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延安时期，尽管战事频繁，但党仍然给予民生问题应有的重视，不仅勇于和善于从人民群众的呼声中发现民生问题，教育党员干部正确认识和处理“索取”与“给予”的关系，而且还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真心实意地帮助人民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这不仅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和高度赞誉，而且也为党开展凝聚党心民心的工作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
关键词：延安时期 民生问题 解决路径
延安时期，一方面党通过自己解决民生问题，不仅取得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卓著成就，也取得了社会建设方面的骄人成绩，这为凝聚党心民心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另一方面党心民心的凝聚又反过来对党最终赢得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胜利和建立新中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这说明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历史条件之下，在民生的问题上“群众利益无小事”。只要是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是党和政府应该竭尽全力去办好的事情。只有党和政府“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1](P372)对群众生产生活面临的这样那样的困难考虑到并带着深厚的感情解决好，广大人民群众才会从内心深处激发出跟党走和跟党干的强烈愿望与激情。
2016年，我国对外发布了全国用电数据，根据数据内容显示，共用电约59000亿千瓦时，其中，第一产业用电约10000亿千瓦时，第二产业用电约42000亿千瓦时，第三产业用电约79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近5%。根据《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16》得出的预测结果，我国2019年的用电需求将会继续呈现增长趋势，同时十九大报告中也明确表明，增加220kW变电站的改建、扩建工程项目数量，不仅是对“一带一路”政策的有效支持，同时为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勇于和善于从人民群众的呼声中发现民生问题
人民的愿望是党不懈追求的目标，而人民的呼声则是党了解民意和体察民情的重要窗口之一。延安时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党和边区政府十分勇于善于从人民群众的议论和呼声之中发现问题、了解问题。因为这样做，最能从人民群众中得到真实的情况，也最有利于根据这些真实的情况制定出最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方针路线与政策。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既丰富了民主的形式、拓展了民主的渠道、加深了民主的内涵，又使统一战线有了更切实的民主制度的落脚点，使统一战线由过去主要是党的政策形态发展为国家治理的制度形态。与协商民主相结合，统一战线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而且成为推进国家民主政治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因素。
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人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这一年，不仅自然灾害频发，而且国民党政府也停止了对于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拨款。为了解决边区军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党和边区政府在无奈之下只好决定以向农民征粮的方式来解决当时遇到的经济问题。但是，由于征粮数量有限，1940年征收的公粮供应到1941年的春天就已经捉襟见肘了。随后，各地普遍出现粮食供应紧张的问题。党和边区政府不得不几次向老百姓借粮，以期能够渡过暂时的难关。到了1942年，情况更加严峻。因为既要保证1942年的粮食供应量又要归还1941年向老百姓的所借之粮。这样，党和边区政府又作出了再向老百姓加倍征粮的决定。这一决定一经公布，就引起了不少农民的强烈反对，农民的不满情绪也随之升高。就在这个时候，在延安城北边不远的一个村子里有一户人家，全家6口人，完全依靠女主人伍兰花养家糊口，因为她的男人智商上有些缺陷，还有3个孩子和1个老婆婆，家庭境况十分不好。当第一年征粮任务下达以后，她感到实在完不成，就请求村干部允许她往后推迟一年，谁知到了第二年收成又不好，这样，她两年应该上交的公粮任务都完不成。当村干部领着乡干部到她家催要公粮并准备强行拿走她家仅有的一点口粮之时，她非常气愤地顺口说道：“天那……黑啊……没了粮食我可怎么活啊！”村长一听她此话，就立即训斥她：“你敢骂我们的共产党和红军！”她不但不示弱，反而怒气冲冲地说到：“骂了又怎么样”，“骂了共产党，还骂毛主席哩！前一阵打雷，咋不把他打死哩！”[2](P50)面对此情此景，乡长便令人将伍兰花抓了起来。
