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竹如
李竹如1905年生，原名李贻萼，字世华，又名一凡，山东省利津县庄科村人。他192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的革命生涯中，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五次办报。徐向前元帅曾题词称赞：“李竹如同志是我党宣传新闻战线上一位杰出的组织者和活动家。”
《新亚日报》
1935年1月，中共地下党员李竹如在济南同友人创办了《新亚日报》。报社的地址先在济南的院西大街59号，后迁至商埠经二路202号。李竹如担任报社的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主编“西东”副刊。为了办好《新亚日报》，李竹如在报社筹备处的墙上，写了四个大字：“大众喉舌。”
《新亚日报》社长杨沛如是个国民党员，而实际办报的，却是李竹如和原来正谊中学的一些同学。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文化“围剿”下，李竹如利用《新亚日报》为民众说话。他曾用凡、里、李野、李里等笔名，在报上发表文章，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宣传爱国进步思想。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他在《新亚日报》上发表署名“里”的社论，针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指出言论自由乃“立国之本”，“因人民为国家之根本，人民如无过问国事之知识与机会，则对外不能共赴国难外御其侮，对内亦难众力成城共谋建设”。“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李竹如以《学生运动》为题在12月15日的《新亚日报》上发表署名社论，热烈赞扬北平、上海及全国各地学生的爱国行动。并且指出：“应努力从事民众之唤醒与民众之组织，因今日中国之抵抗，非以民众之全力，与大众之赤血做全面的牺牲，绝无成功之希望。”
1935年，北洋军阀将领孙传芳被刺事件发生后，一时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这年11月15日，李竹如在《新亚日报》“西东”副刊上发表了《从“报应”说到“军阀之死”》一文，清醒地指出：“杀死一两个军阀并无济于事，应当改造产生军阀的社会制度。”
李竹如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守着这一舆论阵地，并不断扩大其影响。1935年秋，李竹如支持他曾经任教过的济南第一乡村师范的学生丁之夏（丁莱夫）等人，在《新亚日报》上开辟了“农园”副刊，发表了爱国进步的文艺作品。
近年来，各行各业掀起了一股“岗位练兵”热潮，煤炭行业也非常重视，各单位纷纷开展了多形式的“练兵”活动。但在岗位练兵活动的实际开展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持赞成态度，有的人认为：为什么要搞这些活动？现在工作这么辛苦，哪有时间、哪有精力？其实不然，开展岗位练兵活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能弥补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培训是岗位练兵活动内容之一，对员工按照各自岗位的不同，进行不同的学习培训，有理论的，有实践的，通过培训，对员工业务素质会有很大的提 高，可以发现自身存在的不足，使员工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并在以后的工作中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学习、探讨和改进，达到“干什么、练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目的。
