面有所体现。“故敌国之君王虽说吾义，吾弗入贡而臣；关内之侯虽非吾行，吾必使执禽而朝。是故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1］（P734）韩非认为，明君致力于增强自己的力量、增强国家综合的国力，才会使国家富强。
选SPSS20.0软件统计分析数据，计数资料用（n/%）表示；计量资料用（±s）表示；经客观比对两组指标，P＜0.05提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经济层面
韩非认为，“法”“术”之外，还有“势”，这三者共同保证君主治理国家目标的实现。韩非在《韩非子·喻老》中通过历史事件证明、阐述了君主“势”的重要性。赵武灵王在位时没有把握好手中的“势”，最终的结局是失去君位，权势过轻，落了个饿死的下场，这就是“无势之谓轻，离位之谓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轻则失臣，躁则失君。’”［1］（P225）同样，君主的势力是特权，一旦丢失就不会再得到。齐简公在臣子手中丢了权势，结果国破身死，这就是“势重者，人君之渊也。君人者，势重于人臣之间，失则不可复得也”［1］（P226）。因此，君主必须把“势”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通过赏罚、虚静等方式，使自己的权势至高无上，足以控制和驾驭所有人。韩非认为，君主的权势还需要加以巩固。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经一》中，韩非提出“势不足以化则除之，故明主之牧臣也”［1］（P464）的观点。这是说君主必须学会如何运用权势使臣子服从。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一》中，韩非提出“赏之誉之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其除之”［1］（P467）的观点。这是说，如果臣子对君主的赏誉罚毁都无感觉，那就该杀之，因为君主的权势无法让其触动与改变。只有将这样的臣子扼杀在萌芽状态，国家才会处在君主的绝对控制下。韩非又提出“故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1］（P470）的观点，将国家比喻成君主的车子，权势比作君主的马，说明“势”对于君主治理国家、统治天下的重要性。只有君主拥有“势”，才可以更好地治理国家。
韩非认为，明君除了依照法度行事，还需要运用到“术”。《韩非子·二柄》中“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1］（P52）一句，就具体说明了利用刑和赏来治理臣下，使国家政治控制在君主手中，强调了君主掌握和运用赏罚这两种权柄的重要性。正因为人臣都是“畏诛罚而利庆赏”的，所以刑和赏这二柄才能发挥作用。刑赏二柄又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君主应当独自掌握并正确操控这两种权柄。“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则罚。”［1］（P54）韩非提出了“审合刑名”的主张，要求君主对臣子的职位与他所做的事情、言论进行考核，具体来说就是“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韩非认为，君主使臣子各司其职、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样臣子就不能“越官而有功”“陈言而不当”了，这是君主运用赏罚二柄来治理国家的方法与手段，这两种权力必须牢牢把握在君主手中，这也是君主独有的权势。当然，君主使用刑赏二柄时也应注意一些问题：“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则大君不蔽矣。”［1］（P56）君主必须“掩其情”“匿其端”，不表露自己的好恶，如此臣下就没有“缘以侵其主”的依据，也就不能蒙蔽君主了。《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四》中有“圣人不亲细民，明主不躬小事”［1］（P518）、“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1］（P518）等论述。韩非认为，君主可以运用“术”，不必做事亲力亲为。用“术”来驾驭国家，自己不仅安逸快乐，还可以取得帝王的功业。韩非认为，明君一人利用“术”治理国家力量单薄，还需要身边有懂得法术之士的臣子辅佐，如此方可成就霸业，实现君安国固。韩非在《韩非子·奸劫弑臣》中说道：“夫有术者之为人臣也，得效度数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奸臣，以尊主安国者也。”［1］（P132）懂得法术的人担任臣子，可以提出法术的主张，对上服从君主法术，对下制服群臣，是可以尊崇君主而安定国家之人。这样的臣子，君主身边必须有，对此，韩非列举了古代历史事实来证明。伊尹、管仲、商鞅都是懂得法术赏罚之人，他们作为臣子，帮助君主统治天下、成就霸业，所以韩非说“此三人者，皆明于霸王之术，察于治强之数……此之谓足贵之臣”［1］（P141）。
三、生态层面
“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殷之法，弃灰（垃圾）于公道者断其手。”商朝的法律规定，把灰倒在路上的人要受到刑罚，把灰倒在官道上的人要砍断他的手。孔子的学生子贡认为此刑罚过重，孔子解释道：“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1］（P330）孔子将商人倒灰这一行为与商朝的法治结合起来，认为商人倒灰会带来一系列恶劣的后果，通过法治的方式进行处理既保护了环境，也使国家治理得更好。
“齐国好厚葬，布帛尽于衣衾，材木尽于棺椁。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尽则无以为蔽，材木尽则无以为守备，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对曰：‘夫凡人之有为也，非名之，则利之。棺椁过度者戮其尸，罪夫当丧者。夫戮死，无名；罪当丧者，无利。人何故为之也？’”［1］（P336）齐桓公认为，国内厚葬劳民伤财、破坏环境，问管仲的意见，管仲回答：人对环境的破坏超过了环境的承载力，就要受到惩罚，这样，民众就不敢肆意而为了，既保护了环境，也减轻了国家财物负担。同时可以看出，君主有带头保护环境的意识，那么对于国家环境方面也会很乐意用心治理了。
韩非在《功名》中说道：“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故得天时，则不务而自生。”［1］（P309）他认为，遵守自然法则和时令，庄稼才会自然生长收获。所以，法家主张把儒家、阴阳家等提倡的四时之政用立法手段将其法律化，把天时的不同性质和作用与法律的职能对应起来。人类的活动及利益关系不仅表现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也表现在人与自然的交往中，其目的就是通过立法强制人们遵从自然规律的意识。从环境法治的角度来审视，法家的生态思想不仅通过法规保护了传统社会的环境，而且解决了环境矛盾与冲突。韩非遵循道家思想，将遵法与天人合一相结合，通过法律提高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使君民共同在良好的环境中生活与发展。
参考文献
［1］韩非子［M］.高华平，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
中图分类号：B2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40（2019）08-0022-02
doi:10.3969/j.issn.1008-9640.2019.08.010
收稿日期：2019-08-06
作者简介：王海燕（1991—），女，安徽芜湖人，安徽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道家与中国哲学。
（责任编辑：陆水东）
标签：君主论文; 韩非子论文; 国家论文; 臣子论文; 管仲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法家论文;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第8期论文; 安徽大学哲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