(三)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延安时期，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6](P628)由于战争环境的影响、党局部执政环境的影响等因素的客观存在，党在经济上的困难是不难想象的。所以，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经济上的巨大压力，不能只是一味地“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 “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只能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笑话。如果我们在经济问题上，任其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的现象发展下去，那是迟早要把自己弄塌台的。因此，各级党部、政府、军队、学校的主要负责者必须“充分地注意经济工作的领导，要调查研究经济工作的内容，负责制订经济工作的计划，配备经济工作的干部，检查经济工作的成效”，[6](P628)以此来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减轻人民的负担。他批评有些组织或者干部“只知向人民要这样那样的东西，粮呀，草呀，税呀，这样那样的动员工作呀，而不知道做另一方面的工作，即是用尽力量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提高文化”；“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8](P643)在他看来，“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为着这个，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按家计划、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在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并确实生了成效之后，我们去做第二方面的工作——向人民要东西的工作时，我们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他们才会说我们要东西是应该的，是正当的；他们才会懂得他们如不送出粮草等等东西给政府，则他们的生活就不会好，就不会更好。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不是勉强的，才会感觉顺利，才会感觉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任何组织或者任何个人对于人民所说的“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只有脚踏实地并真心实意地“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6](PP629-630)人民才会“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9](P151)
在毛泽东看来，这件事情确实引起了他的警觉，促使他从中分析原因，发现是征粮太重了。这一年，“边区公粮征收二十万石，还要运公盐六万驮，这一下把老百姓搞得相当苦，怨声载道，天怒人怨”。[4](PP513-514)确实，在这一时期老百姓之中有不少人都在议论：如有人认为救国公粮征收得实在太多，这样下去一定会出现饿死老百姓的事情；也有人认为党和边区政府征收公粮的事情本无可厚非，但只是在征收过程中由于某些党员干部的方法不当或者措施粗鲁，而让老百姓感到不好接受；还有人认为现在在边区吃公家饭的人太多了，长此以往，老百姓怎么能够养得起呢？如此等等。与此同时，延安县也在征收公粮公草的过程之中了解到了不少群众的呼声。如一般区的群众呼声：“今年征粮数太大，如征收后人、牲口没吃的了。金盆区一、二乡被冻，柳林乡三、四乡及青化区一、二乡雨打，群众说草征收后明年要杀的吃牲口”；丰富区的群众呼声：“草征收太多，就没办法运送。青化区、河庄区的群众说：我们打粮全缴公家，而公家每天也给我们斤四两小米吃就可以”；好多区的群众呼声：“今年收成不好，征粮征草数又太重，明年人、牲口没有吃的，不但不能做庄稼，而都饿的死”[5](P349)等。