当年《文化报》创刊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华北，蒋介石顽固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压制人民的抗日活动，对进步报刊实行了种种限制。《文化报》创刊后及时出击，从11月18日到27日，李竹如用“丁时”的笔名，在报上接连发表了《对于绥远抗战应有的认识》《为国牺牲》《抗战》《绥战的前途》等社论，公开提出“联合一切有抗战决心的人民，发动整个民族抗战的伟力”的口号。然而，报检当局不允许报纸上出现有关抗日的言论，甚至规定不准使用“抗日”一词，李竹如等面对这种状况，便采取了一些巧妙措施应对。例如，他们使用把“抗日”改为“抗X”、“日军”改为“X军”、“日方”改为“某方”等方法来处理文章中的有关词语。经这样处理发表后，并不影响读者的理解，大家仍是一目了然。
《文化报》
《新华日报·华北版》是华北敌后新闻事业的一面旗帜。报社没有固定地址，三天两头突围转移，有的同志风趣地说：“咱们是背着报馆打游击。”
报社设在兴业里22号一间旧式楼房底层的统厢房里，日常的编辑、发行，甚至吃饭、睡觉等都挤在这一间房内。对于他们来说，生活上的困难还好忍受，最艰难的是国民党与法租界当局互相勾结，实行白色恐怖和文化专制。要在这严厉的控制、阻挠和威胁下生存，讲真话，反映群众的呼声，真是困难重重。在李竹如等人的努力下，《文化报》不仅有一批热心的读者，而且团结了一批作者和爱国人士。当时在上海的艾思奇、夏征农、周文等都曾为《文化报》撰写过稿件。李竹如撰写的沈钧儒、范长江、金仲华、刘良模等进步人士的访问记，先后在报上发表。《文化报》还设专栏，介绍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等几十位进步作家。
《新亚日报》在读者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李竹如与报社社长杨沛如的思想分歧也越来越严重。在杨沛如的排挤下，李竹如于1936年初离开报社，奔赴上海。
（2）引导交流：有没有什么发现？（茉莉的特点：平淡无奇、洁白纯净、缕缕幽香、充满诗意；茉莉是本文的线索，让文章形散意不散，主题突出。）
1936年11月22日，发生了震惊海内外的“七君子”事件，国民党政府以非法组织上海各界救国会的“罪名”，逮捕了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联合红军一致对外的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良。《文化报》对这一事件迅速作了报道，并多次发表社论、评论声援“七君子”。在“七君子”被关押期间，《文化报》发表了李竹如撰写的《沈钧儒先生印象记》，称赞沈先生的爱国奋斗精神，还介绍了王造时自“五四运动”以来积极参加历次爱国民主运动的事迹。
根据中共冀晋豫省委会议的决定，《中国人报》于1938年5月1日在山西太行山区创刊。李竹如担任该报社长兼总编。《中国人报》是冀晋豫省委（后来改为晋冀豫区党委）机关报，为双日刊，社址在山西省屯留县寺底村的农家院内。《中国人报》最初油印，以后石印，每期只有七八百份。在李竹如的指导下，该报刻写得相当精致。后来买了一台光绪年间生产的铅印机，从11月1日起改为铅印。朱德总司令和北方局的领导朱瑞等人曾到报社表示祝贺。李竹如除审稿、撰稿外，每期都由他校阅后付印，在山西保卫战失利、日军占领太原、大片国土沦陷的岁月，《中国人报》成为一面斗争的旗帜，是中国人在强虏面前决不低头、决不弯腰的象征。《中国人报》共刊出95期，到1938年12月29日终刊。
1937年7月4日，《文化报》刊登“本报为暑假暂时停刊彻底革新紧要启事”，表示准备短暂整顿后于8月复刊，不料三日后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文化报》很难再办下去。李竹如与一部分同志紧急奔赴延安，行至山西后，被留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做宣传和民运工作。
《中国人报》
洋山港主航道是大型船舶进出洋山港的专用双向航道。大型船舶从黄泽洋灯船进入洋山港主航道,以航向281°航行6.6 n mile，驶过Y0灯浮后，改向279°通过Y1和Y8灯浮之间的航道到达洋山港警戒区，再转向至298°，接着航行3.5 n mile到达小岩礁，然后转向305°，经过一、二、三期港区至洋山港四期码头前沿水域。[3]全程共计约29 n mile，航道设计水深16.5 m，航道宽度550～1 000 m。航道最窄处位于小岩礁附近约为550 m，最小水深为16.5 m。[4]
《新华日报·华北版》
由式(22)可见，计算结果中消除了端口反射互调发射功率分量.对于|n||m|来说，保持了Pe最终收敛于Ptt0的性质；对于|n|=|m|+1来说，当d0→0时，Pe→Ptt0+2kt1ltjclttcPtj0，消除了一个误差项.