他们把这个消息报告李站长的时候，李站长虽然面上对放跑木材有些许恼怒，但当他看见卡车上粗壮奇秀的我时，顿时眉开眼笑，深谙当下苗木生意行情的他，心想这次搞到了一块肥肉，没收了就是公家的财物，实质上就是站里的财物，经过执法部门的拍卖就是合法的买卖，谁也说不起，看来上半年的创收任务有着落了。
据此，毛泽东认为，这就迫使党和边区政府不得不开始研究财政经济问题。他指出，从1921年党的成立到1942年陕甘宁边区高干会的召开，党由于一直忙于军事斗争工作，所以，全党上下并“没有学会搞经济工作”。[4](P230)在他看来，如果长期这样下去是肯定不行的。为此，全党今后除了认真做好军事工作之外，还要认真做好经济工作，“不然雷公要打死人”的。他告诫全党同志，“不管是参加过万里长征的也好，千里长征的也好，老共产党员也好，抗战时期到延安的青年也好”，延安人民基本上对我们采取了“敬鬼神而远之”[4](P230)的态度。延安人民为什么会对我们采取这样的一种态度？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地想一想，就不难明白其中的缘由——这就是在延安人民的眼里看来，我们的共产党尽管很好，他们也十分尊敬我们，但是我们却实实在在地“加重了他们的负担”。[4](P230)正是在这样反思的基础之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领导各级党组织和边区政府下决心搞大生产运动与精兵简政运动，这样，公粮减少了，吃公饭的人的数量也减少了，老百姓满意了，党政军民的心也齐了，大家同心同德地团结在了党的周围，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
二、教育党员干部正确认识“索取”与“给予”之间的关系
在一切存在剥削制度的社会之中，统治阶级只知道向人民“索取”而不知道对人民“给予”。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十分懂得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给予”和“索取”之间的关系。
“虽然对于伦理道德不曾说及，而那种偶像破坏的精神与力量却是极大，给思想界开了一个透气的孔，这可以算是第一个思想革命家。”〔10〕
2.2.3 降水补给 根据2008—2016年滴灌可利用淖尔水面面积及不同月份降水量计算得知（表3），河套灌区淖尔降水补给量在 602×104～2 943×104m3，灌溉关键期补给占全年补给量的60%～82%，降水补给量占淖尔春季蓄水量的5.5%～21.0%，降水是维持淖尔现状水分循环的因素之一，与水文年关系较为密切，无法作为滴灌的补水来源[12]。
第一，党和边区政府于1941年6月23日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养老院组织规程》的命令，决定成立敬养革命老人的养老院，指出凡具备下列条件者——年龄在60岁以上不能服务革命者的革命工作同志；年龄在60岁以上无法维持生活或有特殊原因者的抗属老人；年龄在60岁以上无法维持生活者的有功于国家社会的边区老人。只要他们经过边区机关、部队、群众团体负责介绍，并由边区民政厅审查合格，即可入院养老。同时规定这些入院老人享受如下待遇：这些入院老人的衣食住等费用一律由养老院负担；如果他们属于革命退职者，原领津贴照发；如果他们属于抗属或者其他情况下的老人，要根据具体情况每月发给适当的津贴费用；养老院之设备，须适合老人生活环境；老人有病者，送入医院诊治之。[11](PP324-325)
(二)必须想方设法减轻人民的负担。面对边区面临的经济困难和边区人民日益增加的粮食负担，党和边区政府一方面积极领导边区人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另一方面又积极在军队机关学校等系统开展“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运动，并十分“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6](P619)特别是通过军队机关学校等系统开展的生产自救，大大提高了这些机关与团体部门的生活自给，不仅极大程度地改善了他们自身的生活，而且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财政上的直接支出，使人民的负担大大地减轻了。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43-1945年，边直15个单位就有如下的各种生产成效：农场种地40079亩，菜园种菜1718亩，拥有杀坊4个、豆腐坊8个、磨坊9个、挂面坊2个、粉坊5个、木工铺4个、染坊2个、铁铺5个、毡坊2个、炭窑3个、工厂2个、商店38个、烧木炭722829斤。此外，尚有砍柴、割草、札工等项，经营形式有18种之多，总收入占总开支的比例平均占51.07%。中直系统经营的种类更多，成绩也更大，1944年21个机关不同的生产部门，就有25种之多，总计生产值小米5665058石，占总开支的77%，除自给之外，尚节余132360000边币。生产成绩最大的还是部队，1944年共生产细粮10万石以上。除去自用部分外，交到粮食局者共为86982石，其中部队占63178石，边区系统11982石，中直系统11456石。部队中又以三五九旅成绩最好，1944年共生产细粮2万石，除自食以外，还向政府交纳公粮，在外面社会原为“吃粮人”的士兵，在边区不但不吃公粮，反向政府交纳公粮了。[7](P30)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奇迹，也是党和边区政府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并能够坚持下来的前提条件。由于人民军队在作战之余还能够做到生活基本必需品供应上的自给自足，这就减轻了加在人民群众身上的赋税负担。人民负担减轻了，民力得到休养了，人民对于党和边区政府也就更加信任了！
刚好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但却好像与伍兰花骂毛主席有点关联的事件。1941年6月3日下午，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持的县长联席会议正在召开。按照会议的议程，这次会议需要讨论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完成征粮任务的问题。凑巧的是，会议在刚开始的时候天气还是好好的，但不一会儿的功夫天空却突然间布满了乌云，随后电闪雷鸣，大雨滂沱。紧接着一声巨雷响过，坐在会议礼堂一根柱子旁边的延川县代理县长李彩荣不幸被雷电击中当场身亡。这个事件一方面在老百姓之中引起了很大议论，有人借机散布谣言说这是老天爷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惩罚，另一方面中央社会部又借机将伍兰花“事件”进行了升级，准备对伍兰花以“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的严重罪名予以处决。后来，当毛泽东弄清楚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不仅要求有关部门一定要释放伍兰花，而且还要求党和边区政府一定要从人民群众的议论声中去反思我们的有关政策。他指出，党和边区政府只有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许多议论里或者闲话里，才能发现真正的问题。因为人民群众之中的许多闲话“是没有恶意的”，[3](PP284-285)即使有恶意也要听一听。他以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为例，来说明倾听老百姓的议论或者呼声的极端重要性。
三、真心实意帮助人民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实际困难
(三)解决边区人民“退职养老”的问题。所谓的边区人民“退职养老”问题，主要是指对于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过贡献的党和政府之中以及军队之中的年龄较大者或者身有残疾者在边区范围之内的安置问题。党和边区政府认为，这些老人由于“曾经把他的精力贡献给过去与现在的社会”，所以，他们在退职之后“应该有点享受，以终他的余年”。[11](P235)为此，党和边区政府从三个层面对于这些退职老人的晚年生活问题作出了适时的安置。
(一)解决边区人民“财旺人不旺”的问题。延安时期的中后期，陕甘宁边区经过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和努力，经济上遇到的困难被极大程度地克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与以前相比较也有了较大程度上的改善，对此，毛泽东是十分清楚也是十分满意的。所以，在接见西北局高干会表彰的劳动模范之时，他曾经询问这些劳动模范在生活之中还有什么困难？来自农村的劳动英雄代表们告诉他：“现在我们有吃有穿，日子过得很好，就是婆姨生娃娃活不了，财旺人不旺，请毛主席想想办法”。[10](P9)毛泽东听了这些话，深感这个问题的重大。对此，他一方面指派专人查询导致“人不旺”的根本原因所在，从中了解到边区老百姓由于生活习惯的缘故，不仅对卫生问题十分不讲究，如在不少农村人家里头，人与牲畜常常同处于一个居住的空间里面，人一年到头不要说经常洗澡，就是头脸也很少洗漱，衣服鞋袜也经年不洗，更有甚者，“多人同睡在一个热炕上，性的乱交，梅毒普遍，各山沟中出柳拐子，流行感冒，猩红热、班疹、脑脊髓膜炎、天花、白喉”。[11](P234)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一年之中不知有多少老百姓死于非命。对于他们来说，除了跳巫拜佛之外，根本不知道卫生医药是什么事情，而且严重缺医少药；另一方面指示中央卫生处协同边区政府，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开展群众性卫生救治防疫工作。同时，号召延安各大医院、各级各类卫生机关、单位卫生所，敞开大门，负责所在地区农村群众的卫生工作，划定区域，分片包干，希望以此方式和办法来解决广大农民群众“财旺人不旺”的问题。为了把这项工作抓紧落实、做成民心工作，党和边区政府还对各区、县、乡、村政府在卫生工作方面的考核作出了如下规定：从今以后，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边区政府将把各县、区、乡村的卫生医药工作列入对其“考查工作成绩的重要标准之一”；对于军队来说，联司将把各旅、团卫生部门对地方卫生医药工作帮助的大小作为对其“考查工作成绩的标准之一”。[12]