1936年7月，李竹如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创办了一份四开、铅印的《文化报》。李竹如担任该报的主编，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为报纸题写了报名。其余几位参与办报的有中共地下党员娄凝先、高清远（李光灿）、罗中敏（李明）。
为了更好地指导华北敌后的抗日斗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出版发行《新华日报·华北版》。从1938年底开始，按照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部署，《中国人报》与《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华北工作团合并，并从1939年1月1日开始，在太行山区沁县后沟村出版《新华日报·华北版》（双日刊）。该报名义上是中共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的分支机构，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机关报。何云任社长兼总编辑，李竹如任副总编辑。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的领导同志，对《新华日报·华北版》非常重视。朱德总司令曾亲到报社视察，他要求《新华日报·华北版》成为实现抗日方针的宣传鼓动阵地。同时，他称赞《新华日报》“一张顶一个炮弹，而且天天在和日寇作战”。他还特地派人送给报社100块银元作为奖励。
目前在教学中利用中药口袋标本进行考核已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考核形式：学生自带标本分批进行考核，因同组两人共有一份标本，故同组不在同一批。为避免标本袋的表象干扰，考核时学生交换位置，即每位学生使用其他组标本进行考核。教师随机给出10个中药名，要求学生在所有标本中快速找出，以速度和准确度来评定考核成绩。这种考核形式既可以检测学生实践技能掌握情况，又可以引导学生爱护、利用中药口袋标本，注重中药识别技能的培养。
1939年1月15日，李竹如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发表了《怎样编一个战斗性的地方报纸》一文（署名“李野”），介绍了晋冀豫边区地方报纸的出版概况，指出要使地方报纸充分发挥战斗作用，在编辑方针和发行计划上应实行改革。这篇文章，是李竹如长期办报的经验总结。不久他被调到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朱瑞创办的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任编辑部长。
1936年10月，鲁迅先生病逝，李竹如参加了葬礼，并在《文化报》上发表长篇通讯《鲁迅先生之丧》，详细介绍了鲁迅先生葬礼的盛况。在描写送葬情景时他写道：“1936年10月22日下午2时参加送葬的有：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邹韬奋、胡愈之和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等……在有六七千人长达一二里的送葬队伍中唱的挽歌是：你的笔尖是枪尖，刺透了旧中国的脸。你的声音是晨钟，唤醒了奴隶们的迷梦。在民族解放的斗争里，你从不退后。擎着光芒的大旗，走上新中国的前头……”
《大众日报》
1939年8月，经中央批准，八路军一纵队正式组成，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的八路军各部队。由于李竹如是山东人，熟悉当地情况，中共中央北方局调他到第一纵队，任民运部长。从1940年春到1942年，李竹如担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并且继续兼管了一段时间民运部的工作。他主管宣传部后还兼任大众日报社管委会主任、新华社山东分社社长、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山东分会理事长。
《大众日报》是山东分局的机关报，创刊于1939年1月1日。当时报社工作人员多是年轻人，缺乏经验，李竹如亲自抓编辑、记者队伍的建设，抓报纸的改进。李竹如为《大众日报》撰写了许多文章。他的这些文章，有的是在沂蒙山区农家的油灯下写成，有的是在凛冽的寒风中呵开冻笔挥就。他一直保持着抗战前在济南、上海办报时的习惯，无论什么时候，都亲自执笔写文章。据当时在《大众日报》工作的同志回忆，李竹如十分重视报纸的评论工作。他对报纸的社论、专论和内部发行的大众电讯严格把关，要求做到三性，即政治思想性、时间性、严肃性。1940年1月，山东分局成立了党报委员会，朱瑞兼任书记，李竹如任副书记，刘子超、于寄愚等人为委员。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掌握办报方针，撰写社论和专论。每月编辑部将社论拟出细目，报党报委员会审查通过，然后由编辑部组织撰写。社论写好后先送李竹如审阅、修改，不便在原稿上修改的，他就亲自动手写。据不完全统计，他为《大众日报》写的社论、专论达23篇，约14万字。至于不署名的社论、专论就更多了。
李竹如担任大众日报社社长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日军经常对我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大众日报社的编辑部和印刷厂得三天两头搬家。李竹如作为管理委员会主任，不仅亲自过问编辑方针、报道计划，而且亲自过问报纸的发行、传递。他常到排字工人中了解情况。当时延安《解放日报》发行到山东，有时在路上要费时八个月。《大众日报》在山东出版，也要一个月后才能发到临沭县小学。李竹如经常为此感到焦心，想方设法改进报纸的发行和传递，甚至连邮递员需要增发雨衣和过河穿的水裤他都想到了。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终于使报纸在战争环境中能比较及时地送到基层组织和群众手上。
1942年秋末冬初，日寇对山东实行大规模“扫荡”，李竹如随机关由滨海向鲁中区转移，11月2日在对崮峪遭到8000余敌人的包围，李竹如在突围中被子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时年37岁。
李竹如在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为党的新闻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学生做错率很高，分析不会做原因是不理解图形意义。本来是一道简单题，得分率却不高，关键是理解图形意思，里程数一共 10 个，分别是 200，210，210，210，220，220，220，220，230，230，找出这10个数，再找众数和中位数学生就容易做对，图形是有意义、来龙去脉的，与学生日常生活、社会生活是有联系的，只有让学生了解这些背景及来龙去脉，并且理清所学数学知识与相关知识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学生才能理解。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必须建立在生活意义和实际的背景下。
（编辑 郑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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