(二)解决边区人民“交通道路”的问题。陕北地区由于受其地形地貌的影响，山峦叠嶂、沟壑纵横，交通道路十分不便。在中共中央落脚陕北以前，这里既没有修过铁路，也没有修过像样的公路。人车只能行走在用土或小碎石铺就的所谓土路之上。这种土路，一遇到下雨天，不是滑坡就是塌方，行走非常不便。一旦人畜走在其上，要么造成所带财物损失要么造成人畜伤亡，十分危险。中共中央落脚陕北以后，党和边区政府为了改变边区军民的出行和货物运输的状况，决定大力开展交通道路的建设工作。尤其在边区遭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封锁之后，更加认识到发展交通道路的必要性。
在毛泽东的要求和中共中央的号召之下，边区各级各类医院都纷纷增加了对边区群众服务的工作，如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清凉山中央印刷厂卫生所、延安市北郊乡卫生小组等，为群众提供医疗服务的工作都做得十分突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是属于中央军委系统的军队医疗机构，平时主要是为中央军委所属单位、驻延安地区各部队以及从前线转送到延安的伤病员服务的。但当他们了解到党中央的意图和边区群众的实际需要之后，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仅在1944年1-6月的半年时间之中，就为延安周边群众门诊、出诊病人1096人次。“当时门诊和住院都不收费，药品、检验、手术都免费。住院交不起饭费时，也是免费。被救治好了的病人及其家属，春节期间纷纷来到医院，给医生护士们拜年”。[13](PP7-8)这说明医院的这一行动确实深入人心，确实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清凉山中央印刷厂卫生所在得知人民群众遇到的实际困难之后，也积极行动了起来。该卫生所医生阮雪华、白浪“经常主动登门到附近群众家里走访看病，如果有群众来请，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没有不到的。她们医术高明，为人热情，还为群众献血，义务为群众看病，‘已成为东关一带群众中最受欢迎的女医生了’，‘她们处处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群众也把她们看成自家人’”。[13](P461)她们在百忙之中为群众服务的举动，不仅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欢迎，而且也得到了党和边区政府的肯定与赞赏，如边区政府分别授予阮雪华医生“面向群众”的锦旗和授予白浪医生“治病救人”的锦旗。[14]延安市北郊乡虽然人民生活日益富裕，但多年来却疾病流行、死人甚多，对此，乡政府除了积极依靠党和边区政府指派下来的卫生机关和卫生工作者的帮助之外，乡长高文亮还针对农村的特点与实际提出了10条具体卫生指标：如全村各户要在卫生小组长的领导之下经常开展卫生工作；每1-2户要么挖1个厕所要么挖1个垃圾坑；无论老幼皆要养成不喝冷水和不吃腐烂瓜果的习惯；除特别农忙时节之外，每户基本上要做到1个月开展3次大扫除；每个人尽量保持每1个月洗衣服2次；每年拆洗被子2次；每天洗脸洗手；每家做1个蝇拍子打苍蝇；牲口都圈起来；有病请医生，不请巫神等。[13](PP462-463)这些看似十分简单的卫生指标或者要求，是该乡以前不曾有人系统想到的。这次被系统地提出来，为该乡农民以后良好卫生习惯的养成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党和边区政府还组织有关方面的力量开展研制药品的工作。经过努力，边区已经研制出来药品“五十多种，其为边区最需要而有特效者，有戒烟丸、杀梅丸、维多补、补脑安、杀淋吞、司砒罗、散热灵、救急灵、痢疾能等，并制有纱布、棉花、口罩、镊子、剪子、刀子等材料”。光华制药厂还“中药中制，出品有八路军行军散、光华退热散、光华红白痢症丸、光华健胃散、光华补脑丸、光华止咳散、光华补血调经丸、光华痧症丸、光华保安丹、光华胜利茶、清导丸、光华眼药等数十种”。延安、安塞等地区还散发了大批牛痘苗，施行防疫注射。对于各处发生的传染病，党和边区政府还会立即会商八路军总卫生部派遣医生前往医治。[11](PP34-235)
1941年1月1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发出的《修通五条大车路、两条支路及整修各县境内驮运道路》的训令中指出：“要发展边区经济，达到自给自足，首先就要建设必需的交通道路，没有必需的交通道路，就无法发展运输，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就要受到阻碍，经济建设的任务就不能完成”。[11](P25)该训令还对过去数年由于没有重视交通道路建设问题从而导致经济建设受阻的情况进行了反思，认为“由于对交通道理的兴修缺乏注意，以致运输事业很少发展，交通闭塞，运输困难，使发展农、工、商业的成绩，都不能赶上环境的需要”。为此，党和边区政府提出要“将定边至庆阳，庆阳至临镇，延安至靖边，延安至志丹，延安至临镇等五条大车路以及衔接咸榆之甘谷驿和蟠龙两支路全部修通，并将各县境内所辖之原有驮运道路一律加修完整，免除跌死牲口之危险，在必要增加新驮道的县区应加以开辟，以广泛发展交通，便利运输”。[11](P26)
实际上，这一工作在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之后就已经成为党和边区政府建设边区并从事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1938年，当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到来之后，党和边区政府考虑到抗日战争长期性的特点，便开始关注交通运输的问题。当时，由于受到战争环境的影响，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大规模地架桥修路，而是把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之于大车路的修筑工作。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1938年，修通了延安至安塞的大约32公里的大车路；1939年，修通了安塞至石头及茶房川的大车路；1940年，修通了延安至沟槽渠和延安至庆阳与西华池的大约330公里的大车路；1941年，分别修通了延安至定庆、庆临、延志、延靖及清涧等的大约1000公里的大车路。可以说，在整个抗战时期，边区境内的通车里程不断增加，从1937年的211公里，到1938年增加至241公里，1939年增加至261公里，1940年增加至775.5公里，1941年增加至1484公里，1942年增加至1612.5公里，1943年增加至1680公里，1944年增加至2730公里，这在战事十分频繁和紧张的条件之下确属不易。边区交通道路的大发展，既方便了边区内外军民的出行，也极大程度地满足了边区军民的生活需要，更“减轻了牲口的损失，缩短了运输时间，降低了运输成本，促进了运输事业的发展。边区道路的逐年改善，不仅加强了边区内部的经济联系，而且方便了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往来。抗战以来，海盐断绝，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对于食盐的需要大增。边区的交通建设，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缺盐的状况，还刺激了煤炭、石油等能源的开采和利用，带动了近代工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15](P59)
当前二铵市场盘稳运行，虽说较之前的预测来说，国内市场交易量始终“雷声大雨点小”，但多数厂家仍保持较为积极的心态，究其原因无外乎前期出口利好支撑，订单量维持较为可观水平；原料方面，磷矿石货紧价扬对磷肥价格的拉动作用较强；开工率方面，环保压力较大，市场开工率始终维持较低水平。在多重利好的刺激下，后期进入9月份，二铵涨价可以说势在必行，但相对于价格方面的优势，二铵的市场却显得有些平静，在一片呼声中，经销商能否把握时机呢？
党对民生问题的重视始终都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真正落实在解决人民群众实际困难的日常行动之上。延安时期，党认识到我们必须解决人民群众现实生活困难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问题。在党看来，无论边区的生活多么艰苦、战争的环境多么恶劣，党都应该将一切群众生活上的问题，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之上，不仅应该经常讨论和决定，而且还应该经常实行和检查。只有这样，广大人民群众才会明白党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也只有这样，广大人民群众才会真心实意地拥护党。在这一时期，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权，这为党从各个方面思考与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有利政治条件。
(一)必须对人民怀有一颗感恩的心。延安时期，党在一段时期之内曾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是边区人民帮助党克服了困难。这主要表现在：其一，边区人民给了粮食吃。边区人民在1940-1942年分别贡献出了9万担、20万担、16万担公粮，从而保证了人民军队和党与边区政府工作人员的吃饭需求；其二，边区人民积极响应党和边区政府的号召，踊跃参加了运送公盐的活动，从而保证了边区军民的吃盐需求，并促进了边区经贸业的发展。此外，边区人民还出公盐代金，1941年还购买了500多万元的公债等等。对于边区人民本来就不富裕的日常生活来说，这些都是不小的负担。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党和边区政府不应该忘记人民的帮助。尽管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需要人民为革命作出一些奉献，关于这一点道理，人民不仅懂得而且也非常谅解。但是，党和边区政府在“取之于民”的同时，也必须“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6](PP617-618)否则，是难以支撑长期战争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消耗的需要的。
第二，党和边区政府于1942年颁布《陕甘宁边区抗日军人退伍及安置暂行办法》，规定对于身体已成残疾不能服务者、身患慢性病无法医疗不能工作者、年满45岁以上精力衰弱不能继续工作者的抗日军人实行退伍制。凡退伍军人在退伍之后的生活问题由边区政府负责之，即他们需要的土地由地方政府负责调剂，限定每人3-5垧熟地，如果他们有更大能力开垦者，可以再多给他们土地；他们需要的住址、耕牛、农具、籽种等，由地方政府发动群众适当调剂与互助之；他们需要的粮食由地方政府每人发给6斗细粮，按5个月分发，每月以1斗2升计，如不足时再由地方政府发动群众帮助之；如果他们愿意经商谋生者，每人除发给资本500-1000元之外，再发给1个月的粮食。愿意揽工谋生者，由地方政府帮助介绍，如替群众放牛、放羊、打柴、打盐及其他轻劳动等；有技能或愿意学习职业者，由地方政府设法介绍入工厂生产或入商店当学徒等；重残废或年老有病无力谋生之退伍军人，由地方政府适当安置之；全无劳动力而不得谋生者，由地方政府发动群众为之全代耕、半代耕或辅助耕种；对于无力谋生之退伍军人家属则实行与抗属同等优待的优待；退伍军人在边区生产生活者，免除他们3年内之地方一切义务负担；退伍军人的抚恤金照发。[16](PP313-315)
最后，在地理空间数据分幅提取后，相关人员可对分幅后数据进行批量裁剪，并设定统一的名称。地理空间数据批量裁切主要是将以*.img格式分幅数据、*.txt格式分幅坐标等文件，导入ArcGIS Engine软件中，并与MosaicPro模块结合，对相应地理空间数据系统、数学投影进行批量提取。需要注意的是，若在实际处理阶段，分幅数据坐标系统、最终成本坐标系统存在一定差异，则需要重新进行大地经纬度坐标系统投影转换操作。
第三，党和边区政府尽管无力从根本上解决整个边区农村所有老人的养老问题，但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积极思路和办法，如对于“民间老人不能自给的，政府发给养老费。儿女不尊重父母的，要受到社会制裁”[11](P235)等。
通过这些，在最大程度上解除了许多老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的后顾之忧。这不仅是对他们老年之前工作与劳动付出的极大肯定和晚年生活的最大宽慰，也是对于正在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事业不懈奋斗人们的最大鞭策和激励。
(四)解决边区人民“社会治安”的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边区境内，一方面有一些不顾大局之徒，他们利用或明或暗的各种手段，不是逼迫农民交出已经取得的权益，就是想尽各种办法试图破坏业已建立起来的各级各类组织，不是充当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暗探，就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公开进行反对边区政府的宣传”；[17](P297)另一方面个别地区在个别时段的匪患还十分猖獗，他们“武装侵入边区，逮捕边区人民，或借口索取废租废债，而实行掳人勒赎，或借口编组保甲为名进行推翻抗日民主政权，或借名义组织非法团体，广收流氓威吓农民，秘密检查行人，藉资留难商旅，或假提倡教育为名，实行捏造谣言，混淆听闻”，[18](P107)甚至枪杀抗日军人家属、退伍军人、爱国志士、政府工作人员等以及抢掠合作社、破坏国防交通，勾结少数抗日部队哗变，宣传日本“王道”，充当汉奸特务等。在解放战争时期，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在边区内外大量散播谣言，煽惑民心，如‘国民党军队三个钟头就可打到延安’，‘美国给蒋介石送了三颗原子弹，准备轰炸边区，一下子就把延安炸光’，‘共产党将要离开边区，国民党快来接收了’等等”；一些特务机关“在边区周围收买流氓、惯匪、地痞、恶霸，胁迫少数无知分子，组织各种特务武装，骚扰我边境，计宜川、洛川、中部、宜君、耀县、淳化、栒邑、合水、镇原、西峰、正宁、宁县、榆林、横山、石湾、威武、正川各地，皆已发现有所谓‘游击队’、‘难民还乡队’、‘自卫光复队’、‘秘密行动队’、‘暗杀队’等等小股武装组织，劫掠我区居民，杀害我方人员，袭击我边境政府和部队，同时不断派遣干练特务及便衣侦探，化装商人、脚户潜入我内地，刺探军情，建立据点，图谋暴动，响应外部进攻”；“一般市镇及农村群众中，吸烟、赌博及偷窃不断发生。这些违法行为不仅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秩序，尤其便利了特务破坏分子的隐蔽活动”。[18](PP253-254)对于这些危害边区“社会治安”的问题，党和边区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予以治理或者铲除。
首先，党和边区政府以“不许一人不尽其职，一事不利救亡”[17](P297)为指导思想，为适应战时和边区军民生产生活秩序安定的需要，在对待土匪问题上，通过发布《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剿匪训令》等方式，对打击和清剿土匪的方针、计划、措施、战术等作出了十分详细的部署和细致周到的安排，经过几次沉重的打击之后，基本上解除了边区境内匪患对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
其次，在对待汉奸敌特分子问题上，党和边区政府通过颁布《出入特区边境护照使用条例》，作出《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处理边界纠纷和保护抗日救国团体，防止汉奸托派匪阴谋活动的决定》《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防止敌探破坏活动 加强行旅坚持及户口检查的命令》《陕甘宁边区为公布防奸公约的指示》，既提高了边区军民对汉奸敌特分子的盘查、警戒、检举和捉拿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使其没有任何可乘之机，又有效地遏制住了汉奸敌特分子对边区军民生产生活秩序的破坏活动。
再次，在禁烟禁毒方面，党和边区政府通过实行《陕甘宁边区禁烟禁毒条例》，成立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查缉毒品委员会等专门的禁烟禁毒机构或者组织，以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公开发布《关于禁止鸦片的布告》，明确提出在陕甘宁边区范围之内《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和《查缉毒品办法》等。如在禁烟方面规定自1942年5月1日起，“任何种类的纸烟，除过境者外，一概禁止入境，私运者，查出没收”；至1942年2月底止，“边区各地所存纸烟，一律肃清，不得再有贩卖，如发现过期还有私自贩卖情事，除没收所有存烟外，并科以相当之罚金”。[5](P407)在禁毒方面规定：凡吸食烟毒者，必须无条件戒绝，即吸食者在30岁以下者，限期登记后3个月内戒绝；吸食者在40岁以下者，限期登记后6个月内戒绝；吸食者在50岁以上者，限期登记后1年内戒绝；吸食者在60岁以上者，限期登记后2年内戒绝。对于买卖或者贩运毒品者，实行严厉的处罚，即烟毒价值在10元以内者，罚1个月以下苦役，并科10元以下之罚金；烟毒价值在10元以上者，罚6个月以下苦役，并科100元以下之罚金；烟毒价值在50-100元之间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200元以下之罚金；烟毒价值在100-300元之间者，处1-3年有期徒刑，并科500元以下之罚金；烟毒价值在300-500元之间者，处3-5年有期徒刑，并科1000元以下之罚金；烟毒价值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并没收其家产。[16](P210)通过这些，基本上遏制住了毒品在边区境内的蔓延，对保护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财产安全以及净化当时的社会空气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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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243(2019)01-0028-008
作者：张俊国，河南科技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毛泽东思想、中共党史、中国现当代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邮编：47102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华北根据地交通邮政建设研究”(1937—1949)(18YJA770010)、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思想及实践研究”(2019-JCZD-008)、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路径探索及经验研究”(2018BDJ004)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杜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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